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國民調結果:95.5%人民滿意中央政府
美國針對中國的行動又再升級,周二突然勒令中國在72小時內關閉在休斯敦的總領事館。首先,我僅代表在休斯敦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決定,因為休斯敦和整個得州已成為Covid大流行的最熱點之一!得州人口不到3000萬,Covid確診宗數已多達35萬,且仍以近幾何級數增長,遠多於整個中國,死亡人數超過4300,恐怕亦將在短期內超越中國!相信整個領事館同人及家人,都極期望早日回到相對安全得多的祖國!
休斯敦總領事館有點特別意義。1979年鄧小平出訪美國,行程包括參觀在休斯敦的Johnson太空中心,和留給人更深刻印象的Rodeo(牛仔競賽)!同年11月,中國就在休斯敦開了在美國的第一間總領事館。現在美國命令休斯敦總領事館關閉,似乎暗示美中41年來關係正常化的完結。我想知道,下一步是否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斷交,然後重新再跟中華民國建交?
早前某雜誌訪問中,我提到傳統政治和經濟體制都已過時,需要冷靜、客觀和深入重新思考,加上考慮如何利用現代科學和科技,達到更佳、更有效率、人民更滿意的社會管治效果。政治和經濟體制是一個非常大、非常複雜,且非常敏感的議題。對很多人來說,政治體制已升至「信仰」層面,堅信某種體制代表正義、善良、美好、道德、完美(接近),甚至神聖!反之,不同或被視為「敵對」的體制,則當然被當為不公、兇殘、醜陋、不道德、 糜爛,甚至邪惡!
這是一個常見,但非常不幸和極度危險的現象。因為如把體制當為一種如宗教般的信仰,就即是拒絕以科學、邏輯、數據和理性來作討論和分析!一切都只倚賴盲目信仰(blind faith)!歷史上當然充滿以宗教信仰為名義的戰爭,包括中世紀持續數百年的多次Crusades(十字軍東征); 從哥倫布所謂「發現」新大陸起,歐洲人開始其數百年在美洲的掠奪和殺戮,尤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Conquistadors(征服者),都是左手拿着聖經,右口拿着劍,迫使原住民改信天主教,如不順從,他們當然毫不猶疑,以天父之名替天行道,消滅「邪惡異教徒」!近代美國的中東外交政策,支持以色列,多次攻打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等,殺害超過100萬伊斯蘭教徒,又與Crusade有多大分別?Al-Qaeda和ISIS等恐怖組織發動襲擊,當然是非常殘忍和必須阻止,但這是因還是果?
政治和經濟體制,作為一種值得去打仗的信仰是一個較新的事物,到了20世紀才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說是法西斯主義與較傳統帝國主義加一點自由主義之爭。另外當然就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雖然幸而未有帶來世界大戰,但就出現過美蘇冷戰,和好幾次proxy wars(代理人戰),包括韓戰和越戰。現在似乎又逐漸出現美中冷戰(希望不加溫變熱)。
改變體制充滿不確定 交易成本無法承受
今天無暇詳細分析不同體制的好壞,和如何可以透過科學和科技作出改變和改良,未來數周如有空可討論。但我要指出非常重要一點,就是理論上政治和經濟體制只應是一種工具(means),絕不應該被當作一個神聖的最終目的(end)。任何政治和經濟體制最基本目的,必須包括社會穩定、和平、人民生命和健康得到保障,加上經濟平穩增長,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和愈來愈重要的環保目標等。同時,政治和經濟體制絕非一門理論性科學,它最多只可算是一門應用技術(加點藝術)。所以不可對任何體制太過理想化,更不要以為可隨便拉倒重來。任何改變都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交易成本可以是無法承受的高。法國大革命後,社會動盪歷時近一世紀,其中包含多場革命、戰爭、經濟災難和無數人命犧牲。中國過去200年的歷史更坎坷,即使不計晚清的衰落,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但絕未即時帶來社會穩定和人民溫飽,更似是多場新噩夢的開始。民國建立不久,即變成軍閥割據年代,未幾又到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後不久,又墮入國共內戰,即使新中國建立後,旋即又被拖入韓戰,內部大型政治運動亦不停。整個中國,可說要等到鄧小平1977年復出,1978年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才終穩定下來。大動盪歷時超過60年!
