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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重溫：23條怎樣到來？】Brinksmanship Vs Brinksmanship

政圈不時流傳，北京「必須」林鄭月娥任內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這個「硬任務」，而隨著政府認受性越來越低、對選舉的把握越來越小，「反正無嘢好輸」，連基本法22條也被重新演繹，這風聲近日又再傳出來。

2003年，田北俊帶領自由黨憑藉關鍵少數，一錘定音拉倒23條立法，成為他今天建立「希望聯盟」的最大希望。然而時移勢易，北京要依樣葫蘆，恐怕很難再守君子協定：先公開諮詢，再讓民意醞釀，雙方動員，然後演出攻防戰，最後任由議案被多數民意以一切手段拉倒。這一套遊戲規則，只適用於太平盛世，和一個尚有點廉恥、說話算話的政府。但經過23條、特別是反送中一役，政府應該心知肚明，真的根據香港內部立法程序，就是少數派壟斷的立法會「夠票」，只要成為一場全民運動（而這是必然的），就會重演之前發生的一切，而且必然變本加厲。當然，不能排除政府「真心膠」，或一心「hae交功課」，這畢竟是23條立法的一個可能途徑。但恐怕以今天政府的厚黑指數，從種種跡象可見，可能會另闢蹊徑。

其中一個可能性，據說是實行全國性法律，無論是通過加入基本法附件三，還是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這本來風險很大，因為貿貿然實行全國性法律，基本上就是宣告對「一國兩制」的徹底不信任，國際社會自此怎樣看香港獨特地位，就誰也說不準；而北京從來是一個避險政權，一個動作換來可能摧毀香港這個白手套，未免不化算。但北京正構想一個論述，讓實行全國性法律之時，國際社會也無話可說，從而不影響香港的獨特地位，雙方繼續洗錢，只是香港核心價值蕩然無存，而這個劇本有一個關鍵字：「反恐」。早在2014年前，親建制學者就開始吹風，警惕香港出現「本土恐怖主義」，當時筆者曾嘗試駁斥，但苗頭已經不妙。到了去年開始，由港澳辦、特首到警方記者會，都不時以所謂「恐怖主義傾向」形容香港抗爭運動，項莊舞劍，意在公公，目的就是以「反恐」之名，把香港內部抗爭演繹為「一國」層面，從而合理化「國家安全法」一類「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對北京而言，只要成功說服國際社會香港存在「恐怖主義」，足以和各國內部的恐怖主義相提並論，摸底得知他們不會強硬回應，這條路，自然最為方便，因為無須處理香港任何內部情況，無聲無息就完成。

另一個可能性更有「創意」，這要從近日港澳辦、中聯辦、特區政府批評郭榮鏗議員「違反擁護《基本法》誓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談起。在一個行普通化的地方，以民選議員拉布為由，說他「違反基本法」，原因是基本法列明立法會議員的主要工作是立法，這樣的邏輯，早已超越一般理解：須知立法工作包括代表民意反抗不合理的法律，在少數派壟斷的議會，代表多數民意的議員以不同方式表達意見，只是工作一部份，否則豈不是只能當橡皮圖章？但以上指控的重點，其實不是「郭榮鏗案」本身，而是以此作為突破點：假如上述邏輯成立，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定義就不只是是否支持綱領性的一國兩制、是否支持港獨或自決，而變成了是否支持、甚或行動有否違背基本法的每一條條文，而且「支持」、「違背」一類演繹，都是按「唯心」的中國方式解讀。假如下次選舉，DQ主任問所有候選人：「基本法列明23條立法是憲政責任，不支持23條立法就是不真誠擁護基本法，請問你是否支持23條立法？」假如厚顏無恥至此，即使是田北俊親自參選，也足以被DQ；而假如勉強以語言偽術選進去，到了審批23條立法，反對又是DQ下場，技術上，只能不斷提出修訂。在太平盛世，這樣行事自然很荒謬，但假如這能同時解決「反對派奪權」和「23條未能立法」兩大危機，對政權的誘因，卻是巨大的。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目前方向這樣：即使沒有表面上的23條，香港人2003年對23條的憂慮，已經絕大部份成為現實，而且猶有過之：社交媒體分享個人立場會被批鬥、被解僱，參與合法遊行示威會被前行政長官牽頭的「篤灰網」公審，罷工會被秋後算賬，企業要天天表態、並懲罰政治不正確的員工，教育工作者的言論自由被嚴密監控，捐款變成洗黑錢，網絡上分享新聞也會被《公安條例》控告「煽動」……這時候，香港人才如夢初醒，《基本法》雖然保障香港人的言論、集會、遊行、示威、罷工權利，但只要政府援引、曲解古法、或借用其他條文「執法」，這些自由已經一律「依法失去」。對政權而言，今天拘捕幾人、明天在監獄私刑數人，大眾已經麻木，而且不容易激起大規模反彈，國際社會也不會留神，但數年下來，一切早已明日黃花，變成了另一個香港。這種不給予外界明確endgame、卻分拆endgame天天上市的伎倆，在權謀角度，不得不算「高明」。

