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謠搖滾之父——現在，他當然多了一個新的頭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Bob Dylan， 生涯寫了將近400首詞。
驚人的數量，直接體現在份量上，由大塊文化出版的中譯本，分為七冊，拿在手裡，就像磚頭一樣重（這不是誇飾）。
在一月號《文訊》雜誌寫了一篇書評，貼在這裡。
〈用藍調和詩歌唱醒了一個時代—10首歌讀巴布．狄倫歌詩集〉
《巴布．狄倫歌詩集》並不是一本書的名字，它的英文書名《Bob Dylan, The Lyrics: 1961—2012》簡單向讀者交代了幾個關鍵字：巴布．狄倫、歌詞選集，以及它所跨越的年份。
《巴布．狄倫歌詩集》也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套叢書的集合，繁中譯本將它劃分為七冊，每一冊在線性的時間序列中相連（這意味大歷史之河），並以不同的創作時期為分野（這代表個人的轉型與探索）。是的，想料理狄倫學（Dylanology）這門繁複的、處處鑄下謎語的學科，非得這麼大費周章不可，尤其在狄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
世人熟知的狄倫印象，是民謠歌手，是搖滾巨星，「作家」狄倫大抵只出過兩本書：1960年代摹仿垮世代風格，晦澀難解的小說《狼蛛》，以及發表於千禧年之初備受讚譽的回憶錄《搖滾記》。狄倫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憑藉的仍是他的歌詞，或者說，歌詞中藏孕的詩意與想像力。
這套書集結了將近400首詞作，時間跨度從1961年狄倫發行首張專輯之前，延伸至2012年的晚近作品《暴風雨》。台灣的出版社邀集了詩人、學者與音樂人共同翻譯，期盼這七冊書能成為華人世界狄倫歌詞的最佳譯本。
要在短短數千字的規格內評論橫跨半世紀的歌詞，原先就不可能（另一個衍生問題是：我是要評論狄倫的詞本身呢？還是譯者的譯筆？），此外，在紙上「閱讀」歌詞也有其不適切性（倘若你是個從未聽過狄倫歌曲的讀者）。
比較實際的作法，是我拉出一條動線，它類似時間的廊道，有清晰的軌跡，讓人見證那個當初從明尼蘇達搭便車到紐約闖蕩的小伙子，如何穿透各種思潮的迴聲，遊走於不同的文化圈子，最終形塑出20世紀一面輝煌的心靈景觀。
這條廊道同時也收納了「時代的聲音」，即狄倫透過他自己的作品，替身處的各個時代拓印出的集體奮鬥、思索乃至於陷落。漫漫的時光中，新的聲光覆蓋上舊的，他的洞見和寓言，都在音樂休止處沖積成一片豐美的文字綠洲。
我精選了十首歌，它們是我理解狄倫的索引，也具備導讀的功能。
⚡️ 你是我繼續上路的原因（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 1963）
文學中有所謂的「行路文學」文類，音樂裡也有「行路歌謠」，以孕育狄倫的美國來說，行路歌謠可溯及山歌、草根民謠與源自南方各州的庶民音樂。〈別再多想，沒事了〉（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是歌者將踏上一條漫長孤寂的道路前（that long, lonesome road），和有緣無份的心上人別離的時刻，給自己的一次精神喊話：即使我在路的暗處，前方困頓難行，別多想，一切都會沒事的。
這首歌收錄於狄倫第二張專輯《自由不羈的巴布．狄倫》（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那時，狄倫剛抵達紐約的藝文漩渦格林威治村，與長他幾歲的女友談著戀愛，〈別再多想，沒事了〉洋溢出的樂觀，是他彼時的心境寫照。
⚡️ 如果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 1964）
美國總統就職宣誓的典禮上，新任總統手按《聖經》，隨著首席大法官宣讀誓詞，最後一句便是：「我祈求上帝的保佑。」（So help me God）美國以基督教立國，宗教與道德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兩大支柱，而宗教與道德，向來是狄倫詞作中探討的主題。
〈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收錄於狄倫生涯最富政治意識的一張專輯《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時值民權運動方興未艾的燃點，狄倫在詞句間來回替換上帝的位置，有時祂與敵人（西班牙人、德國納粹）站在一起，有時又回到我們這一邊。
年紀輕輕的狄倫，世故老成地向人探問：什麼是正義？以上帝之名，是否惡也可以為善？
⚡️ 每個人都在做愛，就在荒蕪街（Desolation Row, 1965）
