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復了一下心情,想起之前承諾大家的4000字全文書評,趁這幾天書店有活動,買起來看!
誰的焦慮?當代國家與父母的育兒經濟學
在閱讀這本《育兒經濟學》第四章<不平等、教養方式與教養陷阱>之時,陪伴著我閱讀的背景音樂,是由義大利著名指揮家Riccardo Muti在芝加哥交響樂團指揮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著名的<快樂頌>便是出自此曲。在我打字書寫這篇書評時,陪伴我的是輕快的,由Piazzolla 探戈輕歌劇《Maria de Buenos Aires》。
我1988年出生在台北縣新莊市(現在已經是新莊區)的一處住商混合區,我是家中的長女,弟弟妹妹陸續在2年、5年以及6年後出生。我的爸爸是做土水的泥水匠,媽媽曾經做過短暫的美髮工作,在弟弟出生後,轉為全職的家庭主婦,平時靠手工、爸爸給錢以及借貸過生活,日子非常辛苦。從我有意識開始,媽媽一直對我的教育非常在意,可以說是亦步亦趨的跟著。
在我幼稚園的時候,媽媽忙著做美髮,把妹妹送到鄉下給嬸婆照顧,我則從幼幼班開始上,每週媽媽會帶我坐著客運回北港,去看我很陌生的妹妹。直到二、三歲媽媽覺得妹妹的語言發展遲緩,才發現跟著語言機能障礙者(也就是當時俗稱的啞巴)嬸婆是學不會講話的。剛好媽媽的親妹妹搬到我們家隔壁巷子,媽媽也就把妹妹一起接上來了。一開始,媽媽讓妹妹跟阿姨的女兒一起去上高級幼稚園,有接送車的那種。我則跟著一群幼稚園小朋友一起讀離家裡走路10分鐘的幼稚園,媽媽說訓練我獨立。後來妹妹再大一點,媽媽沒錢可以讓妹妹繼續讀高級幼稚園,便讓妹妹跟著我一起上學,只是她都是媽媽接送,而我乖乖地走路上學。
幼稚園快畢業時,媽媽生了弟弟,一時之間成了家中的寵兒,地位隨之抬高。媽媽也為了我們的教育,找尋學區房。爸爸做泥水匠在1988年是相當賺的,只是我後來從書中才知道這件事情,在家中爸爸是幾乎不拿錢回家的。套一句爸爸那邊親戚常講的話,「給媳婦太多錢會拿回娘家,不行。」
在我國小一年級讀一半時,媽媽終於找到學區房了。挺著「生男的下一胎一定是男的」所以懷著的六個月妹妹的肚子,我們全家搬到了離學校走路只要5分鐘的地方,媽媽繼續做手工,對我的功課也是非常的看重,對妹妹倒是輕輕放下。媽媽常常說:「我以前沒錢讀書,很懊悔,我去借錢也要讓妳們讀到不想讀。妳是姊姊,是大家的榜樣,妳讀不好,其他妹妹們就不能讀書了,知道嗎?」秉持著這句話,我以前幾乎是少一分打一下,開口要買玩具沒有,但要買書一定成功。
媽媽偷偷買了一套百科全書在她的衣櫃,長大後聽媽媽說,這是她分期付款買的,為了不要被爸爸撕掉,我們只能偷偷看。國小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鋪著報紙在陽台,邊跟我媽一起看《急診室的春天》,邊寫作業。雙語頻道永遠我們是開英語,這樣才能讓英文變好,以後才能坐辦公室吹冷氣。
「坐辦公室吹冷氣」成了我的人生最大的目標,好吧,其實是媽媽的人生。
我人生小小的三次挫折都在國小。
第一次遭遇挫折是國小二年級,我數學考80分,媽媽感到天崩地裂,立刻把我送去學心算。短短半年我從五級考到一級,最後沒錢了就中止。
第二次挫折是國小三年級,那時候要寫書法,我不會寫,因為我雙子座缺乏耐心,而且弟弟妹妹很吵,我很想去樓下跟鄰居朋友玩。被媽媽痛打一頓後,拿著一疊宣紙,媽媽握著我的手,一筆一畫教我寫書法。去學校交作業,老師說我書法寫得很好,派我去參加國語文競賽,當然我沒有得名。
第三次遇到挫折,是國小五年級。我們導師是一個22歲剛畢業的年輕女老師,一來就教我們很難很新的輾轉相除法,我學不會,回家大哭。媽媽某一天告訴我,她來教我。後來我成為班上永遠的前三名,六年級時老師結婚了,臨走前她告訴我:「慧慈,我剛來的時候,妳媽媽曾經中午午休來跟我問:『老師,妳可以教我什麼轉轉相除法嗎?我要回去教我女兒,她不會在家哭。』妳要好好珍惜妳媽媽,妳未來一定無可限量。」
回北港過年時,親戚常常在我們面前跟爸爸說:「你真的是歹竹出好筍」,但媽媽都在廚房獨自忙碌時跟幫忙準備的女兒們說:「我以前有考上嘉義女中,是外公外婆沒錢讓我讀。」言下之意,我們不是歹竹出好筍,只是正常發揮。
後來弟弟生病、最小的妹妹出生後,一夕之間我們變成全家族的罪人,媽媽也因此開始在夜班的工廠工作,我也撐起整個家庭的家務事。媽媽帶我跟妹妹去補習班,跟補習班主任拜託分期付款繳補習費,弟弟妹妹則去比較便宜且可以待很久的安親班。
唯一不變的,是對我的課業的要求,以及撥空在我做錯事的時候邊拿藤條問我哪裡做錯了,邊跟我講道理,然後在我睡覺時拿藥偷偷幫我擦傷口,邊擦邊哭邊說:「要好好讀書,不要做壞事,長大後才能不要像媽媽一樣只能嫁人在工廠工作。」
