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跟中國朋友解釋
#不是說同種語音就是同個國家
#不是過中國新年就是中國人
#不是黃皮膚黑頭髮就是籠的傳人
補充"文化圈(Kulturkreis or Cultural area)"
不同的國家可能有相同的宗教、民俗、服裝或是建築與語言
差異很大的兩國,如果被文化入侵
甚至連蒙古都算俄羅斯文化圈
基於地域、語言的這種很多,不多說了
像是加勒比海、遠東、近東、中東、印度次大陸等
基於文化相同有
盎格魯、大中華地區、大印度、阿拉伯世界、北歐、大中東、大波斯等..
基於宗教
佛教世界、基督教世界、印度教、伊斯蘭國度、穆斯林世界
還有音樂來分的
1.歐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2.北非、西南亞、中亞、南亞、印尼和南歐部分地區
3.美洲印地安人、東亞、北西伯利亞
不過這很複雜,大概要好和弦之類的高手才聽得出來
歐美人不睡午睡 為何還可以滿血工作? ▶ 午睡文化與歷史
https://youtu.be/lLjtJDXYVyY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南亞 文化圈 宗教 在 婷婷看世界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印度為啥錯失工業化機遇?】
印度,這個有著4500年文明史,大英帝國南亞繼承人的國家。
在二戰後,有著第三世界最發達的工業體系:鐵路里程、鋼鐵產量、發電量、產業工人遠超中國,冠絕亞非拉。
1949年,印度鋼鐵產量是中國的近10倍。
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尼赫魯左手拉著中國,右邊跟著馬來西亞,顧盼生輝,儼然第三世界領袖,亞洲追求工業化國家的領導者。
1950年代末期,印度工業化初見成效,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比萊鋼鐵廠先後建成,自主制造汽車下線,進入全球十大工業國行列。
印度人堅信: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走上亞洲之巔,與美蘇三國鼎力,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印度先是在1962年邊境戰爭中,被解放軍的炮火摧毀了全球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也被日本、韓國甚至中國臺灣超越,更被完成工業化的中國甩出雲霄。
那麽,占據先發優勢的印度為何錯失了工業化?在中美歐日即將開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時候,印度還在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而苦苦追尋,是什麽導致了印度20世紀印度工業化的功敗垂成,印度山川稟賦和工業化歷史細節,為諸君解惑。
【先天不足的山川稟賦】
先天條件決定人成功的一半,國家也是如此。
我們印象中的印度,和中國一樣:物產豐富、礦藏繁多;但事實上,印度的農業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足;而印度的礦藏資源相比同體量國家,可說是貧乏。
由於印度大陸屬於熱帶季風性氣候,降雨極端的不均衡,在7-9月,幾乎集中了全年降雨量的90%,且水量極大,超過農作物的正常需求;其他時間則滴雨難求。
這導致印度主要產糧區-恒河大平原雨季時澇死,非雨季時旱死;更可怕的是,恒河大平原地處高溫熱帶,土壤有機物分解極快(需要更多肥料施加)。
相對於中國降雨均衡、氣溫合適的華北、長江中下遊平原;印度平原先天不足,一年只能一熟,畝單產糧只有中國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所以盡管印度平原總面積比中國多,但糧食總產量卻只有中國的一半左右。
印度農業的先天不足,也是導致古代印度:分裂時間大於統一時間的最重要因素,占據平原的印度主體王朝,農耕能力低下(相比中國),實力不足以抵達印度南部,即使抵達了,統治不能穩定,亦不能持久。
所以南亞歷史上的統一大王朝:孔雀、貴霜、笈多、莫臥兒等,基本都曇花一現,而所謂的統一,其外圍領土大多是類似附屬國的土邦,
中央集權統治從未貫徹過。這導致印度邦國林立,小文化圈、小民族圈橫行,小圈的爭鬥,給印度獨立後的工業化目標,帶來了無盡傷痕(本文最後會詳述)。
印度的礦藏呢,不能說少,但作為一個10億人口,就顯得貧乏了。
印度石油儲量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煤炭儲量是中國的二分之一,鐵礦是中國的60%,銅礦是中國的七分之一,印度幾乎沒有鉀鹽(制造鉀肥的重要原料),中國是3.6億噸。
礦藏的貧乏,對印度工業化無疑是重大打擊,當中國1990年之前,還可以出口石油、煤炭、鐵礦等能源礦藏,換取工業化資金和先進設備時,印度從一開始,還要進口石油和煤炭,一進一出之間,加重了印度工業化的負擔,特別是重化工業。
美國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曾有一句名言:
“每逢妳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妳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妳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
當我們面對印度糧食產量低,工業化速度慢時,總是歸結為人種懶、文化頹廢,但是否考慮過印度先天條件不足造成的巨大不利條件呢?
