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償還韓國小說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終於要來分享這個月入手的書籍，《沙丘》這六本一字排開真的氣勢十足，而且還有很多值得介紹的好書。另外，也偷偷預告一下，思考過後，這裡即將重新展開「每月推薦書單」的單元，不同於過去在月初公佈的一次一本，我將會精心挑選當月五本自己相當喜愛的作品，並稍做介紹，希望也能做為大家選購書籍時的參考之一。應該可以把每月固定有的這篇當作初選名單，月底的新單元當作第二階段決選名單之類（自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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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早已介紹過的《#沙丘》六部曲，括《沙丘》、《沙丘：救世主》、《沙丘：沙丘之子》、《沙丘：神帝》、《沙丘：異端》與《沙丘：聖殿》等六本，取材自美國作家法蘭克赫伯特赫伯特擔任記者時研究海岸沙丘的資料，1965 到 1985 年間歷經六年醞釀構思、二十多次退稿才順利出版，是史上公認最偉大也最暢銷的科幻小說，赫伯特從沒沒無聞到異軍突起，克勤克儉堅持寫作，悉心建構出完整的沙丘宇宙，成為 20 世紀舉足輕重的重要作家之一。內容精彩地融合了科學事實、文學小說、環境保護主義與政治，走出和常見科幻小說頗為不同的新路，一舉獲得了雨果獎和第一屆星雲獎，為科幻小說界最宏大的一部史詩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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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的《#與希林攜手同行》則是一封無法寄出的情書，2007 年到 2018 年過世的十二年間，是枝與希林合作拍攝了六部電影、二部廣告、一集電視紀錄片，並在《SWITCH》雜誌進行六場「導演 VS. 演員」的深入訪談：以演戲為核心，輻射出相關的人事物，由希林半世紀的從影生涯，道出日本近五十年的影視文化、演藝生態、藝人功過及幕後祕辛。希林過世後，是枝無法停止思念這位母親，「能將希林談論演出的言論以書籍的形式保留下來，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於是，他以雜誌對談內容為基底，翻閱十多年來的行事曆和拍攝日誌，回想兩人的日常互動與希林在拍攝現場的一言一行，融入自己的閱讀思考，在她逝世週年前夕，完成《與希林攜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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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倫情人》的作者麥可翁達傑睽違七年的新作《#戰時燈火》也在本月問世，一部戰火下因祕密而青春破碎的哀歌，隱藏著一群神祕英雄的黑色寓言故事。1945 年，戰爭剛結束。十四歲少年納桑尼的父母卻在此刻離開英國遠赴海外，離開他們，將他和姊姊獨自留在倫敦，交給一個可能是罪犯，名為「飛蛾」的男人照顧。之後經常有一群古怪的陌生人到家裡來。每個人看上去都有祕密，似乎都與他們的母親有著某種關係。多年後，28 歲的納桑尼對於母親當年的不告而別還是耿耿於懷，於是他決心重新挖掘真相。主角拼湊著宛如當年燈火管制下的破碎記憶，拒絕成為一個沒有過去的人，回憶成為最堅固的人生防禦，作者無疑是編織回憶的藝術家。文學寫出了事物的複雜性，翁達傑將複雜寫出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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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無法平靜的夜晚》則出自布克國際獎史上最年輕得主，2020 年英國布克國際獎公佈時，媒體一片嘩然，因為獲獎者瑪麗珂．盧卡絲．萊納菲爾德不但過去沒寫過小說，且年僅 28 歲，從世界各地 124 部入圍作品中脫穎而出，其中不乏知名作家，評審卻選擇了荷蘭新人萊納菲爾德初試啼聲的第一部小說。故事從一個十歲孩子的口吻，純真又大膽地描述一場失去親人後的成長故事。整個悲劇發生一個保守的基督教農家，主角賈絲為了擔心心愛的兔子被當作聖誕晚餐，默默祈禱哥哥代替兔子死去，不料哥哥真的在溜冰時遭遇不測，從此這個家庭成員越來越古怪，父親自殘、母親厭食、主角和另一個哥哥以及妹妹越來越讓人憂心。萊納菲爾德曾出版過談及死亡主題的詩集，用字新穎情感深刻，早就拿過詩歌獎，這部小說濃厚的個人色彩在出版後大受討論，並翻譯成多國語言，成為荷蘭第三個入圍布克國際獎的作家，且成功拿下大獎，成為該獎項史上最年輕的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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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穿越手稿》的討論度也相當高，書中書、謎中謎、本書有如文字版桌遊，從書信到懸疑解謎到奇幻浪漫的類型翻轉，就來自於法國作家亞歷斯蘭德金。巴黎高級書籍裝幀師收到一份散發詭異謎樣氣息的散裝書稿，委託他照頁次順序裝訂，唯一條件：不准閱讀內容。客戶是愛書成癡的神祕男爵夫人，收藏珍本名書舉世罕見，尤其專精詩人波特萊爾的作品。沒多久，男爵夫人意外身亡，且沒有對書稿留下隻字片語。裝幀師忍不住和妻子輪流捧讀，發現整本書簡直難以言喻，乍看是三部獨立故事，但男爵夫人卻又留下另一套閱讀順序，再成另一個故事。這本書究竟是浪漫派惡德詩人波特萊爾的最終作品；還是巴黎淪陷前夕流亡作家班雅明遭遇的驚悚謀殺故事；抑或是，奇幻魔法海島上，一名追尋百年、永生不死的魔法師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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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銷小說《#來自星星的奇蹟》當時第一眼看到就覺得一定要讀，故事敘述一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鳥類學家喬，母親罹癌過世後，瘋狂投入工作，試圖忘記孤獨和痛苦。