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框架是創造力背後的推手
我們心中,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思考框架,我們思考的方式就是如此。這些思考框架有的簡單、有的複雜,有的精確、有的粗略,有的美麗、也有的邪惡。但不論如何,都會呈現現實的某些面向,協助我們提出解釋、抓住重點,做出決定。
例如,民主制度是一種思考框架,而君主制度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在商業產業上,精實生產(lean manufacturing)是一種思考框架,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即「目標與關鍵結果」,因英特爾與谷歌的先後採用而聲名大噪)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宗教是一種思考框架,世俗人文主義(也就是不信神的道德觀)也是一種思考框架。法治是一種思考框架,「強權即公理」也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平等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主義也是一種思考框架。
在我們的種種推理上,思考框架不但是重要基礎,而且應用極為廣泛。近幾十年間,從哲學到神經科學,各式各樣的領域都曾研究人類的思考框架,只是用來描述的術語有所不同,包括:模板、抽象概念、再現(representation)、基模等等。
時至今日,不論是硬科學或社會科學領域,多半都已經接受「人類透過心智模型來思考」的概念。只不過,這其實是相對晚近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初,多半還只有哲學家在思考「人類如何思考」的問題。佛洛伊德對大腦的奧祕深感興趣,但他是當時的例外,而非常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像是卡西勒和維根斯坦等哲學家,則是以心智所操縱的符號與語詞為基礎,以此來認識心智。這確實是邁出了一步,讓人以更理性的方式來瞭解「認知」,但一切仍然只是理論,沒有實證。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有實證科學家研究人類的心智—心理學家接手哲學家的研究,特別是開始思考大腦內部的認知過程。一開始,學者認為認知過程就像是嚴格的邏輯運算,但實證研究並無法支持這種論點。大約在1970 年代,「心智模型」的概念開始流行,眾人也開始認為人類的推理並非邏輯形式的運作,而更像是在模擬現實:我們評估各種選項的方式,是去想像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
如今,這種觀點已經由許多心理學家與認知科學家經過眾多實驗得到證明。近年來,由於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能夠即時視覺化呈現受試者的腦部活動,就連神經科學也踏入了這項研究領域。舉例來說,研究顯示,人類構思未來的時候,會啟動那些和空間認知與3D 思考相關的大腦區域。可以說,其實就是在有目的、刻意的做夢。
這項研究成果,讓我們對人類如何思考的理解,開始默默改變,瞭解了心智模型是人類認知的基本構件。不論我們任何的所見、所知、所感、所信,都始於我們對宇宙萬物的思考方式。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會受到我們「相信」世界如何運作所影響,包括:事情為何會發生、未來會如何發展,以及如果我們採取行動之後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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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帶來的好處
因果框架要求一切必須有說得通的解釋,這點除了讓我們得以歸納類推,也讓我們得以學習。這是一項重要特點,而且也是一項相對較新的發現。一般來說,學習是發生在得到資訊的時候—聽到老師講課、看到書上的描述、或是學徒動手修修補補的時候。但在做因果解釋的時候,那位提供資訊和解釋的人其實也在學習。這項觀點是由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倫布羅佐(TaniaLombrozo)提出,她是這個學術領域的熠熠新星,引領著一套關於「解釋」機制的新科學。