到了今天,中國人民已得到基本溫飽,但當然仍有不少人生活並不富庶,中國確仍在發展中,所以更需要穩定。但即使只是正常的願望,只想繼續改善生活、發展經濟和科技,已嚴重挑動美國神經,被只具狹隘眼光的帝國主義者視為挑戰美國霸權。
近日美國不斷攻擊中國,且企圖挑撥離間人民和政府的感情。自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不忍見他們被政府欺壓,活在水深火熱中!好一個自欺欺人的天大笑話。
美國人對聯邦政府滿意度僅38%
一周前,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發表了一個有史以來最詳盡,歷時最久(2003至2016年,8次民調),覆蓋範圍最廣(沿岸城市和內地的32,000人受訪),針對人民對政府滿意度的深入民調。最主要發現是在2016年,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加非常滿意的比例,升至95.5%的超高水平!其實高的滿意度也不意外,完全符合過去其他由外國學者如George Washington大學Bruce Dickson教授進行的較短期和小規模的民調結果。哈佛的研究同時發現人民對最下級地方政府的滿意度遠低於中央,非常滿意的只佔11%。此情况與美國剛相反,美國人對聯邦政府的滿意度只有38%,但對本地政府的滿意度則反而高達70%。此分別的主要原因應該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權力非常大,更控制財政,地方政府則權力小兼且窮,但又有責任提供大量福利和服務,結果吃力不討好。美國的聯邦制,中央對內政權力有限,每個州分和城市的權力較大,且人民參與度較高,所以亦較滿意。
不少人當然質疑這研究結果,不願相信中國人民如此滿意中央政府表現,拒絕相信任何來自中國,與他們既定偏見不同的客觀科學數據。首先此報告出自哈佛,當然有相當高的權威性和可靠性,而哈佛亦當然並非一個討好取悅中國的機構,相反,哈佛曾培訓不少美國鷹派代表人物,包括Peter Navarro和Steve Bannon等。
有些人亦會認為中國人不敢講出真心話,所以數據不可信。當然這是有可能的,但領導這次民調的是具有豐富政治體制研究經驗的權威哈佛教授Anthony Saich,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主任。訪談是以保密面對面,不記名方式進行的,可信性頗高。如果大家有跟內地朋友傾談的經驗,就會知道私底下,他們都很樂意表達自己的政見,也非全為正面。
那麼為何滿意度如此高,且有愈來愈高的趨勢?我相信有5個主要原因:
1. 最重要當然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大部分中國人對過去貧窮的日子,記憶猶新,與現今相對豐足的生活有天淵之別,所以對中央政府的滿意是可以理解的。
2. 近年,除經濟進步外,其他方面,包括環保、醫療、教育和治安,以至文娛康樂等,亦有明顯改善和進步。即是已不止經濟上量的增長,人民的生活素質也在不斷進步。值得指出的是科技進步,包括高鐵、再生能源和尤其互聯網,智能手機和各種Apps的發展對此有極大貢獻。
3. 近年中國嚴厲執行反貪腐,頗有成效,最少地方層面的貪腐情况已大大減少。當然派系分歧和個別權金交易可能仍然存在,但對比20年前,已有所改善。雖然中國堅尼系數仍然過高(約0.47),貧富懸殊嚴重,但除差距外,亦要考慮全民生活水平不停上升。有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貧窮的定義已不再是絕對性的赤貧和飢餓,逐漸變成相對性的心理不爽,與西方類似。
4. 當然內地資訊有所限制,傳媒和教育都不停灌輸政治正確的文化和價值觀。人民未必照單全收,但潛移默化,必然有一定效果。我不完全認同此資訊策略,但眼見西方所謂自由傳媒,包括《紐約時報》、CNN、Fox,甚至彭博、CNBC和《金融時報》等金融媒體,全部都有既定立場,對中國的報道充滿偏見和錯誤!西方真的還有獨立、持平、客觀和理性,代表公義的媒體嗎?
