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啟示錄 –中國歷史的拐點 中共政權會鬆動嗎?
(文長慎入)
《中國的「車諾比風暴」》
中國古語說「疾風知勁草」;美國從不投機的股神巴菲特說「潮水退去的時候誰沒穿游泳褲看得一清二楚」。現在疾風來了,潮水退了,一隻新型冠狀病毒,瞬間揭示了「厲害了我的國」不是勁草的事實,也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結構其實是沒穿游泳褲的。在國際的「中國探照燈」越來越雪亮的當下,生活在更佳制度下的台灣,此時此刻正是一個徹底了解中共集權體制本質的機會,但是,台灣身為中國的近鄰,在人本精神下也應該「莫忘中國苦人多」。
2020年一月壓不住才「爆發」的疫情,所帶來的情緒感染力絕不亞於病毒本身的感染力,因為人們至今還搞不清楚它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如果是大自然演變而來的天災,人們就會像面對颶風、地震、海嘯一樣的面對,那也就不過是三、五年後船過水無痕之事。但如果是制度顢頇、行政愚昧、人性自私貪婪造成的人禍,那麼事件帶來的情感殺傷力和後遺症,將遠遠大於天災暫時的創痛。這正如1986年蘇聯共產黨治下的「車諾比事件」背後真相之震撼力,33年之後還會被後人拍成電影(Chernobyl,HBO 2019)。現在看來,若干年後一定會有一部電影「武漢」(WuHan)將事件始末呈現在全球觀眾眼前。
《SARS 一百倍的經濟、政治殺傷力》
2003年1月至5月的整個SARS疫情期間,我在北京城內全程目睹。一開始是車輛和行人減少,接著是不時的救護車鳴笛聲,沒有人相信官方的數據,先是提心吊膽,接踵而來的是恐慌。猶記某日在清華大學講課到一半,一個不知名的人士衝進教室狂喊: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我朋友被傳染了,醫院不收,他女兒打電話向我哭救;講課就此中斷。數日後,京城四周的村莊農民,開始設置路障,拿著鋤頭禁止北京車牌的車輛入村。
17年後的中國,GDP翻了十倍,領導人換了三屆,但面對新型病毒爆發的反應模式,一點都沒有改變,從隱瞞事實到拖延治理、控制數據到黨內藉著疫情權力鬥爭,如同老電影重播。不同的是,這次人民在自媒體技術下的反應比起17年前的SARS期間快了十倍,國際間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度,可能也只剩下當年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10乘以10,武漢病毒對中共政權的國內、國際殺傷力至少是當年SARS的100倍。
本文撰寫時,疫情的散播還在爬坡,刊出時也還沒到高峰。每日事態的變化令人心驚肉跳,就像一場才剛開場的懸疑舞台劇,結局還不確定。但由於導演及製片人都在後台爭控主導權及忙著卸責,風格是那樣的熟悉,因而我們大約可以揣測這場大戲至少得演到五月份,而觀諸全球觀眾的反應,接下來全球對中共治理能力的信心徹底破滅,也是可預期之事。總之,這場人類大戲,可以用一段話來總結,那就是:病毒的流動性,擊穿了集權結構的脆弱點,把20年來濃妝豔抹的中國,打回了化妝前的素顏中國,病毒成了中共體制的照妖鏡,導致中國歷史再度進入拐點。
《政權自殺 - 中共迅速證明自己不代表中國人民》
新病毒現身武漢,第一疑似案例是去年10月底,經過中央級別專家研究、繼而專家藏私、繼而上報卻已讀不回,再歷經封口、曝光、強壓數據、封網、封城、強壓世衛WHO及國際輿論這一連串愚蠢又無效的動作,中共政權在短短三個月之內,毀掉了自己過去30年企圖建立的世界大國形象,同時自己證明了自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中國,無能對世界負責。這種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行為,其實在2019年對香港胡亂作為時就有先兆了。中共為何出現自殺傾向?留待後面分析。
