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網友 A Re Ker 拍攝分享他今天從抽屜裡翻出的中華民國81年(1992年)7月21日星期二《聯合報》第17版報紙,上面刊載著一篇由記者董智森所寫,關於當時為了便於捷運工程的進行而即將遭拆除的臺北市中華商場的回顧報導,如今讀來,滿是懷舊之感。
全文如下:
《昔日台北繁榮的指標,今日台北建設的盲腸》
中華商場
樓起樓塌31年
民國四十九年老總統一句話,中華商場動工了。今年十月分為了大台北的明天,中華商場就要剷平了。
【記者董智森╱台北報導】
台北市政府將在十月分拆除已興建三十一年的中華商場,對老台北人來說,中華商場的改建象徵一個舊日繁華時代的結束,而繁華如夢,如今僅留給人們一絲喟嘆,心中也不免有「物換星移幾度秋,檻外長江空自流」的無奈。
「在三十八年時,我們追隨政府來台,當時心底打算,也不過是暫時窩一下,政府說馬上要反攻大陸,我們也不敢有什麼長遠的打算。」幾個商場的老人提起那個時代不勝唏噓。
老人說,當時窩得也十分狼狽,大家都隨隨便便用個竹棚搭將起,就在裡面吃喝拉撒,怎麼說,「總覺得只是過渡時期的非常時期,反攻號角一響,還不是要打回去」,只是這個非常時期也未免太長了,為了生活所迫,許多人乃不得不捲起袖子,把家中所看過的一些不純熟的手藝拿出來謀生餬口,生活總是要過的。
那時候,不少人在家中根本是大少爺,一輩子也沒幹過粗活;也有人則是身穿「二尺五」的丘八,除了打仗殺人,並沒有其他的本事,而家當常只是一件毛氈,在長長寒夜中,打哆嗦到天亮,妻兒子女,全家都在風聲裡,九秋衣裳未剪裁。
老總統關注
鹹魚翻身
這個非常時期,竟然綿延了十年,民國四十九年,老總統路過中華路,發現此地居然有一堆「老芋仔」過的是這種生活,乃指示必須把中華路的流民好好安頓,並且他責令負責治安的警備總部必須做好整頓的工作。
老總統的指示,使各單位不得不全力安置黎民,先是台北市政府委託「警民協會」幫忙做人口的調查和治安的維持;接著由台灣省主席周至柔、警備總司令黃杰及台北市長黃啟瑞組成一個整頓委員會,由黃啟瑞擔任主任委員。
民國四十九年的八月十六日,中華商場終於動工了,依規畫是建成八棟長方形的三樓房,當時全台三層高的房子不多,中華商場的水泥白壁,羨煞了不少中低收入戶,但所謂的中低收入者,只是大貧和小貧的差別而已。
在五十年四月十日,中華商場終於在萬方矚目下完工了,八棟嵩峨的大樓共有一千六百六十四間,並有當時全省少有的公共廁所;據居民表示,工程費中他們出了四千八百卅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五元,這也是現在居民和市府為產權鬧得不可開交的主因,而這筆錢,在當時是非常龐大的,民國四十九年,是台灣省全省的總預算的百分之一點三。
中華商場的繁榮從此開始了,當時各種新式物品及舶來品,莫不擺在這從北門綿延到小南門的門面上。從南部到台北的親戚,也莫不以帶他到中華商場一遊,來表示不虛此行。而三兩好友,興致好時,「走!哥們上中華商場喝兩杯。」喝完後,再去逛逛西門町看還有什麼新鮮事兒,或者再看一場電影消磨消磨,是當時最有面子的邀約,和最神氣的事。
中華商場的特色很多,連接的八棟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一邊靠西門町,一邊則靠國軍文藝中心,連接的橋是一條多數台北人走過卻叫不出名字的綠色天橋,那是「後備軍人橋」,不久後即將拆除。
繁華總指標
如日中天
大體而言,忠棟到平棟的商店中,是台北甚至全台最大的徽章、錦旗、獎盃及紀念牌的集散中心,其中軍刀、指揮刀及佩劍的品質十分有名;不過忠棟和孝棟,目前則以電器、電腦軟體、電子零件為有名,近年則充斥著電動玩具,排滿走廊,到處可見到青少年在此流連
。
而忠棟仍有傳統的蒸籠店,在琳瑯滿目的現代化物品上,顯得饒富古意,近年來則也有各類木器及籐器的販賣。
而這兩棟的二樓,也有不少專賣玉器、琺瑯、台灣民俗古玩的店面,這些店往年是執業界牛耳,目前生意仍十分活絡,並且延綿至仁、愛等棟。但仁、愛棟的小吃和郵票,也是聲名在外的,尤其錢幣和集郵之友社也是收藏家的最愛。
高裝檢採購
軍品集散地
信、義、和三棟則是中華商場中,最膾炙人口的,因為這就是中華商場小吃最多的地方。這裡有各省的南北小吃,北方的麵食烤鴨、南方的湯蟹荷包、四川的紅油抄手、台灣的蚵仔煎、麵線焿,應有盡有,甚至有當時全省都少見的純清真館、牛肉餡餅和涮羊肉火鍋,配上跑堂的吆喝叫聲,透出了不少熱鬧與親切;不過近年來明顯的敲顧客竹槓,使吃客不太願意再上門。
