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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 小說人生

「我沒和阿媽傾過計。講完。」作家陳慧抽了一口煙。
那和阿媽吵過架嗎？
「她鬧我囉。」她帶點無奈：「阿媽『兩嘢』就喊，發脾氣、丟東西。我不能講話，也不敢駁嘴，她會死俾我睇的。」
她彈一彈煙灰，繼續抽煙：「我很努力去想跟她的親情。有一次，媽媽出糧，有錢剩，爸爸買了一架破爛的舊車。有親戚來遊車河，四個人擠在後座，阿媽攬住我，這是我一生人和阿媽最親密的時候。」
「對上一個記憶，是還沒有讀書前，我和媽媽在床上玩。這起碼是四歲前。」
煙絲繚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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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第一本書《拾香紀》已經一鳴驚人取得香港文學雙年獎，出版接近二十部作品。
她的家事，曲折如小說──媽媽和爸爸，同樣出身大戶人家，卻同樣活得像孤兒。
外公在坪州開火柴廠，最盛之時，眾多工人甚至從港九坐船到坪州上班。外婆早死，唯一的舅父早逝，外公續弦娶的是利害女子。「我媽媽，惶惶然，整天都害怕禮數不足，過時過節做生日，都會抬好多禮物回娘家。」陳慧這樣形容。
爺爺在泰國開橡膠園，一條街開四間金行，四間名字倒轉讀，就是四個兒子的名字。「但我不知道這四間金行的名字，有沒有我爸爸的份。」陳慧說爺爺去泰國打工，可能入贅女家，第一個兒子留在身邊，把第二個兒子送回福建鄉下承繼燈火。陳慧的爸爸，就是二兒子：「大伯幾個人也拉不到上船，我爸爸就整天在湄公河游水，很貪玩，爺爺用一架單車就把爸爸騙上船。所以我小時，爸爸最常罵我的就是：『掛住玩，被人呃咗去！』」
爸爸後來考進黃埔軍校，跟美軍去了塞斑島，中國抗戰，他是在小島和土女混，飲可樂、吃朱古力，戴太陽眼鏡。
場景一轉，遙遠南方的坪州小島上，少女長大，火柴廠生意已不如前，她在瓷器工場，專心地在白瓷上畫花。
兩個島嶼地圖上怎也連不在一起，兩人年紀亦相差接近三十年，紅線繞了幾圈，糾結在一堆。五十年代尾，他住在筲箕灣木屋，她在九龍城做鏽花鞋，因為朋友介紹，走在一起。

爸爸不擅營生，是媽媽苦苦撐住。陳慧出世時，家裡還有房子在尖沙咀，很快就淪為租屋，由尖沙咀搬去佐敦道，再落深水埗，搬了幾次，落到荃灣。「我小時候沒朋友的，因為讀了八間小學。」她回想，應是因為欠學費，不斷轉校。
在荃灣也被包租婆即時迫遷，爸爸帶著一家硬擠去昔日軍隊朋友的家。那男人做看更，永遠臉黑，但幾乎每天都把所有的香港報紙買回家看，小小陳慧天天浸在字海裡，在《星島晚報》追看劉以鬯的小說，比較《明報》和《文滙報》的社論……
升中學，陳慧火紅地說要去大陸讀書，家人當然不許，她賭氣去了元朗唸中文學校，中二就看《學苑》、俄國革命家托洛斯基主義的雜誌，每月都等《明報月刊》。「你看得明白嗎？」老師不禁問。
會考二優三良，可是爸爸不許讀書，他要她去糖果廠做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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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十八歲的陳慧天天走路去工廠包裝糖果，中午頂著大太陽回家吃飯，每月八、九百塊月薪全部給媽媽，媽媽每星期再給她十塊錢零用。
「無前途，我一定要走。」她不甘心。
只要能拿錢回家，家裡也不管她轉工，辦公室文員、船運業務員、營業員……她忘記做過多少種行業，所有船務、速記，夜校有的課程都被她讀遍，還去設計學校上課。八一年嘉禾電影公司登報開編劇班請見習編劇，陳慧好奇報名。
「根本沒上課！第一堂就是開會度劇本，談完就叫我寫分場，我連分場是什麼都不知道，同事就丟一本劇本叫我自己學。」陳慧說起，依然覺得不可思議。那是香港電影最精彩的年代，陳慧的人生，終於開始有顏色。
媽媽從來不許她出夜街，在外面過夜更是不可能：「都出來工作了，一班同事約去澳門，阿媽喊喊喊，喊到我不敢去。」可是因為臨時通宵拍戲，第一次早上才回家睡覺，媽媽沒作聲。
凡有男人打到家裡，爸爸都會問長問短，一次接電話，爸爸大剌剌：「你是誰？！」「我是成龍。」成龍大哥有事找陳慧這編劇。「我阿爸完全被震攝了！之後周圍跟人說：我個女幫成龍做事。」她笑。
「我在我的世界，不知道怎跨了一步，去了另一個世界。」陳慧很快就搬走，由嘉禾到德寶，參與大量電影的編劇工作。後來加入商業電台當節目監製長達九年，在一九九六年辭工成為全職作家，二零零三年修讀碩士學位，如今在演藝學院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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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坦言過了四十歲才了解爸媽的世界。爸爸過身，她在遺物裡找到一疊日曆，看見爸媽結婚和自己出生的日期，終於明白為什麼媽媽從小一直對她說：「要不是你，我一早走了！」回想爸爸的童年，他突然被帶到福建，一句中國話也不懂，是怎樣的生活？
「爸爸是『永遠的單身貴族』，所有決定都不理家人；媽媽是『負責任的少女』，一輩子都是惶惶然。」陳慧手中的香煙，一根接一根，語調愈來愈唏噓。
「為什麼我接受你訪問？我想告訴我的學生，要去明白自己的家庭。改變，要改過，才會變。我小時就知道自己什麼來自爸爸、什麼來自媽媽，但過了四十歲才了解，為什麼爸媽會這樣。可我不是爸爸，不是那只懂泰文的十二歲小孩，當我理解，就有力量和爸爸不一樣。」
媽媽在一九八九年過身。
「六四時知道她有癌症，我有理由可以公開大哭。」她語帶苦澀，媽媽才四十九歲，還沒到中秋節就離逝。
陳慧當時藉口工作忙，不時錯過探病時間，就算趕到去醫院，抺身、換衣服、吃東西，兩小時探病時間很快就過。「『你要什麼？我明天再來，拜拜。』就是這樣，我們沒頃過計。我錫她嗎？我唔識講。我唔識錫佢。」
她弄熄香煙。
忽然說：「我有個妹妹養唔大。那年我七歲，有百日咳，傳染了妹妹，她未滿月就去了。那個年代，大人什麼話都會當著小孩的面說……我長大後回想，才懂得原來阿媽是這樣想的……」
陳慧始終沒有提起媽媽說什麼，只是短短作結：「那是一九六七年，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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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出處：　好想 藝術

