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人為什麼要活著托爾斯泰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失敗者回憶錄0730）
那些年我讀的書

數年前，作家蔡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愛情小說家亦舒少女時代常愛流連在我主編的《伴侶》雜誌社，我引導她看《紅樓夢》和《魯迅全集》，《紅樓夢》「她一看數十次，背得滾瓜爛熟，看得寫了三百本愛情小說」，「但魯迅文章一看，就看壞了，別的不學，學到魯迅的罵人。」

1964、65年吧，亦舒十七八歲，剛在《明報》發表《女記者手記》不久，有人介紹她給《伴侶》寫稿，她跟男朋友常來雜誌社閒聊。我沒有「引導」她，是她問我看什麼書，我就說看《魯迅全集》和《紅樓夢》。她最先找魯迅的小說看，跟我談起來，許多我沒有留意的細節她都注意到。她有沒有看魯迅雜文，我不知道，但魯迅雜文大多只針砭時弊，極少罵個人，他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因此，被他看得起而「有言」批評的人極少。

《魯迅全集》所含文化養份多，國學，西學，融會貫通於對人生、社會、時政的思考、評析與發現中。文化界前輩、寫一手好雜文的羅孚說，他是吃魯迅奶水成長的。我想我也是，當然讀書不能照單全收，不能替代思考。

我當時的工作之一，是要根據中國出版的各種中國古代詩詞的註釋本，編選三冊《中國歷代詩選》，因此廣泛地閱讀了自《詩經》以來的中國詩歌，極為沉迷中國古代詩詞的語言、意象、情操和境界。《大公報》的前輩陳凡那時對我說，做編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起標題，而標題要起得好，讀《唐詩三百首》最有用。回看那個時代的報紙標題、電影名字，包括西片譯名，大都能瞬間吸引眼球，有好多還留下忘不了的印象，比如《亂世佳人》《魂斷藍橋》《劍膽琴心》等等。近二三十年，起標題就越來越不講究甚而有點怪怪了。

閱讀中，最觸動我思想感情的，是十九世紀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其中，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道主義、深刻反映現實，和對感情世界、對人性的解剖挖掘，都使我深感震撼。長篇小說中我讀得最仔細和寫過長篇讀後感的是托爾斯泰的《復活》。中短篇小說讀得最多的是契訶夫。1958年，我買了共27本汝龍翻譯的《契訶夫小說選集》，這套書我收藏至今。他的故事，也常被我引用到時評文章中。

　　比如《第六病房》。小說講的第六病房，是當年俄國收容及治療精神病人的病房。與其說是病房，不如說是監獄。陰森的鐵窗、殘酷的毒打，那些不幸的「病者」，其實就是囚徒。小說的兩個主人公，一個是「病者」格拉莫夫，另一個是醫生拉京。格拉莫夫講話既像瘋子又像正常人。他重複講人的卑鄙，踐踏真理的暴力，說第六病房的鐵窗總讓他想到強權者的愚蠢和殘酷。他被送到第六病房是因為有一次他看到一隊被押解而過的犯人，他突感恐懼和明白過來：他原來就生活在沙皇俄國這個大監獄裏，而且永遠無可逃遁。他覺得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戴上手銬，被人押著送進監獄。他雖沒有甚麼過失，但難道不會有人誣陷嗎？難道法院公正嗎？越想越害怕，逃避，躲閃，語無倫次，以致被人懷疑患上了妄想迫害症，送進第六病房。

另一個主人公是去治療格拉莫夫的醫生拉京。拉京剛來醫院時，想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現實裏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於是他乾脆逃避生活，躲在家裏喝酒，看書。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份子，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態度找一種解釋。久而久之，他就產生了一套對現實妥協的自欺欺人的哲學。

在病房，格拉莫夫對醫生說，「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瘋子行動自由，因為你這蠢才分不清誰是瘋子，誰是健康人。為甚麼是我和這幾個不幸的人，被關在這裏？你們醫院裏所有的壞蛋，在道德方面，比我們這裏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為甚麼我們被關起來，而不是你們呢？」

他的話使拉京受震動，他禁不住與格拉莫夫談人生、社會等話題，格拉莫夫駁斥他的「美好的時代一定會到來」是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學，使他也逐漸認同社會上的虛偽人群才是「瘋子」，於是他在與其他人談話中也講一些憤世嫉俗的話，他的言談被人認為是「瘋話」，最終醫院同仁指他是「瘋子」，關進第六病房，而且折磨致死。

小說告訴我們，真正有病的是病房外的人。虛構的小說所反映的才是真實的世界。

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他離港前視察一間精神病院，一位病者問他：「英國作為古老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之前，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彭定康感到，精神病人問的才是「最有理性的問題」。（43）

圖1，魯迅詩「悼楊銓」手跡：「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圖2，1958年買下的「契訶夫小說選集」。

圖3，「1959年在香港出版界慶祝國慶集會上。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同理心》/陳文茜

