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全民退休保障爭議Goodbye HK, Hello UK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超越加稅1.25%嘅咁簡單（前言：作為一個國民、一個選民、一個納稅人，對於政府加稅嘅關注，應該係天經地義嘅事。講緊加稅呀，至少我有份比，特別係自己有份選嘅政府，緊係要到清楚點加，點解加，加咗洗响邊，相信呢個係公民責任嘅一部份，至少我係咁覺得。）尋日响Patreon大概講過下英國政府內部關於加National Insurance 1.25%嘅風，今日首相肥波正式公布詳情，用意同後續影響比尋日傳媒分析嘅更加深遠。1.25%呢個加幅同預料嘅係一樣，但係短期同長期性質就好有分別，等同加多一個稅基超闊嘅稅項，咁就唔只係加NI解決疫情後醫療滯後咁簡單。重點不在乎嗰1.25%，而係面對人口老化嘅退休褔利政策改革。由明年四月開始，無論傭主同傭員嘅National Insurance都會加1.25%，呢1.25%嘅主要用途，正如之前放風咁講，响2023年前係用黎解決NHS响疫情後積壓嘅個案。重點就係2023年4月之後，呢個1.25%就會變身成為獨立於National Insurance、入息或利得稅嘅「徵費」（levy），可以理解為全新稅項。呢個徵費連在職退休人士、做生意、受雇，理論上返工嘅都要比，覆蓋率可以話僅次於銷售稅（VAT），用黎支付未來需要改革嘅退休福利政策。咁即係唔只針對疫情對NHS影響嘅支出咁簡單，而係一次過要國民面對人口老化，總有一天要處理嘅退休福利難題，呢個就係今日肥波公布政策之後，全國爭議嘅核心。老實講，1.25%對大部份人黎講話多唔係多，要短期解決疫情製造出黎嘅醫療滯後亦人之常情。但將呢個變成獨立稅項（叫levy（徵費）只係好聽啲），加埋肥波同時宣布嘅Social Care老人護理改革，咁就令好多人質疑得係向勞工階層同年輕納稅人開刀，保障擁有物業嘅老人家財產。大家都知英國納稅人只要一生中供National Insurance到特定年期，响法定退休年齡之後就有資格每個月攞退休金，不過呢啲退休保障並唔包括需要長期護理費用，例如日間護理或者全日制老人院等等。呢類費用講緊每個星期至少要500至1000鎊或更多，足以燒晒老人家嘅資產。長久以黎，政府只會全數資助資產少過£23000嘅老人家，多過嘅話就要自行負責。因為社會結構嘅關系，英國大部份年老嘅中產最大嘅資產就只係自住間屋，即係所謂嘅Property Rich，萬一老來有長期病患，需要全日護理嘅話，越長命就越燒得多銀紙，賣樓加按嘅為數唔少。呢個多年黎無乜邊屆政府有膽解決嘅問題，而肥波今日就順便進行改革，將呢類費用置上限£86,000。例如我老咗又病到照顧唔到自己，要住每個月收£4000嘅老人院，我住咗兩年幾之後地方政府就會幫我比到死之止，我最多都係比£86000，唔洗變賣資產。而資產响£20000至£100000之間嘅老人家，政府經審查之後就會按比例資助部份費用。對於好多有物業嘅老人家黎講，呢個改革無疑係得政黎嘅，不過對於大部份勞動階層或者年輕選民黎講，1.25%「新稅」加埋呢啲改革，就等如全民夾錢保護中產老人家嘅資產（間屋）。同時，肥波亦都違反咗唔加VAT同National Insurance嘅保守黨嘅競選承諾，更令人擔心今日嘅1.25%，未來會成為有加無減嘅變相附加稅。從宏觀政黨政治去睇，肥波今次「加稅」明顯係財務大臣嘅影響，大家都知肥波一路以黎，特別响疫情期間，都係希望以大政府大消費理念施政，北部嘅leveling up係咁，抗疫期間嘅政策都係一樣，彷彿好似左翼政府一樣。但金融出身嘅財務大臣Rishi Sunak就係堅守保守黨量入為出傳統嘅政治人物，所以一路以黎都有消息話佢多次出手制止肥波亂黎（財相嘅職責本來就係咁）。洗錢？得，收返先洗囉，唔識生錢㗎喎。今次宣布當中都有例子嘅，好似老人護理費用上限，肥波一路都希望係£50,000，但財相就驚地方政府頂唔順堅持至少要£86,000。最後，都係嗰句，2023年係大選之年，所以真正嘅戲肉唔係呢幾日或者幾個月，而係呢個「徵費」正式獨立嘅2023年。Patreon一字不改原文：英國加稅的後續https://bit.ly/3yMW5uZ#肥波真係勇者全國左右翼傳媒部份冷嘲熱諷評論：《Financial Times》How will reform of social care in England work?https://on.ft.com/3DVcb9o《The Telegraph》Ill tell you whats un-Conservative: failing to guarantee the elderly a dignified old agehttps://bit.ly/3nbZxgr《The Guardian》Boris Johnson’s plan to ‘fix the crisis in social care’ is no game changerhttps://bit.ly/3DYXSkb***************************************📢月頭乞食：文字、時間與心血有價🥣乞兒兜（月頭課金係最抵）：https://www.patreon.com/goodbyehkhellouk***************************************

