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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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關公戰秦瓊
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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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之城:兩千年蜀錦傳承與成都錦官城|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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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的先民們很早就種桑養蠶,最早的古蜀國君主就號稱「蠶叢氏」。「蜀」字起源若從甲骨文考索,有一種說法也解釋為蠶蟲,代表當地是手工紡織的起源地之一。而蜀錦是古代絲綢品中一種高檔錦緞,今天很多人因為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名句知道四川成都有「錦官城」的別稱,但蜀錦究竟何時產生,為什麼成都被叫錦官城,蜀錦在歷史上的演變和功用,都值得今天人們回味和探究一番其中的淵源。
精美的蜀錦
一、成都什麼時候開始生產蜀錦?
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作為中國古絲綢的起源地之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來說,關於中國絲綢的如何起源一直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正如古代傳說中教會人們種桑養蠶的蠶叢氏是古蜀人,畢竟是傳說故事。同樣,關於軒轅黃帝的妻子嫘祖教會世人紡織也是傳說,而且嫘祖的故里西陵到底在哪裡說法不一,但有一種說法就是今天江油市的鹽亭縣,她也是古蜀人。
古代傳說無法作為確信的史實,但能夠側面說明四川與絲綢紡織起源的某種關係。而且,古印度地區也早在春秋戰國時候就有中國絲綢通過以四川、雲南為重要媒介的南方絲綢之路輸出,南方絲綢之路產生於秦漢大一統之前,也是客觀事實。
錦緞作為高級絲綢品種,原本並非四川地區獨有,著名建築學和營造學大家朱啟鈐的《絲繡筆記》中說:「蓋春秋末時蜀未通中國,鄭、衛、齊、魯無不產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西漢時,蜀錦品種已經因為花色繁多,品質優秀而行銷中原和海外。三國蜀漢時期譙周在《益州志》記述:「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盛於初成」。兩漢到三國,蜀錦的地位一直在國內高級絲綢品中遙遙領先,成為中國優質絲綢品的代言人,也創下歷史上的巔峰榮譽。
三國蜀漢時期,丞相諸葛亮把蜀錦生產放在重要位置,蜀錦不僅是對外貿易的商品,而且也是軍費開支的來源。《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據資料顯示,成都聚集的錦緞織工多達7.6萬人,直到蜀漢滅亡時,庫存的蜀錦綢緞依然多達20萬匹。雖然當時三國之間互相敵對,但像蜀漢和曹魏對蜀錦的貿易一般沒有中止,以曹睿等君主和貴族生活崇尚奢侈,他們對蜀錦卻非常鍾愛。雖然蜀漢北伐階段會中斷貿易,但很多曹魏商人卻會冒險走私大量蜀錦,有時候貴族的需求量大,曹魏官府還會從吳國採購蜀錦,哪怕滿足東吳從中賺取差價。而東吳從劉備入川以後,雙方就開始展開蜀錦貿易。後來劉備伐吳,雙方一度敵對,但諸葛亮恢復與孫權通好以後,貿易就淵源不斷,成為支撐蜀漢經濟的重要渠道。
通過以上,其實大體已經可以了解蜀錦在古代的主要功用,大部分是用於貿易,而變相來說是用於皇帝、貴族的封賞和體現奢華,能夠穿戴蜀錦的無疑都是貴族顯宦。
看到古代諸多文獻資料對蜀錦等高級綾羅綢緞的各種讚美,以及歷史上廣受歡迎,其實並不說明這些高級絲綢品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恰恰相反,古代絲綢基本沒有流通民間。儘管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民間百姓加入絲綢生產,紡織技術非常普及,但民間很少有人穿得起綾羅綢緞。之所以大量百姓都會生產紡織各種布匹綢緞,主要是提供給官府充當賦稅,尤其南北朝到隋唐實行租庸調制,一是繳納穀物,一就是繳納布帛。
從古到今,蜀錦通過官方貿易到塞外諸國是一大渠道,正如很多史料提到絲綢之路貿易,不論北方草原之路還是南方海路都如此。例如西域一些邦國的蜀錦都普及,如張騫出使西域見到當地流行蜀錦。好比如今眾所周知的精絕國發現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錦護膊》,是漢代蜀錦體現「五色輕絲」高超技法的一級品種,絕無僅有的實物證明。
著名的五星出東方是漢代蜀錦工藝的實證
南北朝之後,唐代蜀錦技術有很大發展,依然主要用於皇室用錦、貿易用錦,蜀錦的流傳進一步遠銷到日本、高麗、新羅和波斯。唐代蜀錦保存到現代的有團花紋錦、赤獅鳳紋蜀江錦多種。北宋再次建立成都府錦院,繼續以貿易輸出為主,尤其南宋半壁江山依然保持富庶與蜀錦的暢銷不無關係。元明以來品種應用更廣,可從元代《蜀錦譜》中窺見一斑。
二、錦官何時出現?成都=錦官城?
