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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歌仔戲裡的舒曼—洋樂入島攻略記】#歌仔戲用鋼琴伴奏
#報時光專題 #報時光UDNtime

文・圖︱林太崴（類比音聲玩家）

此刻生長在台灣的人們，也許聽過馬斯奈《泰伊絲冥想曲》（Massenet: Thaïs méditation）或舒曼的《兒時情景》（Schumann: Kinderscence）....等赫赫有名的古典名曲，但卻可能沒有聽過傳統歌仔戲中的留傘調或三盆水仙。

其實在100年前的台灣，情勢正好相反。

彼時，無論在城市或鄉間，尤在最熱鬧的廟埕街巷，奏唱最多的是鑼鼓喧天的北管、清新悠遠的南管，或鏗鏘挺拔的歌仔戲。在歷史錄音當中，最初期所謂的「Formosa Song」也清一色都是傳統漢樂。最早在1929年，古倫美亞唱片公司首度在錄音中加入了少許洋樂器來伴奏，零星地如味素般，調味在仍以傳統漢樂為湯底的錄音裡。到了30年代以降，洋樂在錄音中的使用才大大地增多了。

最容易被聯想到跟洋樂緊密相關的，當然是斯時甫興起的新樂種──流行歌。流行歌最原始是長在遙遠的西方，不像原產自中國的南北管及京劇，或在島內土生發芽的歌仔戲那般具有熟悉感。對島民來說，流行歌跟原先習以為常的漢風音樂觸感差異甚大。事實上，雖然整個30年代流行歌在全島引動大流行，在與西方音樂融合的作法上卻多有節制，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們並非著重在「作出跟西方流行歌很相像的台灣歌」，相反地，而是要作出屬於具有「台灣獨特風格的西方形式流行歌」。古倫美亞社長栢野正次郎甚至認為，如果我們要純粹仿效它國流行音樂，那直接進口就可以了，而不須創作。於是他深入鄉間，聽各種傳統音樂，並嘗試從中進行不傷其精髓的音樂轉化，音樂學者王櫻芬稱之為當時歌壇的「作出台灣味」。

舉一個滿有趣的例子，1934年台灣泰平發行了一首探戈節奏的流行歌〈獨傷心〉，在華麗摩登的探戈舞步踢踏節奏下，卻仍然配上了傳統五聲音階的主旋律，搭配歌手使用歌仔唱腔的發聲方法。在聽覺感受上，乍聽之下有仿效不夠到位之慮，但的確有一種非常特殊的融合（或不被融合）的聽覺美感。綜觀來看，整個戰前流行歌，大多數的流行歌利用主旋律設定為傳統五聲音階的特性，來保有本土音樂性的位階；另一方面，最紅的歌手純純，也以傳統歌仔風格的唱腔優勢，贏得眾多樂迷目光，立足整個戰前無人能出其右。雖然在流行歌中，常不經意洩出西方痕跡，例如德爾拉的《回憶曲》（František Drdla: Souvenir）便置入在鄧雨賢早期名曲〈十二步珠淚〉當中，但隱藏在骨子裡的「排外性」，即便經由熟稔西方器樂運用的編曲家來進行音樂設定，規則仍未被打破，維持特有的島嶼新古典時尚。

再者，洋樂器亦多被使用在跟電影相關的音樂作品，例如大稻埕知名辯士詹天馬（天馬茶房主人）灌錄的〈紅燈祭〉、〈可憐的閨女〉或其電影主題曲〈桃花泣血記〉皆大量使用洋樂器助興與伴奏，且也符合現代性的延伸，畢竟電影跟流行歌一樣都是屬於「非本島自產」的西式產物。但在實驗測試階段，必須在反覆在創新、仿效、守舊與接納當中找出最合宜的那條線，否則極容易失敗或變得不三不四，聽眾也不會願意去買聽起來太奇怪的音樂。但就唱片銷路上看來，這類洋風唱片雖然仍無法全面佔據人們的心，卻仍頗具市場性。

相較於流行歌或電影相關樂種，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洋樂運用，便是加在傳統歌仔戲了。

歌仔戲錄音始於1914年，而歌仔戲在野台上的發展顯然更早。但無論野台形式或唱片錄音，原始被用來伴奏歌仔戲的自然是流傳於民間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各類漢樂器，這本是當時的主流樂器。1930年發行的錄音當中，首度以洋樂器入戲伴奏，鋼琴、小提琴、曼陀鈴、吉他都加入了伴奏，甚至在唱片上標示為「ジャズバンド」（Jazz Band）或ジャズオーケストラ（Jazz Orchestra），好似令老人突然穿上一席洋裝，的確也令人耳目一新。其實後來洋樂歌仔戲更浮誇地發展成「文化劇」或「新歌劇」，連老人的靈魂也給換上了年輕氣口，更脫離舊慣的劇情發展，且更奇形怪狀音樂都可以編入劇中。

