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與遊戲的 love hate relationship | 盧斯達 on Patreon】
兒童青少年陸續收到通知,電子遊戲只在假日開放,遊玩時間不可超過三小時。
全人類和電子遊戲都發展出一段 love hate relationship。「家長」一向討厭小朋友打機,但近年手提裝置可以玩的遊戲越來越多,很多中老年人在街上捉小精靈或者爆 candy crush。但問到很多平常家長,子女打機對他們就好像吸毒,一吸人就廢了,會馬上上癮繼而喪失所有生產力。你打機,肯定上不了大學,一生都毀了。
一些經典遊戲重製再推出,要賣情懷,總會提醒你在中學時和朋友去網吧打機的日子。回憶有美好的,也有黑暗的。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在網吧過活,對入迷的人們來說,不在乎每一餐吃杯麵,不在乎網吧充滿煙味。甚至當 03 年沙士來襲時,我會照去玩,只有那時才不怕死。當時香港有人在香港打到暴斃,無聊的傳媒還會找風水師評論為何隻遊戲咁邪?
後來買斷制遊戲慢慢被月費制、時費制甚至免費課金制基本取代,但為了一把武器而自殺的事情還是很多遊戲都有。人長大之中要考慮的事越來越多,自然不覺得那件虛擬武器是甚麼,但對一些十幾歲的人來說,那是第一次「耕耘」的成果,可能是他在朋友圈裡地位突然躍升的憑據。最地獄的是,對現代的年輕人來說,人生第一次努力地「工作」通常是為了打機。自己看攻略、跟朋友交換情報和物資、形成一個互助的圈子、分黨分派以及互相鬥爭,可以說很多少年的智能、博弈和社會能力,最初是弔詭地通過遊戲來培養發展。
電子遊戲是有癮頭的,但特別上癮嗎?其實所謂成年人世界都有很多東西沉迷,在別人眼中都是看不明白的狂熱。賭搏就很上癮,所以很多遊戲都設計得很像賭搏,抽卡轉蛋會配合特殊震動、聲效、光效,去構成大腦的快感回饋機制,而且那種遊戲一律以「頻繁通知,確保玩家經常登入」的思路去設計,外層套甚麼 IP 根本無關痛癮,機制就是這一種,廠商可以用心做遊戲,但也可以疊埋心水做賭場莊家,更加和味。
就像人類對「毒品」有剿撫兩派。剿滅派基本認定電子遊戲是一種禍害,能不碰就不碰,好像血管裡的脂肪。遊戲帶來快樂,帶來體驗,有學者認為是第九種藝術,優秀的遊戲也具備文學性。審美需求在生存需求和自我實現之間,但仍然是很難消滅的人性。據說美國政權在越戰前後發動的禁毒運動,最後演變成特別針對低下層和黑人用藥,而社會賢達有可卡因。這個背後的思想是把用藥者視為一種社會問題。因此政策而引發很多災難發生之後,他們自我反省去想補救方法時,通常會向北歐取經,主張鬆綁、治療、協助,而不是一味懲治,認為這可以為社會帶來很多好處,也可以節省很多資源。正如你或許可以用電擊和監禁來治療一個少年的嚴重網癮,但你的成本可能是毀了一個人的人生。
然而這只會是一個紛爭不斷的議程,因為這涉及「甚麼是毒品、甚麼是異常」的形而上問題。遊玩時間不可超過三小時,就是認為玩遊戲是可以的,在三小時之內屬於「正常」。然而這極少量的供應,面對龐大需求,之後人們會如何扭盡六壬,又會發生甚麼劇烈的戒斷症狀,簡直不可想像。
雖然遊戲有這樣黑暗的一面,但所有戰略家都不敢輕看電子遊戲業。今日富可敵國的 Apple 曾經與遊戲業保持距離,到現在還要苦苦追趕——沒人會買蘋果電腦玩遊戲。