5. 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起,中國人開始對西方經濟體制產生懷疑。近年隨着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瘋狂領袖如特朗普和約翰遜的冒起,帶來充滿憤怒、仇恨、愚昧、反科學的國家和種族主義政策,且非常針對中國,當然反令到中國人更愛國,民粹亦變得高昂。加上香港的動亂,和中國處理疫情較成功,亦令中國人更加團結。如哈佛再做民調,現在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支持度,肯定比2016年的95.5%更高!
在雜誌訪問中,我提出一個觀點來解釋中國體制的穩定性。不少人認為如美國般的體制,有定期選舉,必然較穩定和具自我修復能力。即使特朗普太過瘋狂、無能和種族主義,下次選舉或將選上較溫和,較傳統路線的拜登。但問題沒這麼簡單,選舉人票制度漏洞仍然存在,隨時可選出另一個比特朗普更極端的人。况且西方政治兩極化情况非常嚴重,無論選出哪一邊,都只會極力討好支持他們的51%或更少的49%。請記得特朗普是輸了普選的,而他的政策更其實只對最富有的0.1%有利,他的base實在太蠢,懵然不知!這制度下的政策也不擔保具科學性和符合全人類和地球利益。過去半年美國採取漠視疫情政策,很可能符合民意,但完全反科學,更連累全球!政治兩極化亦令到很多包括氣候變化、醫療、教育和基建等政策,變得搖擺不定,結果一事無成。
政策不停修正 中國制度較穩定
中國制度看似較不穩定,如政策錯誤太大,可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崩潰。但可能正因如此,政府更需要密切觀察所有政策效果,和不停動態式修改政策和執行的方法,務求達到更佳效果。重大政策如基建,醫療,教育和巿場制度等,必須得到遠比只51%或49%的更大多數,最少七成至八成人民的支持,才會成功,才能確保社會穩定。
大家還記得物理和微積分嗎?一個物理系統可以有不同平衡狀態,穩定和不穩定(stable and unstable equilibrium),取決於Second derivative是正還是負數。一個圓球在山谷底處於穩定平衡狀態,如圓球是在山峰頂,就是不穩定的平衡。事實上所有政治體制都是某一程度上的unstable equilibrium。
但是否unstable equilibrium的系統就一定不能持久,很快就崩潰?當然不是,最新的隱形戰機,為了盡量減少雷達反射和增加靈活度,機身設計故意導致飛行不穩定,全靠電腦不斷微調引擎動力和機翼角度等,才可保持高速飛行時的平衡。
各大國須互相合作 才可維持平衡
另一個更好的例子是核武出現後,全球倚賴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阻嚇作用來維持世界和平。理論上這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平衡,世界末日,隨時一觸即發,對人類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但是反而MAD帶來了75年的大致和平,對比兩次世界大戰,相隔只有約20年,已大有進步。
如要繼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單純倚賴MAD是不足夠的。美、中和其他核武和經濟大國,必須不斷作出外交、軍事、貿易、科技、醫療和經濟政策的自身動態微調,和更重要的互相合作和配合,才可繼續維持世界和平所倚賴的unstable equilibrium!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代理人理論例子 在 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欸,小孩是人嗎?還是他是半獸人?】
上篇說到,法律明白規定「人的權利,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當我們從媽媽肚子裡出來的那一剎那,我們就是一個「人」了,而身為一個「人」,理論上會享有一樣的權利,無論是小孩或是大人。
但是,曾經身為小孩的你,應該很明白一件事,就是無論在家中或是在外走跳,你可以做的事情根本跟大人不一樣,所以都很想趕快變成大人啊。
所以「小孩」和「大人」真的不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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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邊不一樣?
