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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次見到彼此，感動！！

讀者問我對推廣粵文寫作有甚麼看法，他似乎想聽一些獨特的面向。

首先，香港人身份賜予作家一項天賦，我們的用字較為靈活。有很多字詞，北方話人已經棄用，皆因是他們要我手寫我口，只要發音不好聽或不順口，或音不明義，他們就會用換文的手法遷就聲調，像不說質素，說素質；不用異彩，用光彩；不講營運，講運營等等。語音思考是我們最大的讀寫障礙，但廣東話人很少察覺到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很少有寫得出的難唸句子，沒有不好用的字詞。相反，要我們遷就他們用新彙，反而覺得巉口，因而衍生抵制外來語的思潮。

然而，與怪物戰鬥也小心自己變成怪物。靈活是沒有規範的意思，規範是把語言活生生的東西殺死，如果廣東話走向規範，要求人們在書寫當中只准用呢啲，不准用那些，那麼我們也算是參與一宗謀殺。一群在對抗規範的人慢慢在規範自己，這種情況很常見，也有點無可厚非。先是錯誤發生了（有香港人用了不當說的詞），然後要求更正（你應該這麼說才對），為了阻止錯誤繼續發生，開始制定一套正確標準（這一堆才是香港人的用詞），而標準也開始運行它的偵錯程序（呢個都唔可以用。下？呢個詞都唔講得？），然後就會執泥正宗而展開華山論劍——何錯之有？

他們都沒有做錯，沒有他們的努力，我們就失守了，整個粵語世界都會掀起歪風，看看政府中人怎樣說話，你就知道甚麼叫歪風。只是，這種嘗試把所有東西更正過來的意識，也會把我們改造成一些酷吏，一步步把語言謀殺在正確的範圍之內。為了逃離自斃的宿命，我還要作法下去嗎？但若然不立法，又怎樣限制人們不做錯？難道要求正確是錯的嗎？

由「我可以」到「我應該」，很多事都是這樣，因道德而降格。但他們沒有錯，因為他們「應該」。

這種粵文寫作標準化的渴望其實出於一份熱心，希望本土文學能循着粵文這條路發揚光大，自成一家，意味它可以被研究，作為一門學術，被供奉在大學的論文墳場之中。事實上，粵文寫作不是今天才起步，早在十幾年前還會看陶傑專欄的時候，我已留意到旁邊的左丁山，我的第一反應是：「啊，乜原來咁寫都可以出街。」——那為甚麼中文老師一直說不可以這麼寫？

我感像受騙了。一直以來在作文堂上我們都被教導千萬不可用口語，否則會被扣分，我認為這些老師需要為這種過時的學習框架負上一些責任，因為他們也有份謀殺書寫的靈活，把它局限在正宗白話範圍之內。在此，你可見到在「廣東話vs北方話」之上重疊了另一場對爭，那就是「白話文vs口語」。在極端者的眼中，這種區分是無謂的，「因為白話文就是北方話」，粵文寫作就是要用口語全面取代白話，成為新書面語。唔准用這個那個的的了了，改晒做呢樣嗰樣咁樣嘅呢。老師們對口語的極端打壓，造成了口語的極端反彈。假若他們有跟學生探討過有關文學「口述性」的問題，或許就不會搞成這樣。

你有沒有聽過台灣朋友講出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呢？你會覺得很新鮮，新鮮的不只是你見證一個外語者使用自己的語言，還有你聽出了一些從未聽過的東西。你可能想質疑他，指正他，想說「咁講先至啱」，但細想之下又發現對方沒有說錯，他只是說得特別而已。在此，你發現語言的彈性，一些你從來沒有說過的東西，原來是可以被說出來的，這叫存在的驚奇。貢布羅維奇是波蘭人，卻寫得一手厲害的法文，厲害在他發掘出很多法語者不會用到的語法，將法文從原有的語言規範中解放出來。當我們在說推廣粵文的時候，所指的到底是類似的解放，還是指進入一個已有的規範世界？

這種問題是先決的，卻往往押到最後，逼人要在魯迅和左丁山之間作個決擇。可是，香港人的優勢是甚麼？係我哋有能耐混用它，在白話文和口語的雜交下碰撞出新火花，捕捉那些從未有字詞來形容的虛無縹緲，而不是形式、形式和形式。