大學考上清大,但我家族只認識台大、師大跟因為地緣關係才知道的輔大。秉持著讀私立就沒書讀,我所有的學校只填公立。在媽媽的勸說下,把台北的學校填了一輪才填成大,清大是我偷偷填的。
當時我爸並不打算讓我升學,女孩子讀那麼多書沒有用。是一個留學美國的遠房叔公打來跟我爸說清大很好,比台大輸一點而已,再加上有助學貸款,我才順利去讀書。
大學當然是翻轉我一生的關鍵,也是我後來捍衛高等教育的主因。
跟同學比較熟以後,大家聊到家中的教育方式,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教養」這個詞。家裡開工廠的有錢同學說,她父母不涉入她的選課以及選校,就連她只是因為想聽故事才去補歷史,父母也同意,有很多同學是這樣的家庭。也有父母其中一方是職業婦女或是全職家庭主婦,每天都會檢查功課,安排他們每天要做什麼,還會一週有固定的一天家庭日。總之,感覺感情很好,而且爸媽都是大學畢業,最差也有高中。只有一個同學跟我一樣,爸媽只有國中小畢業,媽媽很重視功課,還買了書在家裡。
後來上研究所跟藍佩嘉老師討論時,才知道工人階級的流動中,「媽媽」注重教育的角色至關重要。
媽媽從小都跟別人說她很忙沒在管我們功課,但對我的要求近乎苛求。沒有前三名就問我原因,粗心大意就打,沒好好複習也打,打完後是一個小時以上的「講道理」時間,在這個部分會把弟弟妹妹叫來一起聽,媽媽總是聲淚俱下的說自己小時候的故事,到長大後因為沒讀書何其不幸,最後一定會問:「要不要好好讀書?」
我們唯一的回答是:「要」。但這些苛求其實沒有放到弟妹身上,學心算、做科展、問老師怎麼教我數學、買一堆關於作文、未來科技等書在家裡,這些其實媽媽只在意我跟大妹有沒有做,認真來說,是我,媽媽把自己投射在我身上。
她很焦慮,我能感受到。之所以要跟別人說她很忙,是因為她擔心把我們教不好,把我們教壞變得跟她一樣,也因此,我在幼稚園就學了性教育,因為媽媽說未婚懷孕就「烏有去了」。媽媽在弟弟身體上操碎了心,在我課業上用盡了心。現在,她總是開心的跟大家說,她把兒子醫好了,把女兒教好了,我們成了她最驕傲的亮點。
《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簽書會時,有讀者舉手問我說:「我該如何教小孩?」,旁邊有很多人也接著問差不多的問題,我打斷他們說:「我分享的是我的經驗,怎麼會問我呢?」一對皺著眉頭的年輕夫妻大聲的說:「我們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現在收入不錯,但我們很怕教養方式不好,把小孩教壞,所以一直不敢生小孩。」
後來幾場簽書會、分享會中,陸陸續續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我才發現,「拚教養」、「育兒」真的是當代社會最大的問題,也是讓夫妻不敢成為父母最大的關鍵。我曾經問我幾個夫妻月收入超過10~15萬的朋友,為什麼還不生小孩?他們總是回答「還沒準備好」。
台灣的出生率是世界第一的低,政府用盡了很多補助方法,就是希望更多人投入增產報國的行列。我的大學同學已經有許多是獨生子女,更多的是未婚人士。國家重視的是生育率,父母重視的是孩子的未來品質,重質與重量擺在一起,品質變成了關鍵。有些朋友生也只生一個,我說只有一個很寂寞長大沒人可以互相扶持,要不要多生一個?朋友總是回我:「一個我都養不起,兩個會恨我們的」。
養不起,不是吃不飽,是無法提供他未來足夠的選擇以及品質。我曾經跟一個年收入200萬以上的朋友聊到教養,不敢生怕以後小孩要出國我不夠錢,她冷冷地回我:「如果他以後結婚,你能幫他付多少首付?這比出國多太多了。」
教育是階級流動成本最低的方式,但當代教育成本越來越高,導致貧富不均的情形越來越嚴重。當貧富不均落差越來越大,教養落差以及所能投入的資本就會越差越多,使貧富不均更加惡化,導致階級陷入緩慢流動的惡性循環。本書提出的一個關鍵論點,就是「貧富不均」是影響教養的最重要因素,在當代台灣、美國、德國,甚至是歐洲國家,都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排除掉極端父母,普遍來說全世界各地的父母最大的目的就是用最有用的方式,把孩子推向最容易成功的道路。也因此,兩位作者提出了四種教養方式,並告訴我們,父母將會花越來越多的時間投入孩子的教育,「密集教養」將成為世界各國的顯學。也因此我們看到很多爸媽平日買書、假日參加講座,手機裡面各種老師的Line,還要怕被說情緒勒索。為了提高教育的投資報酬率,「少生一點」是在所難免的趨勢。