*如果你總覺得人生就很苦，而你又不是難民、不是乞丐、不是無家可歸者，甚至你仍擁有家人、擁有健全的四肢，我想大膽地說：你的痛苦，可能不是來自於痛苦本身。

你的痛苦與憤怒，可能一大部分來自你欠缺「同理心」。

你無法換位思考，你永遠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觀看他人與社會，並且因而放大了自己的「不幸」與「不平」。

托爾斯泰有句名言：「每個幸福的家庭，故事都是一樣的；每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現代人的仇恨，或者輕微一點說，彼此之間的「誤解」與「隔閡」，許多正來自於欠缺同理心。

我們看到一個老榮民的背影，刻薄者稱其「中國難民」，勢利者認定他們是「底層窮人」。有多少人在一個榮民擦身而過時，想到他所屬的時代悲涼，感念他們的奉獻與卑屈，反省我們的殘酷與冷漠。

「同理心」的建立如此匱乏，小從家庭內部的親情，職場彼此的互動，擴及社會不同群體。

世間有這麼多的兄弟鬩牆、社會仇恨……

因為「同理心」不是我們的本性，也不是我們社會教育的主題。

我們的本性是觀照自己，不是理解他人；我們的本性在不知不覺中自私且無情。

除非透過反省、經由學習，承認且意識此種「人性的匱乏」，我們的本性才能盡量避免「平庸之惡」。是的，平庸之惡，當我們將人性停留於直覺的平庸時，我們的本性便會有惡罪隱藏其中。我們甚至不會自覺，理所當然。

這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長漢娜 · 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極權主義起源的精准描述。

人，不用太壞，只要沒有為他人設想之心，只要愚魯且自私，便可能成為邪惡之人。

而克服這種人性之惡的方法，正是「同理心」。

我人生第一個同理心的「大事件」，來自外婆的重病。

十一歲之前，外婆對我疼愛照顧，無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臟腫大，住進了台中中山醫院加護病房。那是某一個傍晚，外婆突然喘不過氣來，四阿姨一看不對勁，趕緊帶著外婆住院。我看著救護車呼嘯，笛聲回鳴，好像準備穿透我的一切，永恆隔下一道分割線。

之後，我又跑又走了約莫三十分鐘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出名也可笑地連過街都要大人牽手才敢），經過了十幾個紅綠燈，穿越了許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斷問路邊人：「請問中山醫院在哪裡？」

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往哪裡來，卻不知道自己的遠方有多沈重。我明白一個十一歲孩子在醫院裡不能做什麼，但是我必須抵達那裡，那是我在人間唯一的依靠，她躺在隔著一個高牆厚門的病房裡……她正被急救，醫生說她可能度過不了。

我不是一個節儉的孩子，外婆給多少零用錢我從來只有透支，沒有存餘。深夜，茫然地回家，口袋裡只有五塊錢台幣，飢腸轆轆，到了家門對面的麵攤子，下意識走進去，點了一碗陽春麵。

麵攤老闆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面；外婆疼愛我，常常瞞著阿姨們帶我至麵攤子點滷蛋、海帶芽、滷豬耳朵，加一碗陽春麵。

那個深夜，老闆看我一個小孩走進來只點陽春麵，便慣常地問：「滷蛋？」我平靜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當然沒有人幫我準備便當，正在長大的孩子，到了下課放學，已飢餓難忍。又走進麵攤，問老闆：「我可以只要半碗陽春麵，付一半的錢嗎？」我的聲音平靜，表情更平靜；可能自小倔強，做任何事遇任何狀況都不輕易流露情緒吧！

老闆想了一下：「好。」

沒有多久，他給了我一整碗陽春麵，我愣了一下，因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聽不清，而且我口袋鐵定付不出一碗陽春麵的錢。沒敢動筷子，走到正熱騰騰煮面的攤子，我拉拉他的手，「老闆你搞錯了……」

他立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回答我：「你先吃，我忙，待會兒再說。」

我坐下來，還沒吃完半碗，老闆突然扔了一個滷蛋到我碗裡，轉身又走了。

我靜靜坐在那裡，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問怎麼回事。

約莫黃昏五點，客人少了些，他走過來問我：「小女孩，你的外婆呢？」我據實以告。他立即說：「你以後天天來，外婆會好起來，你不要怕，她回來了，我再和她算錢。」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從台北趕回來探外婆，我趕緊告訴她我欠麵攤老闆錢的事，她當晚帶著我向麵攤老闆致謝，並還了錢。

隔幾天麵攤老伯伯告訴我，自己十六歲就在田裡被抓伕來當兵，一路打仗逃難，就靠許多不認識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濟，才能活到今天。「你這女娃兒聰明，好好讀書，孝順外婆。」

十一歲的我沒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個來自中國大陸戰亂孤窮老兵的照顧。我沒明白，當他說「好好讀書」時，是因為他沒有讀書的機會；當他囑咐「好好孝順外婆」時，是因為他被迫和父母離散，已無孝順的機會。

