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新強:為何中國名義GDP 落後於PPP GDP?
文章日期:2021年4月16日
【明報專訊】早前跟一些內地大基金經理吃飯聊天,有人認為大市見底必有信號,例如宣布阿里(9988)被重罰約200億人民幣。這一天終於來了,罰額小一點,182億人民幣,但大市是否真的見底?天曉得,市場是聰明的,當然不用等到風波過後,市場已率先反彈。但這並非我最關心的事,我較擔心的是國家發展的方向,和對中美博弈的影響。
肯定的是這場中國大科技(Big Tech)監控風波,距離完結仍很遠。阿里系的調查都未完結,182億人民幣的罰款,應只針對反壟斷部分,另外應還有稅務調查,針對螞蟻業務的調查亦仍在進行,除此,可能更重要的調查是有關客戶數據的使用甚至擁有權。
不止如此,34家所謂互聯網平台企業(亦包括阿里),被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及稅務總局聯合召見。覆蓋面是有史以來最闊和最深入的,將嚴打二選一,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燒錢搶佔社區團購市場等行為,限一個月內全面自我檢討整改。
中國網絡監管 有效有價值具前瞻
我絕對相信這些調整和加強監管都是有道理的,亦有助未來中國互聯網商業生態圈變得更健康,更公平,給予中小企更多生存空間,甚至更有創意。一如過去,建立了互聯網防火牆,初時不少人,包括我,都認為監控外國資訊過嚴,影響個人言論自由。但目睹西方(和香港)忽視社交傳媒監管,網絡充斥假新聞,激發過激民粹,導致嚴重暴亂。散播有關疫情的假科學,代價更高,單美國已損失近60萬條人命。換作為中國,如沒有監管網上言論,照比例,中國的疫情死亡人數可能接近300萬!何其恐怖的場景,所以證明中國的網絡監管是有效,有價值和具前瞻性的。
整體中國官員能力非常高,政策的制訂已比西方科學化,但始終包含大量不確定性,所以也是一門藝術,重點在於平衡各考慮因素,亦必須有一定彈性和隨時修正的能力。但當然切忌讓勝利冲昏頭腦,政策矯枉過正,今次處理疫情,中國當然遠勝美國,但並不代表美國每個政策都是錯的,更不代表美國即使政策上,已無中國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拜登上台後,雷厲治疫,中國接種疫苗速度反見落後,但喜見已在加速。
有關互聯網監管,我認為有4點需要非常小心:
1. 我並不天真,一如美國,中國內部也有利益鬥爭,形式不同,透明度較低(但未必是壞事)。從在螞蟻上市前3天被突然叫停,已看到事態嚴重,背後情况頗為混亂,將需要頗長時間來作出新的安排。重點在於不可影響大局,必須確保中國整體利益。
2. 從前有位在北京、被2015年A股股災風波所牽連的朋友,經調查後最終無事,替他高興。但後來再見面時,他已變得意興闌珊,不想討論太多事情,只說了一句,在中國,如被調查,沒有人是無辜的。我不覺得這只是一句晦氣說話,亦不是對制度的指控,他只是說出一點事實。此事實有歷史原因,當然有壞處,但亦可能有些少好處。
中國實在發展得太快,經濟發展遠遠走在法律、稅制和監管制度前面(請記着E.O. Wilson的名言),所以不單止早期倚靠土地和煤礦等古老行業發迹的「土豪」,都必有「原罪」,現在已看出來,即使靠互聯網發達的科技人才,都面對全新、誰也不知應怎樣做的各種監管問題。在原來實體世界,哪有大數據殺熟,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導致嚴重壟斷,以及複雜稅務等等問題?中國多聰明人,更多非常愛錢的生意人,有很多充滿創意如支付寶,拼多多和抖音,比美國更先進的商業模式突破,但亦帶來更新和更複雜的監管問題,是非常自然的事。
網企自查後勢變得保守 影響估值
問題在於監管法律不夠清晰,令到企業有點無所適從,希望今次行動有助令到監管制度變得更合理和明朗。剛跟某頂級策略師傾談,他指出給予這些企業一個月時間自我檢討,監管文化上仍跟西方非常不同,沒有清楚法律界限,所以這些企業必將變得非常保守,遠離紅線,或將導致減少投資,甚至減少創新,投資者給予的估值亦可能受到影響。
