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愛的藝術》
何謂愛?
——人類內心世世代代的追尋(蘇絢慧)
當我們在談愛自己、愛別人時,所談的「愛」是什麼呢?
常有人覺得談「愛」是空泛的、捉摸不定、也無法測量,很玄,用感受去摸索也是忽有忽無,不可確定。
佛洛姆認為「愛」不是空泛、捉摸不定的,也不是憑感覺的,而是像一門技藝,是需要學習和練習的,與任何專業技能一樣,只要肯下功夫練習,都能趨近愛的能力。
在1956年,佛洛姆以「愛的能力」談愛的專書《愛的藝術》問世了。在本書,佛洛姆認為愛和世上所有的技藝、學問一樣,有紮實的理論與實踐的方法。
既然如此,愛就需要從「知識面」去探討,也從「情意態度面」去了解該具備的態度和狀態,再從「方法面」去了解如何能駕輕就熟、熟能生巧,創造出更多的層次意義。
從佛洛姆所談的《愛的藝術》內文中,他認為大多數人從小孩開始,總關注自己如何被愛,只在乎自己怎麼被愛,因此愛是要等待,也是無能為力的。如此,常讓人陷於困境,期待愛及要求愛,卻無法成為一個有愛的能力的人。
若我們要能讓生命感受到愛及體會愛,等著被愛,等著別人來關心我、陪伴我、懂我⋯我們其實都只是坐在孩子的位置,以孩子的心智等著被餵養、被滿足,將無法站立,成為一個有愛的能力和行動力的人。
因此,在真正懂得如何愛人之前,先能朝向自我人格的成熟,明白如實的自愛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所謂如實的自愛,是能以自我生命的本質去探索和發展,願意給予自己發展的動力,去完整的活出自己的成熟個體性。
從小被要求要無私,要一無所有為別人捨己的人,會從依賴的狀態,被迫要求自己給予和提供給別人關注,必須「為別人而活」,這將導致雖然表面上是提供了照顧或關懷,卻壓抑著對所關懷的對象的敵意。然後以過份關心,來掩飾這一份敵意,以彌補心中其實沒有能力愛別人的內疚。
而訴求無私,所產生的精神官能症狀往往以疲勞和憂鬱出現,即使當事人自豪,然而不論他們如何無私,也無法覺得快樂。和親密關係的人之間,也無法令他們滿意,反而更多憂心忡忡。
本書在自私、無私和如何愛自己,進而有能力愛別人的歷程上,有諸多的探討,是我個人覺得十分精闢和精彩之處,十分推薦大家閱讀。
本書雖然是闡述和說明愛,但不抽象和空泛,而是從紮實的社會心理角度,從家庭、社會環境和文化來談愛為何對多數人來說,皆如此匱乏和失能。
要學習自愛是什麼,什麼又是愛人,絕對不容錯過閱讀《愛的藝術》。佛洛姆對愛的闡述及思想,讓對於愛感到茫然的現代人,無疑指出了一條明路,同時滋養了我們內心乾枯的心靈,引領我們洞察關於愛的真理。
心理學經典《愛的藝術》:
心理學大師佛洛姆談愛的真諦,一本學習如何去愛的聖經
購書入口: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3645?sloc=main
何謂社會困境 在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Blowing in the wind ◎Bob Dylan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個男人要走過多少路程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才能讓你承認他是個男人?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一隻白鴿要飛潛多遠的海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才能找到一片沙灘安靜沉睡?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噢,會有多少砲彈飛過天空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在他們被永遠禁止之前?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而答案呀,吾友,隨風飄盪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就飄盪在風裡
Yes, and how many years must a mountain exist
噢,一座山要矗立多久年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在它被沖刷成大洋之前?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要有多少人誕生與死亡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在他們被允許自由之前?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噢,一個人要轉過幾次頭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才能假裝他從未看見那些苦難?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呀,吾友,隨風飄盪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就飄盪在風裡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噢,一個人要奮力仰望多少次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才能看見他心中的天空?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又要擁有多少耳朵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在他聽見人們哭泣之前?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 he knows