北京以上為23條立法的可能性，目的都包括避免國際社會有最激烈反應，為了確保變天後的香港繼續被國際承認為不同中國大陸的實體，而又不給予單一藉口香港人像2003年、2014年、2019年那樣大規模動員，也不希望議會抗爭再次發揮功用，這些都是現實主義博弈的典型brinksmanship策略。要回應brinksmanship，自然要知己知彼：

- 香港不是新疆、西藏，畢竟資訊透明，香港人必須向國際社會說明，香港的抗爭並非恐怖主義：定義上這屬於學術問題、另文再敘；方法論上可多與各地同期發生的抗爭比較（同期差不多有20國發生類似大型抗爭，無一被列為恐怖主義）；行動上必須保留大量證據，證明香港警察的暴力才是不成比例的暴力；文宣上要證明「全國性法律等於香港endgame」，因為足以影響各國在香港的戰略利益。這是國際線最重要的工作。

- 要回應溫水煮蛙策略，但又要市民保持希望，議會路線的朋友，應該有兩手準備，當DQ局限於案例，未改變權力結構，則要安排大量Plan B；當DQ針對整個陣營（例如「反對23條就不能選議員」），則必須及早製造文宣，向全港市民、全球受眾講解，這也是等於香港endgame，並以現任議員維繫一個國際認受的民選mandate，保留元氣。

- 當上述情況出現，移民潮也肯定隨之而來，屆時重點是希望離開的香港人不要獨善其身，在海外也可以維繫香港人身份認同，繼續用不同方式凝聚起來。「移民成為廢老」和「走到海外成為diasporas心繫香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但經過過去一年的洗禮，要放棄一切，談何容易？

沉著應對，從來是香港人的強項。

沈旭暉，壹週刊，2020年4月17日

【盧斯達：香港法治一直都是 Dead Body，現在我們需要戒戀屍癖和獵屍隊】

近日有兩單法庭判決令刷新下限。律政司早前控告區諾軒「用大聲公拍打警察盾牌」，大聲公聲響驚恐了警察，兼令其耳膜受傷。九龍城裁判法院判區襲警罪成。

革命初期，有藍絲持刀桶傷張貼標語的三個年輕人，其中前《信報》女記者肺中刀，生命一度垂危。刀手審訊判入獄幾年，法官繼而在大放厥辭認同刀手求情內容，是社會運動導致生計銳減，情緒失控之下犯案；不知為何就下了判斷：社會運動令被告搞到滿身鮮血、是「奄奄一息的受害者」，更讚賞斬人犯案「事後認罪」乃「情操高尚」，所以減刑。

當年不同意「公民抗命」ㅤ問題即在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現況，不禁想起「佔中」醞釀那幾年，各路英雄對用武、反抗、坐低集體被捕，從來沒有達成共識。旺角且戰且退給清了場，金鐘大台則最終實踐自願被補。雨傘期間，有些人連戴口罩蒙面都無法接受，是「有膽做無膽認」，道德批判抗爭者沒有「政治承擔」。