後來診斷出乳癌，與男友分手，這才發現大自然與鳥，彷彿是陪著她度過剩餘人生的緩刑。她前往一座偏僻小鎮繼續研究，一天，在後院遇見自稱來自西翠亞星球的高智商小女孩珥莎，星星女孩說自己必須來地球見證五個奇蹟，才能取得家鄉的博士學位。這段期間，兩人一同觀察靛藍彩鵐築巢，將螢火蟲散在黑夜裡形成星座圖案，喬發現珥莎所在之地彷彿充滿了魔法，而奇蹟也一個個降臨。但喬愈來愈困惑，為什麼遇見珥莎之後好事接連不斷？為什麼珥莎晚上總會消失？為什麼她在紙上畫了一座墳墓，上頭卻寫著「我愛妳，對不起」？這個看似不到十歲的高智商女孩身上，到底藏著什麼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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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特別介紹過的《#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是此排唯一一本傳記。瑪麗柯爾文為歐美家喻戶曉的偉大戰地記者，她曾隻身訪問利比亞狂人「瘋狗」格達費，也在以巴衝突的硝煙中與阿拉法特會面，還獲贈珍珠。她走訪戰地，無懼砲火，關注殘破世界裡珍貴的一絲人性。即使她在轟炸中瞎了左眼、左耳失聰，但仍止不住她凝視真實、報導真相的熱情，之後更以「獨眼」的女俠形象深深烙印在多數人的記憶當中。在世人眼中，她是勇者，是英雄，是戰爭的證人，是一位堅毅而反叛的女性；在這本傳記中，讀者更能看到，她也是有血有肉、時而脆弱、時而迷惘的個人。她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同的眼光和待遇，也和所有人一樣，會恐懼、會掙扎，僅有平凡的肉身，但她不曾因此卻步，直到死亡都仍體現人性與人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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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日本移民下一代的美國作家大塚茱麗，改編自其家族史的《#天皇蒙塵》也非常值得一讀，關於日裔美國人集中營的故事。1941 年 12月 7 日，日軍空襲太平洋歐胡島的珍珠港，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也是日裔美國人噩夢的開始。美國西岸超過十一萬名日本人與日裔美國人被視為國家的敵人，不分性別、年齡皆送到各地拘留營（但日裔美國人認為這就是集中營），圈禁超過三年，直到二戰結束才返回家園。這就是《天皇蒙塵》故事的背景，她以母親小時的親身經歷為本，寫出這個既詩意又殘酷，簡練卻充滿細節的獨特作品，2002 年出版就備受各界好評，也獲得文學獎項，提醒世人這個發生在美國的違反人權事件不該被遺忘，美國一直到 1988 年雷根政府時期，也就是超過四十年後才對日裔美國人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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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本，是即將到來的公視時代劇《#茶金》的小說，1949 年，全臺灣最大茶葉出口商的獨生女張薏心，原本應招贅一個男人，接管她的人生與父親吉桑的龐大事業。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她介入債臺高築的家族事業，在一個沒有「女商人」的時代，學習談判、妥協、忍辱、抉擇，穿梭在以男人為主的商場上，以行動證明自己的能耐和本事，在一場場「茶葉商戰」中，帶領著搖搖欲墜的公司尋找生路。一個無法代表家族在宗祠上香的客家女兒，歷經退婚、倒債和詭譎難測的政商算計，如何靠著不服輸的意志和精準的判斷，贏得父親的信任，並將臺灣特有的膨風茶推向世界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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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推的還有這本 CD 書《#樂讀普希金》，是音樂與文學的交流，也是頂尖音樂家的合作，由四位卓越音樂家與作者在台港兩地演出，長達五年以上的解說音樂會計畫。收錄的樂曲不只具代表性且悅耳動聽，更包含最高難度的重磅經典。《尤金奧涅金》的〈塔蒂雅娜寫信場景〉與《鮑利斯郭多諾夫》的〈郭多諾夫駕崩場景〉，向來被視為女高音與男低音曲目中的頂冠名作，聲樂名家林慈音的清麗美聲與羅俊穎的醇厚嗓音，各自為角色投注真實、豐富且深刻的情感，和亦為指揮家的鋼琴家許惠品，共同打造出刻骨銘心的戲劇場面。他們在《黑桃皇后》與《阿列可》等著名詠嘆調中，也有淋漓盡致且面面俱到的精彩演唱。曾任國家交響樂團首席的小提琴名家李宜錦，不只以弓弦歌唱出情韻綿長的〈連斯基詠嘆調〉，更毅然挑戰極其刁鑽艱深、至今錄音版本仍屈指可數的炫技奇作《金雞音樂會幻想曲》，亮麗佳績令人讚嘆。長達七萬字以上的解說不只介紹普希金、討論如何詮釋普希金、比較音樂改編版與原作的異同，每曲也有精細分析，包括歌詞翻譯、演奏演唱技法與音樂設計詳解，讓讀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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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部，則是韓國國民詩人羅泰柱最受歡迎詩選集《#像看花一樣看著你》，不但是韓劇《男朋友》劇中定情書，更收羅年輕讀者喜愛的羅泰柱詩作 115 首，相當適合當作睡前讀物。羅泰柱在小學任教 40 餘年，與孩子每天的一來一往，讓他的文字始終真誠，充滿溫暖的人生智慧。最有名的〈草花〉一詩曾獲選為韓國全民最愛的一首詩，收進國小及國中教材，深受讀者的愛戴。羅泰柱2007年離開教職後，重病被醫生宣告不治後痊癒，他重新感受到人生的珍貴與無常，進而在家鄉創建草花文學館，並開辦多項文學獎鼓勵創作人，成為韓國文壇一束溫暖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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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節錄自出版社書介。）