不夠清晰的法律和監管的另一弊端,是嚇到最有能力的企業家過早退休引退,實在是一種非常可惜和嚴重的浪費。他們大都聰明絕頂,勤奮兼有野心,白手興家,值得景仰。當然也有運氣成分,國家和時代給予的機會也是非常重要的。但絕不代表這些人才是可隨時輕易被代替的。對,中國當然充滿能幹、可以當CEO的人,但專業管理人和企業家,在創意上,冒險精神上,仍是有很大分別的。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亦有不同需要。舉例,Tesla即使到了今天,如Musk被迫離開,對公司(和股價)的影響,必定仍然很大。有人指出,蘋果在Cook的領導下,股價表現不是仍然優秀嗎?但Jobs去世時,蘋果已是一家30多年,非常成熟的公司,跟現在中國互聯網的情况很不一樣。另外,當然不是每位接班人都有Cook的能力。
行政指引的唯一好處是,理論上可以比硬綳綳的法律更靈活,更有彈性,如有修正方向的需要,速度可以較快。但願如此。
3. 美國經常採取雙標(愛國必備元素之一),一邊批評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自己的經濟政策就拚命往左轉,現正執行最極端的MMT貨幣和UBI財政政策,再加模仿中國,企圖以大規模基建刺激經濟。偶然美國也會提到Big Tech的壟斷問題,但監管起來,非常小心,因為他們知道這些龍頭企業對美國霸權的重要性。
美國也經常批評中國採取工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補貼支持個別行業,和蓄意挑選贏家(picking winners)。但現今美國就是這樣做,基建計劃中就正包括500億美元,指定用來資助半導體業的重建。數天前,拜登召見了一批美國、韓國和台灣的半導體公司高層,還親自拿起一塊晶圓片拍照,就是為了鼓勵,引誘甚至半迫使這些企業增加在美國本土投資。
我應算最早指出半導體對中美競爭中的重要性,近年中國亦明白了,所以拚命投資,希望盡快追到。但我亦已一早警告,如過分緊張,以舉國政策發展,反而欲速則不達,或成為如美蘇冷戰年代的「star wars」競賽,成為跌進修昔底德陷阱的誘因。據說中國已有28nm技術的完全自主權,已非常不錯,未來必能追到國際水平,但實在需要一段長時間,不宜過度焦急和沉迷。
整體上,製造業絕對是中國的強項,已不止是製造大國,已逐漸成為製造強國。半導體、飛機、高端汽車和精密機器等,當然仍有進步空間,亦必會成功。但本來高科技就是國際合作的成果,有些技術來自外國絕對正常。中國應繼續支持自由貿易,家家有求對維持國際和平尤其重要。相對來說,服務業,尤其經常被低估重要性的金融與傳媒,才是中國真正的短板。
4. 互聯網業務的網絡效應極強,製造贏家通吃現象,所以平台企業很值錢,但亦當然因此產生壟斷的風險。競爭有點像航海探險年代,搶先發現和殖民新大陸,成敗是個一次性機會。以金融為例,其實中國在這方面亦有很多創新,表表者正是支付寶,在國內非常成功,但最大挑戰是如何把中國金融業和傳媒成功國際化。跟汽車行業道理一樣,傳統內燃機技術和品牌,中國落後一百年,但電動車是一條全新且較公平的起跑線,中國能追上來的機會就大很多。
Fintech同樣是一個嶄新行業,數年前中國在數碼支付有明顯優勢,更曾雄心勃勃,有走出國際,甚至攻入美國的計劃。如成功,對提升人民幣地位和國際化都有幫助。但隨着美國挑起貿易戰,國際業務拓展計劃當然受損,同時其實數年前,阿里已被各種問題困擾,馬雲已萌去意,無心戀戰,國際業務已停頓下來,佔比不到1%。對比Paypal,國際業務佔比約50%,收入增長速度約30%,遠比支付寶的約6%快。
希望螞蟻能盡快完成重組 重新出發
本來螞蟻上市或可成為一次翻身的契機,如成功集資350億美元,市值輕易高達3000億甚至5000億美元,未必一定會做,但肯定有足夠彈藥重新展開全球發展計劃。螞蟻的借貸業務可能真的有系統性風險問題,需要監管,希望能盡快完成重組,重新出發。
我明白中國只想超越自己,但世人尤其美國,仍非常在意此經濟競賽。若以PPP計算,早在2017年,中國已超越美國,但以名義GDP計算,則至今仍有超過30%距離。大部分專家都認為中國將在8至10年內追到美國名義GDP,已很快,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何名義GDP的追趕速度比PPP慢?
