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アタシらは催眠ガスだと聞かされてコロニーにあれを》
228事件,都是外省人欺負了本省人,
現在,都是中國人欺負了台灣人,
都是外勞欺負了台灣人,
都是那些跟中共建交的國家欺負了台灣人,
你不支持這個聲音,
你就是跟社會唱反調,
你就是民主之敵,
你就是共產黨同路人,
你是舔共產黨屁股的賣國賊,
你就是開戰時該被拿到前線去擋子彈的人肉盾牌,
面對中共,我們已經獲勝,我們將會獲勝,我們必定獲勝,我們不會失敗,
甚至這已經不是敗不敗戰的問題,
失敗主義者與投降主義者,就是畜牲,就不配被當人看。
不想參戰的人,就不配被當人看。
你今天納粹了嗎?
#有民主真好
下文轉自: https://matters.news/@tbshopping818/%E5%AD%98%E6%A1%A3-%E8%BF%99%E4%B9%88%E5%A5%BD%E7%9A%84%E4%BA%BA%E6%B0%91-%E4%B8%8D%E5%80%92%E7%82%B9%E9%9C%89%E9%83%BD%E5%AF%B9%E4%B8%8D%E8%B5%B7%E4%BB%96%E4%BB%AC-zdpuAnA1WyvBYLTLn923Zqorx2TED9dCzUJiQEhgTe6XZXH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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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好的人民,不倒點霉都對不起他們
大家都知道,納粹德國幹了很多壞事,侵略了那麼多國家,殺了那麼多人,甚至搞出種族滅絕這樣的罪孽。但我一直對一個問題很好奇,那就是:二戰的時候,德國老百姓是怎麼想的?
他們一直把自己當成文明人,周圍國家也覺得德國人是文明人,那他們當時是怎麼看待這場戰爭的呢?
換成其他國家的老百姓,會表現得比他們好麼?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咋想的?
一
從開戰的時候說起吧。
現在我們都知道,德國入侵波蘭,二戰正式爆發。這是大家現在這麼說,回到1939年的時候,沒有幾個德國人覺得德國欺負了波蘭。
相反,他們覺得是波蘭欺負德國。
不是一個兩個德國人這麼想,而是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這樣想。
德國報紙和廣播上說了,波蘭軍隊穿越國境線,挺進5公里,襲擊了德國電臺,殺死了德國人,還大喊“波蘭萬歲!”呢。
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
德國報紙和廣播上又說了,波蘭人迫害、槍殺境內的德裔人,成群成群地拿機關槍突突。
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
你會說,這是騙人嘛。波蘭侵略德國,就像說立陶宛欺負俄國,盧森堡入侵法國一樣荒唐,誰會信?
可是德國人真的信。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輿論封鎖。
但這種封鎖其實並不嚴重,德國人還是可以隨便聽外國電臺的。再說歐洲這麼小,來往那麼頻繁,要是願意的話,他們是可以翻wall得到外部資訊的。但是他們聽到了也不信。就算有個別人心裡頭有懷疑,也不敢說啊。
——我們的領土被侵犯,我們的同胞被殺害,你居然出來說風涼話,你還有人性嗎?!
——波蘭人哪一天殺你全家的時候,你就知道好歹了。
所以,最激烈的反對也就是當回理中客:波蘭人這麼欺負咱們,咱們一定要還擊,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下世界和平,不要打起大仗啊。
戰爭打起來以後,德國人勢如破竹。佔領波蘭後燒殺搶掠,殺人無數。幾個月內殺掉了至少十萬波蘭老百姓。那德國市民咋想的啊?
他們想的是:波蘭人搞了針對德裔居民的大屠殺,是在太壞了。
德國外交部說,5萬多德裔居民被波蘭人殘忍殺害。這個數字完全是胡說八道,但是德國人都信了。所以德國人腦子裡一直有個“波蘭屠殺”。這個屠殺可不是德國人殺波蘭人,而是波蘭人殺德國人。誰也不敢懷疑這個數字,除非你想被罵成“舔波蘭人屁股的賣國賊”。
所以,德國人都在批評納粹政府。批評它對波蘭人太溫和,殺的太少,太仁慈,沒有執行公平的正義。(順便說一下,波蘭人二戰期間死亡五六百萬)
到了1943年,戈培爾想拉攏一下波蘭,想要來個德波人民大團結,攜手抵抗蘇聯人的大好局面,結果德國老百姓還不答應,說戈培爾你忘了“波蘭大屠殺”了?