噢,究竟還要有多少生命被奪去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他才會知道太多人已經長眠?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呀,吾友,隨風飄盪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就飄盪在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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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Bob Dylan,本名Robert Allen Zimmerman,1941年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創作歌手、作家、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狄倫是二十世紀以降西方樂壇最受尊崇、影響力最大的創作歌手,在《滾石雜誌》評選的「史上百大創作歌手」名列第一。他不僅繼承吟唱詩人的民歌傳統,亦能融會古今,緊扣時代意識,翻轉語言質地,徹底改變了民謠的風貌。又與搖滾結合,打破樂種藩籬,成為青年叛逆文化的旗手。同代人風行草偃,觸發了西方流行樂的巨大變革。其後一度回歸鄉村樂與草根歌謠,並漸次鎔鑄各路樂風,賦傳統以新意,亦帶來極深遠的影響。
畢生獲獎無數,包括十一座葛萊美獎(含一座終身成就獎),並曾以電影主題曲獲奧斯卡獎與金球獎,1988年進入搖滾名人堂。2008年以其「歌詞創作飽含特出的詩的力量,對流行音樂和美國文化帶來深遠影響」獲普立茲特別獎。
2016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此獎項的音樂人。瑞典學院表彰他「在偉大的美國歌謠傳統裡創造了全新的詩意表達」。
狄倫迄今出版逾三十張錄音室專輯,並著有小說《狼蛛》(Tarantula)、自傳《搖滾記》(Chronicles: Vol.1,中文版由大塊文化出版)。他也是業餘畫家,曾出版畫冊多種,並有鑄鐵裝置等藝術創作。
《巴布.狄倫歌詩集》收錄了狄倫1961至2012年間創作的386首歌詞,中英文對照,依31張專輯次序整理,其中多首經狄倫親手重新編輯。《紐約時報》謂:「狄倫作為一位歌手而足以躋身文學史,這部書便是最有力的證據。」
(簡介取自大塊文化《巴布.狄倫歌詩集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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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淵智賞析
這首〈Blowing in the wind〉想來大家都不陌生,作為Bob Dylan最被人記得的歌之一,從1963年發行以來,深深地影響了全世界整整一世代的人。臺灣自然也不例外,楊弦的〈江湖上〉便是向此歌致敬的衍生之作之一。Bob Dylan的許多歌曲,除了對音樂的實驗,也在其中納入了許多對於人生、社會的深刻思索,這也使得他在2016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也是第一名獲得該獎的歌手,此舉一出無數人驚訝之餘,卻也紛紛表示能理解此一選擇。然而,即使有著這樣的光環,Bob Dylan卻在半年後,才親自領取此一獎章。在許多人譴責他傲慢無禮的同時,卻也得以讓我們看見他如何視這些榮譽如浮雲,也讓我們在他身上,真真正正地體會到了何謂「吟遊詩人」的姿態。正如Bob Dylan曾在1969年的訪談中說過:「我只把歌詞看成用來唱的東西,真正重要的,是字句依附的音樂。我寫歌,是因為我總得有些什麼可唱。這是紙上的字句和歌曲的差別:歌在空中轉瞬即逝,紙頁卻能長留。一位偉大的詩人,比方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1879-1955)未必能成就偉大的歌者。一位偉大的歌者,像是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 1915-1959),卻總是能夠成就偉大的詩人。」*
回到歌詞,整首歌分成三段,每段的結構近似,由三個問題開始,並以「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呀,吾友,隨風飄盪/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就飄盪在風裡」作結,彷彿屈原面對世間種種萬物所賦之《天問》,差別在於Bob Dylan問的問題並不像屈原那樣從天地離分、陰陽變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現象,一直問到神話傳説乃至聖賢兇頑和治亂興衰等問題。Bob Dylan的問題如此簡單,在三段分別開頭的第一個問題,他只問了白鴿、高山和天空,接著便回過頭來,以此自然現象的推移隱喻接力至人的存在:和平與戰爭、自由與囚禁、死亡與生命,這三件事幾乎便是人類有史以來永恆的命題,然而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我們卻似乎依然陷於這樣的困境,無法脫身。Bob Dylan歌中所建立的世界,便不僅僅只是當代,而是只要人類存在一日,便永遠無法迴避的。也正因如此,他的歌反應的世界觀永遠不會過時,在一個吟遊詩人走在風裡時,他所歌唱的一切,也正隨著風,垂問著一切尚在變動的事物、一切人的行動,而這些問題,也正問著我們:究竟人類能否為人類自身造成的苦難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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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馬世芳〈以歌詞躋身當代文學史——談巴布.狄倫的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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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編:浩瑋
圖源:浩瑋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當代詞選#西洋詞選#巴布狄倫#隨風飄盪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9/20210916.html
何謂社會困境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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