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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也健心：傳奇教練丹約翰的人生與肌力訓練講堂」推薦序

肌力訓練，是一段豐富的旅程
怪獸肌力及體能訓練中心總教官 何立安博士

　　沒有比旅程更適合形容訓練這件事了，沒錯，在不同的場合裡，我們會說肌力訓練是科學、肌力訓練是技術、肌力訓練是人類文化的資產，不過，如果你真的想要形容肌力訓練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過程，那真的很像一段曲折離奇的旅程。丹．約翰很知道這件事，所以，他選擇了用小品文集的方式，述說這趟旅程。

　　這對於想要接觸硬底子訓練科學的人來說，這種切入點可能會讓人覺得十分錯愕，新訓練時代之所以來臨，正因為運動訓練成為一門獨立科學，我們有實驗室、研究所、博士班，甚至幾乎要有自己的象牙塔，這時候突然把一個這麼科學的東西，透過描述生活的點點滴滴的過程，以感性的口吻來述說，彷彿背離了所有科學的鋼鐵規律。但是，如果你願意細細品味，你就會發現從這種口述經驗的小品文集裡，你很可能獲得比教科書更多的有用知識。你可以熟讀所有運動科學的教科書，但是仍無法解釋為什麼某種以前有效的訓練方法突然對你無效了，但是另一種看似無用的方法卻突然奏效。你也可以抬出所有恆心毅力，遵守所有科學原理卻一無所獲，但隨性輕鬆訓練一陣子卻開始突飛猛進。訓練就是這樣，有時看似很科學，但是卻又不太規律，看似很沒道理，卻又不是全然不可預期，這現象像極了旅程，你可以上網搜尋所有的相關知識，甚至調出最艱澀的水文地質氣候人文資料，但是怎樣都無法取代親自走一趟的經驗。

　　為什麼訓練這件事如此捉摸不定呢？不是因為訓練不科學，而是因為牽涉的因素太過廣泛，同一時間檢視每一條道理的細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後退一步，從宏觀的角度著手，反而可能同時做對了無數的細節。舉例來說，肌力訓練不外乎刺激、疲勞、恢復和向上適應這幾件事，所以理論家會跟你說：「你現在呢，就是要找一個『適當』的刺激，之後你可能會感覺到『有限度』的疲勞，不過別擔心，如果你有『好』的恢復條件，那你就可以獲得『顯著』的向上適應，於是你就進步囉。」這樣的敘述一點都沒有錯，也絕對不會沒有用，但是，每個真正扎扎實實訓練過的練家子都知道，在你找到那個『適當』的、『有限度』的、『好』的和『顯著』的什麼和什麼之前，那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你會經歷失敗、挫折、成功、驚喜，偶爾會恍然大悟，但接著又無比困惑，這並不表示前面那些對於訓練的科學論述有任何錯誤，而是這個論述底下隱含的變因實在太多，你幾乎不可能同時完全掌握。

　　那丹．約翰會怎樣處理這件事情呢？舉個例子，他會告訴你說，在你打算開始一個訓練計畫的時候，你要記得「出席」、「不放棄」和「問問題」這三件事，因為這是要做成功任何一件事的必經之路。出席：你必須親臨現場，挽起袖子真的做你該做的事；不放棄：很少有事情只需要做一次就結束，訓練是一個累積性的功夫，你必須要不斷重複再重複；問問題：事情不會百分之百如你預期，訓練也不會，而你必須要持續問自己，現在到底是在面對怎樣的問題？可以怎樣修正？需要做出哪些改變？因此，「出席、不放棄、問問題」這三件事，變成冷硬的運動科學和追求真實人生的運動表現之間最重要的橋樑，你不再硬闖那個死守教條但做不出成果的死胡同，也不會因為人間世事無常變幻莫測，就認為一切虛無飄渺無從掌握，乾脆放棄。