妳可以成為任何人
除了成為妳自己

我們比任何人都靠近
其實彼此知道如何遠離

我想變成的那個誰
最後只不過是變成
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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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心動念是單純的，在那個年紀的女孩會有的夢，遠離家的掌控，追尋自由，姜依、雅蘭、曉瑛，三位女孩也不例外。
開頭彷彿在看一篇日記，是不太浪漫的囈語，由姜依的視角寫起。由於父母的期望，姜依跨區進入「上流」家庭的學校就讀。在她原本的社區裡，她是能呼風喚雨、擁有一切的人，然而到了新學區，藏身在那些研究院的孩子們之中，她是低下的局外人。
看到這裡，彷彿韓劇《天空之城》的情節，那是韓國社會下一切都要「表面」好看得體的另類家庭暴力。
「媽媽一方面是被逼死的弱者，一方面卻要將我推入屬於媽媽的匾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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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以為三個女孩們奔向自由，展開冒險與努力編織夢想時，卻在不到一半的地方嘎然停止。冒險的新鮮嚐過了，歷經忍耐睡在樓梯間、忍受陌生大叔們的騷擾、不人道的打工、還有彼此難以理解的親密，回到家後是所有代價的償還。那些抑鬱的衝撞無處發洩，轉而投向最熟悉的人身邊，而且是由最初互相扶持的女孩們，將彼此不留情的拉入深淵。
當初有多親密，毆打就有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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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你會不太舒服的發現，為何這本書一開始就講了獻給雅蘭，而沒有獻給曉瑛。
也會不想面對的發覺到，你以為的看的是小說，但或許也是主角的部分經歷，更是身處韓國社會下青春女孩的種種投射。看似有了一個未來，但妳以為努力往上了，其實不過是如鏡子倒影般不斷的向下沈淪...帶出韓國社會許多人無法掌控自己與未來的無力與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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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寓言，不幸則是故事。」—托爾斯泰
對這群女孩們來說，想一起遠走高飛追求幸福只是美好泡沫，那些一再重挫的人性則是痛到不再感到虛假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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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好好活著，我們最終走向更壞》- 林率兒
/Korea
#采實出版 #2020booklist #reading #閱讀心得 #畫說有一天

