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扭曲的歷史（李怡）
我們不能用現在已經擁有的眾所周知的資訊，去質疑當年的歷史，質疑當年人們為甚麼沒有那樣的認識，那樣的覺悟，會允許發生那樣的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次年蘇俄即發佈宣言，放棄其在華一切利益，得到中國社會普遍好感，孫中山提出「以俄為師」的口號。但蘇俄沒有兌現承諾，反而在外蒙古和中東鐵路問題上不斷侵犯中國利益。
十月革命後，全世界興起社會主義熱潮，四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再三年國民黨進行改造，聘蘇聯顧問建立列寧式政黨，採取「聯俄容共」政策，成立黃埔軍校，由中共的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準備北伐，以武力推翻合法的民國北京政權。當時全世界許多知識分子被社會主義理想迷倒，中國亦籠罩在這股追求平等的思潮中。
1911年辛亥革命後，次年成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到1928年被北伐戰爭推翻，民國北京政府維持了17年。北伐戰爭的中途發生國共分裂，但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對民國北京政府都是極度醜化、妖魔化，稱之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所有歷史書寫、課本、書籍、影視，北洋政府都脫不了「軍閥混戰」、「野蠻無知」、「壓榨百姓」的形象。
歷史真相被扭曲了幾十年，直到2012年，河北大學教授王鐵群寫了一篇長文：〈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他指稱「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17年，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其民主程度雖比不上今天的台灣，但卻是20世紀中國最民主的時期。民國北京政府的總統和國會均由選舉產生，建立並認真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不是中央集權，而是地方自治。地方官員非中央任命，而是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中央與地方清楚劃分財權與事權。
那17年也是中國大陸的學術、言論和結社最自由的時期，大量獨立媒體如《京報》、《新青年》、《語絲》、《晨報》的言論都很大膽到位，這時期催生了新文化運動。
北伐推翻了一個具自由法治民主雛形的政權後，中國就進入兩個列寧式政黨相互爭戰和輪流專權的局面。為甚麼共產黨會在當年贏得輿論、民心，並最後奪得政權呢？美國作家Barbara W. Tuchman在《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一書中提到一件事：抗戰期間，有幾位記者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讚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宋美齡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這句話說得睿智而感傷，更預言了中國其後幾十年的歷史。沒有錯，延安時期的中共政權，在劣勢中奮發卧身嘗膽精神，確實有點像理想國，不僅吸引了許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也讓一些西方記者、作家對這個窯洞政權刮目相看。二戰後，大陸的知識人，報刊輿論，均受延安精神感召，輿情主導人心大勢，造就了中共在內戰中勢如破竹的勝利。
感傷的是，宋美齡作為當時的第一夫人，已長期享受權力的滋味，這句話顯示她已深諳「權力帶來腐化」有難以抵擋的威力。作為列寧式的威權政黨，她知道難逃這種宿命，而中國正是在性質相似的兩個專權政黨的競爭中，因此她實際上也預言了中國其後幾十年的歷史，也難逃這種宿命。
我自小成長在國難中，從現實和報道中看到的，同當時西方記者、作家和中國多數知識人看到的相似，無論現實還是文化氛圍，都接觸不到對「社會主義救中國」深入批判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