　　在丹．約翰的訓練版圖裡，肌力訓練從來就不是獨立在人生之外的一件事，反之，肌力訓練有賴整個人的生活方式、行為風格和思想習慣去配合，你不可能吃得很糟、睡得很糟、不注重衛生甚至不注重交通安全，然後期望肌力訓練可以給你帶來福祉，事實上，你需要把生活的各個面向調整好，讓身體充分的恢復到可訓練狀態，然後進行下一次訓練，並且期待這樣的循環可以為你帶來真正的改變。而這看起來像是把已經夠複雜的訓練科學，擴及到變項更多的整個人生，好像越來越脫離你的掌握，實際上，這樣反而更貼近了現實，而這現實就是：訓練像一個旅程，你不僅僅需要水文地質氣候和人文的科學調查資訊，你更需要一個識途老馬來告訴你，哪些準備要做足，哪些風險該避開，哪些風景不該錯過，如此一來，你會有一趟最滿足的旅程。

　　丹．約翰對「簡單肌力」的詮釋，簡直可以用精彩絕倫來形容，雖然簡單肌力另有一本專書，但是在這本內外兼修的文集裡，真的不能不提到簡單肌力。如果你不曾接觸過這樣的概念，那麼它對你可能會有革命性的影響。傳統的肌力訓練法則裡，都充滿了對「未來進程」的規劃，「你如果把你最大肌力的百分之多少，做個幾組幾下，每週做個幾次或幾次，經過幾週之後，就可以將強度提高到百分之多少到多少，然後再進行幾組幾下的訓練，這樣一來，在幾個月之後你就可以舉起多少或多少的重量。」這樣的敘述屢見不鮮，有些時候幾乎像是算命仙一樣，試圖鐵嘴直斷你的未來，但是實際上我們經常發現，預測的數字與真實的事件總是有些距離，這些差異往往被忽略，或是被隨便歸因，或甚至被視為正常的誤差值。許多時候誤差之大，幾乎到了讓人懷疑預先規劃的必要性。但是很少人發現，預先規劃之所以往往變成過度規劃，是因爲我們少考慮了一個因素，就是我們的身體對重量刺激產生的實際反應。

　　「簡單肌力」的原理，正是反其道而行，它完全不規劃你應該要從多重開始訓練，它只給你幾條簡單的規則，然後讓你持續一直去「摸」重量，不預先規劃，所以純粹憑感覺，尋找你覺得輕鬆愉快的重量，然後在還沒累、還沒喘，甚至有點不過癮的情況下，結束一天的訓練，其他明天再說，如果練著練著覺得輕，就加重量，如果覺得重，就減重量，然後就這樣一直練下去。然後，就在不經意的某一天，你破紀錄了。

　　關於簡單肌力的細節，當然你要從書裡仔細閱讀，但這種訓練看似隨性，其實卻扎扎實實抓住一個很多人都忽略的重點，就是既然肌力訓練的基本原理，是對身體施予刺激，然後期待恢復後的向上適應，那我們為什麼不讓身體來決定怎樣的劑量我們恢復得最好？畢竟無論教科書說多少的重量有助於提升最大肌力，如果你無法從這訓練中恢復，結果還是只有停滯甚至退步。讓身體決定訓練強度，讓身體決定何時往前進，讓身體決定何時減量休息，讓身體永遠都處於沒傷沒痛且精力充沛的狀態，其實對很多人來說，成功率遠高過用盡恆心和毅力去艱苦完成的課表。

　　總之，看這一本書，像是一位識途老馬，在述說著訓練旅程上會發生的一切，你可以用簡單肌力的概念去「簡單閱讀」這本書，在不知不覺之間，你會發現許多過去艱澀難解的問題，在丹．約翰的陪伴下豁然開朗，其人，其書，就是這麼神奇。