戈培爾也不好出來闢謠,當時也頭疼。
二
不過公平地說,德國人確實不喜歡打世界大戰。懲罰波蘭是對的,打世界大戰就有點危險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太慘烈了。為啥英國法國對希特勒那麼慫,搞什麼慕尼克妥協?其實就是一戰打怕了。其實德國人也打怕了,所以一說對法國英國宣戰,大家都不太歡喜。誰知道一打就把法國打垮了,英國也逃跑了。這下德國老百姓放心了,徹底高興了。
那德國老百姓對法國人、英國人啥態度呢?
德國人不怎麼恨法國人。
在德國人眼裡,法國人有點可笑,但不兇惡。有個德國兵就給妻子寫信說,他們一路挺進法國,在路上碰見幾個法國人。法國人問德國兵:你們去哪兒啊?德國兵說:去巴黎!去找你們的總理達拉第!法國人捂著臉跑開了,一面跑一面嗚嗚哭:啊,不幸的法國!最不幸的法國!
德國兵沒憋住笑。
德國兵真進了巴黎以後,跟土包子進城一樣,泡咖啡館,參觀大教堂,買票看歌劇,覺得法國人雖然可笑,但是文化建設搞得還是不錯的。
那麼對英國呢?
在二戰前,德國有一種崇拜英國的風氣。希特勒就很崇拜大英帝國,對英國的東西很有好感。他一直念念不忘和英國講和,邱吉爾拒絕的時候,希特勒有一種發自內心的震驚。
希特勒是這樣,德國普通老百姓也是這樣,德國風氣就是如此。德國人一直覺得英國人很牛,很文明,可他們怎麼就是不理解我們德國人這顆熱騰騰的心呢?
在二戰期間,德國劇院還是不斷演出莎士比亞。希特勒就很喜歡莎士比亞,對此頗有研究,他說英國人演的莎士比亞戲劇反而是全世界最爛的。轟炸倫敦那個季度,德意志歌劇院就演了三出莎士比亞,三出蕭伯納。在1944年,英國對德國進行大轟炸的時候,柏林還在上演莎士比亞的《冬天的故事》。買到票的德國人穿過廢墟和“臉上濺滿鮮血的民眾”,去看莎士比亞。
德國人真正鄙視的是東方人。
四
波蘭入侵了德國,結果遭到了反擊。那蘇聯呢?
德國跟蘇聯簽了互不侵犯條約才兩年,怎麼就打起來了呢?德國老百姓咋想的呢?
德國人想:蘇聯一直在挑釁,元首不得不做出回應。而且元首怕大家擔心,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埋在心裡,忍辱負重,最後不得不回應,真是太讓人感動了。
德國報紙號外上的標題是:“我們的元首!他獨力承擔,不讓人民煩憂!”
老百姓的感歎是:“同情元首,他不得不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瞞著他的人民”。
如果這事發生在英國,或者美國,老百姓會質問總統或者首相:“你憑什麼在這麼長時間裡一直瞞著我們?”可是在德國,人們的反應卻是同情元首,他“不得不”瞞著我們,多可憐!