那「孝順」、那「叮嚀」是遺憾，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是深沈的嘆息。

四川外省麵攤老闆在我們這個本省家庭口中，一直以來綽號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哪裡就長在哪裡。長相不好，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削皮時手摸著，有點發麻。滿山遍野，只要挖個洞，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

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過去光顧他的麵攤無數次，我們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份來，怎麼和爸爸媽媽失散的，好似他是個石頭裡蹦出來的怪物。他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只有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一個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從早賣麵到晚、白天也蜷曲攤子內睡覺的孤伶攤販。

外婆後來果然安然回家，牽著我向「老芋仔」麵攤老闆致謝。

一年後，有天麵攤門口特別熱鬧，原來娶親了；姑娘從梨山山上「娶買來」，清瘦嬌小的女子，沒隔多久也生了小孩，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麵攤老闆難得經常帶著笑意對人說話，這遲來的幸福，滋味應該特別甜。

我之後常常特別光顧麵攤，標準菜色「陽春麵加滷蛋」，像一種感念儀式。

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太太，麵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時候，得立刻撈起來，再擱回去；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否則湯糊了，麵也爛了。

有天麵攤老闆不做生意了，關了門，哭嚎的聲音，穿透薄薄的夾板，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

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外婆，「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兒子也帶走了，還把他長年積蓄、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

我望著緊閉的門，有幾次衝動想敲大門，但又覺得突兀……就這樣過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殺了。

上吊時，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梁上，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

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課，我的「同理心」導師。

我不知道他識不識字，上了多少學，我甚至寫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導我的「同理心」之課，我終生難忘，恩情似海。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慘的驚嘆號結束，更令我難以忘卻他曾在我寂寞困難時給我的溫暖。

他是個小人物，而他的一生，在哭嚎中、在一切絕念中、在一切棄絕後也就結束了。

最後，經過警察局收屍者認証，沒有送行隊伍，沒有人為他至少煮一碗麵，丟個滷蛋送行……

一個卑微「老芋仔」，一朵比雲還輕的生命，走了。

他的身影，那些溫暖的囑咐，帶著鄉音的安慰，打破了我們家中許多長輩灌輸在我腦海因「二二八」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見，也使我後來絕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語言。

當然也自然形成我後來與島嶼上曾經熟識的朋友們，重大的政治隔閡。

近日因某一事件，人們又談起了榮民，談起了那些被時代徹底犧牲的人。

我想說的是：其實他們一直在我們身邊，每個人不管是本省、外省，富貴貧賤，都會遇見類似的人物。

他們開出租車，當大廈管理員，在河床搬石頭做苦力，為了橫貫公路的開通而做了冤魂……那些悲慘時代的卑微人物，一直在我們身邊。

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法，大半是擦身而過，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只沒有教導我們「同理心」，相反地，它教導每個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家族的、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

漢娜 · 阿倫特曾特別指出，那些信奉納粹主義的屠殺者，「只是沒有深度」，他們沒有我們想像的邪惡，單單只是「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

「因為所謂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同理心，知易而行難。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例如「民族」，恰巧是相反的「非同理心」，我們的「團結」來自於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我們」的認同，凝聚於排斥驅逐「他者」的行動。

同理心，不僅要「捨不得」別人，更要「捨得」自己。

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

同理心，不需要偉大的理論，它是一種學習，一種徹悟，一種跨越人性的障礙，理解和你不同的人。

這個世界、社會、哪怕一個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組合而成，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

我們在提出任何一項主張或結論時，至少要有一種警覺心，世界若由一個人、一群相同血統或語言的人作主，這個世界一定有邪惡的排它性。

同理心，不需大道理，就是暫時放下自己，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有時候它只是一顆滷蛋、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

同理心，不需要語言，它就是一個使自己變得更有人性的過程。

如是而已。

——摘錄自《給逆境中的你》

過去一段時期，對遙遠武漢前線的想像/理解中，討論得最離奇和偏差，甚至奇譚怪論到讓我覺得略欠人性、近乎磽薄的揣想，大概就是關於由體育館和會展中心改造而來，主要用來收治輕症級別的確診感染者的「方艙醫院」了。

至今復盤，或許大批量興建方艙醫院，讓輕症確診患者有地方可去、有一對多的基本醫療人力照護，且一旦病情惡化，能更有序地後送到正式醫院病房，大概是使武漢抗疫戰爭從醫護資源瀕臨斷線，到逐步拉回軌道、穩定住局面的轉捩點。

這一舉，扭轉了更多家庭因為起初隔離病房不足、醫院整體床位不足的狀況下，許多輕症患者自我居家隔離，但事實上很難做好居家隔離、反而造成全家多人交叉感染的悲劇繼續擴大。只可惜，這一決策來得太晚了。

用同事的話說，一些病人稱，方艙醫院是武漢在經歷十多天殘忍和混亂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唯一讓人感受到安慰的地方。

是的，在這裡，除了醫護之外大家都染病了，都是輕症病人。不少人的家人還在重症醫院裡救治，甚至病逝。但與此同時，六七百張病床加上醫護同處一室的社區感和團結感，也成為病人們的心理支撐。