中華商場在最繁榮時,曾有五十八家的飲食店,現在則只剩十六家,當時在信棟的「北平小館」,門面從卅三號到五十九號,足足占了八個大店面,目前則已暫停營業了。
仁、愛、信三棟,另有成衣、衣料的批發零售,曾是台北最大集散市場,在牛仔褲最盛行時,各棟都擠滿了人潮,而每逢各學校開學時,各種大學服、軍訓服的訂製,更是不少二十到四十餘歲人的經驗,一位店主回憶說;「那時候各校的卡其布顏色還不太一樣,我們可以在所謂的黃卡其中分出十幾種不同的顏色來,質料則有三十幾種。」
在和、平棟中,最有特色的則是軍用材料,全台的部隊都知道,部隊中只要缺少什麼東西,到中華商場準沒錯,除了武器彈藥外,軍車材料更是應有盡有,每年部隊的高裝檢,部隊幾乎都會派出大批人手來採購,至今猶然;而和、平兩棟還有不少老人茶室,不過現在已關門殆盡。
紅顏已老
尋求第二春
卅一年了,中華商場就像是一個容顏已老的美人,在歷盡了滄桑後,仍留下幾絲往日的風韻,不過在市民指為「盲腸」後,今日的商場留給人家的印象,似乎是只在市府與民眾的產權紛爭。市府目前與四百四十二戶簽約,並對其餘的一千餘戶提起訴訟,市府財政局長廖正井說,為了政府施政的公平,採法律訴訟是不得已的,日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曾問他此問題,他也是這樣回答,「郝院長也認為公權力最重要,十分支持。」
未來的中華商場將是在剷平後,重新規畫為林蔭大道,自車站到愛國西路的小南門整條路是像巴黎香榭大道,市府都市計畫處處長蔡定芳表示,這個特區並北延至鄭州路,加上西門特區,「規畫得十分有品味」。
夏日的炎陽下,捷運的施工已使中華路這位遲暮美人顯得有幾許狼狽,豔陽下,工程的鮮黃器材、十幾公尺高混凝機和車輛,竟令人覺得格外刺眼、炫目。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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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 #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上)】
「導演好,我是關鍵評論網的編輯。」
「你好,你好,我先把手擦乾再和你握手。」
這是我和楊雅喆第一次見面,對彼此說的第一句話。
接著楊雅喆用力地將濕漉的雙手擦乾,伸出乾淨、禮貌的雙手相握,才算是正式打過招呼。接下來是訪談前的暖身閒談,在話家常中,方才文質彬彬的導演一下在談笑間幹聲連連,粗話齊發。
「在錄音囉。」我好心提醒。
「在錄音我還是可以講髒話。」楊雅喆說。
「那我把髒話都寫進文章。」我開玩笑地說。
「可以啊。」楊雅喆沒在跟我開玩笑。
楊雅喆可能是至今我訪談過的影視工作者中,髒話最多的導演,這件事在訪談前五分鐘就成立了,但同時我也發現,楊雅喆待人謙遜,面對陌生、年紀差距近半的訪談者,仍記得將雙手清潔、以禮相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楊雅喆在面對國民黨的肅殺歷史高喊「幹死威權」之際,還能讓觀眾在時代大旗之下,看見他對小人物們的用情至深。
回憶起楊雅喆的電影作品,在《囧男孩》「隔代教養」的困境中,感受小屁孩們的天真爛漫;在《女朋友。男朋友》「野百合學運」的青春騷動中,與林美寶攜手成長,共同悲喜;在《血觀音》「劉邦友命案」、「新瑞都開發案」的不公不義中,貼近女性的浪潮暗湧。綜觀楊雅喆的影像深處,命題皆扣準社會脈動,而後直搗人心的柔軟彼方。
在這些「暴烈控訴」中窺見的「可愛溫柔」,恰與「髒話的粗獷」、「擦手的禮貌」是同一件事,在細節與習慣的微觀之處,瞅見所謂的鐵漢與柔情,無論正反,皆積累成楊雅喆作品的底蘊。
而 2017 年,憑藉《血觀音》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站在金馬舞台高喊「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楊雅喆,沈寂四年,到了 2021 年選擇將吳明益筆桿油墨下的中華商場具現化,領著觀眾乘著時光機返回 1980 年代的絕代風華,時光悠悠淌流,只不過這次是朝著往事逆流,那裡有人、斑馬還有貓妖。楊雅喆在故事的集合體中,影像化出小人物在大環境底下的眾生相,望見戒嚴時代下中華商場獨特的美麗與哀愁。
所有的故事都有起點,和楊雅喆第一題就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改編起源,作家吳明益在上個十年推出的小說,何以打動這名影像創作者?