台灣的民法是以 20 歲為分界點,滿 20 歲的人才是大人,沒有滿 20 歲的都是小孩,不過如果你未滿 20 歲就結婚的話,也可以算是一個大人。
如果不是大人的話,因為法律直接推認你不夠成熟,還需要受到保護,所以在生活上的行動就會受限制。
例如,未滿 7 歲的小孩直接認定是「無行為能力人」,滿 7 歲以上未滿 20 歲且還沒結婚的小孩是「限制行為能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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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在哪裡呢?
我們舉一個例子。
假設要買特斯拉,如果是大人,有錢就可以買,但如果是小孩,有錢也不一定買的成。
為什麼?
如果是「7 歲以下」的小孩,他要從事的「法律行為」必須要有「法定代理人」來做,不然就是無效,因為法律認為小孩子年紀過小,基本上不可能有能力處理,所以如果要買特斯拉一定要通過爸爸媽媽。
而如果是「7-20 歲」的小孩,就會比較複雜了。除非是別人送他的特斯拉,或是特斯拉是他的年齡或是身份是日常生活所需的,他才可以擁有特斯拉。
不然如果他要自己跟車商買特斯拉,也必須要經過他父母的同意,否則他還是不可以買的。
簡單來說,「7 歲以下」的小孩,原則上什麼都要靠爸爸媽媽來處理。而「7-20 歲」的小孩,除非是日常生活所需,不然法律行為需要爸爸媽媽同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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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孩是人嗎?
小孩是人嗎?當然是,只是他是一個沒那麼完整的人,因為在還沒長成大人前,法律上會特別保護小孩,使小孩不會在還不懂社會的遊戲規則前,就把自己遊戲的籌碼丟光了。
螢幕前的你,長大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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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民法》
第 12 條:「滿二十歲為成年。」
第 13 條:「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第 75 條:「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
第 77 條:「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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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政治歸政治 #法律歸法律 #純法律 #半獸人 #小孩 #人 #民法 #法律 #20歲 #成年 #台灣
代理人理論例子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沈旭暉隨緣家書】之前談過不少「和勇合一」的不同戰線,但很少朋友打淺藍主意,這篇希望填補這漏洞,因篇幅所限,《明報》只能刊出一半內容,這是五千字原裝長版。這裏有不少目標受眾,請大家討論指正。
上週談及香港面對「一國兩制3.0」的高壓白色恐怖時代,真‧香港人醞釀了九條戰線,各有不同的沙盤推演。不少朋友始終以非黑即白思維,看待其他戰線的成效,但今天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單一戰線,無論是和理非、勇武、經濟、國際,都是不可能獨自成功的,因為傳統思維的計算,正是對家的強項;必須多管齊下,百花齊放的continuous a/b testing,才能產生不能預知的蝴蝶效應。要走到終點,希望無論是哪門哪派,即使沒有蕭若元先生的水晶球,對此也能明白。
今天希望探討其中一條戰線:「淺藍戰線」。他們怎樣能促成「五大訴求」,而不是成為各大五十大板、破壞團結的維穩,事關重大,甚至可能是全局關鍵。至於其他戰線,日後會分別再談。
古今中外,「淺藍」群體的「時代革命」