十二月二十五的夜，點綴了尖沙咀的人群，愉快氣氛從平安的昨夜蔓生過來，五彩繽紛。霰雨輕輕的撇，幸好不減人群興致，大家臉上依舊是春風。我雙手插袋，握緊不輸世界的溫暖，靜靜地哼歌，調整激動的心情。裹着擁腫衣衫的人形糉，潮一般的湧趕，聖誕燈飾猶如日落日出一般必然的邊閃邊轉，雨一直下，秒針也一直跳。我的禮物快要到了，所以我望緊我的黑色鋼錶，感覺這樣專注的側臉比較容易被人辨認出來，姿勢也比較隨性。

然而錶裡的分秒畢竟追逐得太快，教人看不下去。站在僵着了的五枝旗杆下方，佔着最佳位置，我凝視熱鬧，冷眼開始迷濛。期盼的還不來，沒約好的卻俯拾皆是，譬如街頭賣花賣藝賣笑的人。賣花的人盈起恰到好處的笑靨，借助大眾的喜慶情緒，兜售嬌艷欲滴的玫瑰，著眼自己那一筆橫財。我暗忖，羅曼蒂克能賣，大抵就能買吧——我想起我口袋裡的入數收據，一陣亢奮電流似的流過全身。入數收據是白紙，印在上面的，自然分明是黑字。何況，我們甚至通過了電話，聽過了彼此的呼息，還互傳自拍照說了晚安，那麼親切。我後腦勺又熱了一熱。

所以我又抬頭，縱目搜索。她沒有說好她會怎樣裝扮，又該與我怎麼相認。在茫茫人海中接上視線的初會，帶點興奮，帶點冀盼，似乎較值得紀念，所以我瀟灑的跟她說了句沒相干。棗紅色的厚冷衫，梅花鹿圖紋的披巾，配一對滑溜透視的絲襪。又可能是卡其色的冷帽，深綠色的乾濕褸，搭一條貼身翹臀的洗水牛仔褲。只是幻想已經感到愜意。巴士站方向有人隻身走來，碼頭方向有人隻身走來，商場方向也有人隻身走來。儘管他們之中偶爾會有人用目光打量我，可是每一雙高跟鞋跟皮靴最終都朝着各自的目標步去，和我擦身而過。

而旗杆下就只有三個顯然在守候朋友的身影。膚色褐黃猶如菲傭又分明是香港人的女子，一邊抽煙一邊起勁地Whatsapp的男子，跟神情漸漸呆滯的我。他們等得不耐煩了，都露出了些微毛躁的神情。我不甚寶貴的時間，十分鐘十五分鐘二十分鐘的溜走，但我想是交通太塞，或是化妝礙事，所以不催促。大家都說，少女情懷總是詩，靚女出門總會遲。我是這樣想的——即使我們可能僅是萍水相逢的一對，過了一晚就無再見不再見，我也希望好來好去，留個君子印象。