某些生產元素,不能容易做貿易,例如工人和土地等,所以短期內不跟隨所謂「law of one price」。但其他原材料,如鋼鐵、石油、麵粉以及DRAM等,假如關稅低,接近自由貿易,全球價錢會接近。從前《經濟學人》就每年做一次「Big Mac 指數」的PPP滙率計算,因為Big Mac內的大部分材料,全球價格都相對接近。
近年中國工資急速上升,房屋土地價格升幅更厲害,但市場滙率仍低於PPP滙率超過40%。滙率過低的原因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滙率操控,特朗普曾一度作出此指控,但最近拜登已解除此無理標籤,事實上人行經常需要買入人民幣支持滙率。
所以最主要原因是國際投資和消費者,對人民幣的需求仍不足夠。人民幣雖已被納入IMF的SDR一籃子貨幣,A股亦已被納入MSCI和其他指數,深滬港通的成立亦有幫助。事實上,以人民幣作全球貿易和儲備的比例仍非常低,2%不到,跟中國經濟規模不匹配,亦因此引起更多跟西方摩擦。
人幣國際化 不能只靠伊朗俄國合約
中國金融發發展仍未如理想,人民幣國際化的動力不夠,其實不能只靠中國跟伊朗和俄國的一些能源合約,更需要大量人民和民企走出國際的推動。金融業的重要性更絕不亞於製造業,包括半導體,亦當然是美國雄霸全球的重要手段之一。背後當然有強大軍事力量,但不需亦不可經常亮劍,其餘時間,控制權就倚賴金融和傳媒,絕非有些人想像中那麼虛浮和不重要。
(中環資產擁有阿里、Tesla、蘋果、拼多多和PayPal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18514833932&issue=20210416
人民幣國際化好處 在 Eddie Tam 譚新強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譚新強:中美競爭:時間優勢在哪一方?
我很早已提出過美國正採取危險的修昔底德陷阱式思維來對待中國。即使中國從不稱霸,只想和平發展,美國仍把中國當成假想敵,錯誤和過時地以為中美鬥爭仍只像古希臘時代,兩個小城邦之間的近乎零和遊戲。美國仍未充分明白中國更具智慧、更科學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到了今天,全球人類的安全、經濟和生態環境都是緊緊連接在一起,共同目標應該是世界和平、共同經濟繁榮、互相包容和清潔環境等。在過去一年的全球疫情威脅下,其實此道理更明顯,更應被全人類接受。
但不幸小小脆弱地球始終仍被分為近200個國家,每個的政治、文化,以至種族和宗教都不盡相同,所以自私之心仍是在所難免。况且競爭也未必是壞事,可激勵進步,但當然必須注意「體育精神」,不應惡意抹黑和妖魔化敵人,但不幸近年美國對華政策已走上這條錯誤和危險之路,亦令到自己失去二戰後得來不易的道德高地。當然美國也必須非常小心過度的惡意鬥爭可帶來等同世界末日的核戰,長期的氣候變化和目前的大流行挑戰,亦極需要中美和全球各國共同合作,才有機會成功。
昨天美國時間,美、中剛舉行了總統拜登上任後首次高層會議,截稿時仍未見任何宣布。選址在美國,但遠離華盛頓的冰凍阿拉斯加,當然有意義,象徵美中關係處於冰點,亦有意貶低中國地位,迫使中方連續兩次去美國開會(上次跟蓬佩奧在夏威夷,亦遠離美國大陸)。
無可否認美、中仍在激烈的全方位競爭中,包括經濟、金融、貿易、科技、軍事和外交等等,即是整體全球影響力。大家最關心的,但可能太過簡單化的問題是到所謂「最後」,誰勝誰負?其實歷史是股不會停止的洪流,當然是沒有最後的。龍爭虎鬥,鹿死誰手,沒有答案,所以衍生出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時間優勢在哪一方?兩方對此問題的觀感和結論,將影響美國和中國在這場競爭中所採取的策略。
