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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出版社傳來今天印好的《同理心身教》，封面美美的，暖呼呼的，讓人看了好激動，覺得自己真的應該要來認真宣傳這本書......（熱血貌）

#以同理心為核心的成長氛圍

其實，寫完前一本書《交心》，我對於書中一些未能好好闡述的章節有些遺憾，尤其是同理心這項能力。

「您覺得教孩子同理心是重要的嗎？」每當我在研習會場詢問這個問題，幾乎所有老師都舉起了手。

然而當我再進一步追問：「那麼，您是如何教孩子學習同理心呢？」與會老師們個個面面相覷，靜默無聲。

的確，身處教育第一線的我們，總覺得現代孩子和以往不太一樣，似乎較以自我為中心。

同理心，是現今社會愈來愈被重視的能力。或許是我們感受到現在孩子普遍欠缺同理他人的習慣，亦或是我們相信同理心會是孩子行為偏差的解方。若能提早關注於此，孩子就能因為同理他人感受，對事件有較全面的思考層面，因而導出不同的結果來。

有趣的是，我們都覺得同理心很重要，但要如何教孩子同理心？同理心要如何運作？這方面教學策略倒是十分欠缺。

一般的做法，我們會請孩子對他人進行「換位思考」。然而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連我們大人都不願意站在他人立場思考事情了，又如何要求孩子放下個人情緒去同理他人呢？

為此，我翻閱市面上各類書籍及學術研究文獻，各家學派並無統一的界定與理論架構。然而，這些理論共同指出，同理心不只是簡單的換位思考，而是必須從多面向著手：同理他人的情緒，同理他人的認知，同理他人的需求。

再回到班上，面對孩子們每天層出不窮的狀況時，我發現以往不容易解決的紛爭、較為固著的生活習慣、或是孩子在事件爆發時高張的情緒，都能在同理心的脈絡裡，變得較為鬆動而有更多的可能性，甚至有時會出現出乎意料的結局發展。

#同理心開展的五步驟

我嘗試在班上融入同理心策略，多年下來，倒也摸索出一套適用於班級經營的同理心模式：

1. 覺察自身的情緒

在情緒的當下，孩子往往難以跳脫自身的思維慣性。讓孩子覺察自己的情緒，說一說自己此刻的情緒由來，讓大腦慢慢轉移到理性的前額葉進行運作。孩子覺得情緒被接納、被好好的同理了，才不會過於武裝自己，而願意開始同理他人。

2. 同理他人的情緒

觀察他人的情緒，說一說他人正處於何種情緒之中。情緒是外顯的表徵，從情緒話題切入，孩子比較容易觀察並說出他人的反應，並與他人的情緒同步。

3. 同理他人的認知

「同理心」和「同情心」最大的差異，在於同理心不只是同情他人，而是要深入他人頭腦去思考此時他在想什麼。

例如：當孩子看到街上的遊民時，他往往會覺得「他很可憐」。但我們進一步追問「他在想什麼」時，孩子可能會說出「他現在覺得很冷、很餓，希望有飯吃」的想法。這就是從同理他人的情緒，再進一步擴大到同理他人的認知。

4. 同理他人的需求

因此，若我們再繼續追問「那他現在需要什麼」時，以前面所舉例的遊民話題，孩子可能會歸結出「他希望路人不要用鄙夷的眼神看他」以及「他希望經過的好心人能帶給他一些吃的」……這類的思考結論。

5. 化為實踐的具體行動

我們最終還是希望孩子能在同理他人的歷程中，形成一種改變的行動力。因此，讓孩子在同理他人需求後，化為可落實的具體行動是必需的。例如前面所舉例的遊民話題，孩子若能起而行給予一些幫助，例如資助零錢、飲用水、保暖衣物，孩子的心性就會更加的柔軟與善良。