到 2016 年旺角魚蛋革命爆發，黃台仰梁天琦武力抗警受千夫所指。一直以來，香港人恐共反共，很想政治改革，卻又同時極端擁抱共產黨控制的法庭，擁抱「守法主義」。兩班人的分別，只是一班人把法律當一回事，分不開犯法和犯罪，連其他人犯法都要譴責；一班人不當一回事，但後者並沒有失去道德，他們被控「暴動」，沒有打死人，沒有財物受損，翌晚夜市繼續歌舞昇平。法律是暴力，被抓到逃不了是正常，但其他港人也花容失色，覺得他們犯了彌天大罪，口誅筆伐，只反映香港人當年仍然是「建制派」，以法庭之是非，為自己是非。

後來李倩宜、黃台仰和李東昇默然流亡，社運界政界冷嘲熱諷，揭露他們行蹤有之，批評他們不敢面對審訊有之，同樣是鬧他們沒有「守法」承擔。最後梁天琦去受審，就是有承擔的表現，大家對他逐漸改觀。

我自然樂見黃絲不再加害梁天琦，但問題是很多人支持天琦，都不知道在支持甚麼。梁天琦那次是殉道，並不是「為自己所作所為負責」，而是明知政權會針對他、煮死他，他一定會負上不成比例的罪責，一定坐冤獄；而黃台仰他們流亡，亦絕非「不負責任」，而是早就知道法庭不會給他公義。等於去文明國家的酷刑聲請難民，不是呃飲呃食，而是在母國得不到公平審訊，一審就必定入罪兼死刑，那當然要走，不走是英雄，想犧牲而感召世界，走亦卻是人之常情。

香港法官對習近平「全面管治權」心領神會，自然不會有負於國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純粹由非民選特首任命，這個人又是「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當然成員。「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就是用來選出法官和裁判官，包括上面說斬人藍絲「情操高尚」的法官。「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有兩個當然委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然後律政司又是，而另外七名委員又是特首委任。喂成個司法機構上層都是特首的人，那作出這種判詞又是甚麼新聞？

現在真面目露出水面，大聲公可以襲警入罪、法官可以公然讚揚藍絲斬人，遊戲規則政權玩哂，當初以群眾壓力和道德勒索來叫人「負責任」，才是不負責任。

講承擔負責，都要承擔負責的遊戲規則公平。當年社會大眾不辯真假好醜，儼然想法庭幫手教仔，規訓年輕人不可再用暴力擾亂既有政治抗爭秩序，還要梁天琦道歉。今日我們會要求抗爭者道歉嗎？我們向他們道歉就有份。抗爭者根本沒做錯。

再說前一點，14 年那時抗爭者蒙面和動武、打了就跑，亦非不承擔，而是早就知道神的國不在地上，公義也鮮有在法庭現身。最後「公民抗命」不被接受為判罪準則或減刑條件，社會賢達坐了監可能更精彩，但工人階級年輕人手停口停，打從當初就覺得坐下來等被捕上庭辯論，去彰顯政權不堪，是「傻的嗎」，你真不能怪他們，他們只是比有頭有面那一群更了解真相。有險可守？獨立司法制度？當然很獨立，但全部人都是特首任命。很獨立地判你大聲公襲警，效果一樣。

司法機構對全面管治權心領神會

發表「藍絲刀手情操高尚論」的法官，因為政治局勢而同情一個疑似殺人犯；但在四年前打理旺角事件被告的案件，同情心就突然收起來，當時在判詞駁回求情，表示：「法庭絕對不會加入這種政治討論，暴動就是破壞社會安寧，政治信念更不會構成減刑理由」；藍絲刀手，卻就正正因為時勢論加上政治信念而有得減刑。

