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俊 馳 材料 評價 在 張寶華 Sharon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讀完,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身價最高的華人畫家常玉,最終走的時候只是一塊水泥板,板上寫著編號,因為他連自己的墓也買不起。
文/李舒 /《山河小歲月》
在巴黎的某一天,我刻意起了個大早。
橫穿這座城市,四十分鐘之後,我到達了北郊。剛從地鐵出來,便感受這裡的蕭條。迎面走來的每個人都行色匆匆,臉上充滿倦怠和緊張。
經過兩個溫州人開的超市,躲過一個黑人,他迎面朝我走來,似乎想和我說點什麼,我嚇得掉頭走掉。我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直到看到那個做墓碑的工匠,我才確定,今天的目的地應該不遠了——
Pantin公墓。
我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公墓,許多墳連名字也沒有。
這裡有許多都是租用墓地,租約期滿,遺骸就會被挪去另一個公用墓穴之中。
編號1296 TR 1966的墓穴主人,就曾經面臨過這樣的危險。
1966年,是常玉去世的年份。下葬時,沒有一個親人。付錢的是一個叫Jean Toan的越南人,他是法中社區服務協會的會員,和死者沒什麼交情,他付了三十二年的租金。
三十二年,1998年8月20日到期。
1997年,距離租約到期還有一年。一年之後,那墳冢中的亡魂,將要再次被打攪,他的遺骸要被送去別處——也許徹底湮滅,沒有人知道。
而這時,死者在大洋彼岸的朋友,正四處尋找他的墓地。
這位朋友便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師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他寫了一本叫《美國人》的書,被稱為現代攝影的「聖經」。
弗蘭克多方打聽,終於找到了Pantin墓園,他為墓地續費,並出錢雇人修葺已經荒廢坍塌的墳地——那其實稱不上是墳地,因為只有一塊編號為TR/1296/1966的水泥板。
如果沒有弗蘭克,那常玉也許只有這個編號,可以作為證明他曾經存在於世的痕跡。
我站在這墓碑前,距離弗蘭克修復這塊墓碑,又過去了19年,光陰荏苒。
終於這一次,他恢復了自己的名字——中文和法文都有。
他的名字叫「San Yu」,常玉。家鄉中國四川一個叫南充的小縣城,那𥚃的人們會把「常」念作「San」。
在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名字是一文不名的。他的畫作,在巴黎的市場里成捆出售,不過數百法郎。
1971年之前,我查到的台灣美術雜誌《雄獅美術》,席德進寫了寥寥數筆的常玉,評價還是「終生失敗的畫家」。他向常玉要了兩張素描,這時候,他肯定不會想到,常玉的畫作,在日後的拍賣市場上可以賣出1.28億人民幣的天價。
常玉的作品,初看是稚拙的,然而卻總讓我眼眶一熱,稚拙的背後,隱藏著畫家一顆最純淨的心,靜悄悄地在那裡。我愛他那雅致的設色,粉是不一樣的粉,藍也是不一樣的藍。
他愛畫女人,席德進的文章,揣測常玉是被女人和性毀掉的。我並不這麼認為,他更像是女人的密友,充滿真誠地贊頌著她們的美。只有徐志摩懂得常玉,《巴黎的麟爪》的文章,大約是常玉唯一一次袒露心聲:
「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寧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法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胳,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不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現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了意義……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著眼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成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