三十年來,後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把中國蓋成了一座歪歪邪邪的超高大壩,地基本來就不穩,壩體結構則鋼筋和竹竿並用,下半部偷工減料,壩頂則富麗堂皇。從結構力學而言,這座大壩不可能持續,等待的只是一場震幅、波長和角度剛好的地震。
固然疫情是實實在在的現象,但是我們對於對現象的理解不能止於表面,更深刻的是現象所反映的原理。這個原理就是:集權體制所建立的大壩,只有左右搖擺的流動性力道能摧毀它,例如流動的貨幣(金融)、流動的信息、流動的人口,是的,還有流動的病毒。中共權力大壩維穩之道,歷來就是控制所有流動性事物的方向、流量及速度。錢流動由中央管起來,信息網路從中央控起來,人口流動中央說了算(如北京城驅逐低端人口、此次武漢封城),但病毒的隱密傳播性卻不是中央能管控的。「生命總會找到出路」這句話,在集權大壩下被否定了幾十年,卻吊詭且荒謬的在病毒領域得到證實。
中國經濟引擎早已邁向熄火,在武漢疫情之前,對集權經濟威脅最大的流動介質本來是貨幣(外匯及人民幣),也就是金融流動性危機下的、隨時會爆發的「債務危機」。而今,病毒的超級流動性瞬間造成了貨幣、勞動力、信息流的逆流堵塞,瞬間揉合了所有的流動性的負面作用,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漩渦,大壩極可能因此而鬆動。
除了經濟重挫,中國原本就效率不彰的行政體系將因此次疫情而停擺。為了說明這一點,又不得不從共產黨這異形的生理結構談起。中共奉行「權本主義」,一切以保障黨的專政為核心,黨內又以保障個人權力為核心。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沒有黨權體系之外的任何權力機制,所謂的「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不過都是完全為黨所用的偽機制。為了幫助理解,我們可以這樣想像:黨就是一列火車,軌道就是黨的路線,黨內鬥爭就是幾個駕駛員之間的搏鬥,而所謂的「政府」不過就是火車內由黨員扮演的乘客,無論乘客在車內往哪個方向移動都不會影響火車的行經,而所謂的「企業」,不過就是為火車添煤的工作人員,所謂的「人民」不過是為政府做飯倒水的小弟罷了。
可預見的,粗暴的疫情控管所帶來的人民心理創傷,加上被疫情重創的經濟,必然會以乘數效應連動,嚴重動搖人民對「政府」這偽機構的行政信任。而共黨在最近兩年來的左傾路線下,勢必會赤裸裸的將所謂的「政府」完全甩到權力圈外,而直接用「黨權」一竿子插到底,這由近兩三週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王毅、楊潔篪等要員在國內、國際間的動作細節就可看出,而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的無奈、各種御用專家的宣傳證詞之中,都在在凸顯了「黨」和「政府」之間的干戈和角力。
《 「政府」行政只是 黨權鬥爭的皮影戲 》
然後,當「政府」只是一個「黨權的皮影戲」這本質被此次疫情徹底暴露之後,以下效應就會出現:所有人民,包括九千萬黨員,都會把行政單位、政務官員的話當作「放X」;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也將完全不信任中國「政府代表」名片上所印刷的頭銜。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將一夕之間醒悟,要和「中國」打交道,對象只能是「黨」,「政府」不過是一個用來賴帳的工具。
《 疑似自殺還是斷尾求生?》
香港是中國經濟的體外葉克膜,中國經濟已經脆弱到不能再失去香港。但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時,中共對待香港之狠,就像是不惜與香港同歸於盡,這態度令許多人不解。此次武漢病毒疫情的處理手法,同樣令許多其實相當了解共產黨的人不解:明明有了17年前的SARS經驗,明明身處美國圍堵中國的高峰期,明明香港事件引起的國際圍剿還未落幕,黨中央怎麼會笨到用如此拙劣的拖延和掩蓋手法處理疫情?這豈不是等同自尋死路?