優秀的語言分兩類，一種像德文那樣刻準而龐大，可以消除任何歧義，以致它不可以被誤解；另一種相反，是一種難以賦形的語言，很多東西都易被混淆，充滿着雙關，以致它可以最大程度將賦形的自由讓給語言的使用者。藉着模糊書寫性和口述性之間的法度，作家能夠騰出一個更大的賦形空間，捕捉語感，創造意思，同時亦摸索一條屬於自己的法度，形成獨特的個人風格。而一種死掉的語言，不存在這些異彩。

如何讓不諳粵語的華文用家都能見識這種未見識過的中文？這才是一項艱難工作，也需要更大野心，因為這是口述文學的難題。今日的粵語已非與白話運動之時同日而語，它吸收了白話及其他地方的俚語，構成了粵式典雅，容得下通俗粗言。任何人想在它身上施以外科分離手術，都要好好想想自己是在削弱它朝，還是輔承它。愈強調排斥，愈易失去兼容。書與口的真正兼容，體現在「是咁的」這三個字之上。它不是「是這樣的」，也不是「係咁嘅」，而係「是咁的」。平常我們在廣東話的交談中甚少用到「是」和「的」，但語言會互相攜帶，在集體的用潮下，一種本來無人講的講法可以被講出來了。一般人統稱為潮語，反而淡化了這種造物的奇妙。

的就是的，嘅就是嘅，你鍾意點用就點用。你是你語言的主人，除了中文老師和社會規範，沒有人能限制你用語和書寫的自由。而文學的作用，就是領人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發現到乜原來係可以咁講嘢嘅。然而，我們似乎花上太多精神去問怎樣寫，而不是問自己寫甚麼，但站在作家的角度，只要決定了內容，內容自會選擇所表達的形式。

我們不是倒模工人，我們書寫是為了模造世界，並使它從死裡復活。

作者

先是德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外長，然後是布林肯，再來是藍韜文接連到訪以色列，難道單是為了呼籲以巴停火而來嗎？

米蘭昆德拉在領耶路撒冷文學獎時說，以色列是歐洲真正的心臟，只是奇怪地長在它的體外，因為那種超越國族主義的激情是猶太人帶給歐洲的。這也非常弔詭，把打破國與國藩籬的意識獻給歐洲精神後，自己卻跑去應許之地立國，築起了層層藩籬。

這個何必有國的問題，當時的猶太人亦爭論不休，一幫說意第緒語，一幫堅持用希伯來語取而代之；一幫選擇波蘭，一幫選擇耶路撒冷。現在的人已不會分得這麼清楚，直接就把錫安主義和猶太人劃上等號。雖然歷史沒有如果，但我們可以猜想倘無納粹的迫害，立國對猶太人來說還會否是一個迫切的問題，還會否把一切歸咎於因為猶太人還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

歐洲以至整個西方世界對錫安的支持，多少隱含一種贖罪和補償意識，用同情回應受難。基督精神亦構成了歐洲心臟的兩個心室，將征服的血泵往它身體能夠觸及的地方，輾轉令到香港有學校名叫利馬竇——完全是環流級數的意識大遷徙。當然，我們同時感應到它已經來到尾聲，世界被另一股新興勢力所主導，傳教士只能瑟縮在自己本家的教堂之中。他們正非常積極進行一場精密的心臟分離手術，想將這些本來連繫一一切斷。桑德斯正在代表他的左派同儕，在美國國會爭取撤去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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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以色列一對後腦勺相連的1歲連體女嬰，日前完成了分離手術，兩人也在手術後相見歡。這次手術花費超過12小時，由十幾位來自海外的專家共同操刀，全球成功案例只有20例，也創下以色列的首例。

詳細新聞內容請見【公視新聞網】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54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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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一場連體嬰的分離手術，引起了全亞洲的注目，台大醫院出動了36名醫療人員，耗時12小時候手術終於成功，經由中視的獨家轉播，全台灣人都見證了這一次奇蹟，兩兄弟也開始了各自獨立的人生。

雖然手術的成功令人開心，但其實這只是兩兄弟曲折人生的起始。兩人從小面臨各種霸凌、歧視，甚至連親生父母都不願接納他們，造成了忠仁、忠義兩兄弟心中永遠的痛，直到忠義和女友共結連理，有了自己的家庭後，他才逐步釋懷心中的恨，去年哥哥的驟逝，更讓他受到了不小的打擊，祝福忠義全家幸福美滿，相信他一定能繼承哥哥的精神，繼續將正能量帶給大家！

影片授權：雄鷹娛樂TGE數位行銷事務所 Film Studio(https://youtu.be/5yJROVgy7eM)

製作單位：@雄鷹娛樂TGE
製作人：@梁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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