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來,我在面對法案審查的態度一向是不因人設事,拒絕個案修法,希望可以從整體制度著眼並加以改善。昨日蔡啟文檢察官質疑「立法委員不分藍綠,都為特定財閥個人量身訂作法律,以求獲得司法勝訴結果。」針對這樣的質疑,我也有義務清楚說明此次修法脈絡。
上屆我反對國民黨的李貴敏委員所提之類似提案。主要是法院實務對於「前審」解釋過於狹窄,不包括發回更審、再審及最高法院,換言之,有可能發生最高法院發回高院後,又是同一法官;或更審後上訴又同一法官;或判決確定後再審,又同一法官,讓當事人覺得無助又恐慌,縱然當事人以「法官有偏頗之虞而聲請迴避」,幾乎均遭駁回。基於公平法院原則,司法院不得以人力不足之技術問題剝奪人民受公平審判之基本人權。因當時司法院無法提出妥善解決辦法,所以我反對。至於上一屆李委員所提橫向迴避的範圍要畫到共同正犯、共同被告甚至到共犯,其實都有討論空間,只是「線要畫到哪裡」,須取得委員彼此之間的共識。
本屆修法時,與司法院幾經協商,司法院終於同意將前審的問題用修訂「臺灣高等法院分案實施要點」的方式達成,所以委員會才會同意通過條文。至於橫向迴避的範圍,在幾經討論之後,最終以「共同正犯,且限於曾於另案判決中予以判斷者。」為標準。
亦即在A案,法官認為甲是共同正犯,但甲未被起訴,所以甲根本無辯駁的機會。後來甲被起訴了,在地院判無罪,檢察官上訴,高院法官是A案地方法院的法官升到高院,此時他的心證已有預斷之嫌,無法期待公平審判,自應迴避。並不是所有共同正犯,法官都要迴避。
審查法案當然是以保障人權為出發,以及這個法案之後落實在制度上的效果為考量,至於委員提案的動機,不應作為審查法案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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