孩子在家中面對與兄弟姐妹的紛爭、在面對與父母的爭辯中亦是如此，若能帶著孩子走完同理心策略流程：同理他人情緒、認知、需求，並以他人立場做出具體行動，很多衝突將立即可以得到紓解與調整，並且將彼此的關係修復得更為圓滿。

#同理心要在有同理心的環境中滋養

孩子之所以沒有同理心，亦或者我們覺得同理心如此難教，主要原因是因為孩子並沒有在有充份同理心的環境中，感受到被同理、被接納的溫暖。

教室裡那些憤怒咆哮的小火山，不就是在家中被憤怒指責的無助孩子？

那些對班級事務冷漠的孩子，在家中何嘗不是得以冷漠來保護自己的心不受到傷害？

那些會對弱勢同學嘲笑、會言語攻擊他人的孩子，其實內心自卑的不得了。而他們的自卑全來自於長久以來的被忽視、被比較，沒有大人願意好好的賞識他們、願意肯定他們。

因此，當我們希望孩子有同理心，我們得捫心自問：我們自己也是一位有同理心的大人嗎？

面對孩子的不理性、不配合的態度時，我們是否願意先啟動同理心，而不是先啟動指責的姿態呢？

這些年來，愈在班上實施同理心課程，就愈讓我自己面對孩子時保持柔軟的習慣。也許是因為慢慢的已經內化成一種習慣，也許是我也想安安穩穩的接下自己的情緒。

因此，看著那每天不寫作業的孩子，心疼他被放生、被忽視的情緒，多於想處罰他的念頭；

面對每天亂發脾氣、對我飇罵髒話的孩子，氣歸氣，我還是想了解那渾身是刺的背後，有多麼的遍體麟傷；

還有那些怎麼也學不會的孩子，我想起了自己求學時期曾經有多無助、多抗拒、多麼想逃避，轉念一想，怎麼樣也要拉著他們不放手！

同理心是溫暖的力量，將帶來改變的契機。這些年來，同理心確實改變了我的思維模式，我不再以「我」這個單一角度，來詮釋事件的本質，而是試著先放下我執，看到對方的需求，以尋求更多圓滿的可能。

這也是這本《老蘇老師的同理心身教》的最初發想，我想邀請大家一起來當一位富有同理心的大人。面對孩子時，同理心帶著我們與孩子心靈同步，讓我們能理解孩子所遇到的困境，能真真實實的接住孩子的情感。

這本書同時收錄不少篇關於我與小蘇姑娘的成長故事。多年來帶領學生的教學經驗，讓我能用更多元的視角，傾聽並同理自己孩子的情緒、認知、需求、並且陪著她一起落實於生活之中。而這樣的陪伴旅程，讓我覺察到自己的狀態，在面對自己、孩子與學生時，能夠成為一位更真實、更一致性、且溫柔而堅定的大人。