遊戲只是一連串技術之下的終端產品,在上游是一堆因為遊戲需求和資源湧入而受惠因而進步的技術產業,這些技術產業最終就成為某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大部份。遊戲機越做越小,終於到了今日的微型,當中有一部份是家用機市場都飽和之後,日本人去了開闢手提機市場。據說地球上有一億台 Gameboy,當你做完一億台之後,你的製造工藝又可以去做一些更難的事情,做更小的電子組件,繼續升級下去。然後在那裡亮相的寵物小精靈,現在成為全球最值錢 IP,晉身代表全日本的文化軟實力。然後台灣也有了她的科技神山,是一個政治上很重要的東西。
例如 NVIDIA 或者 AMD 的顯示卡究竟是誰人買的?應該主要是有強烈遊戲繪圖需求的人,而近年入場的還有很多礦老闆。還有一堆人是用來剪片,為甚麼有那麼多人要剪片?因為大家都要做 youtube。你用來剪甚麼,都是付了錢,理論上都有份推動技術進步。
一些看來很純娛樂的東西,上面都是一套最終會促進生產力和累積知識的東西。現在你可以說智能手機統治了世界,iPhone 的原型機其實有一些 walkman 的靈感,是日本將東西越做越小;為了生產某一款家用遊戲機,他們和東芝、IBM 合作設計和製造晶片,即當時很多國家傾舉國之力都無法通過的技術門檻,他們能通過,都是因為要生產一台「不事生產」的遊戲機。這應該是電子製造業的進步。
家長會投訴,那他們的孩子怎麼辦呢?所以他們不會在遊戲這一塊上癮,但明天也會在別的事情上癮。你的孩子,問我們怎麼辦?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萬的網紅范琪斐,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COVID-19疫情爆發之後,人類開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模式,過去我們一直強調要跟世界接軌,要有全球化的思考,但是這幾個世紀以來,這種從工業化開始強調生產力和經濟產值的方式真的有帶給我們幸福嗎?後疫情時代人類是不是該思考一下其他出路呢?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看的影集,Emi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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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青少年陸續收到通知,電子遊戲只在假日開放,遊玩時間不可超過三小時。
全人類和電子遊戲都發展出一段 love hate relationship。「家長」一向討厭小朋友打機,但近年手提裝置可以玩的遊戲越來越多,很多中老年人在街上捉小精靈或者爆 candy crush。但問到很多平常家長,子女打機對他們就好像吸毒,一吸人就廢了,會馬上上癮繼而喪失所有生產力。你打機,肯定上不了大學,一生都毀了。
一些經典遊戲重製再推出,要賣情懷,總會提醒你在中學時和朋友去網吧打機的日子。回憶有美好的,也有黑暗的。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在網吧過活,對入迷的人們來說,不在乎每一餐吃杯麵,不在乎網吧充滿煙味。甚至當 03 年沙士來襲時,我會照去玩,只有那時才不怕死。當時香港有人在香港打到暴斃,無聊的傳媒還會找風水師評論為何隻遊戲咁邪?