倫布羅佐從大學時期開始,就發現不論在心理學、社會學、哲學,處處可見關於解釋的想法。雖然這似乎就明擺在眼前,但事實證明,關於「解釋」這件事本身,科學界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入。舉例來說,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某些事值得解釋、又有某些事不值得解釋?解釋能讓我們如何有所成就,或者如何讓人誤入歧途?倫布羅佐的研究從心理學和哲學出發,填補了一些我們關於解釋的知識空白。
倫布羅佐對於「透過解釋而學習」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實驗中,倫布羅佐請成年受試者看看兩群來自外星的機器人,分別名為glorp 和drent。兩群機器人各有不同的顏色、體型、腳部形狀的特徵,但受試者並不知道真正的重要區別是哪一項。實驗人員請一半的受試者去描述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而另一半則是要解釋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兩群機器人都很可愛,但是真正區分的重點並不在於顏色或體型,而在於腳部的形狀。)
結果如何?比起那些只需要描述而不需要解釋的人,那些必須提出解釋的受試者,在找出真正區別之處的表現,明顯高出一截。倫布羅佐做了很多次實驗,結果都類似。她甚至也對小孩做了實驗,結果一樣:如果要小孩提出因果解釋,他們的表現就會更棒。
讓我們把這點再拉回來討論思考框架:我們用因果框架來解釋這個世界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學習,因此我們會更瞭解這個世界,我們也能產生更深入、更準確的見解。而且,向別人解釋這個世界,也能讓自己更瞭解這個世界。這項發現對教育和育兒來說,具有直接的意義:記得要小孩解釋他們推論的過程,而不只是要他們給答案。(這或許也有演化上的意義:比起其他不去解釋這個世界的動物,人類透過解釋的機制,也就學得更快、學得更多。)
這件事能帶來的好處,絕不只是知道怎麼區分glorp 和drent而已。人類從最早的時候,就開始想像出各種秩序的概念,在群星當中勾勒眾神的身形,將各種物種加以分類。小孩會花上幾小時,分類排列著自己的小車車、小布偶、樂高積木,還有萬聖節糖果(直到爸媽半夜偷偷來吃掉)。這種分類和重新分類的動作,靠的就是我們取得抽象概念、進行歸納類推的能力。
要是少了取得抽象概念的能力,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碰到的一切都是完全陌生,沒有任何一般法則能夠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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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自
《#造局者》
思考框架的威力
Framers: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urm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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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庫基耶, 麥爾荀伯格, 德菲爾利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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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
昨天在贈書直播中,談到用過去經驗類比現在或未來未知的處境,是大腦很重要的工作。說真的,這項能力對我們活下來真的幫助很大。
然而,我們昨天也提到,這種思考慣性同時也造成了某些限制。尤其過去經驗本來就比較偏頗,這種慣性要調整,就必須經過有意識的自我教育。
「思考特定議題的時候,我腦海裡如果浮現越多人的立場,最後得到的結論就越讓人信服。」~漢娜鄂蘭
版面上的朋友們,因為常閱讀不同作者的智慧,所以特別能進行討論。這其實更有利於我們看到不同人的觀點,並且選擇適合我們的思考方式,而不只是因循故舊。
今天晚上沒有直播,明天晚上的直播,會再談談傳統教養跟自我傷害的關係。這實在是一種沉重的話題,錯用思考框架,讓我們代代相傳著創傷。
祝願您,能充實我們的思考框架庫,這是能有多元選擇的基礎之一!
人文主義 例子 在 奶媽 Naima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陶晶瑩與博恩的對談/最簡單的呈現,才是最難的功底】