我們一起來用身教傳達給我們的孩子：願意同理他人，就會為這世界創造更多善意與溫暖的流動，也會為自己帶來更大的幸福感！

#同理心身教

#3/25（四）即將出版

花花前陣子完成的書，經出版社評估後認為可能只有我的讀者會買單，在沒有修改的情況下直接出版的話，大概會賣得很差，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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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了出版社的建議，重新修改我的內容，不過對於出版社給予的意見「書的內容部落格都有了，讀者看網路上的就好幹麼要花錢買？」不得不說，我是有些不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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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過去是一名健身教練，收了不少因為看網路影片亂練結果一身傷而且絲毫沒進步的學生；我自己在研究的個體心理學網路上資訊也很多，但我為什麼自己就是教練還要花錢去進修訓練課程；又為什麼網路資訊我我仍舊還是會花錢買實體書回來，自己研讀自己做重點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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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價值，不能夠用金錢來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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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決定今日開始，每週六晚上八點都會發一到三篇本書的內容，而且是按照順序不是隨機挑選，不論將來本書是否出版，我都會一直發到結束，不想花錢買書也可以網路上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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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些價值，不能夠用金錢來衡量的。（以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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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1個體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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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心理學這名稱可能知道的人比較少，多數人熟悉的是它的另一個名字「阿德勒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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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870年2月7日，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的阿爾弗雷德·阿德勒，除了是個體心理學的創始人，同時也是一名醫師與心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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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籍的阿德勒，家庭環境算是富裕，但是他的童年卻有著相當多的不幸。阿德勒有其他六個兄弟姊妹，他是排行在老三；罹患佝僂病的阿德勒，因為自小體弱多病以及行動不便，他無法在童年時期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同時也為自己的能力不如兄長與鄰居而感到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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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身的疾病之外，阿德勒也親眼目睹了年幼的弟弟在自己面前過世，從小就籠罩在死亡的恐懼中，讓阿德勒立志要成為一名醫師。早期阿德勒的成機並不突出，但在父親的鼓勵與支持下逐漸進步；後來畢業於維也納大學醫學院，曾經當過眼科以及內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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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時期的阿德勒擔任軍醫，當時每天要面許多的傷兵，評估這些軍人的心理狀況是否能夠重回戰場，這些經驗讓阿德勒體會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戰後便將重心轉移到神經學以及精神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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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發表了許多關於器官缺陷與自卑感的論文，在西元1899年，受到了精神病理學權威的佛洛伊德邀請，阿德勒加入了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並於1910年擔任該學會主席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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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與佛洛伊德的觀點衝突越來越多，阿德勒在西元1911年離開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並且正式成立了「個體心理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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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曾經希望透過政治來改變整個環境，然而政治並沒有他預期那麼單純，在心力交瘁下，阿德勒認為如果要達成理想中的世界，得要從兒童的教育開始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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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表了許多關於兒童教育以及兒童行為的論文，並在維也納與德國其他地方創立了三十多處兒童諮詢中心，諮詢對象多為教師與父母，將個體心理學活用在教育機構與家庭當中，希望透過兒童的教養來改變整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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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期間的阿德勒聲名遠播，經常受邀到各處發表演說，並且受聘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西元1932年成為紐約長島醫學系主任，於1934年定居美國。附帶一提，在許多介紹阿德勒的書籍中都會特別提到，阿德勒一直到55歲才開始學習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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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某些書上所看到的說明是，阿德勒認為有些口譯翻得不夠到位，他希望能夠讓聽眾更加理解他所說的內容，而在當時大部分的演講都是在美國，因此阿德勒才重新開始學習英文。這邊也能夠用來解釋本書後面會提到的「目的論」，不論當時的年齡或是各種條件如何，當一個人決心要做某件事情的時候，他一定能夠找出方式來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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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百多年前，阿德勒底下門生眾多，且名聲更是與佛洛伊德不相上下。然而身為猶太籍的阿德勒，在二戰期間受到納粹的迫害，許多猶太人遭到屠殺，其中包含了大量阿德勒的弟子。阿德勒所發表的論文與臨床講義在當時也遭到禁止，因此現今才會鮮少聽過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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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倖存的阿德勒門生努力地將他的學說給保留下來，在美國也有不少深受個體心理學派所影響的專業人士，在2020年的現今，人權與自由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所重視，因此我們才有機會能夠再一次認識這位，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洞見未來的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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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2人生型態取決與個體所使用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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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世界上活著每一個人，但是每一個人都是活在主觀的世界上。這聽起來有點饒舌，這兩句話的意思，客觀上我們所生存的環境都是一樣的，但是同一個客觀的世界，卻會因為個體的差異而有不同主觀上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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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些人在遭遇到挫折時，會將挫折當做是進步的動力，藉著修正錯誤讓自己能夠克服難題；而也有些人在同樣遭到挫折時，會將失敗當成是一種羞恥的烙印，並且相信自己克服不了這些問題，從此遇到同樣的問題都會選擇逃避。這樣不同的心態，我們稱之為「人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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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透過不同的人生型態選擇相對應的「素材」，所謂的素材指的是我們一生當中，所經歷過的一切，包括在我們的記憶尚未成形之前，也就是出生至三到四歲左右的嬰幼兒時期。