關於殺警案，還是決定說點什麼。我並沒有要給一個什麼明確的答案，只是提出個人看法，與大家公開討論。先聲明，我一定有我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可是我盡可能地用溫和的語氣在闡述，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言不合就一定要謾罵，嘲諷，開酸的人，為了你我都好，麻煩你別看吧，感恩。

老實說，無論是認為精障者犯罪應該獲判無罪，或是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地關監禁甚至死刑，兩派都多少有些過激的言論讓人不舒服：認為應該無罪的，會一直喊著人權人權，好似相反立場的人就是沒人性，認為死刑只是為了『報復』。另一派的人，則常夾雜類似詛咒的話，「等哪天你家人被人殺死了，你再來說你不支持他判死刑。」甚至更激進的人會認為，不論大罪小罪，反正只要犯罪，就希望司法判處極刑。

廢死和精障者犯罪無罪，雖然是兩個不同議題，可是支持者時常有著極大的交集，反對者亦是（支持Ａ也通常支持Ｂ，反對Ａ也常跟著反對Ｂ），所以先都歸在一起去討論。而這是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議題呢？以人權議題來說，婚姻平權絕對是，畢竟婚姻說到底是關乎兩個人的事而已。但廢死或精障者犯罪呢？這不僅僅是關於（兇手的）人權，還是一樁犯罪，更有受害者的人權（如果還活著）以及其家屬要追求的正義。

以王婉諭來說，第一時間，她的立場是反對死刑的，也因此招來許多嗜血的人批評她不夠愛小燈泡，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轉為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我相信以前的她一定也曾是個廢死派的理想主義者，她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這麼希望兇手被槍決。難道她從廢死轉為支持死刑，她就成了不懂人權的人嗎？

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支持和信仰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和理論，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可是對相反立場者，卻會用一種過於簡單，而去脈絡化的方式來解讀，甚至以偏概全，認為反對者『都是』怎樣的人。然而，一個人會產生怎樣的立場，一定跟他的生命經歷等等是息息相關的，就像上述的王婉諭的例子。但這去脈絡化的解讀方式，也造成兩邊立場的人無法產生對話。

講究人權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但並非所有打著人權旗幟的人，都真的了解其內涵。例如在婚姻平權上，有些人喊著支持，卻又會說那些扮裝皇后，或是女性化（娘娘腔）的男生『噁心』，又或是說，他們支持女同，但反對男同，因為肛交很髒云云。雖然同婚的推動他們還是幫忙推了一把，但說到底，那或許只是在吃人權自助餐，因為喊人權似乎是件很『潮』的事（我指的是部分的人）。而我也有些疑惑，雖然「精障者犯罪應判無罪」的想法是良善的，但其中是否夾雜著一絲歧視的味道？例如原住民考試的加分，我也始終不懂這是否是漢人某種優越感，認為「你不如我」所特立的，即使，那政策是出於良善。

另外，關於精神鑑定，前陣子大家才在說，普篩會有偽陽性偽陰性。再先進的科學分析，都會有謬誤，再精密的程式，也免不了出現bug，可是這時精神鑑定又變成不能被質疑了？倒也不是我不認同那位專業醫師的鑑定，我想，任何精神科醫師去，大概都會判定殺警案的犯人，當時確實處在發病狀態（所以，這案子打一開始就不可能求處死刑就是了）。