我的疑惑：不管是一國兩制，還是司法制度，兩者的各種問題不會突然最近幾年才陰霾乍現：《基本法》解釋權在中國手上、法官是由特首委任，體制一向如此，但為甚麼我們總是聽到只要有獨立司法制度，就有險可守？是不是很多人一直明白真相，卻瞞著我們這些屁民甚至國際社會？如果業界中人自己都知道法治從來沒有，卻秘不發喪，不管是自己消極隱瞞，還是死馬當活馬騎，反正法律界和立法會都需要這條死馬，不然選民還會投他去守護法治嗎？那就是他們的暗黑兵法。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反正不是玩真，卻是一齣戲演給世界看，幫中國全球戰略維穩。那麼不斷強調香港有英式法治傳統、獨立司法制度。香港實際上卻經常沒有司法公義，國際社會收到的訊息卻是覺得有，這種隱惡揚善、兩面瞞的資訊差，是否有很多計算在裡面？

國際線到今天，很多外國政要都沒聽過梁天琦的名字，可能是國際線沒有特別提他；不是梁天琦有那麼特別一定要提，而是他那案例就證明香港已經無合理司法，藍絲斬人判 4 年，梁天琦掟垃圾桶和襲警就判 6 年。判法完全根據北京政治需要，只要一涉及政治，就毫無保障被告可言。世界要了解香港不只沒民主，而且司法制度都在迫害人。

區的案件，就是疑點利益完全沒有歸於被告。警察自稱大聲公傷害他聽力，卻根本無法證明大聲公和耳朵狀況「有因果關係」。習近平講過香港要三權合一，現在已經成真。警察抓、律政司控告、法庭判囚，三方極少互相制衡。全面管治權，司法機構一定要落水。以前有抗爭者燒法庭，律師界照樣反對，但他們客觀上需要選擇，站在司法制度（政權）一方，還是人民一方？

法治的基礎是主權

公民社會的當然構成，會是今次北京的重要整肅對象。對北京來說，一直以來香港依港英時代模型運行，令「全面管治權」無法伸展，令香港屢屢出現政治意外。反送中也是一個中國不想浪費的 crisis，用以推動「真正回歸」。

改造工程會來得很急，以戰爭邏輯推行。特首、高官、公務員，全都要由愛國者主體擔任、傳媒老師大學要審查、法庭要有政法委、判案不能損害全面管治權、法官人選當然也要愛國、紀律團隊就自己被收編了；對一般人，就是《國安法》甚至《緊急法》籠罩全港。在這個破局時刻，法律界要了解，自己只能幫被告輸少啲，無可能「守護法治」。

你不會說新疆也有法庭，就代表新疆有險可守。香港始終會走向新疆西藏式「黨政法建設」。擁有監督權的中聯辦，是香港市黨委書記；如此司法制度頭上就有了政法委，司法制度的本身其實是法官後面的共產黨；至於議會，自從三連炮打郭榮鏗，儼然新例已立：如果 35+ 議員入去敢膽否決政府議案，就告你「違反誓言、告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議會人大化。

法治已死，但不代表律師沒用；議會已死，亦不代表議員沒用。中國的法庭是共產黨開的，而「香港是中國自古以來一部份」。你可以扭盡六壬幫受害者脫身、減少傷害，但即使成功亦只是僥倖，法庭法官的委任方式，權力來源就是國家和共產黨，是共產黨開的法庭，那你又能守護法治呢？

不應（亦無法）守護法治，你應該守護香港人。中國統治下香港法治已經懸空了、無統了，將來有可能恢復，但不是今天。當然有人會繼續在法律制度寸土必爭，但無可否認空間會越劃越小。香港人當年想法庭主持公道，今日法治成為怪獸，香港人是守護不了法治的，新的講法是，法律界義務是阻礙「香港法治」暢順吃人，要有曾經崇拜愛戀它的專業人士，做這具 dead body 的獵屍隊。

不知道這點會否令一些大狀或法治信仰者陷入存在危機，但法治和公義，從來都不是憑空運作。要讓法律體制公義地運行，你需要政治權力、需要武力、需要主權，否則法律寫得再好，都是任由外人詮釋來迫害你。所以恰恰是社會賢達最恐懼最認定香港永難擁有的法外之物，才是法治的基礎。