後來買斷制遊戲慢慢被月費制、時費制甚至免費課金制基本取代,但為了一把武器而自殺的事情還是很多遊戲都有。人長大之中要考慮的事越來越多,自然不覺得那件虛擬武器是甚麼,但對一些十幾歲的人來說,那是第一次「耕耘」的成果,可能是他在朋友圈裡地位突然躍升的憑據。最地獄的是,對現代的年輕人來說,人生第一次努力地「工作」通常是為了打機。自己看攻略、跟朋友交換情報和物資、形成一個互助的圈子、分黨分派以及互相鬥爭,可以說很多少年的智能、博弈和社會能力,最初是弔詭地通過遊戲來培養發展。
電子遊戲是有癮頭的,但特別上癮嗎?其實所謂成年人世界都有很多東西沉迷,在別人眼中都是看不明白的狂熱。賭搏就很上癮,所以很多遊戲都設計得很像賭搏,抽卡轉蛋會配合特殊震動、聲效、光效,去構成大腦的快感回饋機制,而且那種遊戲一律以「頻繁通知,確保玩家經常登入」的思路去設計,外層套甚麼 IP 根本無關痛癮,機制就是這一種,廠商可以用心做遊戲,但也可以疊埋心水做賭場莊家,更加和味。
就像人類對「毒品」有剿撫兩派。剿滅派基本認定電子遊戲是一種禍害,能不碰就不碰,好像血管裡的脂肪。遊戲帶來快樂,帶來體驗,有學者認為是第九種藝術,優秀的遊戲也具備文學性。審美需求在生存需求和自我實現之間,但仍然是很難消滅的人性。據說美國政權在越戰前後發動的禁毒運動,最後演變成特別針對低下層和黑人用藥,而社會賢達有可卡因。這個背後的思想是把用藥者視為一種社會問題。因此政策而引發很多災難發生之後,他們自我反省去想補救方法時,通常會向北歐取經,主張鬆綁、治療、協助,而不是一味懲治,認為這可以為社會帶來很多好處,也可以節省很多資源。正如你或許可以用電擊和監禁來治療一個少年的嚴重網癮,但你的成本可能是毀了一個人的人生。
然而這只會是一個紛爭不斷的議程,因為這涉及「甚麼是毒品、甚麼是異常」的形而上問題。遊玩時間不可超過三小時,就是認為玩遊戲是可以的,在三小時之內屬於「正常」。然而這極少量的供應,面對龐大需求,之後人們會如何扭盡六壬,又會發生甚麼劇烈的戒斷症狀,簡直不可想像。
雖然遊戲有這樣黑暗的一面,但所有戰略家都不敢輕看電子遊戲業。今日富可敵國的 Apple 曾經與遊戲業保持距離,到現在還要苦苦追趕——沒人會買蘋果電腦玩遊戲。
遊戲只是一連串技術之下的終端產品,在上游是一堆因為遊戲需求和資源湧入而受惠因而進步的技術產業,這些技術產業最終就成為某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大部份。遊戲機越做越小,終於到了今日的微型,當中有一部份是家用機市場都飽和之後,日本人去了開闢手提機市場。據說地球上有一億台 Gameboy,當你做完一億台之後,你的製造工藝又可以去做一些更難的事情,做更小的電子組件,繼續升級下去。然後在那裡亮相的寵物小精靈,現在成為全球最值錢 IP,晉身代表全日本的文化軟實力。然後台灣也有了她的科技神山,是一個政治上很重要的東西。
例如 NVIDIA 或者 AMD 的顯示卡究竟是誰人買的?應該主要是有強烈遊戲繪圖需求的人,而近年入場的還有很多礦老闆。還有一堆人是用來剪片,為甚麼有那麼多人要剪片?因為大家都要做 youtube。你用來剪甚麼,都是付了錢,理論上都有份推動技術進步。
一些看來很純娛樂的東西,上面都是一套最終會促進生產力和累積知識的東西。現在你可以說智能手機統治了世界,iPhone 的原型機其實有一些 walkman 的靈感,是日本將東西越做越小;為了生產某一款家用遊戲機,他們和東芝、IBM 合作設計和製造晶片,即當時很多國家傾舉國之力都無法通過的技術門檻,他們能通過,都是因為要生產一台「不事生產」的遊戲機。這應該是電子製造業的進步。
家長會投訴,那他們的孩子怎麼辦呢?所以他們不會在遊戲這一塊上癮,但明天也會在別的事情上癮。你的孩子,問我們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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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勇敢夢想 18 之 3 :每個人都是「基本教義」派的時候】文字版
1
教宗認為在經濟發展與倫理脫鈎之後,佔據金字塔頂端的少數人忘了地球資源屬於全人類所有,而不是少數人所有。
他形容這種心態的時候,用了一個詞「技術官僚典範 」。