Question 2

全民退休保障爭議黃浩銘 Raphael Wong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案件編號：ESFS 7 / 2020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a)參與該聚集的人……(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第三十九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第十六條意見和發表的自由(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第十七條和平集會的權利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黃浩銘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Question 3

全民退休保障爭議蔡易餘 家己人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今天在國民黨的突襲下立法院再度空轉一日
　
若對於監察院被提名人有任何質疑，運用審查與監督的方式，透過答詢過程點出問題讓人民知道，會好過單純的暴力衝突與破壞公物...
　
--下文節自陳菊(花媽) 臉書粉絲團--
　
今天非常遺憾，沒有機會在國會殿堂向大家說明，因此僅在臉書上向國人們報告。

自從接受總統的提名後，我一直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 #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後，確保監察權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會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這段時間來，我始終期盼能夠在國會殿堂上，與朝野黨團就監察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未來的工作規劃，乃至監察院的存廢，進行溝通討論，並且直接清楚地回應在野黨對我的種種質疑。

然而，我相信每一位國人都清楚看見，在野黨不僅不願意理性行使人事同意權，更不願意當面與我將他們所質疑的種種說清楚講明白——即使他們口口聲聲要我出來面對。

我對我的理念、我的清白，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無奈在野黨只有不停地片面抹黑指控，用非理性的手法阻止我走上備詢台向朝野立委及全體國人說明。

因此，我只能在此，將原先預計在立法院報告的全文，直接向全體國人同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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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同意權審查報告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首先，對大院為監察院院長及監察委員被提名人選召開審查會，行使憲法所賦予之同意權，本人表達由衷感謝。本人也深感榮幸能有機會對大院說明未來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善治與人權保障的工作，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一、出身農家，追求民主自由人權

本人是台灣農民的女兒，出身宜蘭三星，從19歲投入民主運動、從事人權工作，至今已經五十年，見證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艱辛歷程。我曾被軍事法庭以唯一死刑起訴，也坐過六年半的黑牢，在從事反對運動的過程中，不僅致力於救援政治犯，也積極協助許多處境艱難的家屬；在我走入政府體制後，弱勢優先、關懷弱勢更是制定各項政策時一貫堅持的信念。

捍衛人權是我一生所繫，50年來，我從未忘記。在美麗島事件後，我繼續從事人權工作，任職台灣人權促進會超過十年，在1988 年受德國維薩克總統邀請參加「世界人權宣言四十周年」活動，1993 年獲聯合國邀請參加世界人權會議，為台灣人權發聲。

1994年到2000年，我先後擔任國大代表、台北、高雄的社會局長，從街頭走入體制，因為長期為弱勢爭取權益，我深刻明白弱勢的聲音幽微細小，因此，我以促進並保護人權為目標，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

2000年我擔任勞委會主委。在將近六年的任期內，捍衛過去常被忽視的勞動人權，完成許多重要的法案及政策，包括性別工作平等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大量勞工解雇保護法等等重大保障勞工權益的法案，過去勞退舊制有百分之九十的勞工領不到退休金，使街頭抗爭不斷，我們建立了年資可攜的勞退新制，同時也修改勞保條例，確保勞工的勞保年資得以接續。這是台灣勞動人權的重大發展，保障並促進每一位勞工的權益。