當時在台灣替歌仔戲換上新妝，大多是出自兩位日本編曲家的手筆：仁木他喜雄（1901-1958）及奧山貞吉（1887-1956）。

這兩位音樂家在日本當地都有不少曲作。仁木他喜雄是札幌人，20年代曾在山田耕筰創立的日本交響樂協會擔任鼓手（該協會現為NHK交響樂團），後加入日本Columbia唱片。由他作曲的〈蘇州の夜〉透過李香蘭的演唱，紅透全島，而歌后純純演唱的原版〈望春風〉便是仁木編曲的重要作品。他在台灣主要合作編曲的對象是古倫美亞及博友樂唱片公司，不過可能由於撿字工的疏忽，名字常有訛誤，被書寫成：「仁木他喜男」或「仁木多喜男」，甚至在博友樂數度被簡稱為「北木」。

根據《芸能人物事典》，奧山貞吉畢業於東洋音樂学校（現為東京音樂大學）。特別的是，仁木與奧山這兩位編曲家前後都加入了ㄧ個名為波多野的樂隊（ハタノ‧オーケストラ），該樂團專以音樂演奏著稱，服務於各大國際航線的船艦上。在此期間音樂人便可與同船上的樂師們一同演奏、切磋音樂，並以海上樂師之姿，猶如鐵達尼號般地在浩瀚大海上讓自己的樂音奏向乘船的陌生旅客。波多野樂團除了服務於各大船艦外，也為默片電影在播放間進行音樂伴奏（因為當時的默片電影完全無聲）。奧山貞吉作曲的〈That's OK〉是其重要作品，並跨海擁有多國語言翻唱。另，台灣名曲〈月夜愁〉、〈一個紅蛋〉也是出自奧山編曲的經典之作。

30年代，仁木與奧山雙雙加入日本Columbia唱片，並在此期間開始為台灣的歌仔戲編曲，配上洋式風格的新面貌。當中最重要的合作（或也可說競爭）就是為同一部長篇歌仔戲《陳三五娘》分別進行編曲工作。由於古倫美亞將這部歌仔戲區分為五折，奧山分到的部分為〈陳三磨鏡〉、〈陳三設計為奴〉、〈陳三捧盆水〉；仁木則為〈陳三寫詩〉及〈陳三做長工〉。雖然這樣的合作形式算是少見，但也能為歌壇帶入不同的新鮮氣味。

在戰前唱片的歷史錄音中，尚發現洋樂器甚至跨足笑科講談及京劇唱片。最早期的洋樂加花就出現在藝旦秋蟾的〈賣畫〉、〈小小魚兒〉錄音當中；而笑科講談唱片是以口說唸唱為主，但背景音樂常會融入知名古典樂曲，例如三榮唱片發行的〈何必情死〉背景音樂便奏著馬斯奈的《泰伊絲冥想曲》，勝利唱片發行的〈梅花落〉則襯著舒曼的《兒時情景》。可以想像錄音中的講者操著哭腔、泣訴人生不順，背景則演奏著這些古典名曲，可說非常違和但卻不失認真可愛。

洋樂伴奏在現代的此刻看似平淡無奇，但在100年前，它猶如是島民音樂跟世界摩登接軌的美乃滋，在本土各樂種間穿針引線，黏合出猶如魔術般的新派音樂魔力，不僅將耳朵的視野大開至全世界，更將人們的心靈帶至遙不可及的遠方，堪稱奇幻聽覺旅程。

│ 報時光邀請文史專家持續探索，分享台灣文化研究

宇都宮美術館-鍛鍊獨立思考

宇都宮離日光很近，時間允許的人可以來宇都宮順遊一個下午，除了餃子以外，距離宇都宮車站只有25分鐘車程的「宇都宮美術館」，頗值得一遊，我是個「日光控」，每年都得排除萬難遠赴日光一趟，但是日光什麼都好，就偏偏沒有座像樣的美術館，而這座距離日光最近的美術館-「宇都宮美術館」，便成為日光行程的絕佳順遊景點。