事實上,這會持續使得國家的生育率惡化,導致教養落差,進而拉大貧富不均。國家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祭出高額生育獎金、多種生育津貼,而是應該要在財政跟社會政策上,設立更多的公立托兒所、提供托育補助,減低女性因生育壓力影響職涯的風險。同時,對於弱勢族群的教育,必須要更早介入,提供足夠的資訊與資源給弱勢家庭,讓弱勢家庭子女可以獲得必要的支援,減少因為貧富差距產生的教養落差。我曾經跟朋友開玩笑說,政府一年如果提供弱勢家庭50萬的補助,可能花個幾億,就能夠少買好幾支監視器,少蓋一些監獄,少聘一些警察。更重要的事,我們必須要消除社會對於弱勢家庭的「刻板印象」,讓他們能夠自由運用這些補助,想買iPhone、想出國,都是一種經費的運用。只有當人不只為了生存而努力時,才有創造跟想像可以實踐的能力。
我很喜歡作者最後的樂觀,當代認為有用的教養方式,是投入大量心力、密集性的教育,這反映了有錢有閒階級可以更加鞏固自身的階級地位,而沒錢沒閒者注定停滯。但國家政策的介入,可以有效弭平經濟落差。只要選民選出適當的政策訂定者,拚經濟跟拚教養,可能不一定會畫上等號。
像我這樣的人,也能夠出頭天。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我在《貝多芬九號交響曲》中閱讀,在Piazzolla的《Maria de Buenos Aires》的輕歌劇中書寫。貝多芬是學校教育會帶到,但Piazzolla 卻是一種品味的鑑賞。《育兒經濟學》一書告訴我們,教養的選擇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也是改善社會不平等最重要的因素。生育是經濟理性的選擇,教養是愛與經濟的成果展。金錢或許會影響愛與教養方式,但當我們認知到這一點時,做父母可以稍稍放過自己,你們對教養的重視,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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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害怕養育孩子,也可以療癒自己。至少沒有孩子的我,看這本書也在告訴自己這樣的想法。
低生育率陷阱英文 在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台灣出身、曾在美國華爾街與香港金融界任職,後來任教香港中文大學的林夏如教授,在著作《台灣的中國兩難》中,深入分析了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與中國經貿政策的變化。關於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她寫到:
「『國族認同』經常被描述為是妨礙理性評估的錯誤意識,然而,我與台灣意見領袖的訪談和我個人在業界的觀察都不支持這樣的觀點。……經濟利益和國族認同並非互斥,而是相互結合且形塑了台灣與中國經濟關係的取向。」
換句話說,沒有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這種事。統獨也不是假議題,而是左右著兩岸經貿發展的關鍵因素。
她所謂「台灣的中國兩難」,指的是中國作為台灣重要的經濟夥伴,卻也在政治和經濟上威脅著台灣的生存。
這本書的英文原著在 2016 年出版,今年推出的中譯本中,增加了一篇「後記」,補充了 2016 年的情況。對於近來台灣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林夏如這樣寫道:
「政治版圖劇烈變化發生的背景,是台灣日益惡化的『高收入陷阱』。」
「台灣的政治領袖面對愈來愈強烈的群眾壓力,要求解決與所得分配相關的社會經濟間題,而『擴大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往來』是一個最直接的選項。然而,由於島上人們多數都期盼能夠守護已高度鞏固的台灣認同,並支持正面迎擊北京方面不斷增加的壓力,蔡英文政府所要面對的『中國兩難』,比過去所有執政者所要面對的境況都更為棘手。」
「經過數十年驚人的經濟快速成長時期,在中國剛開始對外開放後不久,台灣在三十年前就跨身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經濟體行列。脫離『中等收入陷阱』並轉型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台灣倚賴的是高附加價值的出口導向經濟。然而,今日的台灣已經無法和那些具有廉價勞動成本的國家競爭,尤其當後者同樣採取出口導向經濟、集中資源發展勞力密集產業。因此,台灣的經濟成長開始趨緩,工資水準更是停滯多年未成長。台灣已經進入了所謂的『高收入陷阱』。」
