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的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
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創辦人之一
1910-1911 他如何對抗中國東北的一場溫疫
值得今天我們景仰與學習
一個280歲的王朝,臨終前一年完成的大事。
《轉載》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大鹿寶基Poke,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動漫作品中不乏一些愛吹噓的配角,總說自己有多厲害,到了關鍵時刻卻掉鍊子,還是要等主角出手。或者有一些傳說中的強者,被吹得像是能秒對手,結果好不容易出場卻是被秒的那一個。有些角色就是噱頭,名氣大也有實力但還沒有怎麼發揮實力,前期渲染的多麼多麼無敵,最後卻被一招秒,有些則是有實力又沒什麼戰績,你們都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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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黎明何式凝等人的幾個問題 — 無法適應真實、我執太盛的負氣哀鳴】
黎明(不是北京那個)、何式凝她們的議題,其實在運動爆發初段就陰魂不散至今,雖然是小眾話題,但仍想探討黑暗的根源,並沒有甚麼高深玄理。去年八月一次拘捕行動,警察令一名女子走光,何式凝翌日就在天水圍警署外,發起了聲援集會。集會不久,警察就從警署湧出,放催淚彈和抓捕現場參與者。何式凝拿著咪,直播了一陣,最後沒被捕,因而被網民視為導致天水圍一役最少七十多人被捕的甲級戰犯。
說何式凝直接導致示威者被捕,並不公道,只是何錯判形勢 — 不是只錯判警察不一定給你和平集會,而是錯判了今日的社會運動,是一個衣香鬢影、人畜無害的場合。很多名人也參與示威,他們要不蒙面,要不低調,除了不想搶風頭,主要就是要避免何式凝遇到的問題。例如梁頌恆「示威途中坐的士逃走」,也是一個敵對派系廣為流傳的另類事實,他親口跟我說過,現場也很多人知道不是,但由於涉及其他人的官司,他就沒有為自己辯護。
有事情,好的壞的,都容易落在知名人士頭上,特別是拿著咪的被視為有權,於是責任特大。如果事情只是到此,何式凝真是純粹的受害者;但何受到網民批評之後,就開始了私心的報復。
例如在《立場》差不多時間一個私人對談聚會,在場的參加者,例如練乙錚梁繼平,費煞思量地思考當時火紅火綠的政治形勢,何式凝卻在說自己,說自己受到抹黑和欺凌、說著自己覺得「民主運動沒理由會慘得過我經歷的愛情」、對民主運動「一往情深」但最後發現痴心錯付……諸如此類。這裡已經看到走火入魔的苗頭,當然入魔之前是否就沒有入魔,就不在此討論。
總之,何式凝之後就接受了至少出現在三個外媒,批判反送中運動。第一個是何在《Discover Society》寫的英文評論,何在文中質問,抗爭者是否弱勢,就代表沒錯,例如女示威者被其他示威者欺凌(例如?除了何式凝這個自認的案例之外)、例如打爛地鐵、對警察施行暴力。
何視自己為雞蛋,而抗爭者反而是高牆,抗爭者的罪名是「將邊緣人滅聲」(silences the marginalized)、「打壓另類聲音」(suppressing alternative views)。這個觀點後來在何於另一個媒體 GenderITblog.org 的文章更加升級,直指運動只歌頌勇武,女人邊緣化,「運動倫理」要求和理非必須掩護勇武,她很不滿意,而且又拉出了「歧視中國人」的萬能理論。這裡已經包含了之後黎明夫婦去光榮冰室踩場、機械式移植白人歧視觀來香港對整體黃絲作道德批判,也是女性主義友好 Priscilla Sham 那篇想寫給白人告御狀但遭十幾間外媒拒絕的文章的基本理路:運動內藏壓抑邊緣人的暴力,只歌頌勇武,不同情和理非。
做了一大輪 literature review(可能不算,我只是 blogger,未到 correspondent 的境界),這些人歸納出來,就是這幾個問題。