成都織錦生產源遠流長是沒有多少爭議的,但是,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錦官,說法有兩種,但兩種說法並不完全割裂。一種比較冷門的解釋,因為四川蜀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頗有盛名,古人利用流經成都的江水濯錦,色彩明亮鮮豔,而且人數非常多,江水經常呈現五光十色,豔麗似錦,習慣上就稱流經成都的江水為錦江。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人率大軍攻佔巴蜀。不久,張儀和張若修參考咸陽城而修建成都。有鑑於古蜀以蠶桑紡織著稱,為富庶之地。秦國佔據巴蜀奠定超過中原六國的實力基礎,所以,張儀所建的成都城本就是一座突出商業特徵的城市,於夷里橋南立錦官,專門在蜀錦發達的成都管理蜀錦織造。因此這一說法認為,錦官早在戰國後期就已經出現。
雖然不能完全肯定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但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的確在外邦見到有精美的蜀錦流傳,基本是事實。蜀錦流傳西域的客觀實證,也是凸顯古代絲綢之路名揚天下的一個重要依據。西漢武帝多年開疆拓土,因為張騫出使得到市場需求,為了通過貿易絲綢充實國力,進一步加大蜀錦的生產和管理,再次設立錦官,西漢中期將錦官制度化可能更有說服力。
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提供了秦漢時期紡織機的證據
但另一種流傳比較廣泛的說法,還是三國時蜀漢專門在成都設立錦官,以集中管理織錦工匠。從兩漢到蜀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南北兩條絲綢之路都不斷輸往外邦,蜀錦美名遠揚。蜀漢在三國中處於弱小,蜀錦是對外貿易、支撐經濟的主要商品,因此專門設置「錦官」集中織錦工匠,規模化地進行蜀錦生產,並特別築城以保護蜀錦生產,被稱為「錦官城」,後人簡稱「錦城」。
南朝蕭梁的李膺在《益州記》裡寫道:「錦城在益州南、笞橋西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顯然,成都的確專門為生產蜀錦開闢過一處比較封閉的地方專門叫錦官城,位於城南錦里、其實不完全就等於今天的錦里,而是以老南門大橋以西的一個片區,而錦官官署含糊其詞是「流江南岸」。據《成都街巷志》等書籍考證推測,從今天錦里背後到百花潭一帶都屬於錦官城,而錦官官署大概位於成都以南某處,具體位置測可能是成都百花潭公園以南介於武侯祠之間的某個地方。
據資料顯示,「錦官城」南的織錦工場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工藝技術水平最高的官辦織錦工場。成都東南一直延伸到雙流華陽一帶,還聚集有許多民間手工業織錦作坊。總之,成都城南是最集中、最興盛地區。後來為方便官員和客商往來運輸蜀錦,專門設立錦官驛,是歷史上成都最大的驛站之一,大概位於著名的九眼橋一帶,附近的碼頭也是成都古時候最大的錦江碼頭,著名古詩「王浚樓船下益州」,就是從成都城東南的碼頭出發。
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業一直繁華興盛,號稱「揚一益二」。巴蜀是支撐長安、洛陽京城的經濟重鎮,所以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遇到危難都會往四川逃跑。杜甫的著名詩句「花重錦官城」之所以流傳千古,因為杜甫的優點一貫寫實,他居住在成都城西浣花溪一帶,能夠看到當時錦官城的優美環境,唐朝成都的芙蓉花有名正是從錦官城開始。