個體心理學非常重視兒童教育，並且明確地指出，不當的教養模式會如何摧毀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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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一書當中，也有提出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稱CPTSD）的造成，多是在童年時期曾經遭到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不當對待，包含性侵、肢體的虐待、言語的虐待、無視孩子的需求、否定孩子的感受、嘲笑或者欺騙孩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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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傷害都會烙印在孩子的身體記憶當中，當時的孩子可能才幾個月大，即便將來長大後這些記憶已經無法想起，但是當時的感受會永遠被身體給記下來。在往後的人生一但觸發了相關的條件，那些記憶帶來的負面感受就會重新湧現出來，並且使個體做出在童年時期習得的應對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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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童年時期經常被照顧者嘲笑的孩子，在長大後容易變成沒有主見、附和他人的應聲蟲。以CPTSD來看，是因為個體認為講出自己的想法會得到負面的結果，為了避免發生遭到嘲笑與否定的情緒重現，必須將自己真實的想法給隱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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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個體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是因為孩子選擇了「表達自我會被嘲笑」這樣的經驗，當成是他人生型態的素材，因此在遇到任何需要做出選擇的情況時，他們會傾向於選擇主流的、他人建議的、他人認同的那些「安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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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說一個人的人生型態大概會在五歲左右就已經成形，雖然後來也有說法是，大約在孩童八歲左右時才成形。但不論是哪一個階段，都不能夠否認孩子的童年時期，給予素材的重要性，這也是個體心理學一直不斷強調兒童教育的重要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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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人生型態成形後，後面要在改變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許多個體甚至終其一生都無法改變自己的人生型態。但個體心理學以及《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一書當中，都有提到，人生型態是後天習得的生存模式，因此也能夠透過後天的學習去改變原本的人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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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會開始藉由我的人生故事，慢慢跟大家說明「素材」對於兒童有著多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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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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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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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新手父母應該有的，那種迎接新生兒的喜悅；也沒有現在提倡的二十四小時內，母嬰的肌膚接觸。確切的情形是如何我也無從考證，我只能夠憑想像與推測，在那狹窄陰暗的產房中，有個年輕產婦，將她的女兒給生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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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她也有可能是請產婆到府接生；但我更傾向於認為，我的親生母親會選擇在一個，她認為安全且隱密的場所將我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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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父母在透過合法的流程後，正式收養我成為家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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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長在一個非常重男輕女的家庭；母親嫁給我父親不久之後，檢查出罹患了子宮肌瘤。70年代的當時，醫療還沒有現在這麼發達；即便再如何地不願意，為保全性命母親也只能夠選擇，將她身為女人的標記「子宮」整個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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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之後，母親永久喪失了生育能力，也將原本就不和睦的婆媳關係，推至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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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是家中長子，被祖父母寄予厚望。祖父母希望父親能夠傳宗接代，並且接手家裡的鳳梨園，繼承祖先留下的家業；結果父親卻娶了個無法生育的女人，可以想見，當年祖父母他們有多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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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不斷洗腦父親離婚再娶，但我的父親是個老實人，不願意辜負母親；即便祖母後來讓步表示，納二房也沒關係，只要黃氏有後就好了。但我的父親仍舊表示，既然已經娶了我母親為妻，身為丈夫的他，就會對妻子的一生負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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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著長輩盼不到的期望，原本生活單純的父親，學會酗酒也開始夜歸；我的童年時期經常會看見，母親獨自一人，坐在房間角落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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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恁老爸佇咧外口一定有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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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幽幽地，對著才幼稚園大的我這麼說著；其實年幼的我，並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是爸爸的朋友裡面，有個女人這樣嗎？我小小的腦袋無法明白，我只知道母親每當說著這些話的同時，眼淚也在往下掉，但她的臉上卻看不出任何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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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我父親下了班又去喝酒了，當他醉醺醺地回到家後，硬是把已經在睡夢中的我，以及哥哥給叫醒。他要我們兄妹倆面對著牆壁跪下，然後抽出了腰間的皮帶，瘋狂抽打我與哥哥；沒有任何理由地，只因為父親想打人，於是我跟哥哥就應該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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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嚇壞了，她死命地抓住父親的手，要他別再打了；我還那麼小，再打下去真的會把我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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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毋停手我就死在恁的面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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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被她這樣一吼給嚇到停下動作，下一秒就走向浴室洗澡、睡覺，就好像上一秒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般。從那一天起，這樣的戲碼一個月總要上演個一到兩次。若是那個月，父親的生活較為不順，例如任職的製材工廠停工、鳳梨價格大跌、整個作期血本無歸時，可能會有一陣子天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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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在睡夢中突然被嚇醒；我學會了只要一點點的風吹草動，都能立刻醒來的極淺眠技能。父親的KAWASAKI一進到家中，在二樓睡覺的我就會馬上醒來，然後視死如歸一般，等著迎接他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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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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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六更新