1960年代中期，狄倫「封印」了抗議歌手的形象，他戴上墨鏡，揹起電吉他，舞台上鋒芒畢露，轉型成一名搖滾歌手。《六十一號公路重遊》（Highway 61 Revisited）便是狄倫替吉他「接上電」（go electric）的產物，專輯中塞滿咆哮呼嘯的歌曲，唯獨收尾曲《荒蕪街》（Desolation Row）延續出道時的民謠語彙。我以為，這是狄倫刻意採用的編曲手法，如此，才能把那條街的故事說得完整，講得清楚。
《荒蕪街》長十一分鐘，比制式的三分鐘流行歌更有容量收納一長串的人物和奇想：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和奧菲麗亞，《聖經》裡的諾亞與撒馬利亞人，扮成羅賓漢的愛因斯坦，他們交相行走於荒蕪街，在那裡活了又死，死了又活。歌詞中有一句「我必須重新排列那些臉，再一一取上別的名號」（I had to rearrange their faces, and give them all another name）。
那條幽幽的荒蕪街，兩側貼滿浮浪者的臉。
⚡️ 星星不會墜落，去找點樂子（Goin' To Acapulco, 1967）
狄倫化身搖滾巨星的那幾年，有一支五人樂隊陪著他世界巡演，那支樂隊來自加拿大，當時名為The Hawks。1966年，狄倫騎摩托車時遭遇了一場車禍，逼使他暫離公眾視野，退回烏茲塔克的屋舍隱居、療養。
狄倫於是召來The Hawks（他們即將更名為The Band），陪他在地下室閉關寫歌，眾人洋洋灑灑Jam了一百多首，灌錄為傳說中的《地下室錄音帶》（The Basement Tapes），〈去阿卡普爾科〉（Goin' To Acapulco）是這段沉潛時期的產物。
阿卡普爾科是墨西哥的一座港市，以夜生活聞名。海港會引來水手，有水手上岸處就有妓女戶。「地下室」階段的狄倫不再文以載道（以現時的說法是：放下偶包），他在〈去阿卡普爾科〉換上一副輕鬆姿態，「她喜歡去巨大的地方，安頓在那裡等我靠近」（she likes to go to big places, and just set there waiting’ for me to come），明眼人都讀得出來，狄倫在暗示什麼。
⚡️ 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1968）
狄倫初抵格林威治村，便與當時的民謠皇后（Queen Of Folk）瓊．拜亞相遇，1963年，兩人在金恩博士發起的「向華盛頓進軍」遊行中，一同上台演出，那是歷史性的一天—就在同一場遊行，金恩博士發表了震古鑠今的「我有一個夢」演說。
狄倫與拜亞的感情一如60年代的時局，起起伏伏。最早拜亞是狄倫的樂壇先進，很快地，狄倫的巨大名聲就淹沒了拜亞。1968年，拜亞錄製了一張全是狄倫作品的翻唱專輯《任何一個今日》（Any Day Now），包含一首狄倫本人未曾詮釋過的原創曲〈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了：愛只不過是個髒字」（there was nothing more absurd than that: 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錄音室裡，拜亞船過水無痕似地輕聲唱著。時至今日，狄倫從未在任何場合演唱過這首歌。
⚡️ 我自靈魂深處為你而寫（Tangled Up In Blue, 1975）
〈鬱結衷腸〉（Tangled Up In Blue）公認是整個70年代狄倫最好的一張專輯《血路斑斑》（Blood On The Tracks）的開場曲，也是狄倫做為一名「不可靠的敘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集大成之作。歌裡，時間的概念消解了，昨日、今日、未來都幻化成一個浮想。
地域的限制也被打破，東岸、西岸、北方的林地、南方之城、布魯克林的蒙塔格街，美國各地處處是歌者搜索舊情人的所在。在那既被濃縮又無限拉長的時空中，狄倫安插了各種可能性，他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轉換自如，也在「說的」與「唱的」之間自由擺盪（其實，你要說這是一首饒舌歌也沒有問題）。
「夜晚的咖啡館樂聲迴盪，革命在空中飄揚」（there was music in the cafés at night, and revolution in the air），狄倫如此形容地下室的同黨們。越戰結束的年代，他們藏身在那裡發出抒情的噪音。
⚡️ 魔鬼或上主，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 1979）