杜甫是喜歡花花草草的人,他的草堂周圍樹木,花草,都是他到處向別人要來種子親自種的,所以寫下當時見到城南錦官城花團錦簇樣子。但錦官城並不指整個成都,正如杜甫的另一名句「錦官城外柏森森」,是寫錦官城之外紀念諸葛亮的祠堂。而到五代後蜀的後主孟衍,才把皇宮所在皇城四周也種上芙蓉花,成都就因此流傳蓉城的美名。
成都浣花溪是古代織女們濯錦的地方
唐朝時期的蜀錦在新羅、高麗、日本等地也十分風靡,尤其日本專門流傳「蜀江錦」這一獨特稱呼,在京都正倉院、正隆寺均珍藏有不少高檔精美的蜀錦。從貞觀時期開始,流行古代書法藝術的「文字錦」,例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類。
當時,由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倫主持設計的一批蜀錦圖案式樣,被唐代宮廷作為內庫織錦的標準範式。竇師倫作為一流蜀錦織造專家,早年是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屬官,但他並不是四川人,而是關中望族竇家一份子,據說父親竇抗是李淵之妻竇氏的堂兄。竇師倫廣泛吸收西域地區的圖案技法,設計出許多精美款式,以對稱圖案為基礎,一直風靡到唐代後期。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竇師倫,…敕兼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後來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等地都出土過這種蜀錦,如新疆出土的國寶《五星出東方錦護膊》《黃色連珠龍文綾》都是精品。如前段時間五星錦才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漢代織錦機重新仿製修復了全部圖文,而《連珠龍文》的背後明確寫有景雲元年(710)雙流縣字樣,都能證明蜀錦的風靡。當時唐朝的貴族女子大都以擁有一件「陵陽公錦」為時髦。
唐玄宗以後,四川地區生絲產地以果州(今南充)、保寧(今閬中)等地著稱,成都主打產錦,如貢品五彩背心在長安每件價值百金。唐朝後期南詔屢屢騷擾成都,多次強行帶走許多蜀錦工匠,使南詔地區也廣泛流行蜀錦,客觀上擴大蜀錦和紡織技術在雲南民族地區的傳播。
宋代蜀錦依然興盛,每年十二月中,專門以四月號稱「錦市」,分門別類生產不同的錦緞,貢品生產有花式和標準,用來市馬的花式圖案又有區分。《宋史.輿服志》中,寫了各級官吏服裝用錦的不同品種。如:「中書門下、樞密、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凡七等。」基本都是以蜀錦為普遍。北宋流行過一段時間上元節穿的「燈籠錦」,寓意一種五穀豐登的吉兆,也是蜀錦。相傳仁宗的張貴妃穿上燈籠錦,皇帝很喜歡,貴妃趁機告訴仁宗說是名臣文彥博設計的,仁宗十分高興,就把文彥博進一步提拔重用。這個故事記錄在梅堯臣所作《碧雲騢》中,因為張貴妃父親當年曾經是文彥博府上的門客,為了幫助文彥博提議用蜀錦討皇帝喜歡。
宋代開始流傳流水落花錦體現了文人雅趣
文彥博這個故事也標誌了蜀錦開始增添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風尚,宋代蜀錦的一些風格開始轉變,最著名的就是「流水落花錦」,似乎來自李煜的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以梅花和桃花圖案夾雜波浪紋為主,這種蜀錦一直到明代都十分風靡,而且其他各地錦緞都大量山寨、仿製。也是從宋代起,以蜀錦為標竿,其他地區織錦開始興起,如打著宋錦旗號的江南地區,尤其南宋主打杭州、蘇州的紡織工業,充分借鑑蜀錦的工藝,迅速提升,成為宋朝織錦的代表。但其審美和工藝基礎是蜀錦,正如南宋大詩人陸游來到成都以後,也曾在《晚登子城》詩中感慨:「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到清代,四川的蜀錦和其他紡織品生產都是全國重鎮,即使太平軍一度佔據江浙十餘年,也以大量生絲和絲綢品遠銷海外賺取利益。而清朝方面就把「織造府」(即著名的江南織造局,曹雪芹祖上出任的)轉移到成都。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光緒年間,「成都有機房二千處,織機萬餘架,織工四萬人;絲織品佔全川總額百分之七十,成都以產錦為主」,有「晚清三絕」的「月華」、「雨絲」、「方方」錦。