【盧斯達：看香港人對泰國示威的情緒反應 —「唔好死」之餘，更要「唔好癲」】

泰國新一波示威，搞到香港人五味雜陳。很多對他人的有趣反應，都適合用來對自身進行心理分析。例如泰國人搞「電話燭光」、「分紅海」讓路予救護車、手無寸鐵坐在軍警之前，俗稱「畫面好靚」，有人就會覺得，香港輸出了和理非的奴隸示弱文化，嚴重一點就是一輪指天篤地；症狀較輕的也會感覺不祥，覺得泰國今次社運兇多吉少，我也有後一種感覺。

然而這些都與泰國的實況沒有關係，因為我沒有研究過任何現代泰國的社經政治。我對這件事的感覺，完全只是我對自己和香港的各種感受的移情作用。認為一切都會失敗，簡稱失敗主義，是一個政治上的定見，定見不是因為有一本教科書或者學派手把手 literally 的傳播開去，沒有經典和教程，而是由個人失敗經驗所導致的心理累積而成。

PTSD 的政治作用

創傷後壓力症候症的其中一個主觀感受，是「總覺得很快會有壞事發生」，但同時又不知道是甚麼壞事，總之就是會有壞事發生。因為創傷記憶被刻入了潛意識，它浮上來的時候遭遇理性的抵制，就遭奪去了內容，但受折磨的形式和心境仍然不斷回溯。

因為理性是有時間觀念，人理性上就是知道創傷乃過去之事，但其感受還沒有消化，變成一種「不知道是甚麼，但一定會來臨」的無名恐怖，籠罩著人的當下。主觀感受是非常真實地感覺到即將有大問題發生，但不知道問題究竟是甚麼，那個問題也不是現實中任何事情在合理發展下的可預料結果（例如末期癌症的發展結果一定是死）。當政治創傷發生之後，類似的人類心理機制就變成集體的政治意識。例如強烈的罪疚感，但並非因為自己是加害者，是受害者的罪疚感反而更強。於是便會下意識覺得，泰國即將重演可怕的失敗，甚至認為香港的好學生政治即將導致泰國學壞手勢的失敗。

事實上任何政治鬥爭，多數都是以卵擊石，但基於政權永遠處於優勢的客觀現實而作出估計，大概可以說是合乎理性；而因為自身創傷而導致的失敗主義評估，則多數是遠離理性。同樣是「失敗機會較高」的估評，既可以出於理性思考模型，也可以出於非理性思考模型。