人一旦給自己弄出個元首,就會把自己當成小孩子看待。
小孩子問大人:世界上有沒有聖誕老人呀?大人說:有!等到孩子長大了,想起這段對話,心裡還是暖暖的。
德國老百姓問元首:我們是不是要和蘇聯交朋友呀?元首說:是!等德國老百姓勝利了,想起元首的回答,心裡也是暖洋洋的。
這麼好的人民,不倒點黴都對不起他們。
五
猶太人也是一個問題。
德國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
大致來說,還是知道的。細節可能不確定,但是總體來說,他們知道猶太人都會死掉。
說德國人到了戰爭結束後,才知道種族大滅絕,那是撒謊。
在戰爭期間,已經流傳了很多小道消息。柏林就有笑話說,歷史上有三個最偉大的化學家,耶穌把水變成了酒,戈林把黃油變成了大炮,希姆萊把猶太人變成了肥皂。(順便說一句,希姆萊沒有這麼幹。他第一次聽說這事以後非常吃驚,下令以後屍體只能掩埋和焚燒,不得做這樣的利用。)
十幾歲的孩子踢完足球,去洗澡的時候還會開玩笑說,這些綠色肥皂裡有多少猶太人。老百姓不完全相信,但肯定是模糊知道一些的。
有人反對麼?當然有。
在德國一直有反對希特勒的人,也有一直反對種族滅絕的人。這些人裡,最堅決的是鐵杆左派。不管我們現在怎麼笑話白左,但是在當年,左派確實是反對種族滅絕最堅決的一批人。
其次是教徒。而且總體來說,天主教徒要比新教徒態度更堅決些。天主教主教們有點懦弱,但是在原則上是站在同情猶太人這一面的,反對濫殺無辜。
當年希特勒在國內推行安樂死計畫,秘密處死精神病和殘疾人,就是天主教主教挺身而出,在佈道的時候公開譴責這樣的事情,最後希特勒中斷了這個計畫。
在另一個極端,也有真正的活畜生。
戰爭中期一個德國婦女到了波蘭,跟當党衛軍軍官的丈夫團聚。有一天,她買完東西回家的時候,看見六個猶太孩子,幾乎一絲不掛地蜷縮在路邊。她馬上停下車,把這些孩子帶回家,給他們吃的,然後等丈夫回來。丈夫就是沒回來。她就“準備自己來解決”。她拿出家傳的老左輪手槍,帶著孩子穿過樹林,排成隊站在溝渠旁邊,對著他們後脖子逐一打死。她記得打死兩個孩子以後,其他孩子“開始哭”,但是聲音不大,“只是啜泣”。
當然大部分德國人沒這麼極端,但是他們對滅絕猶太人也是默認的。可能不贊成,但也不激烈反對。
在當時,排猶是政治正確的事情。即便是不贊成種族滅絕的人,也認為猶太人是壞的,是反德國的。
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認為,戰爭是猶太人策劃的。蘇聯被猶太人控制了,英國被猶太人控制了,美國也被猶太人控制了。這種話現在看來簡直荒唐,可在當時,真的幾乎所有德國人都相信,至少半信半疑。
沒有人敢真正為猶太人說話。在戰爭初期,有一個德國婦女坐電車,上來了一位猶太老婆婆,站都快站不住了。這位婦女起身給她讓座。結果呢?電車裡所有人都高聲指責她:你還有沒有點民族自尊心?你還要臉麼?電車司機停下車,勒令這位婦女下車。婦女掩著臉,抽抽搭搭地下車了。
在這個大環境下,如果你是德國人,你會怎麼說?猶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敵人。所有人都這麼認為,你不這麼認為就是不要臉。你最多說:哎呀,把他們趕走就是了,何必殺光呢?事情是好事,但過頭了也不好。
你如果說:猶太人是無辜的,或者哪怕你退一步說,即便有的猶太人是壞的,他們的孩子也是無辜的。你就是在挑戰社會共識。
不要以為堅持自己的良心很容易。當自己的良心和社會共識完全相反的時候,能認識到自己的良心就很困難了,堅持自己的良心需要巨大的勇氣。
六
但是對猶太人問題,德國人也有後悔的時候。
那是在他們挨轟炸的時候。科隆就被炸了個稀巴爛,傷亡極其慘重。面臨炸彈,老百姓甚至對親愛的元首都有點不滿了。有位科隆姑娘就提醒弟弟說:在這裡,最好別說‘嗨,希特勒!’否則可能會被人打耳光。很多納粹官員上街的時候也不敢戴黨徽了。
接著柏林也被轟炸了,漢堡也被轟炸了,一大串城市都遭殃了。
這個時候,德國老百姓念叨起了猶太人。
他們想起了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說現在挨炸是“報應”。但不要搞錯,他們說的不是上帝來報應他們,而是說猶太人在報復他們。
德國老百姓深信英美是被“猶太財閥”控制的,因為我們殺了猶太人,所以英國美國來轟炸我們。咱們當初要是不殺那麼多猶太人就好了!“我們對猶太人幹過的事兒”成了大家的心病。
這跟道德感沒關係,跟內疚也沒關係,就是覺得自己惹了禍了。
不少德國人都希望拿猶太人當人肉盾牌。他們覺得城市裡要是有猶太人,英國飛機就不會來炸他們。有人造謠說,維爾茨堡一直沒挨炸,因為有城裡猶太人,現在完了,當官的也不知道怎麼想的,把最後一個猶太人也運走了,現在要挨炸了。
這時候,德國老百姓開始覺得,要是老天再給一次機會的話,德國對猶太人不要那麼凶。可是已經晚了,“我們回不去了”。
七
越往後,納粹的聲望越下降。老百姓不再相信報紙和廣播了。
戈培爾自己也說,看看咱們宣傳的是個啥?