當然,有人會說,日本、韓國先天條件也不足,他們後天努力了,所以工業化成功了。
下邊我們就看一看印度工業化的後天努力。
【印度國民黨的‘紳士’革命】
欲實現工業化,首先要實現民族、國家獨立。
20世紀上半夜,反殖民、反帝國的革命洪流席卷全球,蘇聯、中國都通過暴力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印度另辟蹊徑,走的是‘非暴力、小清新、不流血’革命。
領導印度獨立的國大黨,類似四一二前的中國國民黨,代表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所謂開明地主的利益,但團結了印度共產黨、農工等左翼力量,政策中亦有社會主義的因子。
憲法規定:印度是一個主權的、世俗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共和國。
由於二戰德意誌打殘了英國,日不落帝國全球統治力下降,印度得以不經過暴力革命,就獲得了獨立,並繼承了大英帝國在南亞的政治遺產和工業建設。
這種從容不迫、文質彬彬的革命,被世人稱為‘紳士’革命,亦可以稱為‘小清新’革命。優點是避免了流血,國家政權平穩過渡;缺點是沒有滌除印度社會中的封建生產關系和落後階層,反而讓他們大量進入執政階級,成為此後印度社會改革和工業化的最大阻力和隱患。
【蝸牛工業化】
印度獨立後,在尼赫魯的領導下,也效法蘇聯,開啟‘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了第一、二、三....個五年計劃。
1956年印度工業政策決議:基礎工業、戰略性工業、公益工業掌握在政府手中,私人企業在國家指導下發展。這和中國、日本、蘇聯的國家(計劃)資本主義如出一轍。
於是,印度政府開支了龐大資金發展工業,由於優秀的國際環境,外國援建也絡繹不絕,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來幫忙。
亞洲一流,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鋼廠,由德國克虜伯財團援建,杜加普爾鋼鐵廠,是英國鋼鐵制造財團貸款,比萊鋼鐵廠,是蘇聯援建。
印度摩拳擦掌,一頓操作猛如虎,但當人們看到結果時,大吃一驚。
直到1984-1985年,印度國有企業產值占GDP 比例才24.5%,尼赫魯時期,這個數值不超過15%。
印度工業產值占GDP的比例,1980年之前,長期維持在25%以下,而中國1980年工業產值占GDP比例已經高達48%。而直到2018年,印度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依然不超過30%。
一個農業國的經濟發展里程:必然是工業產值大幅度提升,占據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實現工業化,然後再商業化,出現繁榮的第三產業,工業產值比例出現下降。
從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來看,在尼赫魯以及女兒英.甘地執政(19470-1984),實施國家(計劃)資本主義時期,印度的工業化成就相當潦倒。
更騷的是:1969之前,印度還未施行大銀行國有化,14家最大的私有銀行,占據了全國存款的85%,貸款的84%。
也就是說,印度政府雄心勃勃,制定了工業化的宏偉藍圖,結果手中的執行工具--國有企業,不在國民中占據主導地位;私有銀行的存在,讓印度政府也無法靠控制資金流向自己計劃的產業。
那麽為什麽印度的工業化,速度是如此的蝸牛呢?主要有兩大原因導致:
1. 印度在尼赫魯和英.甘地時期,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但由於市場經濟過於強大(特別是塔塔集團這樣的財閥存在),大量私人資本、民營企業並不願意投資重化工業,而更喜歡回報快的消費工業(微輕工業),這導致稀缺的資本不能有效的投入重化工業;而對糧、糖、棉、布等消費品價格的不予管制,放任自由化,導致大量資本流入了商人和上層精英的腰包,這些階層為了享樂,大量進口高檔品,不僅浪費了大量外匯,也浪費了寶貴的再投入資本。
2. 印度農地改革(土地革命)的半途而廢,功敗垂成。
【半吊子的土地革命】
我們應該知道,一個大國想要實現全面工業化,必然先實現農地改革(土地革命)。
大規模投資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需要巨額資本、脫產的產業工人以及海量的糧食、原料,這些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都需要建立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基礎上:用更少的人,更短的時間,生產更多的糧食。
而在重化工業反哺農業,提供廉價的機械、化肥、先進種子之前,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更多的依靠以下策略實現:
A、均分土地,讓每個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讓土地和勞力得到更合理的資源配置。
B、集約化生產:利用合作社的方式,動員集體力量,建設水庫、灌溉渠等農業基礎設施;集中農民的零散資本,進行機械購買、肥料種子研發、資本借貸等規模性投資,自我累積農業資本。
C、減少地主、高利貸者等農業食利階層,讓更多剩余資本,投入工業和農業再生產。