「為什麼成績極好的學生會通不過谷歌的招聘？
我們可以從一個我親身的經歷說起。2005年是李開復擔任谷歌中國總裁的第一年，當時因為受到微軟競業禁止的限制，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從各個學歷的大學生中招員工。當時最早的幾批員工錄取的決定都是谷歌山景城總部做出的，淘汰率極高。幾萬份簡歷下來，只錄用了幾十人。
李開復就問我們，為什麼淘汰率那麼高？我們告訴他，因為按照山景城的標準，合格的就那麼多。那些大量的成績極好的學生當時體現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面對那些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表現都不好。而當時有能力通過面試要求的人，今天絕大部分都成為了中國IT行業的頂級人才，包括快手的創始人宿華和拼多多CEO陳磊等。
為什麼那些成績很好的學生在谷歌的招聘中表現不好呢？其實，一個學生在學校里能遇到的任何問題，即便是研究生的畢業設計課題，答案都相對簡單。但在現實中，哪怕是一個小問題，答案都可能很複雜。
比如我在硅谷來信第二季中講過，我經常用「如何構建一個網絡爬蟲」來面試工程師，在學校里對這個問題給出的答案是很簡單的，寫成代碼不過2、30行，半小時就能搞定。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問題很複雜，谷歌一直維持著一個幾百人的工程團隊在解決這個問題，相應的代碼有幾百萬行。最近我正在寫我的新書《計算之魂》，裡面詳細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列舉了構建網絡爬蟲的十幾項細節，這還只佔真實系統構建工作中很少的一部分。我在書中講到的每一個細節，都夠三五人做個一兩年時間了。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我們在學校裡面三言兩語就能回答的那些題目，放到現實中，其實會變得非常複雜。我在之前的信中提到了，有些托福能考高分的去應聘行政助理，結果機票都訂不好，其實是同樣的道理。如果老闆給你把各種條件都限定清楚了，訂票這件事誰都能做，但是如果一個老闆有時間精力給你把這些條件都講清楚，那他還不如自己上網點擊兩下好了，何必要找助理來做呢？
如果一個年輕人因為在學校中的經歷，就以為世界上的事都能有一個簡單的答案，甚至還想著不花功夫碰運氣就能碰到一個簡單答案解決大問題，那他做的所有努力，可能方向都錯了。不幸的是，無論是在學校里還是在媒體上，總是在講一些故事，讓人以為存在這種靈機一動的答案。」