2006年底我當選高雄市長，以近十二年的任期全力建設高雄成為安居樂業、多元文化、保障人權的幸福城市。我們成立高雄第一個人權委員會，更率全國之先，首創同性伴侶的戶政註記制度，核發「同性伴侶證」，使每個多元個體都能在人權城市高雄得到尊重，真正落實「相愛是人權」。

過去兩年，我擔任總統府秘書長，依然關注人權的促進與深化，我協助促成婚姻平權法案通過，也參與政治檔案解密，讓許多塵封檔案一一揭露，令歷史的真相有機會露出曙光。

二、監察院的轉型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

本人今日以監察院長被提名人至大院向各位委員報告，是民主憲政、責任政治的體現。本人在接受蔡總統提名擔任院長職務後，深深感受到社會對於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高度期待與重視，更深刻了解社會對於監察院定位和功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去年12月10日《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三讀通過，標誌著監察院即將轉型、邁入嶄新的階段。接受總統託付，推動監察院轉型、建立國家人權機構的重責大任，我感到非常榮幸，更感到戰戰兢兢。未來的監察院，不僅要繼續發揮監察權救濟人民權利、監督政府施政的職責，更必須完成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制度建立，發揮國家人權機構的功能，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如蒙大院通過提名，本人將全力推動以下工作：

(1)監察院必須超然、公正、效率行使職權，確實監督政府、伸張公平正義。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及監察法，監察院行使彈劾、糾舉、糾正及審計權。彈劾權是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所做的處置；糾舉權則同樣針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所先行的停職或其他急速處分；而糾正權則是針對行政機關行政作為的問題，促其注意並檢討改進；近日來部分人士將糾正案與弊案混為一談，這顯示監察院職權未被社會大眾普遍認識，徒增紛擾爭議。因此，未來監察院，一方面要加強社會溝通，讓審議的過程更公開透明，接受全民監督。另一方面，更要強化監察委員行使職權的獨立性、非黨派性和公正性，讓未來監察權的行使，更能受到社會的廣泛信賴。

(2)設置並完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相關制度，監察院將不再只是消極的舉錯糾正，更要積極地保障並促進人權。

從1948 年聯合國頒布世界人權宣言，至今人權已成為全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由國家設立保障人權的專責機構也已成為世界潮流。

201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大院院會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感謝大院的立法，讓台灣的國家人權機構終於獲得法定正式的組織地位，這不但是台灣落實「人權立國」的里程碑，也是監察院轉型的起點。

國家人權機構象徵著國家的「良心」，必需致力聽見最細微的呼救聲、為最脆弱的群體發聲，落實憲法對人民權利的維護，促進及保障人權，確保社會公平正義。

「國家人權委員會」是銜接台灣與國際人權規範的重要橋樑，使台灣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落實國際人權公約。未來，我們將依據巴黎原則的精神，以憲法或法律保障「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性，提供人權的諮詢、監測、受理申訴和教育，調查對人權的侵害及歧視，並建立指標監督政府施政是否符合人權標準。

「國家人權委員會」將整體性、系統性監督國內的人權狀況，其目的並非立即嚴懲被調查機構或人員，而是要發掘制度與結構上的困難，參照國際人權標準與所掌握的事實證據，提供立法、行政等政府部門保障人權的諮詢與建議。

「國家人權委員會」也將積極推動人權教育，提升、強化各級公務機關人員的人權意識及人權保護機制，協助公務機關找出具有侵害人權疑慮之處，並提供相關解決方案。

推動人權外交也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工作重點。過去由於威權統治以及遭受國際孤立，台灣長期與國際人權運動及組織脫節，未來「國家人權委員會」將積極與國際人權組織交流，並廣邀各國的國家人權機構來台訪問，讓台灣與國際人權無縫接軌。

此外，身為坐過六年半黑牢的政治受難者，我始終堅信轉型正義是台灣脫胎換骨很重要的歷史工程。歷史真相大白是公道的基礎，如果沒有歷史真相、就沒有真正的公平與和平，我們必須牢記受難者和家屬的傷痛，誠實面對曾經侵害人權的國家暴力，以及創傷的歷史真相，才能帶領台灣真正走過黑暗，走向真正自由民主的未來。