在印度獨立後,也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農地改革,但由於執政黨-國大黨是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的代表,官僚成員也絕大多數來自高種姓地主集團、企業家和商人,來自農民的幾乎沒有。
所以,盡管國大黨在印度獨立過程中,為了聯合工農,宣稱要搞土地革命,但在真正執政後,政策起了變化。
印度的土地制度被稱為柴明達爾制,柴明達爾(地主)的土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國家代管,是收稅中間人,對土地沒有所有權;另一部分是自營土地,擁有世襲所有權。
印度農地改革的策略是:政府贖回柴明達爾們代管的土地,允許保留自營地。
但由於政策執行人本身就是柴明達爾階層,又遭遇印度右翼政黨強烈反對,用法院體系對抗(妄稱政府侵犯個人財產所有權,過低價格贖買等等),導致農地改革推行了10多年之久,給柴明達爾們留下了充分的時間:擴大自營地,把本屬於國家的土地大量侵吞。
結果是,政府只收回了1.7億英畝土地,約占總耕地的48%。改革完,25%農戶依然沒有一分土地,25%的農戶只有土地的1%。而擁有1000英畝以上的地主仍不少見。
尼赫魯的所謂合作社:也因為富農和大地主的反對,不能夠執行。
印度農村仍然是落後的生產方式,一盤散沙,大規模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無法施行。
【工農業惡性死循環】
農地改革半途而廢,導致印度農業效率一直不能夠快速提升,更不能夠提高有效的資源(資金、脫產工人、剩余糧食)給工業;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不能夠快速發展,就不能反哺提升農業效率,印度的工農業陷入了惡性循環。
更奇葩的是,印度農業在一些年頭,連自給都不行,要靠進口大量糧食滿足需要,1961-1966年,印度進口糧食2500萬噸,不僅浪費了寶貴的外匯,更造成印度外債高築(工業資金不足,也要向外國借款)。
1966年,印度外債已達350億盧比,財政收入的約20%用來還債,印度內循環惡化,走上了依賴歐美和蘇聯的道路。
【棄難求易的綠色革命】
為了達到糧食自給,1965年之後,印度開始推行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的策略是基本放棄進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利用機械、良種和肥料增產。
但機械、良種和肥料需要大量金錢,於是印度只得一方面從歐美獲得農業貸款,另一方面只能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土地肥沃,見效快的地區。
中央政府提供的農業資金,僅能夠讓300萬地主受到普惠;但擁有小額田畝的農戶超過四千九百萬。
印度綠色革命導致的好處是,糧食產量有所提高,並出現了小片工農業發達的飛地,但廣大腹地依然不能解決農業效率低下的問題,印度的人口和消費需求都得不到解放,工業始終不能形成強大規模。
【劍走偏鋒的互聯網革命】
等到尼赫魯(1947-1964執政)的外孫,英.甘地(1966-1984執政)的兒子拉吉夫·甘地(1984-1989)當選印度總理時,他深感印度工農業落後歐美太多,而當時全球互聯網革命風起雲湧,拉吉夫·甘地高喊:用計算機把印度代入21世紀。
拉吉夫·甘地認為印度有世界第三的高等教育人才數量,要趕上世界潮流,當然拉吉夫拉的互聯網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印度已成為僅次於中美歐日的第五大軟件國,拉吉夫·甘地打下基礎的雄厚基礎功不可沒。
不過,在25歲以上人口,73%文盲的當時印度,發展這種高端科技服務業對印度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影響有限,反而更加重了印度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如果說尼赫魯(1947-1964執政)沒有徹底完成農業崛起,那麽英.甘地(1966-1984執政)用綠色革命劍走偏鋒,放棄了全面提升印度農業的戰略,而拉吉夫·甘地(1984-1989)再一次劍走偏鋒,把工農業都交給自由化市場,押註互聯網實現彎道超車,結果是舍本求末。
這即是印度沒有徹底滌除封建生產關系,完成土地革命,執政層擁有強大保守勢力大背景下的無奈選擇,也是印度歷史上一直不能夠完成大一統,國內利益集團相互內卷的結果。
在印度國內,有十四個語言集團(都宣稱有獨特的文化遺產),有占人口六分之一的穆斯林教派,有三千個婚內聯姻的種姓集團,他們都狹隘的效忠小集團。
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宗教矛盾橫雜交錯,非但無法對國家整體的目標形成合力,反而導致國家的目標一再變化和妥協,在無盡的內耗和謊言中,冷了英雄的血,麻了百姓的心。
而在印度為清除封建生產關系和團結障礙,追求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漫長過程中,他錯過了20世紀後半葉第二次工業化浪潮,錯過了20世紀70-80年代歐美的產業轉移,錯過了21世初的全球化,錯過了移動互聯網革命,也即將錯過第四次科技革命。
基礎不牢,所有的機遇對印度來說,都地動山搖,把握不住。這就是現代印度面臨的最大難題,但一面補齊基礎,一面追趕,對印度來說,又好不辛苦。
南亞 文化圈 宗教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