共產黨是個精於權力計算的團夥,黨中央不會不明白本文前述的「流動性風險」。
集權體制內,凡是發生的必有道理,儘管外人看來沒道理,但其實都是有權力的內在邏輯的。那麼,我們就來看看此次疫情管控背後的可能權力邏輯。
大背景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實情已經糟到了無論如何都轉不動的地步了,又逢美國以關稅制裁及科技封鎖相逼,為了保住政權,只得以國內自殘手段加上民族主義,破罐破摔、斷尾求生。這種可能性看似荒謬,但是別忘了過去發生過的人為大饑荒和毛氏為了保權發動的文革,一開始連毛本人都沒料到後果如此慘烈不可收拾,中國因此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代價。再近一些,別忘了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中共高層説的那句名言:用兩萬(一說二十萬)條人命換取20年穩定是值得的。百姓性命,相對於保住政權是微不足道的,尤其當人口基數達到14億之高時。
病毒是人為洩漏的還是自然界產生的,這並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黨意和行政的順水推舟默契。打個不太合適但可幫助了解事態的比方:在民主選舉的國家中,選戰時的「爆料」是有意安排的還是無意流出的,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材料問市之後各方的順水推舟默契。一樣都是為了權力,只是民主制度不需要以人命為代價。
若細細品嚐此次病毒疫情的諸多後果,倘若狠心不考慮人命以及民怨,其實都是符合過去幾年的「中央黨策」的:國進民退、為經濟斷鏈找藉口、阻斷外匯流出、美中貿易協議金蟬脫殼、城市居民網格化管控、徹底網路監控、降低人民生活標準期望,是的,還有化解人口老化後遺症、裁剪低端人口。
《 中共和世界,誰扛得過誰?》
20年來,中共在「舉全國之力的財政操作」、「四方撒幣的坑蒙拐騙」隱密戰術,得以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成長,但邪門歪道總有極限,從2018年開始捉襟見肘乃至2019衣不蔽體,現實上在2020年已經面臨一個十字路口:鬆動其一黨專政並在放權體制下繼續成長,或者堅持一黨專政,與與西方主流徹底脫鉤、另起霸主爐灶。2019年,美國開始逼迫中共在兩條路線之間做出抉擇,一切跡象顯示,中共選擇了專政高於一切。而就在雙邊簽署了中方實質上不可能兌現的貿易協定的同時,武漢病毒問世。不論有意還是無意,不論是出於失控還是出於操弄,這場令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風暴,已經實質上造成了中國與西方主流國家的脫鉤。事態再發展六個月之後,國際上只會達到以下兩種結論之一:1. 病毒疫情的經濟後果證明了世界無法承擔一個沒有中共的地球;2. 世界因為中共的脫鉤而發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2020年的中國經濟情況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強度,將協助國際在兩個結論中挑選一個。可以預見的,中國經濟將因此次疫情而出現國內外的供應鏈斷鏈、大量中小企業關閉、金融違約潮、失業潮、貨幣超發再超發、通貨膨脹、房地產停擺。接下來,就看是中共扛得過世界,還是世界扛得過中國了。不管最終中共政權願不願意被鬆動,反正這場病毒疫情使得中國歷史的拐點到來了。
(本文原刊於今周刊1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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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至5月的整個SARS疫情期間,我在北京城內全程目睹。一開始是車輛和行人減少,接著是不時的救護車鳴笛聲,沒有人相信官方的數據,先是提心吊膽,接踵而來的是恐慌。猶記某日在清華大學講課到一半,一個不知名的人士衝進教室狂喊: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我朋友被傳染了,醫院不收,他女兒打電話向我哭救;講課就此中斷。數日後,京城四周的村莊農民,開始設置路障,拿著鋤頭禁止北京車牌的車輛入村。
17年後的中國,GDP翻了十倍,領導人換了三屆,但面對新型病毒爆發的反應模式,一點都沒有改變,從隱瞞事實到拖延治理、控制數據到黨內藉著疫情權力鬥爭,如同老電影重播。不同的是,這次人民在自媒體技術下的反應比起17年前的SARS期間快了十倍,國際間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度,可能也只剩下當年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10乘以10,武漢病毒對中共政權的國內、國際殺傷力至少是當年SARS的100倍。