1. 學者在社會運動中,失去光環,甚至被唾棄。這是結構性問題。無可否認,抗爭的慘烈成果(推倒人人害怕的《逃犯條例》)是由武力抗爭者換來,solely,沒有奧援的。6 月的時候,社會賢達都是反對武力的,只是推倒了條例就出來一齊慶祝慘勝。任何香港人只要正面現實,都知道學者關注、寫論文、寫評論、政工作者選舉,沒有一招能夠克制暴政,就只有冒著殺敵一百,自損一千的自毀血氣,才能拖慢一下怪獸的腳步。一國兩制魚死網破,進入赤裸裸階段,確實已經沒有太多學者能夠影響的可能。不客氣地說,他們能夠了解事態,已經萬幸,沒人要他們指點迷津。何黎之類,內心明顯很難接受這種身位的轉變,好像小朋友入黑社會以為可以斬到落銅鑼灣做陳浩南,但最終發現經濟政治轉型,只能走水貨一樣,接受不了,內心已經不太喜歡這個運動,就種下了猛烈批判運動的問題意識。
2. 何黎也嘗試過絕食,也被友好視為「對香港民主莫大貢獻」,但事實上,她們自己都知道沒用,也沒賺到她們所想要的名聲和迴響。所以內心的怨毒,就指向了受萬人敬仰的勇武派,批評運動的倫理不公平,勇武被高舉,和理非(即她們)被打壓。這就是社會賢達的自我中心,高到一個無法接受現實的程度。他們假定自己永遠都是舞台中的主角,問著是誰搶走我的角色和對白。問題是時代不同,角色不同。再多說一次,一國兩制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政治事務不是靠學者名流賢達出來體制內爭取,出來做秀「喚醒民眾關注」,就能改變。對方強來,人民只能武裝自己。香港人已不需要賢達來啟蒙,但這是一個葉公好龍的故事,賢達以為自己希望人民覺醒,但人民覺醒了之後,就不會再需要賢達。識趣的人會默默成全人民,而何黎則放不下,仍想做主角,竟然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前線抗爭者。是多麼自我中心的人,才會有的心態?被打的、被姦的、要走路的、失去生計的,是前線,受到歌頌,對他們的損失連 min pay 都還不到。不要跟我說平等主義,任何國家的起源,甚至一些國家的福利制度,就是與戰爭高度關聯。有份打仗的,就有福利,福利比平民更高。如果平民跟士兵福利一樣,那才是不公平,那才是歧視。一個不講階級的軍團,一定滅亡。
3. 勇武受到歌頌,不代表和理非受到迫害,反而是前線犧牲,政治利益由和理非收割,不管是黃店好生意、學者有得寫論文、KOL like 數變多、藝人表態因而翻身,全部都是吃人血饅頭。所以我不明白為甚麼勇武人財兩失、可能一生不能歸港,值得何黎等人妒忌。以前梁天琦的政敵很妒忌梁天琦,我只會想,妒忌甚麼?你去襲警然後被告暴動坐五六年,你都可以受人敬仰啊,你不敢,就不要貪,不要投訴。不要付出少少,就想拿全套福利,還用一堆學術概念包裝自己的貪心,三分顏色上大紅。正常的和理非,是會感到高山仰止,或者自愧不如,不會有陰暗的報仇心理。基於共同體的慾望,他們會互相保護,但這都是基於無我奉公之心,才能成立。如果在運動和大時代中放不下自己,我執極盛,就會不斷追問,為甚麼我沒有受關注。當你真的深入前線的慘況,你不會敢這樣想,一秒都不敢,但何黎之類,明顯心志不在此,他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4. 批判整場運動,又涉及到很多社會學特別是女性主義的進路。白人是很喜歡自我檢討,這也是美德,因為太強,自然要克制。美國公共知識份子不反美,是混不下去,因為美國真是高牆。於是檢討殖民主義、檢討白人中心、檢討歐洲中心、檢討男性主導,全部都是顯學,找到邊緣,繼而向「主流」發起進攻;找到雞蛋,就向「高牆」進攻。然而這一套來到之後,就全部搞錯。十年前後的左翼,視香港人為高牆,中國人為雞蛋,不斷批判香港人歧視中國人,錯誤將香港人視為殖民主、帝國主義者,卻不看明白顯淺的事實:香港人正承受殖民統治,粵語、香港人身份、香港人的求職機會,全部都是帝國脈絡下的弱勢。要拼筆疾呼,為弱者發聲,一定是站在香港人身邊,但因為很多人習慣了「主流就是壞」的進路,拿著教條就無視現實,無視社會,彷彿香港人是主流,所以就壞,就要批判,卻完全不看在整個中國和中國化的中國,香港人是小數,是權力遊戲的低端人口,於是這些正義魔人,以為自己行善,實際上卻是中國殖民者的知識界同路人。
