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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下台倒數14天》BBC

* 歐洲女王曾經是梅克爾的眾多稱號之一。但現在，這位強大的德國總理，本月選舉後，將遠離政治，永遠離開她女王的標籤。

梅克爾是現任歐盟領導人中任職時間最長的領袖。她參加了大約 100 次歐盟峰會，經常被描述為“房間裡唯一的成年人”。

事實確實如此：她令人難忘地幫助引導歐盟度過了移民危機、歐債危機、Covid-19，甚至是英國退歐。

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梅克爾混合的故事。

她的歐洲遺產，就像她的國內遺產一樣，也是相互混合甚至矛盾的。

在她的家鄉，她仍受到批評——她掌舵德國的 16 年裡，她是一名 遲疑著Krisenmanagerin，或危機經理，經常等到最後一刻才採取行動；一個務實主義者，沒有遠見卓識——包括她在歐洲舞台上的記錄。

這些都很重要，因為在梅克爾離開政壇許久之後，它們都將成為她真正的歷史評價的核心。

務實主義者梅克爾可能已經幫助歐盟度過了無數生存危機。

但是，如果梅克爾作為歐盟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的領導人，能夠更果斷地利用自己的長期地位，那麼她可能會讓歐盟變得更加虛弱和無舵。

以 2015 年歐元區危機為例。

即使是希臘火熱的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也承認，梅克爾通過讓他的國家保持在貨幣中拯救了歐元，儘管希臘因此財政仍然拮据。

“確實，她最終負責維持歐元區的團結，因為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我不相信它維持一體，”。

“但我對她的政策有一些非常強烈的不同意見。她對於歐元區從來沒有遠見。她從來沒有想過一旦她拯救了歐元區，該如何進一步處理它，而且她拯救它的方式變得非常分裂。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希臘。”

梅克爾知道大方向，但她太務實，走一步算一步。

希臘總理瓦魯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引用了她強加於希臘的重大緊縮措施，批評她。

在雅典，2015 年反德和反歐盟的不滿情緒蔓延街頭。抗議者揮舞著梅克爾的標語牌，留著希特勒的小鬍子，有些人焚燒歐盟旗幟。

西班牙和義大利也被迫面對許多納稅人認為不公平的緊縮措施，他們認為，這是梅克爾強加給他們的。

於是義大利從一個狂熱的親歐派轉變為一個狂熱的歐洲懷疑論的國家。

憤怒的選民相信歐元區的規則是為了強大的德國利益而設計的，以支持其利潤豐厚的出口行業。

他們說，如果像德國這樣更強大、更富有的成員國不幫助較弱、陷入困境的成員國，他們就看不到加入歐盟或歐洲共同市場的意義。

當你需要他們時，德國納稅人在哪裡？他們想知道。

這導致了針對梅克爾的另一項批評：最終她的學說只是歐洲的“德國優先”學說。

你可能會說，這並不奇怪。

首先，每個國家當選的領導人都可能優先考慮他們的國家。

但是後來——這是德國特有的——因為納粹歷史，德國人和歷屆總理，常常對國際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非常謹慎。

所以，歐洲女王的稱號當之無愧嗎？

梅克爾總理的確最終出手干預以拯救歐元區，但她也在歐盟內部引發了深刻的南北分歧。

在難民危機期間和 Covid 大流行開始時，這樣的分裂危機再次出現——南歐人感到被遺棄，他們總是首當其沖地面對這些緊急情況，而且孤立無援。

雖然最終他們仍然感謝梅克爾，即使她往往很晚才出手.才行動。

這就是為什麼她的歐盟歷史遺產好壞參半。

但她在歐盟也樹立了一個驚人的先例。

與之前的處理歐元危機慢吞吞不同，Covid-19 危機對像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承擔了較貧窮的歐盟國家的疫苗需求及經濟債務。

這又突顯了德國總理必要會採取的激進立場，尤其她必須面對德國國內要求平衡預算的傳統壓力。

法國經濟部長Bruno Le Maire是歐盟 Covid 復甦基金的主要設計師，該基金由德國梅克爾夫人和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 共同向歐盟領導人提議。

由於梅克爾在大流行疾病時歐盟一體採購疫苗的勇氣，這位歐盟遊戲規則改變者認為：“事實證明，梅克爾能夠根據德國當前的思維方式做出決定，並支持歐洲大陸更好的整合和更高的效率.”