戰爭第一年:我們已經獲勝;
戰爭第二年:我們將會獲勝;
戰爭第三年:我們必定獲勝;
戰爭第四年:我們不會失敗;
老百姓怎麼會相信我們?
元首的聲譽也受到了影響。但是碰到了什麼不好的事兒,德國人還是會說:“要是元首知道這事就好了”。1944年,希特勒被刺殺,炸傷了一條腿。這次事件讓希特勒的聲譽再次直線上升。盟軍從不同時期的戰俘裡做過調查,發現刺殺前希特勒的信任率是57%,刺殺後上升到68%。
換成另一個國家的話,吃敗仗的領袖說不定會被替換,但是在德國,沒有幾個人想要替換希特勒。就算是不喜歡希特勒的人,大多也覺得等戰爭過去以後再說,在危機時刻只能依賴希特勒。他們一向不知道沒有元首管著會怎麼樣,在如果危機關頭更不敢沒有元首管著了。
他們對元首喪失忠誠,是在德國本土被大規模入侵,一切希望都破滅之後。這個時候,他們也談不上反希特勒還是擁護希特勒了,因為實在顧不上了。現在完全就是動物性的求生。
老百姓能往西邊跑就往西邊跑。都知道德國要完了,難民都想跑到英美佔領區,離俄國人越遠越好。德國到處都是俄國人怎麼殺德國百姓的傳言,但從沒有人傳英國人、美國人殺人。
他們也知道德國和俄國之間仇恨太深了。
八
在蘇占區,德國人確實過了一段可怕的日子。饑餓,逃難,無家可歸,還有無數婦女當著丈夫和孩子的面被蘇聯士兵強姦,沒有任何辦法。
但熬過這一段日子之後呢?德國人怎麼看待二戰呢?
在當時,大部分德國人忙於自憐,顧不上懺悔。他們當然知道了集中營,奧斯維辛,知道了在東線的大屠殺,但是他們沒有多少負罪感。
在極權統治下,人們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狀態。一個人放棄了自由,也就放棄了責任和道德。
很多人甚至在懷念希特勒。一片混亂中,他們想回到那個自己不需要負責的年代。美國人做了11次民意測驗,結果發現47%的人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是個好思想,就是沒執行好”。元首本意是好的,就是做沒做好。在西柏林,這個數字甚至高達68%。
這種想法是被一點一點消除的。在聯邦德國,人們不得不學會自己做決定,學會自己為自己負責。而在民主德國,人們還是沒有學會。即便今天,同情納粹的光頭党還是集中在東德。這後面當然有各種原因,但是有沒有自己為自己負責的習慣,肯定是其中一個因素。
九
不知不覺這個文章已經拖得很長了。對於一篇公眾號的文章來說,已經太長了,我必須得結束了。可是在結尾,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因為整個事情怎麼看怎麼荒唐。
德國人是文明人麼?我想是的。他們聽巴赫,看莎士比亞,讀歌德。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他們為什麼會相信是波蘭侵略了德國?他們為什麼會相信猶太人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他們為什麼讓那個德國婦女下電車?他們為什麼忽然置身於一場戰爭的時候,還會同情元首?他們猜到了種族滅絕,但為什麼並不在乎?在這麼多災難之後,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覺得納粹是個好思想,只是執行壞了?
