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何謂候選人提名制度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轉載：如果美國總統候選人掛掉了】

和平有序地移交權力是民主制度的特點，但如果候選人在選舉過程中去世，很可能會對此一過程造成麻煩，而美國在1872年便發生過一次。

那時，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加入了反對共和黨的自由共和黨，並受該黨提名對上當時爭取連任的時任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

格里利獲得了40%以上的選票(格蘭特則是55%)，但在選舉人團投票前便去世了，其後有三位選舉人還是投給他，其他原本要投格里利的選舉人則是改投其他候選人，當結果提交國會時，國會通過一項議案宣布投給格里利的選舉人票為無效，並宣布格蘭特以286張選舉人票當選。

因此，這意味著候選人死亡對選舉的影響，將取決於死亡的時間。在選舉的不同階段，候選人的死亡的結果，目前為止仍不明確。

【簡短的公民教育】

由於美國人是代議制民主，並非直接民主，所以美國公民是先投票選出選舉人團，選舉人團再投出總統票。

簡單來說，美國總統選舉的過程是這樣的：人民投票、選舉人團投票、國會計票、然後新總統宣誓就職。

如果候選人在獲黨提名後，但在大選前去世，那解決方法相對簡單：由已故候選人的黨派選出一名替補的總統候選人人選，兩黨都設有關於如何選出替補人選的規則。

如果候選人在大選之後去世，那情況將更加複雜。

【如果公民投票已經結束，但候選人突然過世】

如果候選人在選民投票之後，選舉人團投票之前的這段期間去世，雙方將按照相同的程序填補新候選人。

但這樣會有更嚴重的政治影響，在於新繼任的候選人，他的名字只會出現在選舉人團的選票上，大眾沒有機會再投票一次。

沒有聯邦法律規定選舉人必須投給新候選人，理論上說如果原先要投的人去世，而其政黨未指定優先繼任者的話，則選舉人可投給該黨副總統候選人、第三方候選人或黨內主要競爭者，但每州的法律可能有不同的規定。

【勝選的候選人在選舉人團選舉後，就職典禮之前去世】

美國憲法第20條修正案規定如果總統當選人去世則將適用繼承規則，由副總統接任，然而何時勝選的候選人會成為總統當選人是不明確的。

獲勝的總統候選人肯定能在1月6日之後獲得總統當選人的頭銜，該日國會將正式計算選舉人團的選票並宣布獲勝者。但從未發生過總統當選人尚未就職就去世的先例，因此國會從來不必定義何謂「總統當選人」。

【政治上的未知數】

如果獲勝的總統候選人在12月15日至1月6日之間去世，國會將不得不決定這些投給已過世勝選者的選票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則將由副總統接任。但如果無效，那問題將是尚在世的候選人是否有著全部選舉人票的多數。