中國人口質量制度具優勢
近乎本能地,我當然認為時間優勢在中國這邊,整體中國政策和態度也表現出此信心。有3個主要原因:
(1) 人口量與質優勢。中國人口接近是美國的4倍,擁有極端的人口紅利優勢。除量之外,近年中國的基礎教育做得好,年輕人的質也明顯大有進步。中國的每年STEM科畢業生數量,更是美國的8倍(包括很多外國留學生),更重要的是德育做得好,大部分中國年輕人有禮貌、明事理、有愛心,甚至天真(是好事),已不止純粹自私想發達,不少真的有志服務人民、社會、國家,甚至全球生態。
(2) 制度優勢。我經常說COVID是個地球給予人類的警告,亦是一次大考。明顯中國治疫是相對成功的,中國政治制度科學化,擁有高度效率,政策亦非常有效。這次成功更或證明中國體制,在極需要長期穩定,有效處理氣候變化挑戰政策的今天,亦有一定優勢。
甚至經濟上,過去一百年,大家奉為金科玉律──市場永遠是對的,資本主義的效率是最高的,多種石油年代的假設,放在數據年代,都變得很猶豫,甚至證明是錯誤的。過度寬鬆的QE和零利率政策,對治疫固然於事無補,對實體經濟的幫助也有限,最大效應是吹出資產泡沫,以及把貧富懸殊問題加劇,製造更多社會矛盾和衝突。毫不意外地,美國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又稱Y世代)和更年輕的Z世代(Gen Z),在民調中,他們都傾向支持社會主義。事情當然沒這麼簡單,未來世界需要的政經制度,極可能需要超越資本與社會主義的框框,但應較接近社會主義。
(3) 戰略優勢。中國的基本戰略就是有耐性,集中精神在長期穩定發展,包括社會、經濟、環境和外交等。有必要時,看準時機,亦會爭取科技、貿易、醫療、環保和外交上的較大話語權。過去4年特朗普的瘋狂種族加國家加保護主義政策,反給予中國一個領導全球自由貿易、對抗氣候變化和協助落後國家發展,爭取道德高地的機會。當然治疫也被政治化,中國站在人道立場上輸出大量疫苗,反被抹黑為疫苗外交;近日美國跟日本、澳洲和印度開會,決定供應10億劑疫苗給亞洲國家,是好事,但出發點只是想抗衡中國影響力。
但一些非常成功,來自中國內地,可能比我更熟悉中國情况的好朋友,竟提出時間優勢是否真的在中方的懷疑。他們也有具說服力的論點:
(1) 人口老化日益嚴重。從2012年起,中國新增勞動人口已開始下降,最差情况,到2100年,人口可腰斬一半。人口老化雖可說是每個趨向成熟發展的國家必經之路(韓國是最嚴重例子),中國暫仍可以城鎮化、延長退休年齡、鼓勵婦女工作、提升自動化和科技水平等手段,繼續推動經濟。但其實TFP(全因素生產率)的走勢毫不理想,已連續多年下降。
人口老化致中國新增勞動力下降
今次兩會,本來很多人期望全面取消限制生育,但非常失望地沒有出現。有人解說即使取消亦沒有用,現代城市人,以日韓等地為例,生育小孩的意欲極低,加上今次疫情,全球出生率更急速下降。我當然明白這道理,首先在道德立場上,即使無用,但取消已執行40年的人口政策,也是應該的,中國已不再是一個赤貧的國家,食物供應和營養不足亦幸而不再是問題。除此之外,中國仍有近半人口在農村,即使城市人真的不願意生,在農村,如國家給予大量稅務、房屋和教育等優惠和補貼,肯定對鼓勵生育有不少幫助。
(2) 如何不斷修正改善政策和體制。中國制度確證明治疫成功,亦可能對處理氣候變化問題有效。根據哈佛大學和其他獨立民調,中央政府得到廣大人民支持,支持率高達90%以上,證明每四年投一次票才有民主,這已變成落後過時的思想。政制只應是一種手段,和平、穩定、繁榮、健康和快樂的社會才應該是好政府的目標。
但中國在處理一些內政問題上仍有不足之處。香港問題從回歸後已發酵20多年,竟然沒有任何危機感和有效政策預防2019年大規模暴亂,明顯民生、教育、傳媒、香港政制、司法等等,都出現嚴重問題。幸而已開始着手處理,但已過了病向淺中醫的最佳時機,現今已到收拾殘局階段。台灣問題更當然未有完善解決方案,仍是最經常被外國利用,最易擦槍走火的高危熱點。新疆問題,無疑是西方故意誇大,甚至無理指控種族滅絕,即使新疆動亂其實已獲平息,但最少突顯中國在國際輿論上的弱勢。