戰地醫院在壓力、情緒和生死交關、別無出路的多重壓力型塑下，竟也迸發了濃濃的社區感。康復情況較好的患者組成了志願者隊；醫護為了給病患“將一直與病人同在”的信心，挑選病況較好一起分組分隊辦起競賽；有的患者為了怕自己組建起來的患者志工隊一旦自己出院就散了，想著辦法讓自己多待幾天。有的正歷經喪親之痛的患者，不願意回到熟悉卻再也不同的家裡面對傷痛，而想一個人待在方艙醫院裡舔舐傷口。

同事們歷經四次進出方艙醫院採訪後，作出了下面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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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艙醫院裡的愛與怕

文|財新記者 蕭輝 包志明 高昱
攝影記者 丁剛（發自武漢）

　　張兵沒有想到，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住了16天，2月23日醫生通知他可以出艙了，竟然有些不舍。他對財新記者說：“原來在新聞上看到有人說捨不得離開方艙，我覺得有點假，輪到自己出院，也捨不得。”
　　毗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武漢客廳，原本是座占地面積1800畝的集會展、商貿、文化、服務於一體的超大型城市綜合體，2011年動工，之後分期陸續竣工開放，曾舉辦過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藝術雙年展等重大文化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設計容納2000張床位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與此同時，在中央指導組的推動下，武漢及全國各方救援力量連夜行動，緊急抽調20個省份的醫療救援隊充實方艙醫院醫護力量。
　　之後武漢推進“應收盡收”，作為新冠病人最大的收治地，方艙醫院數量和床位迅猛增加。截至2月22日，包括在建和規劃中的武漢方艙醫院已達32家，總床位數達35529張，到2月23日，已建成的16家方艙醫院累計收治患者1萬余人，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床位緊張的局面。

02.2月21日下午，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收治在此的患者下床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


　　這是我國第一次在疫情中大規模建設方艙醫院。“方艙醫院是解決收治主要矛盾的現實之策。”作為方艙醫院的主要倡議者，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表示，大容量的方艙醫院既可以讓病人得到系統的醫學管理，讓大量輕症患者通過必要的救治獲得康復，又能起到批量病患集中隔離作用，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另外一個還少人關注的意味在於，記者在方艙醫院觀察到，或許是一種劫難餘生的心理，又或許因為免費治療、免費食宿的公益性和“按需分配”醫療資源的平等性，千百人集體生活在同一屋頂下，曾被視為痼疾的醫患關係空前良好，身份與財富的鴻溝似乎也在同樣的病毒和口罩面前消失了。
　　“這是整個武漢失魂落魄的一個多月裡，我惟一感受到溫馨的地方。”張兵說，“就像一個夢。”
初入方艙
　　1月中旬，張兵的父親高燒，住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1月23日確診為新冠肺炎，當天轉送到武漢市第七醫院，第二天也就是除夕的早上就去世了。張兵的母親、妻子和他本人在醫院陪護父親，自己確診，母親和妻子則是高度疑似，核酸檢測沒有呈陽性，但是雙肺病變嚴重。妻子的症狀最重，一度呼吸衰竭。1月底2月初正是武漢各家醫院床位最緊張的時候，作為中學教師的張兵動員了所有社會關係給妻子到處找床位，“每天打幾十個求助電話，瘋了一樣。”依然沒能求到床位。
　　每天早上，張兵拎著小板凳，陪妻子去門診打吊針，醫院裡人山人海塞滿病患，到晚上才能排隊打完吊針，拖著疲憊虛弱的身體回家。
　　張兵一度恐懼會失去妻子，幸好妻子熬到2月初，等來了“應收盡收”的政策，全國醫療資源緊急援助武漢，醫院的床位逐漸多了，張兵的妻子住進武昌醫院，病情得到控制。