美國建國先賢不少是律師，但他們通過很多其他身份做事，相信他們理解這個政治學的基本順序，才會參與美國獨立。

膽搏膽ㅤ繼續「奪權」選舉

那麼兩辦炮打郭，是打美國、打泛民，也打整條 35+ 路線議會攬炒路線。其實抽離而言，都是膽搏膽。對我方對壞情況是，不管 35+ 與否，中國由得它，任它停擺，那停擺責任就在非建制議員，那香港人亦使不出力。

中國要清走議會裡的「非愛國者」，就是 DQ 35+，整個議會廢掉，民間就不需要再辯論甚麼議會有冇用、選功能組別是否合乎政治道德，就成為美國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處理香港事務的放血口；不用泛民再去說甚麼「一國兩制殘而不廢，吊緊鹽水」，就是已經終結，英國美國就無法再逃避事態。即使一時三刻未及反應，第一波就要香港自己頂，等西方決定做事時，香港自然成為干預藉口，然後中國就會用反恐法和緊急狀態反制，繼而掃除英美勢力在港資產和政治利益，與西方全方位火拼。

議會被廢之後，事情可望水落石出，中西雙方都會加速行動。DQ35+ 之後，整個議會都由中共代理人控制，會火速通過國家安全法，背後思維就是直球對決，中美雙方都想開戰，所以最終還是會拿香港來說事，最終我們都逃避不了。

要促成此局，選舉還是假選舉當真選舉，繼續熱烈參加，「可能 35+」惡夢疑幻疑真，令中共首先出手炸爛議會，還議會佔領者「取消功能組別」夙願，黃絲再次團結抗爭。香港人整體沒有損失，因為這裡早就一國一制，不如加速世界體系和中國大決戰。問題是在香港戰線，香港人打算做甚麼、站那一邊、犧牲到哪個程度，好等之後如果有大審判，香港人能站在有利位置，參與勢力劃分和分享賠償？

【盧斯達：香港法治一直都是 Dead Body，現在我們需要戒戀屍癖和獵屍隊】

近日有兩單法庭判決令刷新下限。律政司早前控告區諾軒「用大聲公拍打警察盾牌」，大聲公聲響驚恐了警察，兼令其耳膜受傷。九龍城裁判法院判區襲警罪成。

革命初期，有藍絲持刀桶傷張貼標語的三個年輕人，其中前《信報》女記者肺中刀，生命一度垂危。刀手審訊判入獄幾年，法官繼而在大放厥辭認同刀手求情內容，是社會運動導致生計銳減，情緒失控之下犯案；不知為何就下了判斷：社會運動令被告搞到滿身鮮血、是「奄奄一息的受害者」，更讚賞斬人犯案「事後認罪」乃「情操高尚」，所以減刑。

當年不同意「公民抗命」ㅤ問題即在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現況，不禁想起「佔中」醞釀那幾年，各路英雄對用武、反抗、坐低集體被捕，從來沒有達成共識。旺角且戰且退給清了場，金鐘大台則最終實踐自願被補。雨傘期間，有些人連戴口罩蒙面都無法接受，是「有膽做無膽認」，道德批判抗爭者沒有「政治承擔」。

到 2016 年旺角魚蛋革命爆發，黃台仰梁天琦武力抗警受千夫所指。一直以來，香港人恐共反共，很想政治改革，卻又同時極端擁抱共產黨控制的法庭，擁抱「守法主義」。兩班人的分別，只是一班人把法律當一回事，分不開犯法和犯罪，連其他人犯法都要譴責；一班人不當一回事，但後者並沒有失去道德，他們被控「暴動」，沒有打死人，沒有財物受損，翌晚夜市繼續歌舞昇平。法律是暴力，被抓到逃不了是正常，但其他港人也花容失色，覺得他們犯了彌天大罪，口誅筆伐，只反映香港人當年仍然是「建制派」，以法庭之是非，為自己是非。

後來李倩宜、黃台仰和李東昇默然流亡，社運界政界冷嘲熱諷，揭露他們行蹤有之，批評他們不敢面對審訊有之，同樣是鬧他們沒有「守法」承擔。最後梁天琦去受審，就是有承擔的表現，大家對他逐漸改觀。