勒梅爾先生認為，梅克爾總理認為，如果她不簽約，歐洲在大流行之後的未來就會岌岌可危。

當然，另一種觀點是，梅克爾所以採取快速行動，仍然是以德國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她可能非常清楚，如果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或其他國家因大流行而在經濟上窒息，歐盟的單一市場可能會崩潰。

市場是德國企業的主要賺錢來源。

因此，危機經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 挽起袖子，採取了戲劇性、務實的行動。

她不僅在德國，在其他地方創造了歷史和頭條新聞。

儘管此行達還沒有達到梅克爾對歐盟移民危機的回答所引發的令人興奮的程度。

2015 年夏末，梅克爾 (Angela Merkel) 向超過 100 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開放德國邊境時，她登上了全世界的頭版——有人稱讚，有人嘲笑。

回到家鄉，一些人自豪地吹噓自己國家的 Willkommenkultur，他們歡迎他人的文化，以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為標誌。

其他人被這些難民的到來激怒，湧向極右翼 AfD，促使其成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個在德國聯邦議會中贏得席位的極右翼政黨。

她的移民決定對歐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喜憂參半的。

歐盟在 2012 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僅僅三年後，其成員國就開始相互封鎖邊境，以阻止難民進入，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曾經是英法分割殖民的敘利亞戰爭。

這位德國領導人的行動幫助恢復了歐盟作為歐盟創始原則第 2 條規定，人權捍衛者的聲譽。

據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兼總統的得力助手本·羅德斯說，美國總統歐巴馬受到了她很大鼓舞。

“這是歐巴馬所處的時代，當時世界上很少有政治領導人會做一些他們知道會在政治上造成破壞民調、聲望的事情，儘管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事情。

“當梅克爾決定接納所有這些難民時，很明顯這會引起政治反彈，歐巴馬對此以及她為之辯護的方式，感到難以置信。”

根據羅德斯先生的說法，歐巴馬鼓勵德國總理更有力地為捍衛歐洲發聲，尤其是在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羅德斯先生說，到 2016 年底，歐巴馬先生開始相信梅克爾和柏林現在必將成為“自由民主秩序的重心”。

布魯塞爾從此沐浴在梅克爾的光芒中。

另一方面，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梅克爾沒有向歐盟領導人施壓，讓他們在 2015 年移民危機之前做好更好的準備？

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發生事件之後，這並不令人意外。

絕望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在試圖非法越境進入歐洲的海上喪生，歐盟國家則在試圖將他們拒之門外時，進行假人道了表演。

先是人道主義，之後又是務實主義，梅克爾總理後來因在代表歐盟與土耳其獨裁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達成有爭議的協議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而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和難民組織的抨擊。

該協議要求土耳其不僅要防止難民和其他人登上開往歐洲的走私船，還要開始接回那些設法登陸希臘海岸的人。

還有更多“是的，但是”的例子，當談到梅克爾（Angela Merkel）時，所謂的歐盟捍衛人權的堡壘，已經是她的名字。

是的，今年夏天，她和其他 16 位歐盟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聯名信，以捍衛 LGBTQ+ 社區，當時就成員國匈牙利的一項新法律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但多年來，梅克爾也被許多人視為匈牙利民主倒退的推動者。

匈牙利自封為“非自由派”的總理維克托·奧爾班直到最近還是梅克爾總理在布魯塞爾的中右翼 EPP 小組的成員，保證了它在歐洲議會中的更多席位和影響力。疏遠他是有問題的，她再次沒有採取果斷行動。

匈牙利及其歐盟盟友波蘭——德國企業的重要合作夥伴——令人得到的結論是，梅克爾和整個歐盟，在涉及其人權記錄和法治並不一致。

西班牙前外交部長兼世界銀行集團前副行長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最近指責德國有效地領導了她所說的歐洲控制其非自由成員的“非戰略”。她說，如果德國想採取行動維護歐盟保護人權和法治的創始原則，它就會發生。

帕拉西奧女士還抨擊了歐盟的外交政策，將缺乏方向和“可疑決定”歸咎於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大門：從歐盟與土耳其的交易到與中國的全面投資協議。該協議於去年 12 月在德國擔任歐盟 6 個月輪值主席國結束時簽署，令當時即將上任的華盛頓拜登政府感到震驚。