　　新冠病毒在身強力壯的張兵身上沒有明顯體現，他一直“居家隔離”。2月7日傍晚，張兵接到社區電話，要他到東西湖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隔離。他匆匆吃了一片麵包，就坐上了轉運病人的大巴。張兵記得那天晚上天氣陰冷，下著瓢潑大雨，大巴車停在距離方艙醫院後門病人進口通道還有幾十米遠的地方，開不動了。
　　當天是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第一天接收病人，場面有些混亂，十幾輛轉運患者的巴士擁擠在進出口，前面的車很難掉頭出來，後面的車很難進去。警察張銀銀在大雨中往返走動，指揮清出了一條專門進車的道和專門出車的道。
　　張兵在晚上八點多抵達方艙醫院，在寒冷的登記大廳等了四個多小時，淩晨12點半，張兵終於進入艙內，他被分到A艙266號床位。病床很簡陋，一層褥子、一床被子，旁邊還有一個簡陋的床頭櫃。周邊床鋪已經住進了病人，神情淡漠地躺著，沒有人跟他打招呼。
　　張兵默默整理床鋪，一名男護士走過來問他是否吃過晚飯，給他端過來一份熱氣騰騰的飯菜。又冷又餓的張兵吃飯的時候，男護士又陪他閒聊，說自己來自福建莆田，家中的孩子才三個多月大，醫院號召大家志願支援武漢，男護士沒有多想就報名隨隊出征了。看到外地來的醫療隊，張兵覺得自己沉到冰水裡的心又熱了起來。
　　方艙醫院條件簡陋，對張兵來說，最難熬的是晚上睡覺時間，方艙內24小時不熄燈，頭頂明晃晃的大燈開著，換氣扇噪音很大，張兵感覺自己坐在飛機機翼下，嗡嗡的噪音在他耳邊不停轟炸。在方艙的第一夜，張兵失眠了。第二天晚上，他洗漱回來，發現床頭擺著一副眼罩和耳塞。又過了兩個晚上，張兵能安然入睡了。
　　對張兵來說，最大的安慰來自方艙裡的醫務人員。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聚集了從廣東、寧夏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來的三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和從福建、甘肅、安徽等過來的醫療護理隊，武大中南醫院負責管理，數百名醫護人員細緻的護理逐漸化解了病人們的恐懼不適。醫護人員定點給病人送來早、中、晚餐和藥物，分發水果和點心——這些東西都是這些醫護人員穿著厚密的防護服，從艙外經過三重緩衝門，一點點搬進方艙。
從醫院變成社區
　　在經歷長達十天的自然選擇式混亂後，2月2日中午，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佈第10號通告，要求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進行集中收治和隔離，其中要求對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必須實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然而這些臨時治療區究竟是哪些，人們並不知曉，更重要的是，醫院床位本就無比緊缺，收治重症病人都捉襟見肘，酒店隔離點則不具備治療條件，如何安置數量更為龐大的確診輕症患者，成為當務之急。
　　一位武漢政府官員向財新記者透露，興建專門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的方艙醫院，是2月3日上午一次會議上，由王辰提出的——整個會議為此暫停，當天下午，武漢政府官員陪著王辰考察選址，最終緊急徵用了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三座面積較大、空間開闊的公共場館，建設總計可容納3800張床位的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是一種以醫療方艙為載體、醫療與醫技保障功能綜合集成的可快速部署的成套野外移動醫療平臺，一般由醫療功能單元、病房單元、後勤保障單元等模塊構成，其中醫療功能模塊又包括緊急救治、臨床檢驗等設施功能。由於它機動性好、展開部署快速、環境適應性強等諸多優點，從戰爭急救到突發災害、應急救援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武大中南醫院宣傳部部長高翔對財新記者介紹，2月4日淩晨三點，設計師團隊開始設計武漢客廳改建方案，中午12點拿出方案，下午開工，2月6日改造完畢，又花了一天安排設備，即交付中南醫院管理團隊運營。2月6日財新記者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看到，來自武漢建工的施工工人還在接拉電路管線，身著環衛和城管服裝的人在佈置床鋪，一群後勤人員和保安圍成一個圈，拿著手機拍攝一名護士演示防護服的穿脫程序。
　　陳小豔是中南醫院外科的總護士長，此次擔任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區護理總負責人。她介紹，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分為ABC三個艙，A艙614張床位，BC艙各400多張床位，一共有1461張床位。艙內每12個床位隔開成一個小艙，除了床位，還有治療室、採樣室、搶救室等醫療功能模塊，還設置了圖書角和公共活動區域。
　　1500張床位的醫院一天選址設計，兩天建設，一天調試，2月7日接收病人，前期難免簡陋。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她從中南醫院病區剛換到方艙醫院，幾百張床位鋪天蓋地進入眼前，她的頭有點暈，心裡咯噔一聲，“這麼多張床位，如何管理，我心中並沒有底”。
　　張銀銀負責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秩序，他告訴財新記者，初進方艙看到600多張床位，他也覺得“震撼”。張銀銀2003年在北京當新兵第一年就遇到SARS，他被臨時抽調協助轉運SARS病人到小湯山醫院。“小湯山醫院是單間病房的，這次在武漢客廳，突然看到1萬多平方米的一個大廳擺滿了床位，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張銀銀第一天上班時間是排在下午2點至8點，一個班六小時，每天只有一套防護服，值班期間不能吃喝上廁所。方艙醫院按照傳染病醫院的結構，分為三區兩通道，工作人員從前門通道進出，病人從後門通道進出。
　　第一天的任務是接待病人入艙，張銀銀接近淩晨才出艙。脫防護服必須嚴格按照防護要求，光用酒精洗手都有十次，全套流程走下來又大概要花30分鐘。儘管又累又餓，張銀銀讓護士們先脫防護服出艙。等待出艙時，兩名護士扶著一個護士走了過來，被扶著的護士渾身軟弱無力，幾乎要暈過去了。張銀銀打聽，才知道她連續在艙內工作了20多個小時，從6日下午就進艙安排床鋪，到7日接待病人，一刻沒有休息。