「小學生比NASA專家更聰明嗎？
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多年前我在國內媒體上讀到的一篇文章，標題大意是說「NASA專家不如小學生」，它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阿波羅計劃中，要解決宇航員在太空中用筆書寫的問題，當時還沒有觸屏電腦，很多記錄只能用紙和筆做。但是，由於航天器在太空中處於失重的狀態，普通的鋼筆和圓珠筆裡面的墨水根本出不來。為此，科學家們鑽研了好長時間，花費了上百萬美元，也沒造出一種符合要求的「墨水筆」。於是NASA 向全國徵集解決方案，結果有一個小學生寄來一封信，內容只有一句話：「為什麼不使用鉛筆？」
這個故事乍聽之下讓人覺得很痛快，流傳很廣，有些人說這就是突破了思維的局限，甚至還有人因此覺得，民間科學家只要點子好，就能碾壓專業的科學工作者。
不過，恰巧我過去的老闆諾威格（Peter Norvig）就曾經在NASA的艾姆斯研究中心擔任主管，他就有一隻特殊的太空筆，他告訴了我這個故事的真相。
在60年代最初的太空項目里，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使用過木制鉛筆，其實這並不用一位小學生來提醒，是人就能想到。但是在失重環境下，鉛筆筆尖摩擦產生的碎屑會懸浮在空中，不僅對宇航員來講是潛在的危險，而且鉛筆芯的粉塵還可能進入到儀器中毀壞設備。再加上鉛筆在低溫下易碎，而且易燃，在太空環境中其實很危險，因此這個方案在航天探索的初期就已經被排除了。
最終幫助NASA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是菲捨爾公司（Fisher），他們發明瞭一種可以在各種條件下使用的圓珠筆——無論是在失重的情況下、有重力時在任何角度下、在水中或者任何液體中，甚至在真空中，這種筆都可以使用；而且它耐低溫也耐高溫，在零下45度到200度的極端溫度下都可以正常工作。此外，這種筆上面的零部件也永遠不會脫落。為了研制這支筆，花了大約100萬美元，但這100萬美元花得很值，因為直到今天很多場合下還需要用到這種筆。
很多時候，那些不費太多力氣就能想到的所謂的「好答案」，很可能只不過是別人早就考慮過的、淘汰掉的答案。
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書的時候，從我的導師賈里尼克教授那裡受益最多的，不是他告訴我「該怎麼做」，而是他告訴我「不能怎麼做」。很多時候遇到一個問題，我和同學都覺得想出了好的解決辦法，而他常常會告訴我們，這些辦法他們10多年前在IBM時已經嘗試過了，不管用。對於那些那麼多人都沒有想出答案的問題，不太可能存在靈機一動的答案。
在現實中，每一個細節問題都可能不得不安排一個專門的職位去解決，那些通過一些小手段就能解決的問題，常常只存在於很簡單的工作中。我一個朋友的孩子畢業後到了德國，進入了奔馳公司後做了很多年的機械工程師，幾年前一次我和她聊到騎車發動機的事情，我問她，為什麼內燃機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中國國產汽車的發動機還是做不好呢？
她說，今天的發動機和一百年前的完全不可相比，如果發動機研發中有1000個問題，你解決了其中20個，可能這個發動機就能工作了，但是它肯定不實用；你繼續研究，解決了100個問題，覺得所有的問題應該都解決了吧，其實這才只是商用的開始。
我和我弟弟也談過類似的問題，他現在在做半導體芯片設計，我問他，為什麼中國一些地方投資半導體，幾十億砸下去都沒有見個響？他和我講，假如做出一款在市場上能夠成功的半導體芯片要走一百步，那你其實走到第十步就能做出樣片了，很多人到這裡就覺得看到了勝利的曙光，其實還差得遠，接下來遇到的問題可能比想象的多十倍。
真實世界的複雜性
從他們的話中我就想到了一點：真實世界的複雜性要比大多數人想象的高很多。很多人努力，只是在前一百個問題里轉圈子，當他們解決了一百個問題後還沒有成功，就轉而去做另一件事了，結果就是總是在成功的圍牆外兜圈子。
今天有很多地方都會講一些所謂的應聘技巧。應聘技巧確實是有作用的，但它的作用是在實力的基礎上錦上添花。用人單位是否錄用一個員工，最關鍵的因素其實只有一個，實力。沒有實力，學會再多的應聘技巧也是白費。很多人看了一些電視劇、雞湯文章，以為學會了面試技巧就能得到好工作，可能只是竹籃打水而已。」

「很多人對於那些靈機一動的簡單答案津津樂道，常常講那些答案打破了思維的牆。其實，真正捆住人們思維的不是所謂的牆，而是一個人本身的能力、閱歷和經驗。兩米高的牆也擋不住姚明的視線，而對於身高不足三尺的小矮人來講，一道矮牆就可能讓他看不到眼前的世界。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要「與賢者為伍，與智者為伍」，因為這其實就是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增加經驗和閱歷的方式。不過要留意，從他人那裡得到的閱歷和經驗仍然是間接的，我們依然需要自己不斷地觸碰這個世界，那些經驗才會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很多時候，我會覺得那些自以為是地質疑先賢的人是不可理喻的。是的，人都會犯錯誤，都有局限性，孔子、老子、亞里士多德、牛頓、釋迦牟尼都不例外。但是，對於我們這樣的凡人來講，對待先賢有兩個做法：一個是虛心地學習先賢思想的精髓，另一個則是不斷尋找先賢的錯誤以顯示我們的高明，顯示他們有局限性。哪一種做法對我們更有利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找出了先賢的局限性，說一句人無完人，也不過是說了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們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也不會因此就超過了那些先賢；但如果我們虛心地學習先賢的思想，運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卻是實實在在可以終身受益的。」

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