2020年，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貨物貿易夥伴。

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經常受到抨擊，因為她似乎允許德國的貿易利益決定其國家的外交政策，從而對歐盟產生影響。

最後是搞好與俄羅斯的關係。

通過在俄羅斯和德國之間建造北溪 2 管道以確保更便宜的能源，她被指責削弱了歐盟的政治團結和戰略一致性，並讓普丁不感到他必須面對強大的歐盟影響力。

許多中歐和東歐國家反對這條管道。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最近將北溪二號稱為“危險的地緣政治武器”。

梅克爾只堅稱，如果莫斯科濫用管道，歐盟將對其實施進一步製裁。

她的另一面，她一直是對烏克蘭制裁俄羅斯的熱情倡導者。 2020 年 8 月，當著名的俄羅斯反對派政治家阿列克謝·納瓦爾尼 (Alexei Navalny) 被毒死時，這位德國領導人讓他飛往柏林的一家醫院，在那裡她採取了非常不尋常的步驟，突然拜訪了他。

再一次混合面貌的梅克爾歷史臉孔。

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面對歐盟的所有弊病。

在布魯塞爾，梅克爾的師父科爾被視為現代歐盟的創始人。他支持歐元的想法，反對當時德國的多數輿論。他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

科爾認為，共同貨幣將防止歐洲鄰國之間發生進一步的戰爭。

科爾還推動德國統一，這讓德國西部的納稅人付出了代價。通過這樣做，他使東歐和中歐更接近歐盟，即使加入歐盟的前景仍然很遙遠。

相比之下，安格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的歐洲王冠就不那麼好了。危機時期的關鍵歐盟人物？她只是讓幫派團結在一起的膠水？

是的。

她是一個自信的新歐盟未來的建築師？可能不是。

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洪 (Emmanuel Macron) 渴望獲得這個頭銜。

四年前在巴黎，他要求在宣布總統選舉勝利時演奏貝多芬的第九首——歐盟國歌。綽號“歐洲先生”的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歐盟改革計劃，包括從美國獲得戰略自主權——或者至少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他需要安格拉·梅克爾的幫助。

幫助為所謂的歐洲法德發動機注入活力 - 並幫助德國納稅人的錢投資，使他的 21 世紀歐盟願景成為現實。

這在德國並不是最流行的想法，因為安吉拉·梅克爾 (Angela Merkel) 非常清楚。
多年來，她一再的反擊和無休止的拖延戰術，直到 Covid 復甦基金，導致她被悄悄地稱為 Nein 總理。

柏林對法國總統的政府有自己的綽號，Scattergun。顯然是因為他們不斷為歐洲提出各種不同的想法：從擁有自己的國防力量到環境建議，再到新的歐盟貿易精神和歐元貨幣整合。

無論德國的下一任總理在本月的選舉之後是誰，而且競選已經白熱化，他或她將缺乏安吉拉·梅克爾多年來在布魯塞爾積累的經驗和莊嚴。

埃馬紐埃爾·馬克洪（Emmanuel Macron）看到了歐盟議席頭上的默克爾形狀的洞，並希望填補它。

如果他這樣做，歐盟可能會發生一些重大變化。這位在法國被稱為愛麗舍宮皇帝的人，很想被加冕為歐洲之王。

不過，首先，他必須贏得四月份的法國總統大選。

這絕非易事。

For her part, Angela Merkel insists the EU will impose further sanctions on Moscow if it abuses the pipeline.
She has been a passionate advocat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And when prominent Russian opposition politician Alexei Navalny was poisoned in August 2020, the German leader had him flown to a Berlin hospital, where she took the highly unusual step of paying him a surprise visit.
A mixed legacy once again.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not, of course, to lay all EU ills at Angela Merkel's door.
But when it comes to EU legacies, it's worth taking a look, as German journalists have been doing, at her late political mentor, forme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n Brussels, he is viewed as a founding father of the modern-day European Union. He supported the idea of the euro, against majority public opinion in Germany at the time. His reasons were political, rather than economic. Helmut Kohl believed a common currency would prevent further wars between European neighbours.
Kohl also pushed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to the cost of taxpayers in western Germany. In so doing, he brought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that much closer to the EU, even if membership was still a far-off prospect.