這跟文化肯定有關係。中歐文化確實有一些問題。比如就算在30年代,我們也很難想像英國會出現一個希特勒式的人物。但是我覺得這是次要的。
我相信,我們中的大部分人處在那個環境下,也會如此行事。
我對此深信不疑。
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永遠不要進入那個環境。
永遠不要用集體的聲音淹沒個體的聲音。
永遠不要放棄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念頭。
永遠不要把自己當做孩子。
永遠不要相信聲音大的就是正確的。
永遠有懷疑的能力。
永遠有懷疑的勇氣。
永遠不要把自己完全交出去。
勝利號中國人線上看 在 張定瑋老師-全球姓名學陽宅風水權威大師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孩子時常不乖頂嘴、讓你傷透腦筋嗎?
🔹跟爸媽感情不好、時常想離家出走嗎?
💞「孝道」是我們中國人最值得稱讚的倫理道德,西方人只講「自我」,我們講的是「百善孝為先」,但是曾幾何時,現在的四、五年級生常調侃的一句話說「我們是奉養上一代的最後一代」,也是「被拋棄的第一代」,雖然是有揶揄的味道,但也是蠻寫實的。
☝以前的人說「養兒防老」,現在的人,養兒不僅沒有辦法防老,反而給自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負擔!子女不孝順,到底是為什麼?每個家庭都有一本難唸的經,為什麼別人家的子女對父母可以謙恭有禮,自己的子女卻是百般的忤逆!
🤦♀️有些人會說:是因為現在的孩子生的少,所以,太過寵愛造成的結果!天下父母心,哪個父母不是對自己的子女疼愛有加!難道生兒育女是來討債的嗎?事實上,從你的名字裡,就可以看出你的子女跟你之間的互動關係,你的子女會不會孝順你,「有樣學樣」也就是說當初你的子女就怎麼與你相處,完全投射在自己的身上!
🙋♂️雖然國家社會及學校都教育孩子要孝順父母、聽從父母的話,可是為什麼社會案件中還是有這麼多忤逆父母、對長輩出言不遜的事情,一再發生,孝順聽話的孩子不是沒有,但是製造麻煩問題的孩子卻是更多!原因出在哪裡?從一個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你跟你父母之間的關係,還有你跟子女間的互動方式,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要如何才能避免你的子女忤逆你、拋棄你、不理你,讓你傷透腦筋,原因都可以從你的名字找到答案!首先「百善孝為先」,沒有孝道談什麼都沒有用!
✅「大姓」~代表你跟長輩的緣好不好!(包括祖父母、父母、長官、上司)別家不投胎,為什麼投到這家來,同一家的兄弟姊妹,雖然同姓,但是生肖不同,所產生的先天命運就大不同,(關係到天干、地支、五行的相生相尅)所以選擇哪一年來生孩子且與父母緣比較好,是很重要的!跟父母緣好的孩子,乖巧伶俐又聽話,跟父母緣不好的孩子,除了忤逆父母外,也會少小離家老大回,會離開父母外出工作!