我重視的是美術館氛圍，氛圍的塑造很主觀，有人喜歡建物本身的獨特性，有人愛上美術館內的人文氣氛，也有人喜歡館內的餐廳與賣店，這端視各人喜愛。我則比較偏好能夠與附近作整體規畫的美術館，如宇都宮美術館，她完美地結合廣大的空地與自然環境，除了館體以外，旁邊還有座「文化之森」的森林步道，體驗四季植被，順便散散步，是一間重視環境與設計的森林美術館，這些元素是位於市區的美術館所無法具備的，我始終認為，郊外或鄉間的美術館一定得具備森林或庭園，畢竟，美術館館體設計地再怎麼突出，終究是混凝土鋼筋或木材，若能搭配森林，多少可以降低建築物的窒息感。

本館不論室大廳還是展示間，完全採挑高展間設計，大廳與展館之間的迴廊，採落地窗玻璃設計，窗景外的綠地和裝置藝術在窗框內，也蛻變成一幅幅畫作，和展館內的名畫相互輝映。

宇都宮美術館的交通十分方便，在宇都宮火車站西口處5番公車月台搭乘往宇都宮美術館的巴士，約25分鐘便可抵達，巴士的終點站就是美術館，不用擔心坐過頭，半個小時就有一班，相當方便。

此外，欣賞美術館還可以鍛鍊「獨立思考」，我喜歡一個人(或至少不要太多人)逛美術館，除了必要的交通與開放時間的必要資料外，我不喜歡事先做太多功課，而是用一種完全開放的心情去體驗美術館帶給自己的一切主觀感受，別去理會什麼建築理論、繪畫元素或一大堆藝術史之類的資料。

為什麼要鍛鍊「獨立思考」？為什麼可以藉由逛美術館鍛鍊獨立思考？

問題出在人們往往會墮入「團體迷思」而不自知！

團體迷思是一個由一堆聰明人組成的團體，因為每個成員都刻意去迎合被信以為真的共識，最終這個團體便會做出一堆愚蠢的決定。也就是說，團體最後會做出每個成員在平常情況下，都會否決的一些決定。之所以會集體失智，是因為每個人會不知不覺地接納團隊精神，但往往團隊精神指是某個具有權威的主事者的偏執喜好，會迷信所謂的團體共識。

最有名的例子是台灣的新光金控在2011年6月用每股1100元左右買進六千張宏達電股票。這一買，總共買了6000張，平均成本是1100元。這筆投資到了四年後，宏達電股價跌到50元，六十幾億的成本只剩下三億多，慘賠95％。

為什麼人才濟濟以投資為本業的金控公司會犯下比散戶還要愚蠢的錯誤？我認為關鍵在於「團體迷思」，新光金控與宏達電之間，一直有高級主管來往密切的文化，宏達電的幾任財務主管中，有幾位是來自新光金控，也就是說兩家公司在投資案還沒開始前就慢慢形成共同的企業文化，而且幾位金控投資的主事者，不是老闆吳家不然就是都是所謂的「新光寶寶」們，這種一輩子的職涯都在同一個集團的幹部，自然會融入企業文化（企業文化的白話文就是絕對聽話），當主事者陷入宏達電美麗的數字迷惘中，整個團隊自然就會跟著形成「團隊精神」，陷入先射箭再畫靶的行為偏差。

也許有人會挑戰，個人投資者的行為應該不會陷入團體迷失了吧？很遺憾地是，一樣會陷入團體迷失，請投資人捫心自問，在投資決策形成前，你是否曾經閱讀(或閱聽)了媒體上的報導？是否聽了什麼外資報告或專家建議？是否參考了許多理專給你的意見或資料？這些媒體、外資、專家、大師、理專....本質上其實和新光金的投資研究團隊沒有太大不同，他們的各種建議其實也是在建立在許多共同假設上頭，當個人投資者參酌各方意見所作的行為，坦白說和當年新光金投資宏達電的過程，本質上都是如出一轍，新光金是因為具有相同企業文化的一群人一起掉進團體迷失，而個人投資者也是掉入「共犯結構」所餵養的一言堂資訊陷阱。

要如何克服？首先要先排除「專業魔障」，也就是說拋掉自己專業包袱，大部分的專業都有其侷限性，越是專精的領域越會讓人目光狹隘。第二要「放空自己重新思考」。沒錯！這些都是老生常談，只要讀過幾天書的人都會朗朗上口，如何辦到「獨立思考」才是最關見吧！

我訓練獨立思考的捷徑是「逛美術館」，我想絕大多數人應該都是建築與藝術的外行，但也因為外行，所以不會產生專業包袱。

我逛美術館完全不去理會那些所謂的說明或講解，先用一種完全放空的狀態去品味，只用自己的主觀感受去看建物與藝術品，自己認為是什麼就是什麼，然後用心把自己的感受記錄或記憶下來，只利用自己的視覺或聽覺感官去形成自我的饗宴，最後再去看看所謂講解說明，驚訝的是，面對同一件名畫或同一棟建物，自我感官絕對和官方的標準答案有相當大的出入，我個人絕對不會讓自己去接受所謂的官方或大眾的講解說明，因為藝術欣賞是主觀的感受，就算自己搞錯了，也無傷大雅，但經過這樣的訓練，的確會磨練出獨立思考的能力。