我自然樂見黃絲不再加害梁天琦，但問題是很多人支持天琦，都不知道在支持甚麼。梁天琦那次是殉道，並不是「為自己所作所為負責」，而是明知政權會針對他、煮死他，他一定會負上不成比例的罪責，一定坐冤獄；而黃台仰他們流亡，亦絕非「不負責任」，而是早就知道法庭不會給他公義。等於去文明國家的酷刑聲請難民，不是呃飲呃食，而是在母國得不到公平審訊，一審就必定入罪兼死刑，那當然要走，不走是英雄，想犧牲而感召世界，走亦卻是人之常情。

香港法官對習近平「全面管治權」心領神會，自然不會有負於國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純粹由非民選特首任命，這個人又是「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當然成員。「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就是用來選出法官和裁判官，包括上面說斬人藍絲「情操高尚」的法官。「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有兩個當然委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是，然後律政司又是，而另外七名委員又是特首委任。喂成個司法機構上層都是特首的人，那作出這種判詞又是甚麼新聞？

現在真面目露出水面，大聲公可以襲警入罪、法官可以公然讚揚藍絲斬人，遊戲規則政權玩哂，當初以群眾壓力和道德勒索來叫人「負責任」，才是不負責任。

講承擔負責，都要承擔負責的遊戲規則公平。當年社會大眾不辯真假好醜，儼然想法庭幫手教仔，規訓年輕人不可再用暴力擾亂既有政治抗爭秩序，還要梁天琦道歉。今日我們會要求抗爭者道歉嗎？我們向他們道歉就有份。抗爭者根本沒做錯。

再說前一點，14 年那時抗爭者蒙面和動武、打了就跑，亦非不承擔，而是早就知道神的國不在地上，公義也鮮有在法庭現身。最後「公民抗命」不被接受為判罪準則或減刑條件，社會賢達坐了監可能更精彩，但工人階級年輕人手停口停，打從當初就覺得坐下來等被捕上庭辯論，去彰顯政權不堪，是「傻的嗎」，你真不能怪他們，他們只是比有頭有面那一群更了解真相。有險可守？獨立司法制度？當然很獨立，但全部人都是特首任命。很獨立地判你大聲公襲警，效果一樣。

司法機構對全面管治權心領神會

發表「藍絲刀手情操高尚論」的法官，因為政治局勢而同情一個疑似殺人犯；但在四年前打理旺角事件被告的案件，同情心就突然收起來，當時在判詞駁回求情，表示：「法庭絕對不會加入這種政治討論，暴動就是破壞社會安寧，政治信念更不會構成減刑理由」；藍絲刀手，卻就正正因為時勢論加上政治信念而有得減刑。

我的疑惑：不管是一國兩制，還是司法制度，兩者的各種問題不會突然最近幾年才陰霾乍現：《基本法》解釋權在中國手上、法官是由特首委任，體制一向如此，但為甚麼我們總是聽到只要有獨立司法制度，就有險可守？是不是很多人一直明白真相，卻瞞著我們這些屁民甚至國際社會？如果業界中人自己都知道法治從來沒有，卻秘不發喪，不管是自己消極隱瞞，還是死馬當活馬騎，反正法律界和立法會都需要這條死馬，不然選民還會投他去守護法治嗎？那就是他們的暗黑兵法。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反正不是玩真，卻是一齣戲演給世界看，幫中國全球戰略維穩。那麼不斷強調香港有英式法治傳統、獨立司法制度。香港實際上卻經常沒有司法公義，國際社會收到的訊息卻是覺得有，這種隱惡揚善、兩面瞞的資訊差，是否有很多計算在裡面？

國際線到今天，很多外國政要都沒聽過梁天琦的名字，可能是國際線沒有特別提他；不是梁天琦有那麼特別一定要提，而是他那案例就證明香港已經無合理司法，藍絲斬人判 4 年，梁天琦掟垃圾桶和襲警就判 6 年。判法完全根據北京政治需要，只要一涉及政治，就毫無保障被告可言。世界要了解香港不只沒民主，而且司法制度都在迫害人。