本文撰寫時,疫情的散播還在爬坡,刊出時也還沒到高峰。每日事態的變化令人心驚肉跳,就像一場才剛開場的懸疑舞台劇,結局還不確定。但由於導演及製片人都在後台爭控主導權及忙著卸責,風格是那樣的熟悉,因而我們大約可以揣測這場大戲至少得演到五月份,而觀諸全球觀眾的反應,接下來全球對中共治理能力的信心徹底破滅,也是可預期之事。總之,這場人類大戲,可以用一段話來總結,那就是:病毒的流動性,擊穿了集權結構的脆弱點,把20年來濃妝豔抹的中國,打回了化妝前的素顏中國,病毒成了中共體制的照妖鏡,導致中國歷史再度進入拐點。
《政權自殺 - 中共迅速證明自己不代表中國人民》
新病毒現身武漢,第一疑似案例是去年10月底,經過中央級別專家研究、繼而專家藏私、繼而上報卻已讀不回,再歷經封口、曝光、強壓數據、封網、封城、強壓世衛WHO及國際輿論這一連串愚蠢又無效的動作,中共政權在短短三個月之內,毀掉了自己過去30年企圖建立的世界大國形象,同時自己證明了自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中國,無能對世界負責。這種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行為,其實在2019年對香港胡亂作為時就有先兆了。中共為何出現自殺傾向?留待後面分析。
三十年來,後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把中國蓋成了一座歪歪邪邪的超高大壩,地基本來就不穩,壩體結構則鋼筋和竹竿並用,下半部偷工減料,壩頂則富麗堂皇。從結構力學而言,這座大壩不可能持續,等待的只是一場震幅、波長和角度剛好的地震。
固然疫情是實實在在的現象,但是我們對於對現象的理解不能止於表面,更深刻的是現象所反映的原理。這個原理就是:集權體制所建立的大壩,只有左右搖擺的流動性力道能摧毀它,例如流動的貨幣(金融)、流動的信息、流動的人口,是的,還有流動的病毒。中共權力大壩維穩之道,歷來就是控制所有流動性事物的方向、流量及速度。錢流動由中央管起來,信息網路從中央控起來,人口流動中央說了算(如北京城驅逐低端人口、此次武漢封城),但病毒的隱密傳播性卻不是中央能管控的。「生命總會找到出路」這句話,在集權大壩下被否定了幾十年,卻吊詭且荒謬的在病毒領域得到證實。
中國經濟引擎早已邁向熄火,在武漢疫情之前,對集權經濟威脅最大的流動介質本來是貨幣(外匯及人民幣),也就是金融流動性危機下的、隨時會爆發的「債務危機」。而今,病毒的超級流動性瞬間造成了貨幣、勞動力、信息流的逆流堵塞,瞬間揉合了所有的流動性的負面作用,形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漩渦,大壩極可能因此而鬆動。
除了經濟重挫,中國原本就效率不彰的行政體系將因此次疫情而停擺。為了說明這一點,又不得不從共產黨這異形的生理結構談起。中共奉行「權本主義」,一切以保障黨的專政為核心,黨內又以保障個人權力為核心。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沒有黨權體系之外的任何權力機制,所謂的「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不過都是完全為黨所用的偽機制。為了幫助理解,我們可以這樣想像:黨就是一列火車,軌道就是黨的路線,黨內鬥爭就是幾個駕駛員之間的搏鬥,而所謂的「政府」不過就是火車內由黨員扮演的乘客,無論乘客在車內往哪個方向移動都不會影響火車的行經,而所謂的「企業」,不過就是為火車添煤的工作人員,所謂的「人民」不過是為政府做飯倒水的小弟罷了。
可預見的,粗暴的疫情控管所帶來的人民心理創傷,加上被疫情重創的經濟,必然會以乘數效應連動,嚴重動搖人民對「政府」這偽機構的行政信任。而共黨在最近兩年來的左傾路線下,勢必會赤裸裸的將所謂的「政府」完全甩到權力圈外,而直接用「黨權」一竿子插到底,這由近兩三週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王毅、楊潔篪等要員在國內、國際間的動作細節就可看出,而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的無奈、各種御用專家的宣傳證詞之中,都在在凸顯了「黨」和「政府」之間的干戈和角力。
《 「政府」行政只是 黨權鬥爭的皮影戲 》
然後,當「政府」只是一個「黨權的皮影戲」這本質被此次疫情徹底暴露之後,以下效應就會出現:所有人民,包括九千萬黨員,都會把行政單位、政務官員的話當作「放X」;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也將完全不信任中國「政府代表」名片上所印刷的頭銜。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將一夕之間醒悟,要和「中國」打交道,對象只能是「黨」,「政府」不過是一個用來賴帳的工具。
《 疑似自殺還是斷尾求生?》
香港是中國經濟的體外葉克膜,中國經濟已經脆弱到不能再失去香港。但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時,中共對待香港之狠,就像是不惜與香港同歸於盡,這態度令許多人不解。此次武漢病毒疫情的處理手法,同樣令許多其實相當了解共產黨的人不解:明明有了17年前的SARS經驗,明明身處美國圍堵中國的高峰期,明明香港事件引起的國際圍剿還未落幕,黨中央怎麼會笨到用如此拙劣的拖延和掩蓋手法處理疫情?這豈不是等同自尋死路?