美國自稱選舉制度有自我修正能力,某程度上拜登的勝利亦恢復部分信心。但選舉人票和參議院制度一天不改,黑奴年代遺留下來的不公,甚至反民主制度仍將存在,槍管、種族歧視和治安問題更難解決。其實數十年來,中國制度不斷改變,極具適應能力,但我已多次指出,仍缺乏理論基礎,亦缺乏控制論述能力。
美國科技仍領先 人幣暫難挑戰美元
中國經濟發展無疑是個奇蹟,但到了現今水平,如何再升上更高台階,將愈來愈困難。整體科技仍落後於美國,且美國已着意打擊半導體這重要瓶頸。中國確需要發展全本土化器材、設計和製造技術,但需時將很長;貿易上,中國也面對保護主義的挑戰;貨幣上,人民幣更當然仍沒有挑戰美元地位的能力。
在互聯網的多樣應用,包括電商、社交平台和Fintech等範疇,對比西方國家,中國本來都具有一定商業模式和技術上的競爭優勢。不止TikTok,甚至阿里(9988)、騰訊(0700)和拼多多(PDD)等,經本身業務和全球投資,都有可能成為如facebook、Google和Amazon般的全球科技龍頭。但近日中國政策,明顯更擔心這些平台式互聯網公司的壟斷問題,以及Fintech對金融系統的危險性。中國監管互聯網確具前瞻性,早年控制網上不適當言論,本來以為過度嚴謹,但對比美國,假新聞充斥互聯網,對疫情失控和社會矛盾惡化,都有很大責任,證明中國政策有一定道理。西方也開始想處理龍頭科技公司的壟斷問題,但他們也知道這些企業對保持西方霸權,推動創新,以及製造財富的重要性,不會輕舉妄動。
反觀中國,近日大力打擊阿里和騰訊等中國龍頭企業,不禁令人擔心政策的平衡。防止壟斷固然對減少不公平競爭有好處,但會否亦同時減低這些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現在騰訊和阿里的市值都始終不到一萬億美元,遠低於Google和Amazon,更不及蘋果一半。高股價就是一種重要戰略資源,可以此進行收購和投資科研。中國在電子支付和相關Fintech本來有頗大領先優勢,但近日Square、PayPal和Stripe等,都已急起直追,在加密貨幣(crypto)方面,更有多樣創新。
中央開始收水 A股慢牛更遙遠
同樣地中國在貨幣和財政政策上,現在都有點過度保守。美國極寬鬆政策固有加劇貧富懸殊,資產泡沫化和債台高築的危險,但美元地位仍然穩如泰山,聯儲局最新預測今年GDP增長6.5%,反而中國今年所訂目標只有6%以上!中國甚至已開始收水,固然有防止泡沫之用,但中國股市慢牛之夢又再變得更遙遠。同時資金或又再將流入房市,是政府最不想見的泡沫。短命股債牛市,對人民幣國際化和提升地位的大業,一點好處也沒有。
美國方面,也絕不能說完全沒有長期競爭優勢。美國仍是個天然資源豐富,科學和科技領先全球的年輕國家,明顯對墨西哥和中美洲,以至全球移民仍具很大吸引力,如有需要,大可加速接納移民。軍事和外交上,仍擁有極大優勢。跟中國的競爭是長期和動態的,中國名義GDP很有可能在5至8年內超越美國,但也有可能在二三十年後,美國又再超越中國。
中美未來幾十年GDP或互有領先
總括來說,不易判斷時間優勢在哪一方,最重要目的仍是維持世界和平。如要達到這個目的,其實雙方都必須有信心時間優勢在自己一方,避免操之過急,過度擔心對方將在短期內取得絕對勝利,因而做出一些可導致世界大戰的危險動作。近年美國對中國的憂慮明顯急速上升,已公開把中國當為百年來最嚴重競爭對手,亦因此多方面不停攻擊中國。我認為美國毋須過度憂慮,應對自己有信心,如政經制度上有重要漏洞,就應自我修補,比整天抹黑中國更有用。