所謂「技術官僚典範 」,在這裡他指的不是指政府機構裡的「官僚」,而是指有些人以專家、菁英自居,不把別人的價值放在眼裡,更不理會價值本身所蘊含的一些制約或限制。
在這裡,我也想補充一下在政府機構裡的官僚,在這種新達爾文主義的經濟發展裡所扮演的角色。
韓國記者李容馬,寫過一本書《我相信未來可以改變》。
在這本書裡,他提出一個疑問:就是韓國民主化了三十多年,政黨輪替也好幾次了,為什麼整個國家還是不斷地在原地打轉。
他提出的分析是:政黨雖然輪替了,總統雖然換人當了,但是任何執政者都需要業績,經濟部的官員為了上司的要求,也需要業績。而經濟部的官僚要拿出GDP成長多少,外銷出口成長多少等,最方便的路子是拜託既有的大企業、大財團,提供他們各種好處,而大企業則回報他們需要的業績。
並且,大企業知道政府官員都怕媒體,所以大企業同時會或者用廣告支出來收買媒體,或者乾脆自己買下媒體、投資媒體,來掩護自己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官員。政府、大企業大財團、媒體,這整個是綁在一起的利益結構。
因此,李容馬說,政府民主化之後,不論上層的執政者如何輪替,競選時拿出多麼前瞻的主張,實際真正在讓韓國運轉的是官僚+既得利益的大財團+媒體這鐵三角。
和韓國大致相同時間解嚴的台灣是什麼情況,大家可以對照著想一下。
李容馬的分析,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輔助說明教宗所說的經濟發展的新達爾文主義是如何越演越烈的。
當這種全球化和經濟新達爾文主義相互加成發展,造成全世界百分之一的人卻掌握了百分之五十的財富之後,站在相對面的幾十億人的被剝奪感可想而知。
2.
因此教宗說這就造就了全球各地民粹政治的興起。
一般都以為民粹主義是在反全球化。但教宗認為:在民粹主義興起的背後,其實有著一種切身的辛酸。許多人感覺到,自己在全球的巨浪中是被遺棄了,被遺棄得無動於衷。所以,他認為與其說民粹主義是反全球化,不如說是在反對這些全球化了的無動於衷。
打著民粹主義旗號登場的許多政治人物,是最清楚這種心理的。所以他們能做的,也最喜歡做的,就是進一步激化這種被遺棄的心理,激化遺棄者和被遺棄者之間的對立和仇恨。
也因此,民粹政治人物最希望的,就是跟隨他們的人不要思考,只要把權利交給他,他來負責解決他們的恐懼和憤怒。
伴隨著民粹主義的課題,我覺得教宗在這本書裡非常有意思地,花了很多篇幅談到社會上各個領域的基本教義派。
基本教義派本來是指宗教領域裡,有些人一直主張對經典要有原始的主張,而沒法接受隨時代的不同而有些開放的解釋。
教宗指出,今天不只是宗教,社會各個領域都盛行基本教義派。
簡單地說,就是社會各個領域都有人提供一些封閉而單一的價值觀,頑固地不隨時代變化而調整。
而為什麼在今天願意接受基本教義派思想的人會這麼多?
因為在一個動盪的年代裡,許多人心裡慌亂不安,大家想要心安,正好需要簡單,不複雜,沒有變化的東西;加入同溫層集合了同樣需求的團體,正好可以讓自己好像在風暴中進入避風港。
於是就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然而,教宗也指出:回顧歷史,民粹政治容易導致獨裁政治。
而基本教義派,一旦相信「真理」已經被解釋完畢,不必再有進一步探尋的空間,那麼不但自己會停止思考真理,把所有的詮釋權都交給帶領他們的人手裡,並且任何人對他們提出質疑,都會被解讀為對他個人的人身攻擊。
於是,教宗說,社會上各個領域都有人『深陷在「自己的」 真理壕溝中,成為了自身立場的囚徒。 』
而這些問題的危險,都是不下於帶來COVID-19 的病毒。只是我們不自覺。
也因為這樣,我們都成了迷宮中的人。
全人發展好處 在 范琪斐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COVID-19疫情爆發之後,人類開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模式,過去我們一直強調要跟世界接軌,要有全球化的思考,但是這幾個世紀以來,這種從工業化開始強調生產力和經濟產值的方式真的有帶給我們幸福嗎?後疫情時代人類是不是該思考一下其他出路呢?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看的影集,Emily in Paris。總之這個叫做Emily的美國女生帶了很多美國資本主義和政治正確的想法到了法國,有了很多反思跟挑戰。其中一個跟我們今天討論的很有關係。裡面講到說,這個Emily她在美國的行銷公司專門替藥廠打廣告。一個法國老闆就說,你們美國人很奇怪,一堆人吃到過胖,然後導致糖尿病,再發明糖尿病的藥,賣給這些人賺錢,就跟人類造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然後現在又要想怎麼找疫苗,還有一堆醫療用品跟疫苗公司想用這個方式賺錢,很諷刺。