區的案件，就是疑點利益完全沒有歸於被告。警察自稱大聲公傷害他聽力，卻根本無法證明大聲公和耳朵狀況「有因果關係」。習近平講過香港要三權合一，現在已經成真。警察抓、律政司控告、法庭判囚，三方極少互相制衡。全面管治權，司法機構一定要落水。以前有抗爭者燒法庭，律師界照樣反對，但他們客觀上需要選擇，站在司法制度（政權）一方，還是人民一方？

法治的基礎是主權

公民社會的當然構成，會是今次北京的重要整肅對象。對北京來說，一直以來香港依港英時代模型運行，令「全面管治權」無法伸展，令香港屢屢出現政治意外。反送中也是一個中國不想浪費的 crisis，用以推動「真正回歸」。

改造工程會來得很急，以戰爭邏輯推行。特首、高官、公務員，全都要由愛國者主體擔任、傳媒老師大學要審查、法庭要有政法委、判案不能損害全面管治權、法官人選當然也要愛國、紀律團隊就自己被收編了；對一般人，就是《國安法》甚至《緊急法》籠罩全港。在這個破局時刻，法律界要了解，自己只能幫被告輸少啲，無可能「守護法治」。

你不會說新疆也有法庭，就代表新疆有險可守。香港始終會走向新疆西藏式「黨政法建設」。擁有監督權的中聯辦，是香港市黨委書記；如此司法制度頭上就有了政法委，司法制度的本身其實是法官後面的共產黨；至於議會，自從三連炮打郭榮鏗，儼然新例已立：如果 35+ 議員入去敢膽否決政府議案，就告你「違反誓言、告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議會人大化。

法治已死，但不代表律師沒用；議會已死，亦不代表議員沒用。中國的法庭是共產黨開的，而「香港是中國自古以來一部份」。你可以扭盡六壬幫受害者脫身、減少傷害，但即使成功亦只是僥倖，法庭法官的委任方式，權力來源就是國家和共產黨，是共產黨開的法庭，那你又能守護法治呢？

不應（亦無法）守護法治，你應該守護香港人。中國統治下香港法治已經懸空了、無統了，將來有可能恢復，但不是今天。當然有人會繼續在法律制度寸土必爭，但無可否認空間會越劃越小。香港人當年想法庭主持公道，今日法治成為怪獸，香港人是守護不了法治的，新的講法是，法律界義務是阻礙「香港法治」暢順吃人，要有曾經崇拜愛戀它的專業人士，做這具 dead body 的獵屍隊。

不知道這點會否令一些大狀或法治信仰者陷入存在危機，但法治和公義，從來都不是憑空運作。要讓法律體制公義地運行，你需要政治權力、需要武力、需要主權，否則法律寫得再好，都是任由外人詮釋來迫害你。所以恰恰是社會賢達最恐懼最認定香港永難擁有的法外之物，才是法治的基礎。

美國建國先賢不少是律師，但他們通過很多其他身份做事，相信他們理解這個政治學的基本順序，才會參與美國獨立。

膽搏膽ㅤ繼續「奪權」選舉

那麼兩辦炮打郭，是打美國、打泛民，也打整條 35+ 路線議會攬炒路線。其實抽離而言，都是膽搏膽。對我方對壞情況是，不管 35+ 與否，中國由得它，任它停擺，那停擺責任就在非建制議員，那香港人亦使不出力。

中國要清走議會裡的「非愛國者」，就是 DQ 35+，整個議會廢掉，民間就不需要再辯論甚麼議會有冇用、選功能組別是否合乎政治道德，就成為美國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處理香港事務的放血口；不用泛民再去說甚麼「一國兩制殘而不廢，吊緊鹽水」，就是已經終結，英國美國就無法再逃避事態。即使一時三刻未及反應，第一波就要香港自己頂，等西方決定做事時，香港自然成為干預藉口，然後中國就會用反恐法和緊急狀態反制，繼而掃除英美勢力在港資產和政治利益，與西方全方位火拼。