廣告佈景前的樂隊又演完了兩闕陳奕迅的舊歌。身旁的菲律賓港女踱着碎步遠走了。於是我決定冒昧打電話過去，稍失風度也沒辦法，而且也有她遇上意外的可能。我的心開始瑟縮，高速的跳，幾乎要從鼻腔吐出身體外。我知道我可能無法以藉口安撫自己，而這種忐忑也完全超越了我人生所感覺過的所有忐忑。這不僅僅是損失三千蚊的忐忑，錢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忐忑隨時會演成我人生的奇恥大辱，熔下深不可褪的疤痕，來來去去的人群不會理會，但我自己必將一生銘記。她可能不會來，可能騙去了我的信任，可能騙去了我的三千蚊。

這個號碼竟然已經停止服務。我抖擻精神，嘗試從虛空的幻覺，掙脫到現實之中。我重複撥，重複失落，直至接受了重複撥根本毫無意義的事實，才終於放鬆得了那躊躇滿志的拇指。接著我便翻閱大抵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對話紀錄，從那熾熱的第一句話讀起，心裡逐分逐分地涼了下去。

我不得不承認，我是被騙了了的。沒有人向我迫供，我不可不對自己誠實。沒有過約會，沒有過失約，沒有過暫借的浪漫。我是遇人不淑，更是自取其辱。整個尖碼的歡暢都彷彿透支了我的天真而生，我是一張無簽帳上限的黑卡。我回復了我的本貌，她歸去了她的天堂。換言之，那個曾經存在，而又無生無滅的「Sukiii」，已經從我的世界消失。我一度願望我是全香港七百萬人中唯一一頭羊牯，轉念又願望自己只是千千萬萬的羊牯中的一頭，犯了每頭公羊都會犯的錯，也能擁著龐大的羊群墊我屍底，順道讓我取暖——因為我空虛，我寂寞，我凍。

說到底，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以為我要因為失望而昏過去了，但在這刻就算有人砰然倒下，大抵也惹不起尖叫聲和驚恐，也沒有救助的救護車響聲，我也就自覺地以惆悵鎮住了狂烈的憤怒——憤怒自然只是個冠冕堂皇的修辭。勉強從俗，下場如此，沒甚麼好怨。我一腳踢向了旗杆，擱置了希望，然後走了十分鐘的路，坐到了飽覽中環夜色的文化中心對開海旁，選擇了跟一罐啤酒在風中溫馨的愛撫，舔血淋淋的傷口。

寂寞是逃避不掉的。它要來便來，像雨，像風。要風得風的人不是少數，而我就正正被安排了擔任少數。在悟道的剎那，一個人坐到了我的鐵欄上，也了無新意地開始借酒澆愁。我抬目一看，竟是那曾經跟我坐在同一條船上的旗杆下煙民。他的臉泛了紅暈，要不是他不勝酒力，就是他已經飲了頗多。

「你朋友呢？」他耍了不問不問還須問的虛招。

「要講實在長篇——」我想坦白，更是想吐苦水。反正他看起來跟我差不多的其貌不揚，頹喪襤褸，斷不是甚麼有為青年，成功人士，浪費他的時間應該算不上浪費。

「我好撚戇鳩，講你都唔信。」黃湯急急下肚的他，苦水瀉得比我快，我的回答就此被打住。「我畀一個叫Sukiii嘅網友放咗飛機，蝕咗五千幾蚊。佢之前同我講，話今日同我出街食飯睇戲，順便還埋。」我那往他靈魂深處全心全意投誠的眼神震動了他。那是一見如故的知己相望，一句話也用不着講的驚鴻一瞥，永誌難忘，大概就是這種目光。我不忍心把自己虧蝕數目的銀碼講出口，因為我疑心未卸，當時跟Sukiii殺了價，婉轉地建議她向其他朋友籌款應急，眼前的他卻光明磊落，誠意十足，無甚保留地大破慳囊。「慾望真係萬惡之源，」他如是說。「我竟然蠢到咁……」

我沒有再聽下去。欲求未滿和欠缺希望的人，從來輕易成為最脆弱的一群，甚至緣木求魚尋找答案。這點我本來就明白，而我因為寂寞失去警覺。當我們心靈不夠強大，就難免像雙親病危而賣身教會的孝子一樣，或聖誕節光顧賣花游擊隊的善男一樣，墮進自己挖出來的深淵，連與己無尤的罪責都扛上身，連春宵一千的買賣也肯豪一次。在電話撥不通的剎那，我才醒覺愛情都是假象，而我就是發了瘋了的渴望愛的慾望的奴隸。

我下意識低頭去望手錶，它的轉速已經歸於平穩。患得患失以致失重失衡，求愛心切以致心跳速度變異，都沒有令時間流動的速度增減。寂寞不是用財富可以消擋的災，相對論也不可能解救作繭自縛的孤獨。涼颼颼的寒風拂來，旗杆那邊飄得最高的一枝忽然軟了下來，滑到了柱中央，大家仰首指點了幾秒，表示了發現了異樣的樣子輕微訝異，又悄悄然疏散回正軌去了。

【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