#陶晶瑩 新節目《#陶口秀》日前邀請 #博恩 當嘉賓,主持大姐大遇上脫口秀新星,兩人對「主持」這門學問的迷惘卻是相通的,筆者認為很有趣,值得拿出來討論。
陶晶瑩與博恩都是名校畢業,一個政大,一個英國倫敦大學,他們對世界都有很多話想說,才會踏入表演、投身主持。
博恩對陶晶瑩吐露,自己起初喜歡在脫口秀裡頭塞一堆道理,前面嘻嘻哈哈,後面嚴肅地聊起大法官釋憲,搞得台下觀眾聽著都在神遊太虛,「我後來想,如果你只是一個Nobody,誰想要聽你講話呀?」
對於晚輩的迷惘,陶晶瑩分享她年輕時和博恩一樣,同樣喜歡在講稿中掉書袋,結果有天被「綜藝教父」王偉忠抓來聊天,被對方一語道破:「知識份子呀,你們就是想太多了,『深入淺出』才是最重要的。」
身為表演者,特別是面朝群眾的主持人,所面對的不光是知識份子,更有藍領白領、老人小孩,該如何把一個笑點說到讓「多數人」能理解,方才是表演真諦。
若只想跟知識份子嘻嘻哈哈,那麼直接參加相關領域論壇,或是私下辦個文藝沙龍就好了。
然而,這邊筆者必須事先補充,有的藝術家創作純粹是做給自己爽的、抒發己身情緒的,他本來就不是服務群眾,這部分完全沒問題。
筆者認為,只要創作者曉得自己定位,各自為其選擇的道路負責就好。
因此,筆者這篇文章指的是那群「想把理念傳遞給大眾、讓大眾有所得、有笑聲」的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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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博恩跟陶晶瑩,筆者感覺得出博恩也有無奈。
「有時候我會想把概念簡單點說,結果說出來後,又被專業人士嗆說『你根本不懂』,我就經常被法官跟律師Diss。」
他舉例像「過失殺人」這個名詞是不存在的,對專家而言,在我們談到這個人已經「殺人」了,就暗指他早已有了「犯意」。
那麼,既然有了犯罪意圖,怎能再稱他是「過失」呢?因此,法官跟律師通常都會叫做是「過失致死」。
博恩說,他對這些概念其實是明白的,但若在舞台上講過失致死,興許觀眾都要消化一陣子,且他又要花時間跟台下人釋義,基於時長、主題、老嫗能解等考量,他只好犧牲掉知識份子這塊,被他們抓小辮子。
他表示:「我每一集都會講不一樣的專業領域,就被那些人說我不懂,但我做功課時早已理解,只是為了要講給大眾聽,會把用詞使用的⋯⋯知識水準拉很低。」
關於博恩這番說法,筆者想起之前專訪精神科醫師鄧惠文,她透露早期上電視節目、深入淺出地和觀眾分享心理學相關的觀點時,自己是被同業們輕視的。
事實上,鄧惠文的這個例子恰好與博恩、陶晶瑩的經驗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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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筆者想法的是:如果你學習一門專業,純粹只是為了自己開心,你並不想服務他人,那麼你把自己鎖在象牙塔裡,未嘗不是件壞事呀!
你就逍遙自在做個「世外仙姝寂寞林」,筆者也是佩服的,當然,擁有這樣心態的工作者,大多數也不會期待想法能被世俗理解,曲高和寡嘛,總是適度取捨。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人文主義者,或者你是位功利主義者,那麼你深耕專業的目的,大概率就不會只有「自己」這麼簡單了。
以人文主義導向之人來說,他服務對象自然是「老百姓」,而不是專門給那些知識份子,畢竟你要說的東西,如果連老百姓都聽不懂、搞不清楚,你就算擁有那麼多學問也是白搭。
以功利主義、追名逐利之人來看,要如何推廣你的業務,必然得靠你淺顯易懂的介紹,外加本身實力與產品的前瞻性足夠,金主才會願意冒著風險為你投資,這也是為何市面上總能見到一些教你話術、如何溝通的商戰書籍。
可總歸來說,就筆者個人觀點:若一個人能把極其難懂的學說,講到讓任何人都可以吸收得進去,我反而越是佩服這種人,畢竟「最簡單的道理最深奧」呀,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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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金庸筆下最強悍的招式「降龍十八掌」,動作簡單無奇,但勁力深厚。
然而,這個絕學卻是歷代丐幫傳下來,人人都曉得該怎麼打,卻怎麼練都練不好,而真正把它打到登峰造極的,僅有郭靖跟喬峰。
就拿筆者最近看的哲學典籍來說吧,我很喜歡看南懷瑾老師講孔孟老莊,他的筆觸精巧又幽默,將超難理解的古文套用在當下的社會現狀,讓老百姓能輕易代入自身經驗,從而理解幾千年前的先賢思想。
上述兩者例子,一個小說,一個學者,但都給筆者同樣感悟:當一個人用非常簡易的方式述說一個很博大精深的概念,這背後得需要多扎實的融會貫通才能做到?