中國反而不應太自信時間優勢在這邊,因而在各方面的政策太過保守或太慢,這種態度和論述,亦可能令到缺乏自信的美國,採取更針對中國,更危險的政策。即使在治疫,中國亦已到了需要加速接種疫苗時刻,以防優勢變成弱勢。過慢開關,不止影響旅遊業,亦減少國際上非常重要的人民交往,反而增加國際間的誤會,無助推進美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中環資產持有阿里巴巴、騰訊、拼多多、Amazon、Google、Apple、Square及PayPal的財務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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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加速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三大變局 - 陳建奇
比特幣再創歷史新高,國際社會關注達到了新高度。比特幣正在推動國際經濟金融的巨大變局,對國際貨幣體系有什麼影響?
比特幣在2021年初突破3萬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國際社會對比特幣的關注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有些民眾認為比特幣已經和高房價一樣高不可攀,有些投資人正在謀劃更加積極配置比特幣資產,有些金融機構正在考慮如何更好為比特幣提供服務,這些信號警示我們,比特幣正在推動國際經濟金融的巨大變局。然而,不少專業評論人士依然在糾結比特幣是不是貨幣等老問題,顯然相關研究已經嚴重滯後,難以揭示更深層次的巨大趨勢。比特幣持續發展並超過3萬美元的價格,比特幣成為貨幣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當前需要討論的是這種變化究竟會帶來哪些深層次的變局。
國際儲備貨幣格局加速變局:比特幣催生儲備資產革命
比特幣究竟對國際貨幣體系有什麼影響?這是關於比特幣最重要的討論。從現有國際貨幣體系來看,美元、歐元、日圓、英鎊、人民幣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五種最重要的國際貨幣,也是納入SDR貨幣籃子的五種貨幣。
理解比特幣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影響,根本上就是分析比特幣如何影響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格局。如果說關於比特幣是否完全具備貨幣屬性的問題,業界仍然存在一定的爭議,但比特幣具備國際貨幣的儲備職能,這一點應該是共識,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微觀主體將比特幣作為儲備資產,而且仍在不斷的擴圍。
從儲備職能看,比特幣已經與日圓和英鎊可以相提並論。在2021年1月3日,比特幣的價格突破3.4萬美元,總市值超過6300億美元。與此相比較,截止2020年第3季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全球儲備中,採用歐元作為儲備的資產有23553.1億美元,英鎊有5267.1億美元,日圓有6790.3億美元,人民幣有2445.2億美元,比特幣全球份額已經達到了英鎊和日圓的水平,表明比特幣已經成為全球五大儲備貨幣之一,而且未來比特幣的價格仍然可能在不斷上升,預示比特幣已經形成影響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力量。