所謂「淺藍」,其實都是明白事理、愛護香港、土生土長的傳統精英和專業人士,和「淺黃」的最大差異,只是前者因為種種原因更需要穩定,但不代表他們不重視核心價值。《逃犯條例》能激起二百萬人上街,就是得到「淺藍」全力支持,有劉鑾雄揭竿而起開始,各國商會、大小商界、專業人士、公務員集體大反彈,地產界石禮謙在議會虛與委蛇,才能突破反對派的同溫層,反映「淺藍」對樂崩禮壞、仗勢凌人、白色恐怖那一套伎倆,有發自內心的反感和鄙視。而古往今來,任何結構性變革,都缺不了建制內部的逆反。我們且舉出一些耳熟能詳的例子:
中國辛亥革命,新派軍事強人袁世凱倒戈;
台灣威權時代終結,蔣氏父子培養的李登輝「出櫃」,成為本土領袖;
日本大政奉還,幕府海軍領袖勝海舟與西鄉隆盛議和開城;
馬來西亞變天,靠的是前總理馬哈迪以九十多歲高齡投向反對派;
蘇聯改革開放,來自新生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南非種族隔離終結前,支持白人至上的總統博塔被改革派德克勒克取代……
按今天的定義,在關鍵時刻,他們的原身份,都是「淺藍」。
「淺藍」之所以成為「淺藍」,並非對價值的追求不及「淺黃」,而是他們的崗位在現體制的最核心,一旦社會衝擊體制,不能避免的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必然先希望盡力在體制內扭轉,才會考慮其他選項。加上他們公開身份的種種不便,經常要飾演雙面人,鎂光燈下當建制派,私底下則判若兩人,也會出錢出力做實事;其實沒有這群有心人支撐,香港早就面目全非。然而,當制度崩壞過了某個臨界點,強權對價值觀的摧殘,突破他們能接受的最低道德底線、以及根本利益,「淺藍」挑戰制度的土壤,就會齊備。
這土壤,經過過去七個月,在香港「淺藍」當中,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們有些和黃營一樣,對警暴很不滿,另一些則相對不滿抗爭者,但一律認同特區管治已完全失敗,所謂「止暴制亂」只有反效果,和他們追求的長治久安背道而馳,至於北京的「全面管治」,明顯違背了他們當初對政體投下信心一票的君子協定,「不可以這樣下去」,成了心照不宣的最大共識。這些月來,每次參與傳統精英、在座包括頭面建制領袖和議員的聚會時,都驚訝於他們出奇的心水清:席間他們對林鄭月娥固然痛罵,對傳統泛民也是痛罵——罵他們「做唔到嘢」、「點解咁容易比林鄭講嘢」、「條友關鍵一票真係成日走咗去」等等,酒到三分,就喊「光復香港」,談到年輕人時也會感動落淚,從內容和粗口頻率,會以為置身於本土派網台節目當中。
為甚麼「淺藍」臨界點已過?
首先,自然還是利益,但也不只是利益。在「一國兩制3.0」時代,一個主劇本是雍正皇帝式「改土歸流」,精英的危機感越來越強;今年將有更多中國巨型企業來港上市,華資的持份自也水退船低。特區政府無視客觀現實,硬是演繹土地問題、房屋問題為整場運動的Root Cause,「鬥地主」之心昭然若揭,幸好社會民智已開,洞悉陰謀,反應冷淡,加上李嘉誠巧妙的以慈善基金四兩撥千斤,令商界居然和市民連成一線,連屈臣氏和百佳也被列為「黃店」。李嘉誠在年輕人當中的威望忽然遠超傳統泛民,「李氏力場」由刻薄老闆的象徵、變成香港的護城牆,背後角力,一葉知秋。商界面對北京威逼利誘,不得不跟隨主旋律「止暴制亂」、主動投誠,北京也會把一些內地地皮待價而沽,權作犒賞,但商人的根本觸角,就是避險,而避險必須對沖。即使表面上最馴服的大家族,他們的家族投資基金,也早就轉戰全球,因為他們知道香港這樣下去,絕不能長遠保障自身利益。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會感受到價值觀受侵蝕的白色恐怖,但淺藍同時更會從具體利益,體會切膚之痛。法治精神(不是中式「依法治國」)、專業操守,一直是香港立足全球的最大優勢,內裏隱含一個check and balance潛規則,香港人處理due diligence、compliance的專才,都是國際社會的信譽保證。一直有種說法是中國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但邏輯上,「留島不留人」是徒勞的:深圳前海宣稱以香港制度建立、交由內地人打理,理論上,也可算作香港的「半飛地」,但明顯失敗收場,就是因為在運作過程中,缺少了香港法治精神和專業操守的內部制衡,國際社會就不會信任。現在中環的內地精英雖然越來越多,因為需要中國聯繫的職務確實很多,但說到compliance,始終以香港人為大本營,對此,北京也心知肚明,那香港「前海化」,又有甚麼好處?