(3)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與定位。

作為監察院院長，首要為超出黨派，以公正中立之地位，捍衛監察委員行使彈劾、糾舉、糾正等職權，不受任何特權、外力、利益及個人利害關係的干涉。

本人已向民主進步黨申請註銷黨籍，退出所有政黨職務和活動，全心投入人權保障和促進的工作，依法行使監察院長職權。

其次，身兼監察院長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我有義務與監察委員、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一起凝聚共識，推動監察院改革轉型、並履行國家的人權責任及義務。

更重要的是，廢除監察院與考試院，是社會長期普遍存在的呼聲，我也認同這個主張。最近朝野各政黨已經逐漸形成廢考監的憲改共識，相信各位委員會在憲改工程啟動後，實現這個對人民的承諾。

我也會在修憲程序完成前，遵循大法官解釋，依憲法妥善行使監察院長的職權，提昇監察權的效能與公正性、保障人民救濟的權利，同時也積極配合憲改工程，承擔起制度轉換、銜接的重責大任。

我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之際，確保監察權能夠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監督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三、清白自持，始終如一

監察院為台灣最高監察機關，職司端正官箴、澄清吏治，因此監察院成員的個人操守、歷練、專業能力都必須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我從政以來坦蕩磊落，面對過無數嚴格檢驗，清白自持，始終如一。我在此必須強調，除了美麗島事件的六年黑牢，我一生從未被司法判刑，更從來不曾遭到彈劾。

二十多年來，我歷任國大代表、台北市社會局長、高雄市社會局長、勞委會主委、近十二年的高雄市長以及總統府秘書長等公職，我必須面對最嚴格的質疑、調查，接受最高標準的檢驗，我知道，心中有天堂的人，就不怕被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近年來「資訊戰」成為民主政治的嶄新挑戰，在媒體與網路充斥各種造謠抹黑與不實指控的訊息，造成社會嚴重撕裂、衝突對立、令台灣的民主自由蒙上陰影。而我個人也首當其衝，成為這種資訊戰的打擊標靶，例如前述將監察委員針對行政機關提出的糾正案混淆為弊案，甚至在網路的搜尋引擎上隨意輸入亂碼，竟會出現影射我涉及弊案的連結，實在令人震驚、遺憾，台灣民主發展至今，不該以濫用言論自由及侵害人權的方式製造對立鬥爭。

各位委員。在爭取自由民主、推動政治改革的路上，面對威權的壓迫，我不曾恐懼退讓；如今，面對鋪天蓋地的抹黑與攻訐，我也不會因此退縮。台灣的民主可以繼續向前，不只是因為許多人無懼威脅的前仆後繼，也是因為台灣人民對是非公道、對價值理念的堅持，相信各位委員都秉持相同的信念，一起為了台灣的民主自由、憲政與人權發展，時時刻刻警惕著這些今日若不維護，明天就可能會失去的珍貴價值，以合作化解對立，以溝通取代衝突，共同開創更美好的未來，期待台灣成為真正公平正義的國家。

四、不忘初心，用餘生守護人權

我從十九歲開始，投入黨外運動與人權工作，爭取民主自由、捍衛人權尊嚴，在這條路上不曾計較個人得失，因為這段過程已經給了我豐富且充滿意義的一生。

五十年來，我和許多人一起走過威權時代的黑暗，也共同創造並分享過台灣的榮耀，更一起見證了台灣民主轉型的奇蹟。然而，縱使台灣的民主自由，在眾人多年的努力下，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鞏固與深化，但我們不應停止追求更美好的社會、更有尊嚴的生活，因此，人權的保障與促進更顯得重要。

最後，在我逐漸淡出政治的人生階段，能有機會回到投入公共事務的初心，人權的領域，再為台灣盡一份心力，我感到十分榮幸，更令我確信，為人權奮鬥是我一生使命。我必盡全力不負所託，以我的初心，用我的餘生，守護台灣、維護人權，讓台灣成為一個不僅民主自由，更落實人權價值的國家。

願我們，同心協力，讓台灣更加美好公平、沒有恐懼、沒有壓迫，讓人民更有幸福尊嚴。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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