這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今天要好好介紹一位澳洲學者霍奇(Helena Norberg-Hodge),從1970年代開始就一直主張地方主義的她最近剛剛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在報導裡她講了一個很好懂的例子。她認為只用G.D.P.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來看生活水準有問題。她舉例說:「如果水污染嚴重,我們都喝瓶裝水,是有利於GDP。但如果你和我自己種菜吃,GDP卻會下降。簡單來說,如果你和我保持健康,GDP就會下降。如果你每年都需要化療,GDP就會上升。」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探討這個問題,所以現在也有其他進步指標,去看除了金錢之外,會和環境的發展,像是世界幸福報告和人類發展指數等等。裡面也發現說,美國是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的經濟體,但是生產力和收入的提高並沒有完全轉化為美國社會整體的福祉。這也是霍奇在談的「幸福經濟學」,像是長途運輸的產品其實是破壞環境的,或是許多社區經營的網絡帶來的利益也是無形的。
地方主義的對比其實就是全球化,尤其是全球貿易體系,當然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人因為全球化得到工作機會,有些人則相反,好像各有贏家輸家,但是用英國跟美國的例子來看,像英國脫歐或是美國從川普當選以來的狀況,都是更加強調保護主義,但是歐盟被削弱還有美國多元開放自由文化受到挑戰,我的意思是,難道鎖國會比較好嗎?這兩個國家的考量還是限於要如何保住經濟成長數字,從國家的角度去思考。但是霍奇關心的是人,她覺得對於人來說,就商業和人際交往來講,距離越短越健康。再來是多樣化,一個農民種植十幾種作物比單一種植更健康。但是全球化鼓勵的就是某些市場善於種這個做那樣的單一分工。所以她協助創立了許多小農市場,鼓勵更多元的種植,跟我們台灣人熟悉的菜市場差不多啦。
我當年在美國採訪的時候就有遇過那種農場,他們有養牛和豬,也自己種菜,想要吃什麼菜大家就會自己去找,我當時看了也很有感觸,就是那個社區裡面的大家,彼此之間的連結是那麼的緊密,也讓我想到新竹的原鄉部落司馬庫斯,當地泰雅族人強調的就是合作共生、土地共有理念。所以部落有自己的福利分配。有一些很特別的工作、土地共有、共食與全人照顧制度,也有部落議會凝聚大家的向心力。現在好像也有越來越多的原住民部落在思考,如何擺脫主流觀點所謂的成功模式。
而霍奇還有一個人生經歷很值得我們思考,她在1975年到了拉達克,也就是最近中印邊境衝突很嚴重的地方。當時這個印度西北部,主要是佛教徒的山地鄉,剛剛開始出現旅遊業和國際經濟,但是她發現經濟增長的背後,拉達克人的凝聚力逐漸被腐蝕,慢慢無法自力更生。她想盡辦法要幫助當地年輕人,告訴他們好萊塢電影不是真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充滿了抑鬱、離婚和社會紛爭。
雖然如此,全球化還是帶來了一些好處,沒有什麼地方能鎖國或是排外,置身於全球共同利益之外。全球化另一個好處就是效率,講求地方主義或是在地化的國家會不會在反而無法跟其他人競爭?我們當然可以用更簡樸的方式生活,慢活或是更貼近自然,但是地方主義可以做到多徹底?跟全球化到底哪一個適合人類的未來生活?歡迎上網跟我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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