「這本小說 2011 年出版我就買了,還記得當時看這本書的興奮感,恨不得兩三天把它看完,那這種『恨不得』的感覺很純粹,但我並不知道將來會改編這本書,純粹就是身為讀者的喜悅。」楊雅喆這樣說。率先看上《天橋上的魔術師》的影視 IP 潛力,是公共電視,在 2018 年以 1.55 億左右的預算公開招標,吸引各路影視工作者組團改編拍攝,這才翻鬆、攪動這座台北城的舊時代記憶。
楊雅喆自稱是「被命題型的作者」,《天橋上的魔術師》因為公視領頭,楊雅喆才「被動式」的起心動念改編,但當然,被動之餘也有身為創作者的「主動性」,從被動到主動,楊雅喆是看上「書中的結構」和窺見「人心的情懷」,楊雅喆對此稱之為「某種直覺」。
對於書中的結構,楊雅喆說:「我的職業訓練告訴我,若我改編《天橋上的魔術師》會有很大的發揮,這是直覺。因為這本書沒有明確的線性寫法,任何故事都是淡淡的線、淡淡的情懷、淡淡的消失,好比我們真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例如,兒時玩伴久沒聯絡,便逐漸淡出彼此生活。很多時候並非是很戲劇化的消失,書中的這種迷離是我擁有『上下其手』的空間,能滿足我的創作慾,對我而言就不是普通的改編。」
至於人心的情懷,楊雅喆則說:「雖然我活過 80 年代,去過中華商場,常去佳佳唱片,但也不代表我有半點情懷,中華商場拆的時候沒什麼感覺,一開始沒有很想拍這個年代。如果有某種強烈的感覺讓我去爭取這個案子,就是書中寫到的小孩、青少年和失意中年人。」
一名對中華商場沒有「鄉愁情懷」的楊雅喆所召集的改編團隊,在時空縫隙中的命運撞擊,恰巧備受青睞,楊雅喆在天橋上的奇幻旅程,這才開始。
正如楊雅喆所說,縱使活過戒嚴時代,起初並無想拍攝此時代的慾念,楊雅喆表示劇本最初的設定是一半現代、一半過去,並非全是 80 年代。回憶起標案與改編過程,時光拉回 2018 年的農曆新年初二,楊雅喆和監製劉蔚然本該與家人團聚,但兩人卻為了《天橋上的魔術師》,在冷風吹襲的中華路上來回奔走,觀察北門、南門甚至公車專用道等細節的推移、變遷,進而調整出最佳提案,案子遞出半年,楊雅喆才有進一步的消息,而這還尚未牽涉到編劇的介入,前期準備的文字工作雖然順利,但仍讓楊雅喆吃足苦頭。
在這之後,楊雅喆笑稱有滿滿的圈套:「原本想要拍一半現代、一半過去,但監製跟我說『搭蓋中華商場就要花掉一半左右的預算,結果你只拍一半?』後來想想,我註定要砸錢蓋中華商場和做視效,那為什麼不把中華商場用到極致,一轉念,決定全然聚焦在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故事。」楊雅喆進一步解釋:「原本的做法,每一集都會有成年人回顧兒少時代,假設每一集長度 50 分鐘,現代視角至少佔 10 分鐘,那就有 10 分鐘無法聚焦,會稀釋故事性,其中的角色或情節可能就更模糊。」
於是從前期田調到製作拍攝,共耗時五年(實際拍攝三個半月)、花費兩億台幣的《天橋上的魔術師》,由《返校》金馬得主美術指導王誌成率領的美術組,重現精雕細琢的中華商場,細細勾勒出時代記憶。這樣的時代記憶,在楊雅喆的鏡頭下,立體而具象。
《天橋上的魔術師》也成為楊雅喆導演生涯首度掌握兩億台幣的作品,但對楊雅喆而言,創作無論資金預算的高低,都有困難和甜蜜點,「身為創作者,我唯一的壓力是把戲拍好,有沒有比以前做過的案子更有趣,『錢』的壓力應該是在投資者身上。」
在拍片這條不歸路上,低預算有低預算的拍法、高預算有高預算的拍法,每個環節都在考驗創作者「取捨」的功力,楊雅喆說:「我面對的永遠都是『這樣不行怎麼辦?』即便你再有錢都有限制,但在限制之中,團隊找到方法克服,最終完成,我覺得是最大的樂趣。」
《天橋上的魔術師》在拍攝期間,正好碰上肺炎疫情,在無法群聚的限制之中,原先幾百人在體育館的戲,硬生生拔掉大改,第七集也因疫情才臨時將孫淑媚調動為主線,「原先設定的劇本,沒有成年人會遇到魔術師,因為成年人不相信魔術和奇蹟,但第七集就一定得改,變成孫淑媚遇到魔術師,幹,每天火燒屁股,幹,現場邊拍邊改,但最終反而精彩。」楊雅喆邊幹邊笑的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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