尋找快速的標準答案或權威意見是多數人跌進團體迷失的最關鍵因素，一年賺六個資本額、成長率高達100％以上、王雪紅被塑造的企業神話、愛台灣的國產手機.....這些是2011年當時的標準答案和權威意見，如果你先接受了這些想法，必然看不到財務報表中那些魔鬼細節。

團體迷失最要命的是眾人會專注於已知的資訊，阻礙到尚未分享的資訊，群體會犯了「模仿效應」，認為已經被神格化的王雪紅或金控老闆的意見不會有錯，然後跟著他們一起犯錯。

藉由放空一切去欣賞美術館，來鍛鍊自我獨立思考的能力，代價很低，譬如當我看到某建築大師的作品，看到了某些致命的細微疏失，也許這是真的，但館方或普羅意見卻往往會視而不見，此時我不會去否定自己，我會忠於自己的原始想法，畢竟藝術是主觀的。

況且、投資也並非客觀的科學領域。

美術館簡述：
位置：郊外型

交通便利性：中等

附近順遊點：日光

美術館屬性：森林型美術館

人潮：稀少

重要館藏：少。

綜合評價：4顆星

【#沈旭暉隨緣家書🇭🇰】「香港註冊公司」Vs「真香港人公司」：大變局時代，我們是Condom嗎？

我們多次談及，對北京而言，香港「一國兩制」的最大價值，就是作為一個「白手套」；用新一代的話，就是「condom」；用梁振英的話，就是「超級聯繫人」；用商界的話，就是「USB」；用國際關係的話，就是「非主權實體」。其中一大發明，就是中國資金化身「香港基金」、「香港公司」、「新香港人」，「走出去」。早前目標觀眾以普通話受眾為主的鳳凰衛視記者面對特朗普，卻強調自己的「（不是中國）香港」身份和「私人企業」身份，方便進行「大外宣」，只是冰山一角。

化身「香港公司」的好處，主要有三類。

1. 第一類是純業務操作的誘因。香港作為自由港，一切市場主導，沒有外匯管制，容易匯出、匯入，方便融資，而且稅率低，由公司名字、業務範圍到其他規範都監管寬鬆。香港的這些優勢，和英屬處女群島、開曼群島等其他避稅天堂一樣，雖然重要，但並非獨一無二。

2. 第二類是涉及「香港人」身份的經濟誘因，而這源自香港人（昔日）專業獨立、崇尚法治的往績。例如美國的《香港政策法》因為定義香港為「非主權實體」，賦予香港和中國大陸完全不同的關稅、簽證和種種待遇；台灣也因為與「港澳同胞」（曾經）同氣連枝，讓香港公司投資台灣時享有的待遇，遠比大陸公司方便。

3. 第三類則屬於政治性誘因，通常觸及外交、乃至國家安全等「一國」層面，「香港身份」可以為北京試水溫，但觸礁時又可以隨時切割。例如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尼加拉瓜大運河」計劃，聲稱承辦的，就是一間「香港公司」，背後金主自然是中國商人；連泰國克拉運河前期考察計劃，居然也有香港智庫的身影。

大陸公司變身香港公司，其實毫無門檻

既然好處這麼多，邏輯上，要得到香港公司身份，理應十分困難，或起碼要有一定門檻。現實上，「究極變形」手術卻出奇地簡單，猶如一顆維他命丸，就能得到回春手術的效果，然而在公共論述，因為種種原因，鮮有正面談論。任何資金要在香港成立公司，無論是香港人的資金也好、大陸資金也好、國際資金也好，都是同樣手續，繳交非常低廉的公司註冊費，任何護照持有人都可以出任董事，唯一屬於「香港」的條件，不過是要有一個香港註冊地址（可以是郵箱、可以是無數單位合租的辦事處），和一個香港登記的公司秘書，連新加坡那樣，法例規定所有新加坡公司必須有新加坡人當董事一類規定也欠奉，更不用說對股東有任何要求。只要在網上隨便搜索，就可以找到林林總總的「中介人公司」，為大陸資金提供上述一站式服務，數千元就可以華麗轉身。