壓力失調的人會被自身情緒籠罩，也因此會把自己看得很高，甚至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或本身。因此有人會認為香港教壞了泰國；也有人認為香港還是社運家家酒，別人早就用過更強的武器啦 — 雖然兩個方向看似南轅北轍，但始終還是香港自身創傷的回溯，「香港邊有能力影響其他人，收皮啦」就是失敗主義和自我形象因為壓力而不理性地降低的呈現。

事實上某些泰國年輕領袖又真的坦承香港是他們的「靈感來源」。為甚麼某些香港人會先入為主認為香港沒有任何影響力，中間便有一個異常複雜的心理防衛機制。人的理性永遠在掙扎著希望把事情理順，處於無法承受的壓力就更加如此。失敗的羞恥是真實的，怎麼解釋這種羞恥呢？唯一的合理解便是因為確定自身真是一文不值，才能解釋災難發生的合理性。災難有時是不可抗力，可能是天災、人禍、有人加害、對手能力百倍於自己之類，但人的理性和天性，就是把罪疚攬上身。例如古代人認為天災是自己做得不好，遭神災降。每個文化都有這些，是因為所有文化下的人都有一樣的心理防衛機制。

89 年作為香港消極悲觀主義的源頭

因為理性在異常壓力下的 top priority 是自我解釋壓力源頭，即困擾自己的失敗為何發生。所以被強姦的人反而自己會被莫名的罪惡感籠罩，被強姦的香港也會更傾向認為是自身有問題。100 次被壓迫，只會有一次引起揭干起義，其餘 99 次都是檢討自身和自我沉溺。最大的失敗當然是上世紀的 8964，那一次震撼的結果，便是分化為《天與地》那三個主角。有一個去了搞工運幫工人，這是源動力虛假的善；有一個去了做金融才俊，做了金融世界的食人者，這是受害者異變成加害者，就像很多性罪犯、家暴者在童年也是受害者，即當年真心受創但轉化為親中者的那一群，也有大量大躍進或文革受害者真心支持政權的例子；另外一個則因為太刺激而自行失憶，變成事實沉默者，即大多數人。

有意識者最後只能乞靈於本土無政治的「大中國視野」作為出路，不是將希望暫時寄托於中國民主化，就是寄托於中華帝國最終強大，這便是劇中工運佬和金融佬的兩種心理演變，但最終都是為了迴避解決 / 創造自身定位的最大問題 — 這當然是人的最大壓力源頭。

2010 年之後持續的失敗，也涉及原來民主派體系對新體系的壓迫，壓迫就變得更加內化，也更複雜，連「圍威喂」、正邪對立的小安全感都迅速流失。最終我們都慢慢發現，並沒有真正的 protagonist，甚至他們會成為 antagonist。在一次又一次的鎮壓和壓迫之中，失去理性可能才是合理結果，最終壓力過大，就會將矛頭指向自己，自我形象會變得異常低落或者異常強大，越來越難回歸正常狀態。

那些年沒人相信柏林圍牆會被推倒

所以歷史上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往往都是格局穩定的婚姻狀態；中國古往今來，就是征服者殺人越多越殘酷，反而持國越久，越受中國人稱讚和敬畏；被殖民的亞非拉人，最終多數都無法揭干起義，因為他們在受害過程中自然生長出劣等感，最後是世代相傳的劣等感，令他們不敢想像沒有主人的未來。被殖民者之中也會有一班人成為買辦，宣播另一種高等文化，令劣感文化永遠處於權力的下游，自己都永遠在創傷的連鎖反應之中，就永遠失去遭受創傷前的氣力。