如果答案為否，那依憲法第十二修正案，眾議院必須從得票最多的三名候選人中選出總統。而在兩組候選人的對決中，活到最後的成為贏家。

11月24日，我的這一票，會投給柯文哲。
　
自從參選以來，由於時代力量在台北市並沒有推出自己的市長候選人，我們五位市議員候選人最常被問的一個問題是：台北市長支持誰？
　
今天我要告訴大家，11月24日的選舉，我個人的市長票會投給柯文哲。以下是我的理由。
　
「黨同伐異」「黨意立委」「黨意凌駕民意」，一直是我們所詬病的政治文化。這種文化，放到選舉中，就是政黨提名的市議員都毫無選擇、都必須支持同政黨提名的市長候選人。而這次時代力量正好只提名了市議員，反而創造出了新的空間，也因此會出現時代力量的市議員候選人，支持不同市長候選人的現象。
　
我們時代力量在台北市的五名候選人，從一開始，就有共識：這次正好是個機會，可以擺脫過去僅有政黨界限的競爭。我們可以在這次選舉中，就嘗試以市議員的角度，針對各個市長候選人的政策，以就事論事的態度，提出我們的看法、提醒、建議與批評。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市長候選人丁守中，主張全面恢復重陽敬老金，這個預算是一年7億，以及要全面配給智慧型手機、筆電、電動機車給全台北市的里長，這個預算粗估將近60億。台北市政府一年的預算，不過就1700億。我們需要政治人物提出市政願景，但願景不該是這種選前「大撒幣」的綁樁、政策買票思維。
　
丁守中又提出在關渡平原引進環球影城，但是在北投當了20年立委的他，卻忘了關渡平原是台北市的都市之肺，是自然保留區。而且，明明北投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但丁守中想到的經濟發展模式，仍然只是蓋大樓、粗暴的想要在當地複製國外的模式，台灣已經不知道有多少蚊子館了。
　
丁守中是唯一正式表態支持反同公投的候選人。我們都知道，支持與反對婚姻平權，在台灣其實是個「世代」的議題。丁守中說要傾聽年輕人的聲音，但這股近年以年輕世代為主的改革呼籲，他卻完全無視。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市長候選人姚文智，同樣主張全面恢復重陽敬老金。台灣的人口老化越來越快，蔡政府上台後非常重視長照政策，但從照護、就醫、社交等需求來看，高齡人口的議題都不是每年發一次1500元就能解決的。
　　
姚文智還提出零元月票政策，從五月底他正式代表民進黨參選台北市長後，不斷被質疑這個零元月票的政策可行性，他也多次在電視節目專訪上解釋何謂「指尖經濟」，但始終未能提出具體的計算方式，僅說「批評的人沒有想像力」，而不是拿出具體的數據，試著說服台北市民。
　
姚文智也提出「第二胎國家養」，要補助家庭第二胎從0-5歲每個月1萬元，6年一共72萬。暫且不論財源問題，當前年輕人不願意生小孩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薪水過低、房價過高，這種補助加碼的政策完全無法對症下藥，甚至也是一種便宜行事的「大撒幣」。
　
柯文哲並不是完美的政治人物，世界上也沒有完美的政治人物，沒有人能夠100%的認同另一個人。這是民主社會中多元價值觀的常態。我支持柯市長連任，不代表未來我在議會就會對市政府的政策百依百順。在我真的成為台北市議員之前，目前我能做的，是告訴大家，我為何支持柯市長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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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柯文哲對於年輕世代的重視。除了市議員候選人的身份，我更是一個在台北生活的年輕人。當今的年輕人，在台北工作、生活，最大的壓力來源就是薪水和居住問題。柯文哲從四年前的選舉就將社會住宅列為優先政策，以及勞動局長賴香伶的成績有目共睹，這顯示了他對年輕世代的重視。
　
其次，柯文哲願意「得罪選票」。台灣少有政治人物具備這種道德勇氣，一如我們看到的，國民黨不敢做年金改革，民進黨不敢推婚姻平權（註：民進黨在2019年5月17日，已通過婚姻平權法案，因此該句描述在2019年後已然不適用，為避免誤會，特此註明）。柯文哲停發重陽敬老金，以及達成四年還債530億的成績，相較於另外兩位「為了短期的選票，放棄長期的利益」的市長候選人，是改變台灣政治文化的重要一步。停止大撒幣、擺脫債留下一代的舊政治，轉而將資源用於制度性改革的新政治。
　
再來，柯文哲讓「開放政府、公開透明」成為政府機關的預設值。待過公務機關、或是曾跟公務機關打過交道的人，應該都能想像以往的機關文化是把「不公開」當成預設值。的確，台北市政府仍有許多改進空間，但這四年來如唸經一般的重複強調，翻轉機關文化，這已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一大進步。
　
在我的選區，士林、北投這裡，社子島在禁建了48年後，終於進入新的階段，通過內政部都審會（我沒忘記居民最在意的安置與補償方案問題）。北投市場的改建案延宕多年，現也已出現曙光。位於中影製片廠的北投影視園區，也已進入招標階段（我知道首次招標已流標）。這些突破都令人期待。（但越是期待，就越要緊盯。）
　
前面說了，沒有政治人物是完美的。我認識的、外科醫師出身的柯文哲市長，的確很擅長「解決問題」。然而這四年來，我們都能看見，或許因為他的自信、或許因為那個年代的成長和教育背景，讓他在「解決問題」時出現某些盲點、或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價值。
　
例如他說「台灣女生不化妝上街嚇人」，這是衝著女性而來，違反性別平等的價值，應該被批評。
例如他在未經了解就直稱「五大弊案」，隨後又改口稱「五大案」，這樣脫口而出的言論不負責任，應該被批評。
例如他把文資團體稱為「文化恐怖份子」，這樣貼標籤無助於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應該被批評。
例如他說，「轉型正義第一步應是解決現在的問題，預防以後再發生」，卻向婦聯會表示「不會打壓、會尊重大家的過去」，這只理解了轉型正義的一半。無論是現在或過去，真相與對錯都不該被和稀泥的討論，調查真相與咎責才能帶來真正的和解，也才能走向共同的未來。（轉型正義這點，是在本文發布後、新聞報導後，再補上。詳見：https://pse.is/BL98N ）
　
這些盲點與缺點，便是我進入市議會之後的責任。
　
我還要強調，其實市議員的職責並非只監督市長一人而已，市議員要監督的是整個台北市政府，或甚至更抽象的來說，市議員與市政府的共同責任都是服務台北市民。我在這次選舉中提出了【六大加分主張】，涵蓋安心托育、快樂學習、勞動權益、友善社區、空間文化、能源轉型等領域，既然提出政見，就希望能實現，因此我希望能選擇一位最有可能實現這些目標的市長，一起打造更好的台北。
　
11月24日，我的這一票，會投給柯文哲。
　
時代力量士林北投市議員候選人 13號 黃郁芬