至於你想要把這樣的用法拿去幫助別人,還是拿去賺錢獲利,那就是一個靈魂拷問了,操之在你。
當然,兩者都要也可以,小孩子才做選擇。
但接下來,筆者想把以下這些話送給那群靠著「助人理念」吃飯的專業人士們,即是:如果一個自詡「兼容並蓄」的知識份子,他知道你是在做幫助大家的事情,也就不會為了專業名詞、形容詞、標點符號在那裡跟你挑東嫌西。
反之,若對方老是對你執著那些術語用法專不專業,就僅是證明他看的角度比較扁平,又或是執著的點跟你不同,那你就更不需要跟對方計較了。
人文主義 例子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鄧炳強的正義論 — 中國特色的浮動式是非觀】
有區議員要求警首鄧炳強辭職,他說自己理直氣壯做得好,想他辭職的人是「懼怕正義」。
相信鄧說的是真心話。中共國慶時,請了很多警隊高層上去接受英雄式款待;中共對香港警隊要員的長期培訓,又是公開的秘密。鄧在北京面向國旗的那張相片,成為官媒選擇的「年度相片」,意味不言而喻。北京靠槍桿子,赤裸裸的。國家全力支持,代表有了天命,因而擁有正義,雖然此正義充滿了「中國特色」。
亂臣賊子的正義
中國傳統的正義,是特殊定義多於普遍真理,是一個與政權道統捆綁的政治理論。擁有「天命」的政權,自身就代表正確。在現實政治之外,沒有更加超越的道德主體 (例如神) 去駕馭現實政治。這種傳統表示,儒家文化圈之下的「正義」往往很浮動,很contextual,經常被政治左右,或者根本是政治的結果。
周王起兵殺掉紂王,是亂臣賊子、以下犯上的行為。弔詭的是,周王開創的秩序,後來被儒家學者總結為君臣父子的道德原則,並認為這些原則和故事能「令亂臣賊子懼」。周王開創了幾百年的體制,變成了現實,所以當初做亂臣賊子的周王,就沒有人能審判,即使是在觀念上。
畢竟開天辟地的是周人,如果古代有法庭,那法庭也是周人開的。周人擁有「人大釋法權」。
然而若果人人都像周王一樣,就會天下大亂,所以學者文人編了一個故事:「天命」已從商王轉移到周王,所以周人起兵反抗是「順天應人」,並沒有違反「天意」,反而是實現「天意」;但怎樣判斷「天命」已經轉移呢?到最後,就是看現實的結果:起兵失敗即叛亂,不義;起兵成功即革命,正義。
監察之人誰人監察?
故而東方文化下的人,很快就發現並沒有天命,只有人自己想怎樣;只要陰謀成功,一切就會被洗白;亂臣賊子在勝利的瞬間,就成為天命所歸的聖人。這個陰謀者和犯法者,得到了自製的免責權,Grant an immunity。
在香港街頭出現了很久的標語之一,是一句拉丁文,大意是:監察之人,誰人監察?中國的答案是沒有。規則的制訂者必然成為規則的逃脫者。
西方用了血腥和裂解的幾百至一千年,去克制這個自然秩序。他們用了超然於所有人的上帝,作為的價值是非法碼,但不給天主教會壟斷神,提出人人靠聖經就可得救、以各國本土語言釋譯《聖經》、增加神的代言人(宗派)打破壟斷,國家悉數從宗教帝國中獨立;在政治上以國族代替皇家、以民主選舉肘制行政官員,進而拆散了司法行政和立法三權、軍隊變成效忠國家中立化……諸如此類。一個政權替換,是非也不容易隨著「改朝換代」而改寫。
而在中國本部,大一統政府上面沒有更超越的東西,皇帝是說了算的。「周公改制」往往被中國讀書人視為德政,克制了商文化圈的卜巫之風甚至女性從政風,被視為中華「人文主義」傳統的開端;
但其實「絕地天通」是一個收攏權力的陽謀,「中央」壟斷了部落的祭祀事務,將「神」代表的超越世界隱埋了,現實政治的版圖因而擴大。再沒有天上的權威,能夠輕易威脅地上的王權。
中共黨國是繼承中華文化的
中國基督徒受到迫害。黨國希望改造這個宗教,使其「適合國情」,問題並非信徒有沒有主張「制度性改變」,而是他們信仰的根源,有一個超越的隱秘的面。
耶穌與彼拉多對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可以維穩地演繹為「耶穌反對革命」,亦可以演繹為:基督徒宇宙的權威不在地上,你永遠不可能得到他們身心完全的忠誠。
對中共黨國這樣一個繼承中華政治「絕地天通」傳統的政教體系來說,基督教伊斯蘭教,信一個超越神,信仰一套與地上政權無法改變的道德律,都是潛在的叛國者。