而我比較想詬病的是司法程序。我跟一位擔任過法官和律師的朋友聊到此案，他認為應該第一時間送交三組不同的醫事人員做鑑定，並且在不讓他們知道同時間還有別人做鑑定的情況，以自己的專業來做判斷。縱使出來的結果可能一樣，但至少比較能讓人信服，畢竟這是這麼重大的刑案，多花些錢和人力，本是應該，而且也才不會讓單一一位醫師承受所有壓力。

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時間已久，現在的鑑定都已無法還原犯人當時的身心狀況，而且，鑑定的醫師都已被大眾知道，鑑定結果也半公開，那接下來的鑑定，也就不可能是自由心證，不可能不被影響了。「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

而診斷這件事情，總是一翻兩瞪眼的。即使你的病歷和報告有密密麻麻一大疊，但最後出現「你有/無 高血壓」，就是會影響你能不能申請到保險。然而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條軸線發展的，今天高血壓的定義是140/90，難道139/89的人就不用擔心，而多了1mmHg就會馬上腦溢血嗎？可是報告上頭寫著「病患犯案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或「未達到心神喪失狀態」，就多少會影響我們心中的天平。不過，雖然我認同犯人在當時處於發病狀態，有嚴重被害妄想，但他被捕後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他會死」這類的話（大致語意是這樣，詳細內容我忘了），所以他是否完全地心神喪失？這有待商榷，不過我當然不是專業。

然而，真正有裁決權的還是法官。過去也是有很多案例，法官不採納鑑定的報告，例如某個醫療糾紛，三位醫事人員鑑定結果，不是沒有疏失，就是疏失本身不足以影響病人結果（死亡），但法官還是對醫師判了刑。而不論是醫師或法官，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立場，一位廢死派的法官，大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求處犯人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同婚釋憲，憲法擺在那幾十年了，明明大家看到的文字內容都一樣，不同的大法官卻對婚姻平權的解讀南轅北轍，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立場根本性的不同啊。

不論這個案子將來如何發展，最該注意的是，將來出現『模仿者』。這模仿者指的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謊稱自己有，或是曾經有精神病史的人，在犯案當下並非發病狀態，卻還是犯案，並宣稱自己發病了，例如王景玉就是這樣。即便他殺害小燈泡時，『可能』有些症狀，但那些症狀不足以影響到他的認知，就不該構成減刑要件。而一旦越來越多人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其中有真有假，然後去犯案，就是更加造成精障者的污名化，讓真正弱勢而應該受到照顧的人，被剝奪資源，甚至讓他們不願出來，也會形成大眾對醫師的鑑定和司法體系更加不信任。

精神疾病有那麼容易判斷嗎？如果今天『與惡』的應思聰出現在你面前，你該如何判定他是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還是演技很好的演員林哲熹？甚至是曾經有應思聰病史，但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或許專業的醫師比我們懂得判斷，但有沒有可能出現演技更厲害的模仿者呢？

記得我高中時讀了『24個比利』這本訪談小說，即便採訪者（本書作者）在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他相信比利確實是有人格分裂（解離型人格），然而這本小說我從頭讀到尾，我都無法說服自己比利是真的有病，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模仿高手。除了他的每個人格都太完整太立體，更重要的是，那24個人格多是男性，且多掌握權勢，而佔少數的女性人格，則較為懦弱且邊緣。可是他聲稱犯下多起性侵案的，竟是其中一個邊緣的女同志人格。把責任推給了一個女同志的他，是個完全的生理男性，此舉就像是要淡化自己的罪行。

或許有人會說，一般人不會想被當精神病患，所以不可能假裝精障者去犯案。但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想去殺人或性侵，一般人也不會想去坐牢呀，因此我們只是用著自身想法，去套用在犯罪者身上，而實際上我以前也遇過一個中國籍人士，希望能以被害妄想症（他認為自己遭中共監控）的名義，讓我們收治住院，可是被老師拒絕了。也遇過幾個在急診喊著希望精神科收他住院的病人，所以這世上真的是各種想法的人都存在啊。大眾期待醫師去拆穿謊言，但說穿了，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是能夠完全讓一個人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這實在太為難了。