海洋公園就是標準的反面教材:猶太生意奇才盛智文當(義工)主席時,面對強敵迪士尼橫空出世,依然轉虧為盈,卻被梁振英政府以莫須有罪名忽然換走,連這類純商業公職也拿來當政治酬庸;新領導對經營公園毫無熱情,浪費了大量開支在顧問費、刻意轉向為針對內地人的主題公園,大好形勢下轉盈為虧,假如嚴守昔日制衡,斷不會如此。盛智文雖然在特首選舉「站錯邊」,但能力有目共睹,已經是滑不溜手、逢人稱「nice guy」(或「nice girl」)、甚至主動歸化中國籍的「時務俊傑」,用新一代語言,已經「雪雪聲」,依然被清洗,何況他人?大企業有條件在海外對沖,但中小企、專業人士眼見香港日漸淪陷,又可以如何?警隊是否受有效監管、銀行和國泰員工的社交媒體會否噤若寒蟬、老師校長會否被天天被篤灰,這些和企業管理會否受「一國因素」影響而犧牲專業,完全一脈相承。這樣下去,「淺藍」在社會還有甚麼不可取代性?
制度改革失敗,與傳統泛民的責任
那「淺藍」可以做甚麼?自然是「淺黃」單獨做不了的事,而根據香港現制度,「淺藍」棄暗投明,足以一錘定音。當然,新一代已經對制度毫不信任,而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來《基本法》的設計,本來就是讓建制派「屈機」;二來傳統泛民在過去22年,莫名其妙地甘於被「屈機」,從沒有盡力在體制內光復香港。以功能組別選舉為例,事實上,不少團體票設計有大量灰色地帶,假如泛民及早覺醒,正正常常的組織工會、商會,不少功能組別都能搶過來。不像現在這樣,只挑容易勝出的功能組別像法律界、教育界參選,其他界別完全放棄,既失去不參與小圈子的道德高地、又沒有進取到無所不用其極促進體制內質變,才會和林鄭月娥一樣,失去幾代人的信任。
不少朋友繼而問,即使贏了一些功能組別議席又如何,和「五大訴求」、特別是雙普選,有何關係?會否反而永續了現制度?我不知道傳統泛民為什麼沒有進行這樣的公民教育,但其實真正熟讀《基本法》(不是官方教導那種洗腦讀法,而是reversed engineering的獨立思考讀法),就會產生答案。根據《基本法》,由於行政主導,特首權力極大,幾乎所有權力都集中在一人,只要特首會同(自己委任的)行政會議提出議案,改變功能組別內部組成方式只是本地立法,立法會有簡單多數(不同議員議案要兩個組別的多數票同時存在),就能通過。因此,立法會是否過半,有重要影響;由於建制派的老弱殘兵眾多,即使不過半而極其接近,對方也不再「有險可守」。
《基本法》的秘密:功能組別、選委會,能落實「五大訴求」嗎?