他喜歡做四川菜,並且認為,中國菜餚之所以不能在世界嶄露頭角,是因為「外觀不夠美」。所以他做的中國飯,擺盤和造型都是藝術範兒的。他的法國朋友達昂吃過他的釀魚,還有豬腳湯,都大為贊嘆。他還建議常玉把自己的手繪菜譜寄給ELLE雜誌,常玉照辦了,然而石沈大海。
如今,在我們津津樂道於airbnb這樣的「分享經濟」時,他很早就和紐約的朋友約定,互相交換各自在巴黎和紐約的藝術工作室。
這位朋友,便是為他重新修復墓地的弗蘭克。
時間回到1948年。
24歲的羅伯特·弗蘭克已經在Harper’s Bazaar雜誌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他對為這份時尚雜誌拍攝時裝毫無興趣,於是決定辭職,打算去歐洲發展。
弗蘭克的目的地是巴黎。
他開始籌備自己的歐洲之行。芭莎雜誌的同事告訴他,有一個從巴黎來的叫常玉的藝術家準備到紐約尋找一個住所,可以和他交換工作室。他覺得這個想法很不錯。
這一年,常玉48歲。
常玉敲響了羅伯特·弗蘭克位於東11街53號的家門,兩位日後將會在各自的領域中載入史冊的藝術大家,就這樣成為了室友。
弗蘭克喜歡常玉,他驚訝的發現,這個中國畫家在生活中,其實很少談及藝術,他更願意談一種自己發明的運動——「乒乓網球」。這是常玉發明的一種結合乒乓球和網球特點的運動,其規則同網球,但是用一隻類似羽毛球的球拍來擊打比乒乓球稍大的球,球場面積要小於壁球場地,全場漆成紅色,以白線圍邊,在室內和室外進行皆可。弗蘭克曾描述過常玉在工作室內開闢「乒乓網球場」的情形:「首先常玉要求把房間所有的東西都搬空,接著他非常認真地乾了幾天,房間被漆上顏色,非常漂亮,可惜當時我忘記拍下來了。」常玉對這項運動真心熱愛,他四處推廣,雖然和他投稿給ELLE的菜譜一樣,失敗了。
弗蘭克和常玉在一起的時候,做飯是常玉的事,因為他喜歡烹飪。據說,有一次,常玉在哈林區花1.25美元買了一副豬腰和捲心菜、土豆一起煲湯,作為兩人的主食。這樣吃了幾天後,他們兩人的臉部和身體都起了水泡。「我意識到廉價的中國生活是危險的。」弗蘭克評論道。
最終,弗蘭克沒去成巴黎,但和常玉一起共用工作室的兩年,他真心欣賞常玉的作品,並傾盡全力幫助常玉出售這些作品。
弗蘭克曾經試圖說服自己的表哥,一個法國商人,買常玉的一幅小畫。法國人不想出錢,只想用一台小打印機交換。常玉當然拒絕了,他說:「我不需要一台打印機。」1950年,弗蘭克還曾為常玉在紐約曼哈頓區的巴撒朵畫廊(Passedoit Gallery)舉辦了一次個展,展出常玉從巴黎帶來的那29幅畫作。
然而這次展覽的作品,一幅也沒能賣出去。
二
弗蘭克覺得很內疚,然而對於這種現象,常玉早就習以為常。
他已經48歲了,幾乎經歷了人生可以經歷的所有的挫折。
1921年,風華正茂的常玉和徐悲鴻、林風眠等一同赴巴黎「勤工儉學」。「勤工儉學」四個字放在常玉身上有點不太合適,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有做絲綢生意的長兄常俊民——常家大哥經營著四川最大的絲廠,為他在巴黎的小資生活提供一切經濟支持。
常玉的生活被其他留學生所羨慕,他穿著講究,除了繪畫,還喜歡打網球。大家最常見到的常玉,是一個人坐在穹頂咖啡廳後面的位置,面前的咖啡杯已見底,他和每個人說的第一句話總是:「你們今天好嗎?」
他有錢,於是經常請大家吃地道的中國菜。錢花光了,他也從不窘迫,朋友們記得,他會帶著一抹奇特的微笑說:「我今晚有個約會,能去你家借瓶伏特加嗎?」
與徐悲鴻等進入國立巴黎美術學校接受正統美術訓練的中國畫家不同,常玉選擇了進入一家私人學院「大茅屋畫院」。無論什麼人,買了門票就能進入畫院參加速寫班,每天下午2點到5點,或坐或站,對著模特畫畫。第一小時慢寫一次,第二小時慢寫兩次,第三小時畫速寫,模特每五分鐘換一次姿勢。學院裡沒有老師,只有負責掐著時間號令模特換姿勢的班長。常玉在這裡非常出名,他用毛筆作畫,有時不畫模特,專畫周圍的人,並且無論男女老少,一概畫成裸體,所以大家一遇到他,就會圍上去。
那時的常玉,可謂春風得意。
常玉的作品,也最早進入了歐洲主流社會。
1929年,巴黎大收藏家H·P·侯謝注意到了常玉的作品,他在日記里誇獎常玉「真是了不起,而且才正在起步中」。侯謝是畢加索、杜尚等人的經紀人。侯謝的大量購買,使常玉的作品開始被法國畫壇注意及收藏,並多次參與秋季沙龍及獨立沙龍展,特別是在歐洲地位很高的法國杜勒里沙龍(Salon des Tuileries),常玉在巴黎有了不小的影響,他的名字亦開始登錄在《法國藝術家名人錄》之類的年鑒中。侯謝經常在他的日記中記他與常玉的社交活動,例如與西班牙裔藝術家貝德魯·潘納一起射飛鏢,在常玉的畫室吃中國菜等。