後來英美殖民者更想出了一種更加高級的權力操控：為亞非拉人「平權」、做國際慈善，成為另一種樂善好施的主人，更穩固了受害者需要被同情憐憫的僕人身份。有多「關注弱勢」就成為白人國內流通的新興文化資本，就像人人都可以戴上一抽手帶（wristband），這條是關注環保、這條是關注家暴、這條是關注有色人種，但最終人收獲的首先是自戀的快感、身為主人的感覺，所以捐款人的絕大多數不會在乎國際組織在災區以糧食去災區進行性剝削、開兒童色情派對的細節，因為捐款的好處在於快感本身，捐款真正幫助到的人，並不在捐款者的快感交換機制之中，所以經常被忽略；這出於人性的客構性盲目，便是這些第三方機構可以坐大，也必然坐大的根本原因。

所以當我們都不認識泰文，也不多認識泰國的時候，也有了很多關於香港是否 / 如何影響泰國的爭論，只是反映了一種集體而無法解脫的創傷後壓力，確實很大負荷，會溜入任何渠道作無意識顯形。70 年代有蘇聯特工叛逃美國，並透露蘇聯對國內民眾、加盟國的心理操控和社會顛覆模式，具體內容在連登已經流傳了一年。雖然「顛覆」的方法是科學性而有效的，但最終它的「可行性」，還是源於人首先的意志崩壞。骨牌效應的第一塊，一定是植入創傷，然後任由創傷擴大成消極悲觀。人是不怕悲觀的，積極悲觀就很有生產力；消極悲觀則瓦解人的精神力。

最近美國參議員 Ted Cruz 重提列根推行反蘇新政的往事。當年列根說要推倒柏林圍牆，美國政府內部都說他不設實際、操之過急、太大諗頭諸如此類，美國政治圈當年甚至早已假定「柏林圍牆將會永恆存在」。因為創傷經驗是會滋長的，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成為 self defeating 的心態範式；列根因為是演員出身而不是政治世家或政圈出身，反而較少受經驗和氣氛影響。不是說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一樣成功，但只是說明「新陳代謝」的重要。現實上，人就是不可能突然回歸白紙一張，突然重拾勇氣和創造力，所以一個社會就是不斷需要新一代推進，一個政治運動也是不斷由新血推進，否則只會一池死水，陷入 2000 年至 2010 年那種死唔斷氣、高級維穩狀態的情況。

唔好死，亦唔好癲

又因人的 PTSD 不可能突然病好，最終都要由精神負荷較輕的人頂上，周而復始。2014 年的參加者，不是退出了就是只能以冷嘲熱諷為精神出口，指點著 2019 年的人如何「抗爭」；而 2019 年的其實也不可避免滿身傷痕，治不好也會步 2014 年前輩們的後塵；就像我們以前也是聽前輩們說著，甚麼甚麼絕對不可行、市民不會同情武力行動之類。也許他們都是基於 89 年的 PTSD，當我們也開始說甚麼甚麼不可行的時候，那只代表我們老了，但不代表鬥爭就沒有將來。因為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鬥爭。香港不行，不代表泰國就不行；泰國不行，不代表是因為香港不行；香港這次不行，不代表以後不行；別人受到觸發不一定是因為香港特別成功，一個幼稚園老師也可能從幼兒的動態和思想得到異樣的靈感；而泰國失敗成功肯定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因緣。

就算外國學者說香港影響了世界甚麼甚麼，我們自身都肯定要哀矜勿喜，防止自己把香港看成世界中心。反正就是別人成功也不代表我們成功，8964 都影響了東歐，但中國自己就淪亡了 — 香港還是要爭取香港自己應得的東西。

而香港是否現在已經「不行」，我也十分存疑，畢竟香港人愛「畫面好靚」，但也變得功利了，也包容了「畫面唔靚」的事，這是新的發展，果子還在結出的路上；「唔好死」是講肉身的，然而肉體猶存，也可以是精神毀滅，自我崩潰；同樣重要的，是「唔好癲」，保持理性，不要被失敗吞嚥。Keep calm and carry on，正是納粹轟炸時英國人的精神格言，能在轟炸中照常煮茶；不管是 Trump 贏還是拜登贏、其他地方的人是勝還是敗，香港人自己要做的事其實都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