　　剛住進來的病人愁眉苦臉，幾乎每個人都會拉著醫護人員問個不停：要在方艙醫院住多久？艙裡醫療條件如何，有沒有醫生，有沒有氧氣瓶、呼吸機，都發什麼藥，病重了能不能順利轉院，什麼時候能出院。還有病人心情不好，抱怨伙食差，抱怨沒有熱水，抱怨廁所髒。陳小豔帶著護士們儘量幫助病人改善居住條件，怕冷的添棉絮、加電熱毯，醫護人員掏錢從艙外帶東西給病人吃，安撫病人情緒。
　　“硬件條件差，我們就用服務來改善。”陳小豔說。
　　有一次，陳小豔例行查房，一個病人突然很傷心哭了，說自己很痛。陳小豔立即給病人測血氧、測心率，都是正常的，病人也說不上來哪裡疼，最後說是心慌，對這個病恐懼，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治好，不知道治好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一次查房中，有個老婦人突然撕心裂肺號啕大哭——她剛得到老伴在醫院去世的消息。“這個時候說什麼話都是蒼白的。”陳小豔只能默默地陪著她。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剛開始進艙，面對傳染病人，她有點緊張，刻意保持距離，但很快就不再顧忌，會拉著病人的手，拍拍他們的背，安撫他們。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領隊——他總是驕傲地自稱是國家隊。作為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的本行在方艙醫院使用並不多，有一次，一個正在登記入院的病人突然血氧降低，心跳也不好，程青虹給病人進行了緊急救治，隨後將病人轉入武漢客廳馬路對面的金銀潭醫院。
　　在方艙醫院，程青虹做得更多的是安撫病人的工作。一次查房中，程青虹發現一個老人坐在床邊不停搓手，口中念念有詞：我不出門玩，我不紮堆，我怎麼會得這病？程青虹打聽到老人得病把家人也傳染了，始終很自責。程青虹告訴老人，“千萬不要反復探究自己為何會得病，武漢病了，你身處的環境很容易得病，偶然因素你被感染了，那不是你的錯。”
　　陳小豔察覺，剛住進來的幾天，天氣陰冷，病人們普遍情緒低落，大多躺在床上不動。為了活躍氣氛，護士們動員病人下床走動，由護士們領著做呼吸操，新疆來的女護士們還跳了新疆舞，引來很多病人圍觀。醫護人員和病人以及病人之間的互動逐漸多起來，方艙醫院的氣氛逐漸活躍起來。
　　方艙醫院剛啟動的前幾日，護士給病人們挨個發飯、發藥，A艙30多名護士服務600多名病人，每頓飯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發完。終於有一天，一名年輕的男病人走過來說：“我能幫你發飯嗎？”
　　在小夥子的帶動下，A艙成立了病人志願服務隊，協助護士送餐，工作任務大大縮小，半個小時就能送完餐。
　　張銀銀告訴財新記者，他最感動的一件事也是來自病人的幫助。艙裡的飲用水由他和四名安保人員運輸，他每天要搬30多桶桶裝純淨水，由於穿著厚厚的防護服，搬運比較費勁。有一天，他獨自在搬運純淨水，蹲下抱起桶裝水，突然覺得桶裝水變輕了，一個沒穿防護服的人幫忙扶住桶裝水的另一側，張銀銀錯愕了幾秒鐘，意識到這是個病人。“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患者，他說了句‘我來’，就默默地幫著我搬運剩下的桶裝水。”張銀銀對病人說了句“謝謝”。說出口，張銀銀覺得這聲“謝謝”很特別，“以前都是病人對我說‘謝謝’，現在我對病人說‘謝謝’，很感慨，病人主動參與醫院管理服務，醫院成為了社區”。
　　2月23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組織醫護人員和患者舉辦“同舟共濟，大愛永存”歌唱比賽。中南醫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以及廣東醫療隊、甘肅醫療隊、福建醫療隊、安徽醫療隊一起合唱《讓世界充滿愛》，病人們也列隊合唱《歌唱祖國》，然後大家一起高喊“武漢加油”。程青虹告訴財新記者，病人們準備得很認真，精神飽滿列隊表演，看得他一度熱淚盈眶。
　　這些艙內的娛樂活動曾受到艙外人員質疑，認為唱歌跳舞會增加病毒傳播，加重患者病情。程青虹說，舉辦活動前，充分考慮了病人的身體狀況，謹慎選擇了身體恢復比較好的病人，對活動時長、唱歌時人與人的距離也做了要求。“我們想通過這個活動，給病人傳達一種信念，病人不好，我們醫護人員不會走。讓病人安心地對抗疾病。”
在方艙醫院“復活”
　　那個首先提出來幫護士發飯的病人叫楊信，28歲，是一家保險公司的推銷員，這是他第一次做志願者。
　　1月26日，楊信突然發燒，拉肚子，一連幾天高燒38度多。他在新聞上看到，病人一床難求，害怕交叉感染，就在家裡隔離昏睡。2月4日，楊信覺得實在熬不住了，自己開了一輛電瓶車到東西湖區人民醫院看病，CT顯示雙肺感染，醫生告訴他基本判斷是新冠肺炎。楊信的手發抖，想到了之前做生意欠下的70多萬元小額貸款，想到了在新聞上看到的有人跳橋跳樓，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度想到了自殺，只是再想到出生才三個多月的女兒，他選擇給社區打了一個電話“自首”。
　　當天晚上10點，楊信住進了社區安排的隔離酒店。他仍然在發燒，等了一晚上沒有醫生來，他心裡很害怕，哭了一晚。2月5日早上燒退了，他又收到保險公司的文件，一旦確診可以理賠19萬元。被每個月3萬多元小額信貸還款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楊信，這次反而希望自己能確診，拿到這筆賠償。
　　在隔離酒店，楊信身體逐漸好轉，2月9日核酸檢測，2月10日出了結果——陽性。“陽性是我期待的結果，確診了能拿19萬元，這是我賭命換來的，小百姓生活不容易。”
　　2月11日，楊信領到了保險公司理賠的19萬元，也進了方艙醫院。身體狀態不錯，心情也還可以，從來不讀書的他主動到閱覽區選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就是看著這個書名挑的，我希望我會在方艙醫院復活。我跟我的同事打趣，‘富人靠離異，窮人靠變異’。我開玩笑說，我變異產生抗體，拿我去做實驗，掙他100萬元”。
　　讓楊信感到自己確實在復活的，還有他在方艙做志願者的經歷。進方艙的頭兩天，楊信覺得有點新奇，在方艙到處走走看看，拍照片發微信朋友圈。他拍護士們長時間穿著隔離衣，眼罩上起了一層厚厚的水霧；他拍護士們做的“愛心樹”、溫馨的彩繪圖和“武漢加油”字眼；他拍新疆護士領跳的新疆舞，他拍一個高三的小妹妹在複習功課。