議會被廢之後，事情可望水落石出，中西雙方都會加速行動。DQ35+ 之後，整個議會都由中共代理人控制，會火速通過國家安全法，背後思維就是直球對決，中美雙方都想開戰，所以最終還是會拿香港來說事，最終我們都逃避不了。

要促成此局，選舉還是假選舉當真選舉，繼續熱烈參加，「可能 35+」惡夢疑幻疑真，令中共首先出手炸爛議會，還議會佔領者「取消功能組別」夙願，黃絲再次團結抗爭。香港人整體沒有損失，因為這裡早就一國一制，不如加速世界體系和中國大決戰。問題是在香港戰線，香港人打算做甚麼、站那一邊、犧牲到哪個程度，好等之後如果有大審判，香港人能站在有利位置，參與勢力劃分和分享賠償？

我看到網友討論曾蔭權是否能告得入的問題。做新聞的話，其實要找出當中的關鍵。852郵報找到那案例，但他都不敢評論。網友看這案的重點是錯誤。公職人員不當的判例，根據包智金判例，這有四個考慮因素。第一，該人必須是公務員，否則不會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第二，他必須做錯了事。第三大因素是他不能無心地做的，而是willfully and intentionally，他是知道這樣做不對，仍有心、故意這樣去做。兩者有點分別。假如有件事知道是有問題，但卻放任地繼續去做。這是有意，但不是蓄意。蓄意是因為知道這樣做便沒有人知道他做錯，於是決定這樣做，這便是蓄意。所以這是需要willfully and intentionally。包智金判了不能有意或蓄意，必須同時有意和蓄意。第四點，這是造成了損害，甚至是嚴重的損害。這些案是考慮這四點考來判的。

網友的考慮是有點錯。首先，這不是指曾蔭權因為這些利益，即使不應發牌給DBC，也照樣發牌給DBC。做錯事不是在這一點上。又或者指他不應授勳也照樣授動那個何周禮。他做錯事的地方是這樣。曾蔭權是一個公務員，而所做的事有利益衝突，而他沒有申報出來。這已經是行為不當。告他行為不當，是不需要證明他因此得益或者蓄意扭曲法律而做一些錯的事。條例寫明，如果有利益衝突必須申報，而他不申報，所以這便是一個行為失當。

曾蔭權要辯護的是那是否需要申報。這件事無論如何都是發給DBC，而黃楚標當時也不是主事人，當時也不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利益衝突。所以第一點要爭辯的是他是否willfully and intentionally還是只是一個錯誤的判斷，第一個爭論點必然在此。

當他應該申報而不作申報，而這件事給揭發，對政府整個誠信產生懷疑。這便是嚴重的損害。這本身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後果，但這點也可以爭論的。

我覺得租屋這件事是一個重要的事，他太太付了八十萬的人民幣按金。他是不會不記得。控方也會批評曾蔭權做了四十多年公務員，不會不知道租屋和DBC有利益衝突。而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恐怕別人知道他和黃楚標租屋而質疑他租屋是不是一個利益。這樣就是willfully and intentionally。所以我的意見是和大家不同的。

我不知道這官司會在甚地方進行，但如果像許仕仁那樣在高等法院進行，那會有陪審團。如果有陪審團就會入罪機會大很多。陪審團多是覺得會有罪。如果我是曾蔭權，我便會認罪，然後求情指自己是不小心做成，可能只判社會服務令。這罪是不是嚴重也很難判定。他和許仕仁不同的是，他沒有實際收到錢。這種行為失當性質又沒那麼嚴重。如果認罪和態度良好，社會服務令是視乎有沒有悔意。如果他日日去祈禱十六個小時，懺悔自己做得不對，處事粗疏。當日他又哭過，這樣很可能會判社會服務令。

不過整件事最慘的是，就是官司贏或輸，都沒有人敢再去接濟曾蔭權。因為會怕被懷疑賄賂。這官司可能要用千多萬，他那麼吝嗇，對他來講可能比死難受。他會月餅放進雪櫃放到第二年，等到收到新的月餅才把舊月餅辛送給下屬食。反正控告他，他已身敗名裂，應該會保住自己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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