狄倫是猶太人（另一位頗具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詩人歌手李歐納．柯恩同樣是猶太人），70年代晚期他受洗為基督徒，個人創作跟著宗教信仰而變動，帶來所謂的「宗教三部曲」，1979年的《慢行列車駛過來》（Slow Train Coming）正是第一部，專輯封面清楚出現了十字架。
雖然信的是神，狄倫比誰都知道他的歌是唱給世俗大眾聽的，他在〈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創造了一種眾生平等（或者，眾生同樣精神匱乏）的世界觀，無論名醫或董事長、街頭太保或高官巡警、喝威士忌的或啃麵包的、打地舖的或睡彈簧床的，每個人都得服事某個人，向他告解，赦免自己的罪。
諸多人物角色中，包括用毒的性成癮搖滾樂手、叫Bobby的或叫Zimmy的，狄倫毫不避諱將自己置入這首歌的情節座標內，反正上主會保佑他的，他沒在怕。
⚡️ 活在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 1989）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冷戰告終，蘇聯即將解體。種種價值瓦解而待重新建立，狄倫彷彿大夢初醒似的，回到他擅長的政治歌曲領域，〈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依他自己的說法是：「這幾乎像是〈上帝在我們這一邊〉的更新版本。」
狄倫用激烈的、帶著攻擊性的言語，拆解那政治掛帥的世界：愛沒有生存的空間、智慧被關進監獄裡、慈悲被除名流放、勇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這樣不留情面把現實端到世人眼前，要人好好逼視它，那股憤怒與憂心，直追出道時寫下的〈戰爭大師〉（Masters Of War）。
如今，時間又過了三十年，這世界變本加厲的，只剩政治。
⚡️ 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Things Have Changed, 2000）
〈今非昔比〉（Things Have Changed）是狄倫替電影《天才接班人》（Wonder Boys）譜寫的主題曲，電影主角是一名遇上寫作瓶頸的小說家（多麼熟悉的遭遇啊）。狄倫先到剪接室看了毛片，替歌曲準備寫作材料，後來完成的成品中，歌詞不無對電影的指射（譬如，他明白提到了好萊塢），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身為一個商業市場上的創作者，狄倫很清楚知道自己服務的對象是誰。
〈今非昔比〉發表於1997年的《遺忘的時光》（Time Out Of Mind）與2001年的《愛與盜竊》（"Love And Theft"）之間，正值世紀的交界，狄倫在歌中編織了一幅世紀末的圖像：「世界將會爆炸，如果聖經正確無誤。」「我站在絞刑台，隨時等待地獄大門洞開。」
整首歌的核心是這四句話：「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我曾經介意，然而今非昔比。」（People are crazy and times are strange. I used to care, but things have changed.）律動的韻腳中，狄倫冷眼旁觀著，他已經是過來人了，不會隨意掉入興奮的陷阱。
⚡️ 褪色的歌謠，沉入深藍的海底（Tempest, 2012）
2011年，狄倫在眾人千呼萬喚下首度來台演出，隔年，他發行生涯第三十五張錄音室專輯《暴風雨》（Tempest）。往後幾年，狄倫接續帶來另外三張專輯，卻都以翻唱曲目為主，因此存有一個可能性：《暴風雨》不無可能，會是狄倫最後一張以原創曲目為主的作品。
專輯同名曲〈暴風雨〉是一首長篇敘事詩，狄倫扮演一個老練的說書人，娓娓講述鐵達尼號沉船的故事（無獨有偶，《荒蕪街》也曾提到鐵達尼），狄倫在史實中融入他擅長的超現實意象：注滿淚水的酒吧、張開大門的宇宙、夢中下沉的船身。
「大船乘著海浪向前，航向一個預言中的黃金年代。」其實，狄倫自己也是一艘大船，一艘破冰的大船，打破了民謠與搖滾的疆界，粉碎通俗歌謠和嚴肅文學的界線。他用文字構築出一座座迷宮，文體自成一個江湖。
曾有人問他：「你的歌都關於什麼呢？」狄倫給了一個很狄倫式的回答：「哦！我的歌啊，有些關於四分鐘，有些關於五分鐘，還有一些，無論你相信與否，關於十一或十二分鐘。」
是啊，別忘了，狄倫文字的質地再好，負載的思想再精純，那畢竟是歌詞，與歌曲一體雙生。放在紙上閱讀，只得其一半，想完全潛入那條時間光廊，被狄倫的「聲音」醍醐灌頂，你仍得用聽的。
（註：文內歌詞中譯，取自馬世芳、陳黎、張芬齡、葉覓覓、崔舜華、蔡琳森、曾珍珍、余三奇、楊嘉的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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