四川的手工紡織業在西洋機器布匹大量進入以後,曾掀起過著名的土布洋布之爭,一度受到很大衝擊,跟著也順應歷史趨勢進入縫紉機為代表的機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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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商業與城市發展 在 知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 宋朝的「司局級」|宋人市井|06 >
如果能回到北宋時期,站在東京的街市巷口, 你一定不會感到陌生。這裡是東京汴梁的人力市場,每天一大早都有很多竹木泥瓦匠人麇集於此,等待雇主召喚,好賺得一天的生活費。宋朝人甚至用「羅齋」這個詞描述這一現象。
大量人口湧入都城,商業發展亙古未見,許多新興的職業也在這裡應運而生了。開封商行眾多,如唐家金銀鋪、百種圓藥鋪、青魚市內行、車家炭行、李家香行等等。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開封至少有一百六十行。服務業分工極細,修皮鞋的與修帽子的,就有不同的師傅;箍桶和補鍋的,是不同的人;而修補陶瓷的「釘鉸」匠,僅用幾枚銅釘,就能讓一隻破碗重新使用。
「若養馬,則有兩人日供切草;養犬則供餳糟;養貓則供貓食並小魚。」東京城裡,還有人專門以切草和養殖飼料魚為生,這聽起來殊為不可思議。《青瑣高議》裡有個更神奇的故事。慶歷年間,東京城裡有位手藝人,名叫馬吉。他平日裡不幹別的, 專門宰雞為業,每殺一隻雞,收人十文錢。馬吉殺雞出了名,是因為他殺雞的方法很怪:先用拳頭打雞,然後把雞頭使勁向後背一擰,雞在地上趔趄一陣,才倒地而死。也許如此殺雞能提高效率,或許能保持雞肉鮮美,總之馬吉因為怪異殺雞法招致了神靈的怨恨。後來馬吉中了風,頭也向後背扭,走起路來趔趔趄趄的,就像被他殺死的無數隻雞。馬吉痛苦不堪,只得咬住一根繩子,用兩隻手拉著,才控制住後扭的頭。如此掙扎了一年才死。
置辦一場酒席,主持一次喪事,其間複雜的流程與繁複的排場,不是一個家庭能承受的。有需求就有市場,富貴人家的酒席,多交給一個叫「四司六局」的機構操辦。所謂「四司六局」,類似於今天包辦宴席的公司,專門幫雇主引導賓客、置辦酒席。「四司六局」下細分為帳設司、廚司、茶酒司、台盤司,以及果子局、蜜餞局、蔬菜局、香藥局、油燈局、排辦局等。需要解釋的是,「茶酒司」不提供茶酒,而是負責導引賓客休息、入席;香藥局在賓客酒酣耳熱時,不忘提供醒酒藥;宴席上的果盤和甜點,分別由果子局和蜜餞局提供。四司負責人稱為「司長」, 六局的統領就是「局長」了。今天,「司局級」代表了較高級領導幹部,是許多有心於仕途的青年才俊的目標,而八九百年前,「司局」卻是宋代的服務公司。
開封的繁華數不勝數,卻在靖康之變中被金兵鐵騎踏得粉碎。然而,它一縷精魂未滅,扶搖南渡,紮根臨安,繁衍出更為璀燦的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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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遺產《復活清明上河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