誤導醫師，影響診斷，實務上有沒有可能呢？我自己曾經幹過一件事。三年前我有一個故事入圍文化的優良劇本獎，後來拿到台北市影委會的劇本獎，還得到兩個文學獎，講的就是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偽裝』成正常人，最後逃出醫院。先說，那個時候的我狀況很糟，媽媽過世，失戀，決定不從醫，並從研究所休學等種種事情接踵而來。為了完成這個劇本，我希望能真實的體會被當成病人的感受，於是我去了身心科。

我先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在我闡述自己的狀況後，醫師也做了些回饋和建議，然後我發現，那些回饋跟建議跟我過去在精神科實習所學到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當我說我有A的症狀，我知道醫生會給我a這建議，當我說我有B的問題，醫生一定會用b這答案來回答我。因為所有建議和答案幾乎都在我預期之內，所以醫生給予的口語方面的治療，是無效的，然而我並沒有表現出來，而是乖乖領了藥，那些我預期他會開的藥。

接著我想了解，吃藥會引起哪些副作用？為什麼精障者很多不願配合治療？於是我吃了幾天醫生開的藥，直到某天，我頭痛欲裂的起床，卻還要搭高鐵到台中去接案拍照，不僅遲到了，還把行李箱忘在高鐵站櫃檯，我就不敢再服用了。後來我要求醫師為我做檢測，他找了心理師來。看著那一份密密麻麻，有幾百題的測驗，即便題目看似亂數排列，可是我卻能清楚分辨出，「這一題在問我是否有思覺失調症症狀」，「這一題在測試我是否有躁鬱症」等等，也就是，藉由答題，和我在醫師面前形塑的形象，我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去影響醫師對我的診斷。在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精障的『模仿者』如果可以做到這樣（但實際如何操作，我想還是別說得太細）。

後來我還是跟醫生坦承，我有醫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創作劇本（我沒有說我是為了寫劇本才來看診的啦，那太不給醫生面子了，不過我有說他給的建議我自己都聽過，所以沒什麼效果）。在那一刻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也才終於建立起我跟醫師之間的信任感，不過那次之後我就沒再回診了，沒有後續，當然也沒利用這些去犯罪啥的，申請保險什麼的（題外話，後來接觸很多線上編劇，才知道滿多人都滿瘋狂的啊，為了瞭解酒店文化，去當一日小姐，或是跟著法醫去命案現場之類的）。

雖然我們期待醫生做出正確診斷，也沒有醫生想犯錯，但每個醫生執業生涯中，大概不可能沒出現過判斷錯誤的時候吧。我有一個親戚二十幾年前被診斷為憂鬱症，他的學歷家庭等等都很好，可是他就是發病了，最嚴重的時候，被強制住院治療一個多月。或許大家身邊多少有接觸到憂鬱症確診的親友，可是有因此住過院的應該很少，所以可想而知他當時情況有多嚴重。

往後的十幾二十年，他時不時的會發病，並且一發病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直到幾年前，他才正式被確診為是躁鬱症，不是單純憂鬱症。由於他天生性格就很溫和，情緒的起伏不明顯，以致於他在躁鬱症的『躁期』，看起來也不顯著。而人在躁期時，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很不容易有病識感，因此他永遠在『鬱期』才會去求醫，導致每次醫生看到他，都是在鬱期，也就被診斷為憂鬱症。而如同我前述，「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即便他不斷換醫生，但每位醫生翻開他的病史，密密麻麻都是其他精神科醫生下給他『憂鬱症』的診斷，使得他這麼長時間都被當作是單純憂鬱症在治療。

而實際上不管是哪種疾病，一旦進入長期的慢性病，病人與自己的病『共處』了許久，也就產生『共生』關係，有的時候他們比醫生更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我有一個朋友，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導致他心跳始終維持在兩百以上。一般人心跳數如此，早就昏過去了，可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200bpm，就像一般人爬山可能會有高山症，但長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身體已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機制，所以他可以打球熬夜樣樣來，他甚至是我遇過運動神經最協調的人之一。當然他幾年一次，還是會發生類似休克的瀕死狀況。而在兵役體檢前，他刻意熬夜多天讓自己疲憊，當醫生看到他的數據，想當然爾是判免役了（普通人不要學，他是真的有心臟異常，而且這很危險）。