✅名1~代表平輩(指兄弟姊妹情、朋友情、夫妻情、自己的心情)代表今生的造化,代表感情世界,如果名字只有一個字,也就是單名,就表示沒有「情」字可言,就是無情!當然對父母就沒有什麼親情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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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訪問🇬🇧】BBC的個人訪問十分長篇,也十分formal。有趣的是,同樣的內容,在《蘋果日報》訪問標題是「一國兩制是騙局」,BBC就是「一國兩制不要再退」,其實對大多數朋友而言,口號都是其次,真正需要的生活模式,甚麼時候是最好,心裏有數。
BBC開宗明義的主題,據說是希望向國際讀者,介紹「香港中間派學者的覺醒」,前文後理都用這角度為主軸;每次回看自己既訪問,都會問,「那真的是我嗎」?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時機,反思一下每一個人的人生。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網紅學者」,他身兼多職,是大學教授、報章專欄作家,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也成立公司作諮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風波前,他是「中間派」的代表,以年輕學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在這場運動中,他成為一個「和理非」、支持雙普選的學者。
他在多家報章撰文、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連登討論區」,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黃色經濟圈」。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願榮光歸香港》並上載到互聯網,可算是一種政治「出櫃」宣言。
「以前我挺一國兩制」
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但在「反送中」爭議中,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當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把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而他的中學「皇仁書院」師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
「相當震撼,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那晚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的香港,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他說,「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過去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當你情感被勾起,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
「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
他認為,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但港府立場強硬,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亦讓大家看到「一國兩制」急速被蠶食,不單是「看得見的警暴」,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員工、老師、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這是一種「白色恐怖」。
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0、2.0、3.0的階段,主權移交初期,北京比較放手的1.0階段,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0,發展到一國兩制3.0,警察具高度爭議性、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甚至有疑似「黑社會」介入政治議題等等。
他說,自己身邊的人都是「離地中產」的專業人士,以往甚少參與政治,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白色恐怖」的氣氛,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
「對比起警暴、無民主、無樓住,這嚴重一百倍,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說。
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很多人除了爭取「五大訴求」,也是希望「一國兩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
「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蘋果日報》頭條是『我們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我當時沒有包袱,覺得很開心。」
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
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但如果真的有衝突,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學者與政府的關係
沈旭暉說,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試水溫」,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條例》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有諮詢過什麼人?應該找一些懂商界、懂國際關係的人、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反映制度有問題,學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預警。」
他又舉例,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有關催淚彈的文章,「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但他拒絶加入,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不想被人擺上台面,你想要誠實的意見,我都歡迎,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這只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國兩制」被蠶食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適用的便採用,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
「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智庫同樣做到事情,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氣候,可以很科學化,但香港是先有結論,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他說,「港英年代沒有民主,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哪怕是醫護、法律,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
被調侃的中間派
沈旭暉母親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大公報》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 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
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有些人因為我家人《大公報》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但在大陸人眼中,我這種人好西方,先天夾在中間,」他說,「我本身家庭內,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從小到大的訓練,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不會反面,無論多對立的聲音,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
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時任特首梁振英、學運領袖黃之鋒、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網民經常也抽水(調侃)我的婚禮,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暉說,「我不主張對立,我覺得幾難頂(難溝通)的人,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
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成立了一個名為「Roundtable」的團體,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交流。
他認為,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一向是「閂埋門講掂數(閉門談判就好)」,多年來,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一改政治、官場生態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這場特首選舉中,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黑材料」醜聞,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黑材料」,而不是論政。
當年,沈旭暉以學者身份,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選舉不再是「君子之爭」,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
「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聊過天,親身觀察中,以那時候來說,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
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
「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開始被邊緣化,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鬥爭模式主導,」他說,「本身的內部矛盾,以動員抹黑、篤灰(告密、告發)等很多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變成對抗式模式,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
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發現香港傳統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
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他說,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要凖備後備方案。
但在「反送中」爭議爆發後,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大公報》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黃色經濟圈」的研討會,形容他變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鋒。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黃色經濟圈」的專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值得學術界去討論。
「你覺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沒有煽動性的東西,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想又不行、說又不行,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不應該這樣,不應該在思想、言論、行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
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不會太過擔心,「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我深信,下一代絶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必須改變。」
「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
他說,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都可以溝通到,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
展望未來
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黑衣人「裝修」(破壞)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沈旭暉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積極參與運動。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
「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燈被破壞,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或者幾十年……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
他坦言,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可能會引來「散水」(令人離開運動)。
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場「終極之戰(end game)」,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五大訴求」的人參選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有約500人是親民主派。
沈旭暉指出,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這可能是最後希望」。
他憧憬說,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普選立法會」,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選舉委員會」,「那時候,立法會全面直選、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就是『真‧一國兩制』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