　　2月14日早上，楊信收到單位工會主席的短信，工會給每個確診的員工發1萬元慰問金，用微信轉發。看到1萬元的那瞬間，楊信突然手顫抖了，沒有點擊接收按鈕。“我一下子被感動到了，之前保險理賠給我的19萬元解了我的生活之困，我得到社會的幫助已經很多，這1萬元不是我應得的。”楊信最終決定捐出這1萬元，他首先想到的是買方便面給病友吃，通過外面的朋友買了178箱方便面，送到方艙醫院。
　　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護士們給艙內的夫妻病患贈送了玫瑰花。楊信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三個月的女兒，他突然悟出來，情人節是“有情人”的節日。他想給遠道而來的護士們做點什麼。中午，護士們到病床旁發午餐，楊信一衝動，搶過了護士的飯盒，說：“放心，我不是搶飯的，你們太辛苦了，我能幫你們發飯嗎？”護士很開心地歡迎他加入發飯的隊伍。
　　2月15日早上六點，楊信起床了，在家隔離的那段時間他每天昏睡到中午，現在有了早上發早餐的任務，也就有了起床的動力。他七點就跑到護士站幫著取早餐，七點半分發早餐。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楊信又想了個辦法，拿著一張紙寫上“願意和我一起發飯嗎？”然後挨個床位遊說。中午，讀高中的楊陽和中學老師張兵加入了進來；到晚上，發飯的志願者隊伍就有十多人了。
　　楊信的領導能力被激發出來了，第二天他又跟醫護人員商量，成立了方艙醫院A艙志願服務隊，楊信任隊長，隊員們分工幫著發放飯、發點心、搬運桶裝水、打掃艙內衛生。
　　志願者還成立了一個監督清理廁所的小分隊，楊信捐出自己的一個盆子，在廁所外守著，他會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叮囑上廁所的人：“我們都是神槍手，拉便對著小洞口，大號以後沖盆水。”有志願者監督，病人也不好意思亂拉亂撒，上完廁所後主動沖水，廁所髒亂的問題得到改善。
　　楊信贏得了醫護人員的尊重，每天都有護士從艙外給他帶吃的東西，一包糖、一盒餅乾、一個蘋果，楊信把吃的分給志願隊的夥伴們，又會從病友那裡得到更多吃的東西。在楊信看來，方艙的生活不像是在醫院，也不像是在監獄，反而讓他想到了中學時的夏令營，大家集體勞動，互相分東西吃，充實而溫馨。
　　方艙醫院的生活設施和服務也在不斷完善：有了WiFi，以及各地捐助的食品、飲料、書籍、生活用品、影音設備。
　　相比其他醫院，方艙醫院不需要佔用過多醫護人員，也不需要太多高端搶救設備。2月16日，國家發改委宣佈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2.3億元，支持武漢方艙醫院完善設施、增添必要的醫療設備。據介紹，每個方艙醫院都要求CT設備全覆蓋，增加供氧設備和心電監測儀等。
　　在很多方艙醫院裡的病人看來，住院的日子固然難挨，但相比1月底2月初那十幾天在醫院和家之間無望奔波的經歷，方艙醫院像一處平靜的避風港。這裡所有人都是同一種疾病，住著一樣的床位，吃著一樣的飯菜，醫療服務平等對待——即使有區別也是根據病情輕重，身份、財富、階層，在這裡都暫時不存在了。
最後的庇護所
　　不過，方艙醫院畢竟是醫院，這裡有繞不過的悲傷。
　　張桂青是石河子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2月5日隨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征援助武漢，她和另兩名心理醫生承擔武漢客廳方艙A艙的心理輔導工作。
　　一天結束值班後剛回到賓館，張桂青又被緊急呼叫回艙內，另一位60多歲的女性，今天得到消息，老伴在醫院去世了。病人木然坐在床頭，不吃不喝不說話。張桂青走到病人的面前，輕輕地拍她的背，和她說話，病人眼眶裡含著淚，沒有任何回應。張桂青默默站在她床前良久，病人的手機響起，連續打了三次，病人沒有反應。
　　張桂青問她，電話是誰打來的。病人呆呆地說：“兒子打過來的。”張桂青勸她，“一定要接電話，要讓家人放心。活人生活要繼續下去。”病人在張桂青的勸說下接了電話，號啕大哭。
　　“我這幾天遇到五六起這樣的事，都是女性病人收到丈夫的死訊崩潰了。”張桂青對財新記者說，“病人在受到極度刺激時，壓抑自己的痛苦，對身體更不利，哭出來是一種釋放。”
　　中年男人也會有崩潰的時候。2月19日，鄧淼在方艙醫院度過了40歲的生日，沒有蛋糕、沒有祝福，妻子在身邊陪著他默默流淚。他們一家四口都確診了，五天前，鄧淼的父親在火神山醫院去世，他覺得世界塌陷了。
　　鄧淼和父親住了40年，從來沒有分離過。父親每天早上會給他熬小米粥喝，會幫他把衣服洗乾淨疊好放在床頭，偶爾父子倆也會拌個嘴，但第二天就和好了。鄧淼以淚洗面，經常在午夜半夢半醒間看到父親的身影，都是這些日常的場景。
　　鄧淼蜷縮在病床上，不想面對任何人，任何事。住在他對床的楊信會時不時給他塞一個橘子或者蘋果，醫護人員也對他特別照顧，在分配飯菜、點心時會多給他一些。鄧淼吃不下，醫護人員會勸他多吃。鄧淼告訴記者，在整個疫情期間，他感受到的溫暖就來自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友們。
　　按照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制定的《方艙醫院管理規則》，方艙醫院原則上收治已確診且未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的輕症患者，要求有生活自理能力，年齡在18-65周歲之間，無呼吸系統、心腦血管系統等基礎性疾病及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治療過程中，以口服藥物為主，必要時可輸液、吸氧。根據治療過程中的病情演進情況，轉為重症的將送往定點醫院接受救治，治癒的可就地檢測，符合出院標準即可出院。
　　楊信告訴財新記者，他不想出院，為此還故意逃掉了一次核酸檢測。據醫生程青虹介紹，病人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為陰性，肺部吸收好，經過方艙醫院醫療隊專家組綜合評估達到出院條件，就能出院。楊信知道自己身體狀態恢復不錯，第一次核酸檢測為陰性，他故意漏掉了第二次核酸檢測，“我還想在方艙醫院多待一段時間，我擔心我出去了，志願隊就散了”。