比特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時間就超過英鎊的規模,其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儲備格局的影響已經難以迴避。有些評論認為比特幣將面臨著黃金的困境,因為比特幣總額只有2100萬個,難以滿足經濟持續增長的需要,由此將限制比特幣未來的影響力。儘管這種觀點有其內在的邏輯,但國際貨幣的儲備職能並不需要數量穩定增長的條件,比如IMF的SDR並不是每年增長,從創建至今SDR的規模依然很小,但這並不妨礙SDR充當儲備貨幣的職能,儲備貨幣最重要的要求是保值增值,比特幣價格不斷上升,而且總額固定,這些顯然為其充當儲備貨幣提供了極強的競爭力。
比特幣在儲備方面具有優於傳統貨幣的特點。一方面,比特幣總額固定,能夠有效對沖通貨膨脹的影響,另一方面,比特幣兼具區塊鏈的特性,可以擁有比傳統貨幣更加高效的制度體系。上述優點促使比特幣在儲備領域將不斷擴張,不僅可能弱化美元及歐元等儲備地位,而且可能促使部分主權國家貨幣面臨去國際化的壓力,畢竟比特幣地位上升可能對其他貨幣形成較強的替代,使其他有些國家貨幣在國際領域喪失競爭力。如果這個趨勢成為現實,那麼未來世界主要國家不僅要承認比特幣的合法性,而且要大幅度增持比特幣作為外匯儲備資產。
國際金融市場加速變局:傳統商業銀行可能消失
儘管沒有專門的比特幣商業銀行基礎設施的支撐,但比特幣有條不紊的運行著,這是比特幣與傳統貨幣運行最大的區別。傳統法定貨幣的運轉必須依託商業銀行的帳戶體系,基於法定貨幣的金融投融資等業務的清算都必須依託具體的帳戶。
然而,為什麼比特幣不需要專門的商業銀行?本質上在於比特幣採用了區塊鏈的技術,區塊鏈的帳本屬性為比特幣提供了帳戶的功能,比特幣自帶帳本,每個比特幣來龍去脈都一目了然,而傳統貨幣並沒有帳本,民眾必須通過在商業銀行開設帳戶才能實現。由於不要商業銀行,比特幣就無需清算等相關成本,比特幣相比其他法定貨幣的成本優勢就凸顯出來,比特幣大規模運行將倒逼傳統商業銀行體系加速出局。
比特幣在扮演儲備貨幣職能方面具有優勢,但要全面取代法定貨幣,比特幣還面臨著不少挑戰,從這個角度看,通過比特幣推動商業銀行加速變革,促使金融市場體系發生深層次變化,這種可能性短期內還比較小。然而,儘管比特幣不一定會構成對國際金融市場體系的巨大衝擊,但比特幣所揭示的數位貨幣的潛在影響,將成為理解國際金融市場體系變化的新視角。現在世界不少國家正在加速推動央行數位貨幣的發行和試點,央行數位貨幣雖然不一定是區塊鏈,但央行數位貨幣與比特幣一樣,採用了帳本結構,每個央行數位貨幣都可以記錄來源去向,每個數位貨幣都具有可溯性,商業銀行所面臨的巨大衝擊將難以迴避。
為避免數位貨幣對商業銀行的巨大衝擊,目前中國央行數位貨幣採用了「雙層營運體系」,即央行先把數位貨幣兌換給銀行或其他營運機構,再由這些機構兌換給公眾。這種方式的好處是最大限度避免對商業銀行形成衝擊,但也帶來了效率的損失,保留商業銀行作為中間環節客觀上增加了相應的成本。未來數位貨幣的競爭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全球的較量。一方面,比特幣在內的非官方數位貨幣的大規模運作,將引發數位貨幣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越來越突出。另一方面,有些央行全面採用標準的區塊鏈技術發行數位貨幣,這些數位貨幣相比兩層架構的數位貨幣體系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全球數位貨幣的競爭難以迴避向標準區塊鏈技術演變的趨勢,這種變化將對傳統商業銀行產生深層次的影響,傳統商業銀行消失可能將成為現實,而這種變化將催生當前國際金融市場體系的巨大變革。
國際金融安全體系加速變局:傳統監管體系失效