我也認識一位編劇，曾拿過兩大劇本獎首獎，是個創意無限的創作者，但他本身有躁鬱症。躁鬱症的躁期其實是個自信滿滿，且創意噴發的狀態（並不是大吼大叫就叫躁鬱症。如果有不熟悉躁鬱症表現的人，可以看看電影『LUCY』，裡頭Lucy說自己「腦袋速度跑得很快」就是典型躁鬱症表癥），生病十幾年下來，他其實知道如何調配藥物，讓自己處在輕躁狀態，不會過於失控，卻又能展現創意。

我舉這些例子，不是要大家不信任醫師診斷，而是醫生的判斷確實有許多變因在其中，而這變因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仰賴病人本身給的資訊。坦白說，要醫生從短短三五分鐘（台灣一般門診時間，精神科會再長一些），去下正確診斷，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所以，或許假扮成應思聰的林哲熹不會有，但卻可能存在著不少，有應思聰病史，可是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例如王景玉，或是前陣子新店路上隨機砍死人的現行犯，他們確實有精神病病史，可是他們犯案當下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

我們一定都有過生氣的經驗，也有過『模仿』自己生氣的經驗，假裝對某人發脾氣，所以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生病久了的人，對自己疾病越熟悉，有些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掌握能力，導致醫生的精神鑑定也更加困難，他們在犯案後又一再地在媒體面前強調自己的精神病史，讓大眾對精障者敵意更深，讓弱勢的病患更躲到角落，這些『模仿者』，才是真正與惡的距離很近。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無助和對身邊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其實滿熟悉的。除了上述那個躁鬱症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長輩是我三等親，我外婆在糖尿病導致失明後的幾年後，也開始精神錯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不過她情況特殊，可能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腦部病變，而有了幻覺），我母親在神經退化性疾病MSA的過程中，也時不時有「我已經死了，心臟沒在跳了」這類妄想的言語，後來也有了憂鬱症，主要照顧者我爸也一樣得了憂鬱症，而我哥則有輕微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在2013年以前都屬精神疾病）。也因為這樣，我滿痛恨明明不是在發病狀態下犯案，卻以精神病史來為自己脫罪的人，因為他們造成社會更多的誤解與對立。

『與惡』讓我們開始重新省思，但我認為，或許是題材的關係，『與惡』揭示了一種面向，可是卻不是全部面向。在『與惡』裡，受害家屬的喬安是個社經地位高的女強人，非常跋扈，看似她的憤怒大過於喪子的悲傷，甚至利用職權，一路追殺到兇手家屬。而兇手的父母，憨厚，低薪，縱使隱姓埋名，還是想默默還債。影集對於曉明屠殺的過程，用很快速的方式的帶過，不讓人感受過多可怕或悲傷的氛圍，但卻重複著曉明父母在眾人面前下跪的畫面。觀眾當然在不知不覺中，『沒有那麼同情』喬安，而同情應思聰和李曉明及其家屬。這不見得代表編劇本人的觀點，就像我上述那個寫思覺失調症的得獎劇本，很多人也認為我在為精障者犯罪脫罪，可是那真的就是取材問題，我也許下個案子就是另一種觀點。而相對的，韓國電影『素媛』則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某些人，就是全然的邪惡，帶給你永久的傷痛」。

回到『與惡』，確實有時候新聞畫面會出現兇手或其家屬在媒體面前下跪的悲慘鏡頭，例如殺警案的兇手妻子就是，但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時候，受害者家屬拿不到賠償（雖然那幾百萬根本無法與人命相比，可是對一些低薪家庭，那卻是救命錢，尤其如果死的是經濟支柱），而那在『與惡』中是沒有被呈現的（例如前陣子有一個受害者媽媽跟兇手下跪，請求他賠償，還被兇手踢的）。坦白說，『與惡』為了戲劇效果，確實用了比較極端的方式呈現，但現實生活中，除了事件剛發生時，記者會去採訪兇手家人，可是當時間過去了，有人知道鄭捷或王景玉的家人的現況嗎？