這樣一來，根據正常邏輯，任何人都可以預測將會發生甚麼事：既然價廉物美，大量大陸資金紛紛成立「香港公司」，「走出去」，但很多卻從不思考為什麼「香港公司」可以享有不同待遇，從不善加珍惜這個品牌，反而處處破壞香港核心價值，殺雞取卵，令國際社會逐漸發現，「香港公司」不過是中國控制的白手套，完全扭曲了當初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和信任。台灣當局私下不時透露，越來越多「香港公司」都是大陸資金控制，即使是拿香港身分證的，不少也是特快渠道取得的「新香港人」，根本就是為大陸投資者度身訂造的捷徑。台灣的憂慮，既有安全考慮，也有「新香港公司」在商業層面是否誠實可靠的考慮，深感是時候撥亂反正。同一道理，假如中國資金進一步濫用香港品牌，就算美國企業短期內短視實利，美國政府會否繼續香港的特殊地位，亦未可知。

假如國際社會要保持對香港品牌的信任，但北京控制的特區政府又「必須」把變成香港公司、新香港人的門檻訂得那麼低，是否除了「攬炒」，就無計可施？倒不是的。舉一例子：去年美國以國家安全一類考慮向國企中興開刀，是為中美貿易前哨戰，最終雙方和解，條件是中興要在三十日內更換董事會、管理層，未來十年都要在「暫停」實施的禁售令之下營運，同時必須僱用美國商務部挑選的外部合規格監督員等。美國自然沒有權限指令中國公司必須如此，但自然有權不批准任何公司在美國營運，結果中興不得不就範。而這裡的「外部合規格監督員」，就是負責gate-keeping，處理compliance，查核due diligence，防止洗黑錢、漏稅、走資、違反禁令、違反制裁一類行為出現：這些工作，都是真香港人的強項。

第二波中美貿易戰：從華為的香港空殼公司Skycom談起

本來第二波中美貿易談判的重點，一般相信，在華府角度，可能會包括這類中國企業在美國引起的疑似國家安全威脅，並如何進行有效監督等等。例如華為事件的導火線，正是孟晚舟被美國發現通過華為控制的「香港（空殼）公司」Skycom和伊朗進行非法交易，而孟晚舟聲稱那是獨立公司，因而被捕。同一道理，假如中國資金控制的香港公司早已是掛羊頭賣狗肉，各國自然也可以提出類似要求，像台灣內部定義真香港人那樣，精準定義哪些「香港公司」能以「香港身份」進入本國市場：這不是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公司的定義，而是各國政府研判這些企業會否亂來的定義。

研判的具體方法很多，例如像早前要求中興那樣，日後也要求香港公司（特別是中資香港公司）必須僱用「外部合規格監督員」，這可以是外國人，也可以是香港人；或要求香港公司仿效新加坡，必須加入本地人為董事；或要求審查香港公司的資金來源，區分國有資產、黨產和私產等（這在國進民退、中國加強在民企建立黨委之際，尤其關鍵）。至於甚麼是「香港人」，據說台灣有關方面也曾討論，既然優惠港資的有關條例，是針對1997年前的香港身份認同，是否應把有關投資政策以此劃線，亦是參考之一；而台灣接受香港移民的優惠，和接受大陸移民完全不同，內部據說也開始對「是否在香港出生」劃線，只是不對外公佈而已（至於梁天琦、羅冠聰等非香港出生但明顯擁抱香港核心價值的例子，怎樣定義，在台方角度，自然亦應理順）。總之，方法很多，不一而足，而對這類可能出現的規例，「新香港公司」自然可以選擇是否理會，但不理會的經濟後果如何，就是另一回事。

早前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有個別評論認為是雷聲大、雨點小，其實法案開啟了無數可能性，也是不能低估。例如對違反人權與民主的企業，目前並非涵蓋法案之內，但邏輯上，需要時修訂，並不困難。假如美國因為種種原因，制裁企業（以往通常是違反金融反恐、違反聯合國禁運一類原因，但未來說不定加入《人權法案》），只要這企業有戶口在使用美元的銀行，其銀行帳戶，就會被凍結，市場反應很難不出現恐慌性沽售、乃至停牌，然後企業只得和美國商務部談判。當然，會否走到那一步，更視乎中美關係的走勢，但香港身份有否持續被毫無制約地濫用，也不能否認是研判上述一籃子因素的一環。說到底，香港獨特地位，並不是單方面能賦予的，而是國際社會互動產生的。水至清則無魚，但水太濁更無魚，若有人天真的以為「留島不留人」就是強硬路線的萬靈丹，不但愚蠢，還是在推行真正的攬炒。關鍵時刻，香港人，不要妄自菲薄。

沈旭暉，明報 202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