共產黨是個精於權力計算的團夥,黨中央不會不明白本文前述的「流動性風險」。
集權體制內,凡是發生的必有道理,儘管外人看來沒道理,但其實都是有權力的內在邏輯的。那麼,我們就來看看此次疫情管控背後的可能權力邏輯。
大背景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實情已經糟到了無論如何都轉不動的地步了,又逢美國以關稅制裁及科技封鎖相逼,為了保住政權,只得以國內自殘手段加上民族主義,破罐破摔、斷尾求生。這種可能性看似荒謬,但是別忘了過去發生過的人為大饑荒和毛氏為了保權發動的文革,一開始連毛本人都沒料到後果如此慘烈不可收拾,中國因此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代價。再近一些,別忘了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中共高層説的那句名言:用兩萬(一說二十萬)條人命換取20年穩定是值得的。百姓性命,相對於保住政權是微不足道的,尤其當人口基數達到14億之高時。
病毒是人為洩漏的還是自然界產生的,這並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黨意和行政的順水推舟默契。打個不太合適但可幫助了解事態的比方:在民主選舉的國家中,選戰時的「爆料」是有意安排的還是無意流出的,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材料問市之後各方的順水推舟默契。一樣都是為了權力,只是民主制度不需要以人命為代價。
若細細品嚐此次病毒疫情的諸多後果,倘若狠心不考慮人命以及民怨,其實都是符合過去幾年的「中央黨策」的:國進民退、為經濟斷鏈找藉口、阻斷外匯流出、美中貿易協議金蟬脫殼、城市居民網格化管控、徹底網路監控、降低人民生活標準期望,是的,還有化解人口老化後遺症、裁剪低端人口。
《 中共和世界,誰扛得過誰?》
20年來,中共在「舉全國之力的財政操作」、「四方撒幣的坑蒙拐騙」隱密戰術,得以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成長,但邪門歪道總有極限,從2018年開始捉襟見肘乃至2019衣不蔽體,現實上在2020年已經面臨一個十字路口:鬆動其一黨專政並在放權體制下繼續成長,或者堅持一黨專政,與與西方主流徹底脫鉤、另起霸主爐灶。2019年,美國開始逼迫中共在兩條路線之間做出抉擇,一切跡象顯示,中共選擇了專政高於一切。而就在雙邊簽署了中方實質上不可能兌現的貿易協定的同時,武漢病毒問世。不論有意還是無意,不論是出於失控還是出於操弄,這場令世界迅雷不及掩耳的風暴,已經實質上造成了中國與西方主流國家的脫鉤。事態再發展六個月之後,國際上只會達到以下兩種結論之一:1. 病毒疫情的經濟後果證明了世界無法承擔一個沒有中共的地球;2. 世界因為中共的脫鉤而發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2020年的中國經濟情況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強度,將協助國際在兩個結論中挑選一個。可以預見的,中國經濟將因此次疫情而出現國內外的供應鏈斷鏈、大量中小企業關閉、金融違約潮、失業潮、貨幣超發再超發、通貨膨脹、房地產停擺。接下來,就看是中共扛得過世界,還是世界扛得過中國了。不管最終中共政權願不願意被鬆動,反正這場病毒疫情使得中國歷史的拐點到來了。
(本文原刊於今周刊1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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