5. 至於女人或性小眾,本來就有一個「我們被迫害」的大論述去撐持,所以一套控訴「被主流迫害」、「我沒有得到平權」的攤、膀、伏,就像肌肉記憶一樣打出來。和理非邊緣化,是子虛烏有,因為最終獲得利益和議席的,都是和理非;享受「沒有逃犯條例的香港」的,則是全香港人,他們是沒資格也不會投訴的。例如何的案例,就只是自己錯判形勢兼 on9(何在自己的回顧也承認),卻拉著全香港人 95% 人落水,為自己壯聲勢,彷彿運動真有一個系統化的迫害機制。何的是私人恩怨,黎則更是無風起浪,去找光榮冰室麻煩,進行國際(包括中國媒體)抹黑,但她們極為純熟地將自己的私利,包裝進一個大論述去要求「平權」。然而香港黃絲,就只是一群要前線拯救的弱者,備受四面八方打壓,不是白人不是美國不是霸權,找他們平權,是向更弱勢者抽刃。黎明團伙去為難一班在光榮冰室打工的阿姐,就已經是顯例。即使黃店老闆,也是小商人,政治打壓一來,也是風中殘燭,撐不久的。當然來者亦可以自稱嫉惡如仇,不看對方多強多弱。那麼我們就會問,在其他不公義的事情,這些人是否就一樣不看具體條件去一刀切嫉惡如仇,如果沒有,這是不是選擇性針對呢?是否只對一些沒有還擊能力或意願的人進攻?為何你們對掌權的人這麼寬容,對沒權力的人這樣嚴苛?為甚麼「中國血統」的人移民香港,比白人印度人南亞人容易?為甚麼喬寶寶很想做香港人,但一直拿不到身份證?黎明有去入境處激情對話嗎?沒有,當然黎明繼續在國際媒體鬼扯,也說香港人和中國人是同一種族,那麼親疏有別自然是天條,「中國自由派」有多自由多普世多公平,亦已昭昭。如此的中國特色的要求公平,當然是選擇性的。黎明團伙一直要求光榮冰室及支持者「承認歧視」(真荒謬,自己假做一個罪名要人承認,惡過共產黨法庭),我也要求他們承認自己是「選擇性爭取公義」。
6. 其實說來說去,很多事情是微枝見大樹。香港人不排外的,但會甄別。這不是明文政策,很多時候是一種集體潛意識,但政治共同體確實不是自出自入,不是你說一句虛無普世的「支持民主」就當你是。南亞人也不一定勇武,他們只是出來派水,大家就重新連接。有人說南亞人不是香港人嗎?大家是搶著認對方,因為甚麼,並沒有明文規定,沒有 check list,他們沒有絕食,不是甚麼高等學府的學者,但他們沒有「亞亞咋咋」,一心為了香港,不求自己身位,沒有一天到晚說自己被歧視(雖然日常生活確實存在),沒有一天到晚玩弄非主流身位和身份政治,所以確實沒無緣無故的愛,也沒無緣無故的恨。一些片言隻語,乃至挑機動作,都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心性,有沒有為大局著想,就是小處組成。
7. 當然他們又會說,只講大局就是壓迫個人,要「放飛自我」,那麼就請便,但香港共同體不設 free lunch,民主自由也不是 free lunch,在一個穩固的界內,區分我者他者,我者才能實行民主,才能講主流支流。跟一個乞衣講平權,說你好高騖遠不設實際已經很客氣了。也許很多社會賢達都很響往 John Lennon 說的「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認為人人化成原子,這就是自由了,但很抱歉 John Lennon 從來沒有真正法西斯國家抗爭和生存的經驗,他的東西就像共產主義一樣,不能實行在現實。破壞群體和社會所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失範,我發現這些人尋求的是宇宙鴻荒的虛無境界。有些人甚至已經說自己沒有五大訴求,那你有甚麼資格對我們有訴求?等於一個中國人去質問美國,為甚麼美國大選自己沒有選票一樣。不付出就要福利,跟那些去外國生子拿居留權的蝗蟲有甚麼分別?又去投訴移民局壓迫個人了?看人家管不管你。
當然香港共同體也要有成為主流的氣魄,來討債吧,自憐吧,一個正在流血出生、被敵意包圍的國族,還真的至少要受得起一些蒼蠅纏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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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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