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我們都知道美國駐香港總領館人很多】
近期，美國在香港事務上表現頻繁。參眾兩院在通過了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之余，還意見統一地通過了“香港保護法案”。在香港問題上，美國的政治集團似乎形成了某種共識。而我方也決定制裁美國有關非政府組織，暫停審批美軍艦機赴港休整。
中美摩擦的陰雲下，香港局勢將何去何從？就相關問題，我們對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進行了專訪。
觀察者網：特朗普簽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其實按照程序，特朗普如果不簽的話法案也會自動生效。在您看來，他是出於什麽考慮最終選擇了簽署，而不是讓法案自動生效？
金燦榮：首先，在目前的形勢下，對抗中國是一種“政治正確”。特朗普不願意得罪共和黨的同僚們。畢竟他不簽，法案也會自動生效。另外一點，可能特朗普評估下來，是否簽署法案對貿易談判影響不大，所以他就簽了。
觀察者網：這兩個法案的簽署，會不會對當下原本就不樂觀的中美貿易摩擦造成新的緊張，特別是使得中美貿易談判變得更加復雜？
金燦榮：按照常理來講，這會讓中美矛盾加劇，進而影響貿易談判。但可能在特朗普看來，現在簽署法案，對於貿易談判的影響是有限的，所以他選擇簽署。現在美國方面透露出的信息很復雜，但我還是維持原來的判斷。
觀察者網：其實香港修例風波以來，外界都比較關註特朗普的表態，但似乎他表現得很克制，並沒有太多幹涉。您怎麽解讀他這種心態？
金燦榮：應該說，大家都能看出來，特朗普對價值觀之類不會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東西不是很感興趣。他和國會議員那種“秀政治正確”獲得選票的處事方式是不同的。對於他而言，美國的經濟利益是優先的。
觀察者網：從法案的具體內容來看，有些條目非常沒有操作性，比如在2020年讓香港實現普選、軍事幹涉香港事務。但從政治象征意義上來說，這兩部法案的生效會對香港反對派以及民眾心態帶來哪些影響？對我們處理香港問題帶來哪些不利因素？
金燦榮：法案無疑會對香港的反對派們起到打氣的作用。在通過之後，中環就出現了反對派的遊行。具體而言，法案對內地影響有限，對香港是負面影響。其實對美國也有消極影響，畢竟，香港是美國主要的順差來源。在法案的激勵下，反對派長久地鬧下去，對於香港的國際形象、經濟建設會造成明顯的打擊，國際資本對香港的長期信心也會受到打擊，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警惕的不利因素。
觀察者網：外交部已經做出回應，指責美國是霸權行徑，並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予以堅決反制。如果我們要采取反制的話，有哪些手段？
金燦榮：具體采取什麽措施反制，我想一線的官員們更具有發言權。如果說要從戰略上考慮這個問題的話，我們都知道美國駐香港總領館的工作人員很多。美國在香港的人員已經大大超出了應該有的編制，我們中聯辦才一兩百個人，美國那兒有1600多人。我們可以要求他們裁剪駐港機構的人員，對個別有出格行為的人員進行針對性的制裁。
觀察者網：這次香港修例風波，臺上臺下都少不了美國的參與，中國也已經明確指出美國這是想在中國搞顏色革命。您怎麽看這次美國對香港事件的幹涉？
金燦榮：我記得去年基辛格就講，中美關系回不到過去了。我們需要認識到中美關系進入到一個新階段了。美國對中國的敵意至少就精英階層的表現來看，是形成一種共識了。現在美國形成了跨黨派的對華敵視思維。美國是行動能力很強的國家，有了這樣的戰略敵意，就會找到一切機會來實踐。
從去年3月22日特朗普正式對中國發動貿易戰開始，美國對中國出了不少牌。第一張就是貿易戰。不到一個月，就爆發了中興事件，美國就打出了第二張科技戰的牌。5月初，美國商務部下令所有美國銀行中斷與華為的金融聯系，這就是金融戰的牌了。
此外，輿論戰是貫穿始終的。一方面，美國在國際社會就中國的港、臺、疆、藏問題制造輿論和糾紛，另一方面，某些大V還定時定點對中美貿易戰指指點點。這些也都是老套路了。在輿論戰之後，就是司法戰。還有幾張牌是拉攏印度、親近歐洲和抹黑“一帶一路”。為了針對“一帶一路”，他們為一些國家提供了“免費審計”的業務，為的就是審計我們的項目。
以上這些是目前的大背景，我覺得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我們要放棄對美國的幻想了。說實話，打這些牌也是牽扯了它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目前，香港也是美國手中的一張牌。而美國之所以把香港這張牌打成現在這個樣子，其實我們自己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觀察者網：自“修例風波”以來，針對香港問題，我們已經從政治、法律、經濟、教育、傳媒等各個角度進行了分析和反思。您認為未來香港要想獲得持續發展，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需要做出哪些政策調整？
金燦榮：過去40年，我們一直在學習美國，比如科學技術、市場意識、社會管理經驗，收獲很大，但是也是有代價。代價之一就是我們社會還是深受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影響，對市場奉行絕對的崇拜。落在香港問題上，就表現在強調兩制，而非一國。當中美發生貿易摩擦了，“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們第一反應就是中國錯了。包括香港的一些反對派，他們之所以會這麽囂張，也是因為覺得自己的訴求有一種天然“正義性”。對於他們在街頭進行的暴力行為，一些人還表示理解，這就是意識形態戰勝了常識。所以，這種思想根源一定要變。包括大家現在對香港的基礎教育感到痛心疾首，那麽在這方面也應該做出調整。
觀察者網：您曾經在演講中提到香港事件是一次“民主反面教材”。2019年從歐洲、拉美來看，民主政治依舊遭遇重挫。福山曾經提出“歷史的終結”，民主政治走到今天，會是另一種剛好相反的終結嗎？
金燦榮：歷史將如何終結，是很難預測的。我們要吸取福山的教訓。國家治理挺復雜的，還得按照一個國家特定時期的條件，找到最佳治理辦法。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對任何意識形態都不能抱有浪漫主義的幻想。我們曾經想象一步跨入共產主義，但結果發現並不可行。美國強推美式的“自由民主”，結果搞得很多國家生不如死。尋找發展道路，還是要秉承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