　　護士專門來做楊信的思想工作，“你首先還是個病人，方艙醫院以治病救人為主，你出去了，可以騰出一個位置給新的病人”。志願隊的小夥伴們也向他保證，新的志願者會補充上來，志願活動會持續到方艙醫院結束的那一天。
　　2月26日，楊信出院了，相熟的醫護人員和志願隊的夥伴都來送他。“在方艙醫院我經歷兩次復活，一次是身體上的康復，一次是精神上的康復。”出院後住在隔離點的楊信每天最大的樂趣是在方艙醫院志願者群裡聊天，小夥伴們會拍照給他分享方艙的生活，“第一次留戀一個醫院，就是家的感覺”。
　　鄧淼也不想回家，家中有父親的點點滴滴印記；他不想回到社會，不想面對親友和同事的關心。他就想在方艙安安靜靜待著，獨自吞咽失去父親的痛苦。
　　同一個小艙的病友張兵、楊信等陸續出院了，方艙的床位逐漸空出來，又有新的病人住進來。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現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艙每天平均有二三十名病人達到出院標準出院了，更多病人的CT影像顯示明顯好轉，出院在望。
　　“終有一天所有病人會治癒出院，方艙醫院會結束它的使命。我們不會忘記，全國醫護人員共同營造的方艙醫院，曾經給病人們一個港灣。”但張桂青也告訴財新記者，新冠疫情帶給武漢人的災難記憶會是極為深刻的，即使治癒了病人的身體，災後對病人及家屬的心理支持也必須持續很長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