比特幣具有游離於傳統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的特質。傳統金融監管部門,不管是分業監管還是混業監管,都是基於傳統貨幣的監管體系,但比特幣的出現使得相關的金融活動游離於當前的監管體系之外,比特幣基於點對點的去中心化的模式,無需藉助銀行進行清算,通過縮短金融鏈條而節約成本,但也帶來了監管的真空。
沒有商業銀行中介機構的依託,監管部門的對象就難以聚焦,微觀主體的交易行為也就較難體現在監管部門的監督之下。因為比特幣直接在雙方進行交易的同時進行所有權的轉換,這種方式避開了第三方對訊息的採集,監管部門就缺乏對微觀主體行為訊息的把握,而且分布式的記帳模式客觀上也形成了交易等訊息處理的分散性,加大了監管的難度和複雜性,未來如果沒有在技術上實現監管的突破,那麼游離於監管體系之外的比特幣對金融安全等影響可能持續增大。
不僅比特幣游離於金融監管體系之外,基於比特幣的金融創新也難以有效監管。
比特幣的出現同步創造新的金融形態,未來比特幣相關的業務可能涉及網路支付、資產託管、金融交易、數字錢包、供應鏈金融、保險等廣泛領域,這些有些是基於比特幣的全新的金融形態,有些是傳統的金融形態之中引入了比特幣,這些都可能對現有金融監管體系構成挑戰,因為現有金融監管並未涵蓋比特幣的範疇,金融活動借道比特幣找到了新的投機或者套利的出口,客觀上對金融安全構成挑戰。當前恐怖活動等已經被認為是影響國家安全的潛在重大威脅,世界主要國家都將打擊恐怖主義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恐怖組織大多通過構建獨立的體系來防範全球的打擊。比特幣的出現,為恐怖組織構建獨立的金融貨幣體系創造了重要的條件,這也是比特幣影響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新的表現形式。在此背景下,全球對於恐怖活動等行為的打擊難度就可能上升,國家安全遭受恐怖主義等威脅也就不容忽視。
一方面,恐怖組織等機構通過構建比特幣為基礎的金融體系,為恐怖組織等影響國家安全的活動提供金融支持。恐怖組織等機構開展危及國家安全的各種活動,通常需要金融的保障和支持,通過構建比特幣非官方數位貨幣金融體系,可以實現三種目標,一是創建恐怖組織內部的虛擬金融社區,避免外部社會通過金融交易等活動掌握其動向,可以增加恐怖組織等機構的隱蔽性。二是創建游離於全球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的金融體系,為開展跨境非法行為提供金融便利。三是構建內部的金融運行體系,然後擾亂某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由此實現既影響他國經濟金融運行,也實現保障自身運轉的目標。在上述三方面的綜合作用下,恐怖組織等影響國家安全的行為將更難把握,客觀上構成國家安全的較大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恐怖組織等機構藉助內部金融體系為毒品、槍支彈藥等危及國家安全的非法交易提供平台。恐怖組織等機構搭建的基於比特幣的內部金融體系,不僅可以為自身開展危及國家安全的行為提供保障,也可以藉此從事非法經營行為,為其他機構開展非法行為或者危及國家安全的行為提供服務,並獲取相應的回報。世界不少國家已達成共識,在槍支彈藥、毒品等方面必須嚴格管理,所以相關機構或者個人從事這些行為都可能面臨犯罪指控甚至牢獄之災,但通過恐怖組織等機構提供的金融系統的支撐,可能會促使相關的交易行為受到影響,對國家安全形成新的威脅。
原文: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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