因此,一個支持「五大訴求」的特首,在簡單多數立法會的配合下,可以提出所有功能組別改變選舉方式,也就是彭定康時代「新九組化」的變相直選,令全港每人一人兩票,結構上形同上下議院,那時候,整個議會的組成,會基本上得到充份民意授權,具體甚至會比「六四黃金比率」更偏黃,民間的主要訴求,不可能不通過,那時功能組別是否要取消,就純粹是策略問題,而不再是政府認受性的問題。特首選委會的功能組別,也根據類似原則選出,即同樣可以根據類似準則由特首建議修改,那時候,特首選委的組成,同樣會大致以六四比出現。「泛黃」選委只要根據嚴謹的民調,選出眾望所歸的特首,政府的Mandate自然也會出現,屆時831框架不用取消、也已經被自動繞過,「五大訴求」,除非北京根據湯家驊一類的「法律」意見又搬龍門(這一點隨後再述),看不到不能實現的理由。
任何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某程度上,2020年立法會選舉、2021年的選委會選舉,非建制陣營能否過半,是光復香港的最後希望;而只要「淺藍」代理人支持「五大訴求」、也希望「光復香港」,在結構性議題,已沒有「黃」「藍」之分。由於有效的組織票需要一年運作,就算現在才恍然大悟,飲食界外,新工會、商會、企業的註冊,已趕不及今年立法會選舉,但在來年選委會選舉,依然大有可為。假如政府連這些體制內行為也打壓,我不相信在「公務員secrets」看不到斷正的證據。
日前有報導,曾俊華、田北俊等傳統精英有意在來屆選舉「做啲嘢」,似乎潛在名單還在加長當中。以目前政治氣候,這組合在直選無疑兩面不討好,只會被雙方視為「鎅票黨」;但在功能組別,不少界別的「泛黃」票始終不夠,但加上支持「五大訴求」的「良心藍」、「知識藍」,卻或能變天,這就是「淺藍」戰線的關鍵。畢竟是曾俊華在財政司司長任內,決定興建本土派最重視的海水化淡廠,有「港人港水」的先見之明,田北俊也是成功阻止廿三條立法的關鍵人物,後來被北京「搣柴」,現在更明言支持「光復香港」,他們不同披著香港人皮的林鄭月娥,都是真香港人。
九條戰線的默契:假如北京不委任一個非欽點特首……
假如經過這波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還是沒有任何改變、甚至進一步收緊,香港上下對整個制度,都會失去最後的信任,順民化、暴民化、移民化,三民都會另找出路,不會再浪費時間在一個被證實的騙局。因此,說這是某程度上的最後一戰,並不為過。
最後問題是:北京會接受嗎?
極端建制派一直吹風,說只要非北京嫡系在選委會得到超過601票,北京就會搬龍門,要麼改變選舉規則,要麼強調實質任命權、不委任當選人,勸大家死心。奉勸這些朋友,假如是真心愛國愛港,就不要添煩添亂,因為真香港人的各條戰線,是互相配合的,假如真的如此,北京面對的不可測性,超乎想像。除了上述全港大反彈,還有由北京摧毀制度的certification:根據《基本法》,「一國」自然有權想怎樣就怎樣,但以後還有沒有人相信你的制度,卻是另一回事。國際戰線下,屆時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能否保全,中國在此間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時刻,能否繼續利用香港「走出去」、避險、吸外匯、當白手套,一律成疑;勇武派幾乎肯定的升級行為,會得到self-justification,假如警方大規模鎮壓,只會讓國際社會certify香港;而一個當選而不獲委任的民間特首,根據國際慣例,已有足夠mandate,像當年北愛爾蘭那樣,出現平衡政府、甚至海外流亡政府。屆時其他路線的潛能瞬間井噴,弄假成真,完全是極左派的責任。
這時候,最愛穩定的「深藍」,就是時候出場了。他們怎樣保守也好,那時也會明白屈小姐一類極左劇本,只會讓香港永久亂下去,讓他們永不安寧,所以理應讓北京、特別是新到任的中聯辦主任理解,中國和香港,本來並沒有根本矛盾,中國在香港的最核心利益,例如怎樣「走出去」,香港最激進的反對派也從沒有系統性針對。港人要求的,本來只是《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的真一國兩制,假如能順水推舟,撥亂反正,光復香港,何樂而不為?難道2012年以來,極左代理人興風作浪、破壞香港的證據,還不夠罄竹難書?
明報筆陣,202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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