不能講「普世價值」也是同理,因為例如「人權」、「民主」、「自由」是一個頗絕對的概念,不「在地」,中國要將它拉回地上,不被超越性的東西統馭,因而有「適切國情」、宗教要「中國化」這樣的思想。
中國不能容忍「天外有天」,在中國的文化秩序中,從天子、皇帝到今日的黨主席,都是代天而行,是一切法源和權力的根源。雖然現時這套是共產主義,但運作的邏輯是完全的中華特色,雖然沒有神權之名,但中華的政教秩序是神權的,仍然是萬民簇擁著擁有immunity的宗教政治領袖,並視為應然。
唯一鬆動的位置,是陰謀家憑實力替換天子,「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但皇帝兼任「天」的大祭司,擁有無上權威仍然不變。所以在中國,並沒有超過皇帝的正義,而是正義由皇帝定義;
因而「人權」這個概念,不只是黨國實際上不會執行,而是這個傳統根本難以理解。你說世界上所有人都應該擁有一系列不能剝奪的權利,不管地域和文化?一向代天行道的中國秩序,覺得你在挑戰他的權威;雖然人人都想要權利,但自身的文化優越感被威脅的感覺,比未曾獲得的權利來得實在。這便是清末以來,讀書人想要用民主主義「再造強國」乃至近代小粉紅的來源。
天理與良知
以前的學者認為中國不信一神教,因而沒有宗教戰爭,因而更加超脫;但反映出來的是東方政權過早壟斷了超越世界,人民過早進入精神穩定,後世就無法發展出制肘政權的有力觀念力量。
後來在本土誕生的道教,馬上就引發了第一次的中國人口滅絕,即黃巾之亂,這場大亂的結果是西晉成立,繼起的五胡亂華,結果是中國開始鮮卑化,道教出現催生了現實政治的全局改寫。後來北魏奉了道教為國教,這就是政權開始控制那個超越世界。另一個著名例子就是本名林默娘的媽祖,第一次受到官方承認 / 控制是北宋,一開始賜名「崇福夫人」,後來不同的皇帝加封頭銜,最終由夫人、妃、天妃到今日的天后。
這種做法到今日就是規定「三自愛國教會」,任命主教的權力一定要握在手裡,因為中國秩序不能容忍「天外有天」,不能容忍自己之上有另一套不一樣的正義。
香港人在政治問題上,時常質問政權或者警察「良知何在」,這是一套充滿「中國局限」的風情。良知也是浮動的,例如警察的「良知」就和一般人完全不同。中國文化也少有絕對的價值法碼。「天意」嗎?「天」是皇帝說了算,用它來作終極根據,實際是皇帝控制一切,皇帝可以隨意「釋法」;
那麼依靠每個人心中的良知良能?但各種人會陷溺在不同情境,導致他們的良知可能是獸性。依靠天理或者個人的良知,都不可靠。後來靠天理的成了與人群脫節的教條,結合弱勢宋王朝的現實國際環境,催生了「存天理滅人慾」。追求個性解放的一派,進而裂解這個系統創造「心即理」,欲抬高個體地位,但這套缺點和危險也極明顯:個體是變幻莫測的,大奸大惡信了這套,就像覺得自己代表正義的大賊,行事只會更兇暴。
近代史上很多知名人物都聲稱信奉心學,日本也很多,他們都風雲際會,但最後也是回歸到「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到他們翻身做大人物了,輪到他們擁有immunity,上面還是沒有超越界。
過早的理性
我不信神佛、因果報應、天國和地獄,我在這個世界就非常「自由」,做甚麼都行。像張愛玲一篇散文《中國人的宗教》是這樣說:
「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
而東方人這樣作樂作惡和過早的理性,已經二三千年了。在權力之上,並沒有更加值得敬畏的東西。共產黨最終在中國落地生根,也許有很內生的原因。很多人說中共不代表中國,只是對中國文化過度同情,沒看到這套文化結構上欠缺超越一面、沒有擺渡的苦悶處。
個別境界高超的人,可以在高深的佛法或世俗中尋到若有若無的解脫,但大多數人是不可企及的,還是有個神比較安穩。一群人信了主還有政治效果,君主的超越權威就失去了,大至政權更換、小至限制政權,就變得沒那麼大逆不道。
中國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如此敏感,出於本能,也是由於認識到自己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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