侯謝在1930年4月7日的日記中提到:「在常玉家中吃飯。他從材料的準備開始,精心烹調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中國菜餚,真是迷人。他出示了數件於塗滿色彩的畫布上刮出圖案的新作品,我買了兩小件。」
這時,無論是徐悲鴻,還是林風眠,都遠遠沒能達到常玉的程度。他看上去,將成為第一個進入巴黎主流藝術界的中國人,乃至亞洲人。
三
可惜,時間不能永遠停留在1929年。
1931年,是常玉一生的轉折。
這一年,他的妻子「馬姑」因為懷疑他出軌,而與他離婚。這當然是最後的一根羽毛,瑪素對常玉大手大腳花錢的態度早有不滿,他甚至曾把妻子母親留下的遺物首飾送去典當行。
也是這一年,他的大哥常俊民罹患肝病去世了。常玉回了一趟四川老家,根據大哥的遺囑,他分到了一筆錢。但回到巴黎,他似乎忘記了,這是最後一筆錢,於是很快,這筆錢被他花光了。
沒有了大哥,他以為侯謝會成為他的新支柱。然而沒有。
1932年,侯謝給他寫信說:「好像我們彼此都要多佔對方一點便宜。」
然後,兩個人結束了合作關係。
常玉不願意巴結那些畫商,也不願意為了客戶們的要求改變風格。日本人藤田嗣治雖然比常玉早來,畫的也是東方風格的裸女,他的作品一直被人視作不及常玉。然而,藤田在處理畫商的關係上很有一套,很快,他的作品開始流行了。而常玉依舊保持著一個藝術家的獨立個性,他曾經立下一個規定,來買畫的人,不准對創作風格指手畫腳,不准更改,畫前付錢,他甚至拒絕和畫商合作,聲稱「千萬不要上畫商的當」。
因為常玉的堅持,我們今天見到的常玉作品,是一以貫之的,從沒有一點一滴的媚俗,做他自己:
「我的生命中一無所有,我只是一個畫家。關於我的作品,我認為毋須賦予任何解釋,當觀賞我的作品時,應清楚瞭解我所要表達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四
1950年,常玉離開了紐約,返回巴黎。臨走時,他把那沒有賣掉的29幅畫都留給了弗蘭克,以答謝這位朋友的慷慨支持。
弗蘭克和他的友誼並沒有中斷,只要去巴黎,他都會去探望常玉。弗蘭克也介紹了一些朋友給常玉認識,這些朋友成了常玉晚年的摯交。
但常玉仍舊是孤獨的。
回到巴黎的常玉並沒有擺脫窮困,應該說,他已經習慣了窮困。他雇不起模特兒,於是剪下雜誌上模特兒的圖片,按照圖片中的姿態繪畫。他印不起名片,於是收集用過的地鐵車票,在票面上貼以小紙條,再寫上他的名字。
1966年夏天,常玉對好朋友達昂說:我開始畫一張畫。
達昂:是什麼樣的畫?
常玉:您將會看到!
達昂:那要等到幾時?
常玉:再過幾天之後……我先畫,然後再簡化它……再簡化它……
過了幾天,常玉邀請達昂去觀看,那是一隻極小的象,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中奔馳。他用手指點著這只動物對達昂介紹道:這就是我。達昂說,說完這句話,常玉笑了,那是中國人特有微笑。
這幅畫,叫做《奔跑的小象》,這是常玉最後一張畫作。
8月11日,常玉邀請幾位朋友來住處吃宵夜,照例還是常玉做飯。他用的是瓦斯爐,朋友離開之後,他沒有把爐子關好。
第二天早上,常玉曾經打工過的翠華樓老闆侯成庚去見常玉,敲門不應,又發現屋子里散髮著奇怪的氣味。公寓管理員打開房門,滿屋瓦斯味,而常玉已經躺在床上去世,胸口還橫放著一本書。
他一直戴著的那枚翡翠戒指,也不翼而飛了。
達昂的記事本里留下了常玉最後的地址:Ségur-67-11,沙坑街28號。我也去看了,一個標記也沒留下。
席德進介紹常玉的那篇文章,是重新發現常玉的開始。儘管,他對於常玉的評價並不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這樣一句話:
由徐悲鴻時代,經過趙無極時代跨越到了我們這一代,不知期間有過多少美麗的夢,美麗的愛情,這些都像巴黎的春天一樣悄悄逝去了。
……
1997年,距離常玉與弗蘭克的第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在這一年,弗蘭克把常玉留給他的畫作在台灣拍賣,所得捐給耶魯大學成立了「安德烈·弗蘭克基金會—常玉獎學金基金」,用於每年資助兩名中國藝術青年在耶魯大學藝術學院學習。
想想年過七旬的弗蘭克終於找到了常玉的墓穴,站在那塊水泥板前,他的感想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