我們先撇除精障者犯罪，或是自我防衛時不慎將加害人誤殺，或是威權時代政府亂抓人亂殺人等情況，先聚焦在一般的殺人案件，以下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在一場悲劇之後，最該被照顧的，是受害者（如果還活著）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其次才考量兇手以及其家屬。如果家屬選擇原諒，其他人也不用在那邊鼓吹一定要上訴，如果家屬無法原諒兇手，那麼國家是不是有什麼能幫助家屬的？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畢竟，這種兇殺案，死者家屬可能連保險都領不到多少。

我外公在我國中時過世的。當天晚上九點多，他獨自在附近公園運動，在台中英才路過斑馬線時，被一輛由剛滿18歲就有車的爸寶，以時速九十幾公里撞過來，拖行了五十幾公尺，我外公頭蓋骨碎裂，當場死亡。在那之前，我外公什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都沒有。家族裡的大人其實都準備好了，在第一時間就調閱監視器，找專人來量煞車痕，而媽媽家族裡有法院書記官也有記者，肇事者滿18歲就有車，家境肯定不差，所以決定提告。

但我外婆卻說「算了」。倒不是她多體諒肇事者或是她為人和善，事實上外婆是我見過最具威嚴的長輩，所有的兒子媳婦孫子都怕她，所以她只是不想頻繁地跑法院，因此肇事者連一毛都沒賠，那個肇事者我也只看過一次，就這樣結束了。因為兒孫們都尊重（怕）外婆，因此再沒有人提出要繼續提告（雖然外婆曾有一說，是外公死後，她獨居，她怕一提告，對方會來私下報復。所以明明是受害者家屬還要擔心被報復，唉）。

然而那畢竟是外婆自己的意願，沒有人強迫，或給她出主意。倘若這時候有人跳出來，「妳一定要告死他」或是說「算了啦，人都過世了，你再告他也於事無補」，我大概都會覺得「干你屁事？」。所以，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屬，有人說「你支持廢死，你不愛你的家人」或是一直喊著要廢除死刑，然後搖著人權的旗幟時，我大概心裡也會想「所以你在說我沒在care兇手人權？你認為希望兇手被判死的我，是個壞人嗎？」。對於受害家屬來說，他的家人就是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先不提那種行竊失風被屋主殺了，或是要強暴人反被殺這類的例子），在那悲痛的情緒中，大概沒辦法去想那個兇手是不是精障者，是不是低收入戶。也因此當其他無關緊要的人一直喊著人權人權，或告死他關死他之類的言論，是否有站在受傷最深的，被害家屬去想？我們都只是局外人而已。

對我來說，廢死並不是我們宣布1月1號開始不執行死刑，社會就太平了，而是在各種機制下，不論是犯罪的預防，假釋犯的管理，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我們真的不再需要動用到死刑，那才有廢死的意義。否則，那就像是把期末考門檻降低，讓大家all pass，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是的，死刑有其『不可恢復性』，一旦死了，生命再也不可恢復，既然如此，那兇手在殘殺被害者時，又怎能輕易地奪去他人生命呢（一樣地，先撇除精障者等等特殊情況）？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天秤的兩邊搖擺，然而，當我看到了印度公車上，一個醫學院女生被人輪暴，然後腸子被從肛門中拉出慘死的新聞，看到台灣一群男生因為聽信謠言，而輪暴一個弱智女學生，棄屍在焚屍的新聞，我很難相信會在犯案後說出「她應該乖乖讓我們強暴，這樣她就不會死了」或是將人棄屍在草叢後，跑去夜唱，再回來焚屍的人，是有教化的可能。或許，這個世界真的有所謂純粹的邪惡吧，才能這樣無視他人的生命。

最後，聊到死刑在我心中的意義。死刑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我們用它，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它，就像保險一樣，我們買保險不是為了發生意外，而是希望永遠不會使用到它。是，這或許是近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其實廢死派有一部分人不也是理想主義者？某一部分人認為人都有教化的可能，任何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以上，我只分享自己的想法，沒有要影響誰，每個人心中都有著自己的信念，而沒必要因為想法的不同，就去將對方妖魔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是不一樣的，那我也確實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不同的想法。（能看完的人，也是很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