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上台後，進行各種革新，但也激起很多對立，人人各吹一把號，又有國民黨乘機作亂，頓時給人鬧嚷不安的感覺。我們是民主自由的國家，意見不同，互相對嗆，反唇相譏，實屬正常。但發生了幾件意見不合，竟暴力相向，實在有違台灣「人權國」的基本價值。
柯建銘反對勞團訴求，勞團很生氣，看他落單，衝上去圍毆，拳打腳踢，鎖喉潑水，如果不是有警察緊急救援，差一分鐘老柯就死了。結果勞團領袖毛振飛竟說：「我們這樣對他已經夠客氣的」，將一個六十歲老人推打，拳腳相向，又從背後勒住脖子，讓人陷入生死一線的危險，叫「這樣對他已經夠客氣的」，那不客氣的話，是不是就開槍謀殺呢？
國民黨的以前，共產黨的現在，不正是打你關你是夠客氣的，不客氣的話，你的小命還在嗎？
反同婚聯盟辦遊行，挺同婚的人舉彩虹旗表示訴求，結果有反同人士就暴力相向，助跑飛踢，打得人肋骨折斷、胸部、小腿挫傷。事後，打人一方竟然指責被打的「白目」，明知對方人多勢眾，卻斗膽地在一旁反訴求。難道校園霸凌是弱者白目造成的？中國異議分子被失蹤，都是這些人太白目了嗎？
這種打人後，說對方「活該」、「白目」的說詞，反應了台灣缺乏人權意識，存在著落後的野蠻心態。中國古代講究禮教，不合禮法教義者，動輒被當成離經叛道，異端邪說，輕者鳴鼓而攻之，重者迫害打殺。現代中國人也遺毒甚重，拿著民族主義、統一神聖的虛幻意識，對台獨喊打喊殺，連英川熱線一下，也有人大叫：「打過台灣海峽」。
任何將不同意見，視為反真理、反神聖、反民意、反基本教義的不可饒恕的邪惡，然後興起打殺念頭者，基本上都是「反人權」的，都是一種罪惡。
我一直在思考「道德標準」如何訂立，儒家講「善性良知」，卻陷入主觀，後來搞成了「禮教殺人」。基督教以聖經為準，照樣發生十字軍東征、獵巫除魔的悲劇。功利主義講「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結果可能多數霸凌少數，造成少數被強迫犧牲的不道德結局。
最後，我得到一個最合理的標準，那就是人權；人權主要有四方面：生命權、生存權、自由權、名譽權──只要合乎人權者就是善的，違反人權者就是惡。
其中生命權最根本，也最重要，因為沒有了生命，其它權都沒了意義。殺人打人都違反了生命權，就是一種「惡」。若為維護人權而不得不採取違反人權的手段，則屬於暫時勉強可接受的惡，可以不必追究道德或法律責任，但不能視為善。
除非對方是迫害人權的惡徒，否則殺人打人都是「惡」。就算是迫害人權者，當人們一旦「以暴制暴」制止了他的惡行，就必須停止暴力，改用合乎人權的方式加以懲罰。例如歹徒正在殺人，警察在不得已之下可以當場格斃；可是如果已經逮捕，就不能加以打殺，必須用合乎人權的方式處置。
古代因為沒有人權觀念，司法上的刑罰，常用的原則就是「以其人道還致其人之身」，「殺人者死，傷人與盜竊抵罪」，「一命還一命」。當然，又常加上帝王的政治利益，如為維護權位，將造反叛國者，一律死刑，抄家滅族。秦朝為富國強兵，連偷隻牛都可以判死刑。
台灣是標榜人權的國家，應以人權作為是非善惡的標準。就算是司法的刑罰，也只能用暫時剝奪人權作為懲罰方式，罰錢、限制自由、污其名譽。但仍應盡量避免死刑，將人處死，等於剝奪他的全部人權，毫無回復機會。
任何刑事案件，都可視為侵犯人權之罪，可以用暫時取消其人權的方式加以懲罰。關他幾十年，還有機會拿回自由權；罰他幾千萬，還有生存的機會；判他重罪之名，他仍有回復名譽的機會。但把人處死，他永遠拿不回生命權，這跟台灣標榜「人權價值」，是最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
簡言之，除非不得已，不能用反人權的手段去對抗反人權的行為，否則反抗行為就因為違反人權，而失去道德性和正當性。
人類的思想常會自相矛盾，捍衛自身權益者不惜傷害別人權益，反對殺人者卻主張殺人，追求平等者卻要求族類區隔，信仰神愛世人者卻施展暴力，爭取勞權者竟傷害別人的生命權。其原因都是「人權意識」薄弱，以致被情緒發洩沖昏了頭。
台灣號稱人權立國，可惜腦袋仍留有不少中國封建文化的思維，「呼伊死」明顯違反生命權，卻是常民口頭禪，甚至在意識中作祟，才會發生「性地扛起來」就出手打人的惡行。
我們也常聽到什麼「該死」、「死有餘辜」、「罪該萬死」、「你死我活」，把剝奪別人生命權當成天經地義，即可知道「人權」仍只是台灣的話頭，像中國人自稱文明古國一樣，是老王賣瓜的自吹自擂，難怪「犯人沒人權」這種鳥話也有人講得好像理所當然。
死生亦大矣，怎能把別人的生命權當兒戲呢？人是脆弱的動物，稍有不慎，推一下也會死人的。任何蓄意刻意的暴力行為，都違反人權，都應該譴責，甚至連毛振飛那種「打他已經夠客氣的」想法，也應該被全民唾棄。否則就算台灣真正獨立了，也將成為一個動輒打打殺殺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