一分鐘閱讀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我曾經寫過一句話：「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不是準確的研究判斷，而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講法。因為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都是由當代人按掌權者意圖而撰寫的。本朝人寫上一朝的歷史，多是貶多於褒；本朝人寫本朝歷史，就是褒多於貶。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說得更清楚：「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所以我有那種極而言之的想法。

近日我讀到一本由十篇書評組成的書，分別介紹十本關於近代史的另類書寫。跳出由掌權者設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樣的歷史景觀。這本書就是由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毛升博士所寫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中國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著被列強欺凌的敗戰、國恥、苦難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有一本書就講述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達方式，把當時的社會、政治寫作「連串的笑話」，作者根據這些笑話寫成「笑史」。

近代史講到二戰時淪陷區的汪政權，總書寫為「水深火熱」，管治者都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有一本書就敘述名城蘇州在淪陷區時期更加繁榮，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類書寫，包括：以小人物書寫大歷史、以笑代淚重寫近代史、以邊疆定義中國、以底層角度審視現代化，等等。撕破歷史的假面，讓我們看到部分歷史真相。
《中國近代新笑史》
在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這本書中，我選其中一篇文章介紹。這篇文章講述一本叫做《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的書。

《大不敬的年代》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著作，2018年台灣出版了中譯本。毛升以《走出「痛史」》為題作介紹。

晚清以來的中國充斥著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常以「痛苦」為底色。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也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現代文學的主題，更有把近代中國歷史比作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在這一主流的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但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教授雷勤風的研究指出，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

英文學術界已經出版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這本書用了更多關於中國笑話材料，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就多達一百多本書。此外，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惹笑的出版品。

《大不敬的年代》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些中國人如何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到樂趣？

近代新笑史的起源是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義和團動亂之後，白話報紙大量出現，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就開始於清末的1901年。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和嬉笑上下足功夫。吳趼人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傳統上純粹只為娛樂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趼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將笑話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舉廢除，使得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開始依賴小報媒體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從晚清到民國，一股笑話潮長盛不衰。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所謂「笑話小說」。民國報刊上充斥笑話，副刊、專欄中笑話既是賣點，亦為補白的好材料。如果說晚清的笑話主要是趣事軼聞，那麼民國的笑話則主要是文人編寫的、類型化的笑話書。

「遊戲」在1890年末成為印刷媒體的一個流行詞彙，同時也被其他大眾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體玩「文字遊戲」，寫諷刺文章、笑話、謎語以及鬼故事。他們不再以道德模範自居，而是以賣遊戲文章為生，同時也麻醉自己。

晚清的遊戲文字催生了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李伯元的《新石頭記》。這兩個作品涉筆成趣，想像奇特，但論旨卻是嚴肅的政治話題。
辛亥革命前後，遊戲文字流傳到了各大報，打趣式的口吻成為當時時評的主要風格，揶揄是上海小報的重要特色，機智的笑罵文章也為各大報紙編輯所喜聞樂見。

接下來是石版印刷與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報紙副刊出現了大量的漫畫。漫畫在有關政治議題的表達上更為直接、有力。
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就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

《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如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罵日人、1945年光復後討伐漢奸。文人之間的鬥嘴、詛咒也從來沒有停過。文人互罵，更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學雜誌中成為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人以登報的機會，同時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文人都以批評謾罵作為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則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雷勤風特別提到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指出受白話文運動影響後的文人，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反認為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

《何典》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因其風格粗俗又具極高文學價值，在1920年代重版後，受到了文人積極的回應，並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範本。
到了1920年代，「遊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創造了一個惡作劇的世界。笑話、遊戲、罵人、滑稽，發展到惡作劇，逐漸激起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是慎防被戲弄的恐懼。不安情緒逐漸匯成一股輿論，催生出1930年代的幽默。

「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改變之前惹笑的各種粗鄙。林語堂通過《論語》雜誌，將這種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加以推廣，並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並引發文學界的討論：什麼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不是「憲政年」，不是「國貨年」，而是「幽默年」。

《大不敬的年代》把中國近代史的「痛史」翻轉，書寫出笑史，寫得妙趣橫生。除了豐富的材料、細節、圖像，睿智的觀點，精心設計的章節，作者在寫作風格上也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中常見的雙關語。本書原是英文著作，中譯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賴語言，讀原文常比讀譯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風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這句不是笑話。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大不敬的年代》
作者：雷勤風
由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2364&year=2021&list=1&lang=zh-CN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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