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有點像機場的吸菸區跟禁菸區，也分成演奏期與靜音期。」
俄國鋼琴家 佛洛鐸斯 (Arcadi Volodos, 1972-)，從未參加任何世界鋼琴大賽的他，16歲才決定主修鋼琴，1996年，彈琴給 Sony經紀人後的隔天就被簽下，兩個月後直接代打 阿格麗希於卡內基廳與 指揮小澤征爾的演出。他說：「我什麼都還沒準備好，生命的驟轉讓我很迷茫。」
「我不是神童，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未來要從事什麼職業。由於父母是聲樂家，我的音樂教育是從聖彼得堡的一個兒童合唱團開始的。儘管沒唱蘇聯政府規定的無趣曲目，對於唱歌我還是興趣缺缺，…直到16歲，我才毅然決然主修鋼琴，因為太晚學，很多人認為我改當調音師會更理想：因為我有好的音感。只有嘉琳娜(Galina Eguizarowa)，我的第一位鋼琴老師對我說：『你可以是一名鋼琴家』。」
「嘉琳娜老師對我的音樂教育功不可沒，她為我開啟了另一條嶄新的人生道路。某天上課，同堂一位學生某處彈的怪怪的，然而她什麼也沒講，只對我說：『這裡他不需要我的提醒，他很快就會發現然後修正，這樣對他更好。』 不強加觀點，因材施教，讓學生透過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琴方式，才是好的教學─因為只有自己能讓自己進步。我很幸運，在嘉琳娜之後我所遇到的老師，如Jacques Rouvier 跟 Dmitri Bashkirov也都是這樣教我。」
「有了小孩，父親的身分使我開始想幫助年輕人，尤其那些害羞卻天賦極高的孩子。現今的風氣使他們很難生存，甚至懷疑自己的天賦，可能因害羞不想參加比賽而裹足不前，我鼓勵他們要有賽馬般的衝勁去突破，但也別被比賽侷限。」
德國學派、俄國學派等，這些以「國家」作為演奏風格所常見的區分標準，佛洛鐸斯如此看待：
「這是我主觀的意見，我認為，以國家作為學派分類僅適用於曲目風格分類，套在鋼琴家身上無疑浪費時間，因為每位鋼琴家都自成一個體系，加上目前這種套用也越趨少見。現在的莫斯科音樂院，中國學生比例很高，一半的教師在德國工作，當我們提到『俄國鋼琴學派』(Russian piano school)代表，可能想到 索弗羅尼斯基(Vladimir Sofronitsky)、尤蒂娜(Maria Yudina)等，但他們跟莫斯科音樂院出身的這群學生，有何關聯？況且，跟尤蒂娜相比，索弗羅尼斯基跟法國鋼琴學派宗師柯爾托(Alfred Cortot) 相似點還更多。對我而言，學派更像一種傳承給學生的氛圍，跟整體演繹的脈絡，以國家來區分，就狹窄了。」
每個樂季前，佛洛鐸斯需要足足一個半月來調節自己，用來閱讀、研究、旅遊，享受自然界的寧靜，散步其中。有這一個半月，他才能好好彈琴。
「我的生活有點像機場的吸菸區跟禁菸區，也分成演奏期與靜音期。當一年有一百多場演出，而巡迴期間耳朵卻不斷接收來自這些城市的聲響，該如何進步？當每天不斷奔波於機場、旅館、火車站、音樂廳之間，自我該如何提升？都市人習慣忙碌了，他們告訴我，想在音樂會後吃點晚餐，或隔天必須上早班，舒伯特的奏鳴曲太長，拖太晚了。因為這樣，我限制了一年演奏會的數量，從200場削減到50場，否則行政程序般的無味感會潛入到我的音樂裡，也就到此為止了。」
「但我不會因為聽眾想聽甚麼，就彈給他們。音樂家須時時變換曲目，給其他聽眾一個機會，而非總彈暢銷曲，即便只有一兩個聽眾喜歡這首新曲，我也很開心，因為任務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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