好文分享，來自基層支持者的心聲！民進黨也漸漸體認到了，提名自己的候選人，才是執政黨落實政黨政治和責任政治的態度

【國民黨走完提名機制，民進黨呢？】

蕭春菲（台北市民/金融服務業）

縱使市民以及社會輿論都不太關注國民黨台北市長的初選，但是在野黨還是走完了基本的程序並建立制度，不論是民調舉行的方式與內容都有進行協調，甚至還仿效民進黨初選形式舉辦了兩場電視辯論。初選結果並不意外，丁守中終於脫穎而出，由於墊底那兩位候選人始終走深藍路線，在八百壯士處處可見其身影，這足以說明台北選民的素質仍對政治擁有一定的判斷力。

相對於國民黨的提名程序，民進黨在北市仍是莫衷一是。對於蔡英文與其嫡系而言，禮讓柯文哲更多的是2020年全盤的戰略考量，擔心一旦提出自己的人選後將瓜分綠營選票，最後不僅讓國民黨漁翁得利，也讓落選後的柯文哲有更上層樓動機。因此把柯文哲卡在台北市既可避免阿扁模式再現，也可防止藍營在雙北兩地產生外溢效應從而衝擊選情，這正是小英找蘇貞昌參選的緣由。

但是對於台北市民與綠營支持者而言，對於民進黨提出自己的參選人有更多的期待；然而這些期待擁有許多複雜的理性與感性元素。

對於理性選民來說，民進黨上次禮讓柯文哲也是在機制運作下為之，為了讓太陽花學運與白色力量的外溢效果最大化，遂有「在野大聯盟」的合作模式。這樣的合作奠定了2014與2016兩次勝選的基礎。民進黨目前已經執政，再加上柯文哲在台北的市政建樹有限，提出自己候選人才是符合政黨政治與責任政治的原則與高度。此外，包括時代力量與社民黨等第三勢力採取擴張提名策略，市議員選戰勢必短兵相接且競爭激烈，「母雞帶小雞」恐是許多議員與基層的心聲。

對於獨派來說，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的說法以及穿梭兩岸之間的操作，已經背離了台灣主體性。年初蔡英文要柯文哲回答何謂「台灣價值」時，顧左右言他的言行更難以令人信服。

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柯文哲政治效應」與「綠營選民的期待」之間的張力關係，考驗著民進黨選對會的政治智慧。關鍵是，面對國民黨的初選結果，民進黨恐怕也要思考如何建立合理的提名機制，直接禮讓給柯文哲，顯然失去了高度與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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