「台灣的經歷和許多先進經濟體所遇到的問題如出一轍,例如在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以及許多西方國家都是如此,它們各自陷入了形式各異但本質相同的高收入陷阱,經濟成長陷入停滯。」
「許多國家的政府為了提振經濟,採用了貨幣量化寬鬆的政策,讓利率維持在低檔,且持續超過十年之久。這一政策的後果就是所得不均惡化,資產膨服,以及債務問題更加嚴重。在金融機構及其相關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不斷提高、經濟『金融化』逐年加深的環境下,上述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台灣的家庭債務占 GDP 的比率已經高於多數的亞洲國家,所得不均的狀況十多年來一直無法改善,而且大都市的房價已經漲到年輕人完全負擔不起的程度。」
「基層勞工以及年輕人,是高收入陷阱當中受傷最重的人群。青年失業率在過去十年內一直比整體失業率高兩到三倍,求職的困難以及無法負擔的高房價,使得年輕人愈來愈晚婚,且愈來愈不願意生小孩。在 2010 年,台灣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政府統計指出,整體人口即將在近年從高峰反轉開始持續下降。」
「同時,健全的健康照護體系導致社會人均壽命延長,加上『少子化』因素的影響,台灣的人口老化速度相當快,對社會福利體系以及退休保障體系都造成了龐大的負荷,增加了年輕人的負擔。」
「由於上述這些嚴重的問題,台灣將無法全面為社會上的不同群體提供充足的福利,而且能供給的保障也將縮減,這將無可避免地損害到特定群體的權益,而這對於台灣這樣高度民主化的社會而言是無法接受的。」
「在近幾次的選舉當中,選民拒絕了那些被認為會威脅到台灣價值與認同的兩岸政策。在 2014 和 2016 年的選舉當中,選民對國民黨的經濟政策表達不滿,尤其是反對讓台灣變得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然而,選民也同樣期待領導者可以更有效地解決台灣所面臨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這一系列選舉的結果告訴我們,選民愈來愈不以國族認同為基礎來決定投票取向,因為台灣認同是已鞏固的共識,幾乎所有候選人都稱自己是台灣人,不會跟大眾的態度過不去。」
「這幾場選舉的結果也顯示出,對任何一位領導者來說,要解決高收入陷阱都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為了解決高收入陷阱,不同選項伴隨著不同的利弊取捨,在重塑台灣經濟與社會結構時,領導者必須做到減緩特定族群在這過程當中所受到的損失。」
「儘管蔡政府成功地為台灣的出口貿易和對外投資開拓了新的市場,2018 年的選舉結果對民進黨造成戲劇化地大幅重挫,如同國民黨兩年前所遭受的經歷。選民對政黨偏好的快速轉變,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再轉投回國民黨,反映出人們對政黨的認同愈來愈低。」
「2018 年地方選舉當中,兩岸政策的分歧、守護台灣主權等議題都不是重點,但選舉結果提醒了領導者:人們關注著政策的制訂與設計是否完整,還有執行是否徹底。」
「這些都使得 2020 年的總統及立委選舉充滿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兩岸關係的議題在總統選舉當中扮演的角色比地方選舉還要重要許多,但是相關的討論將會集中在如何尋找最有效的方式去處理經濟發展間題,同時還要能夠維持被絕大多數台灣人所支持的政治自主性。」
「台灣選民已不再被傳統的政治認同而動員;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找出方法來擺脫高收入陷阱,並且保護自己所認同的價值、包括民主體制、政治自主性、社會正義,以及環境永續發展,然而,在北京的威脅之下,台灣認同的重要性仍然可能會回升。」
「在這種狀況下,政治情勢會對那些以堅定態度對抗中國威嚇的候選人有利。這樣的發展將會使台灣和中國的經濟整合更困難,即使這是擺脫高收入陷阱的重要策略之一。因此,台灣的中國兩難會成為更緊迫且更加棘手的問題。」
*林夏如,林添貴、陳方隅譯,《台灣的中國兩難:台灣認同下的兩岸經貿困境》,商周出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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