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港德裔攝影師 Michael Wolf 逝世（1954-2019）
謝謝你用鏡頭拍下香港的擠迫窄巷高樓、佔領區裏不放棄的面貌，與對這個地方的愛。
//「這是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歲，正值中年危機，開始厭倦了歐洲的生活。」一晚，他決定要去一個可以完全改變他處境的地方，在各個城市之間，最後，他想到香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
Michael現在強調香港就是他的家，他的根在這裏，他感覺到自己跟香港的聯繫，「我死了之後，將會在那裏」，他指向窗外山上的墳場。
「香港人要去爭取，去看看歷史，美國革命、英國增稅收爆發革命、法國大革命，連中國的毛澤東也是，沒有例外。我正等待着年輕人為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爭取，他們才二十多歲，還有六十年的時間讓他們去建構香港。」//
【李寶瑜——生活達人Michael Wolf﹕香港魅影 高密度情意結】https://bit.ly/2UWTyiO
【明報專訊】「你幾歲？你住在哪裏？你和父母同住嗎？你覺得和父母同住很好嗎？能夠獨立嗎？外面租金怎麼樣？既然不好，這就是香港的房屋問題，那你為什麼不反抗呢？對，反抗過後好像也沒有用，但幾十小時的絕食是不夠的……」
才走進德國名攝影師Michael Wolf的攝影室，未訪問前，他便搶先一步，一板一眼地問記者，他說這是他的開場白。
幾乎每個他遇見的香港人，不管樓下的看更，還是對面公司的搬運工人，或者後巷的清潔大嬸，他都會問一遍同樣的問題。
訪問前他剛看到一篇報道，現在全球大約有八十人，正擁有全世界一半的財富，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止是香港的事，還是全世界的事，不過卻在香港特別明顯。
一個人的際遇，和一個社會的環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時至今日，香港人，不斷被租金樓價追擊、生活質素下降、鄰里關係被摧毁，生活在這個世代這個城市，誰還能獨善其身？
精神上的家
有一輯攝影作品，名叫Architecture of density（高密度建築），你會看到一幢幢密不透風的大廈或屋邨，這是香港可悲的特色，本地人看了無奈，外國人更是覺得不可思議。拍攝的人，不是香港人，而是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這輯作品瞬即廣為人知。
今天社會上，有人呼籲年輕人移民或者到外國闖闖，可是Michael卻偏偏離開德國，帶着相機，來到這座彈丸小城。「這是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歲，正值中年危機，開始厭倦了歐洲的生活。」一晚，他決定要去一個可以完全改變他處境的地方，在各個城市之間，最後，他想到香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
初來甫到，他說他馬上愛上這個高度密集的都市，各個地方三十分鐘便能到達，極為便利。另一個優點是，鄰近中國，Michael說九十年代的中國，就像一個神秘黑洞，等待人們探究。在一九九四至二○○三年之間，他以香港為基礎，每年平均花上半年時間遊歷中國，替德國雜誌stern探討內地的歷史文化、工人生活和政治環境等等。那麼，為何不直接在內地居住？他說得很理所當然﹕「那包括了很多原因，在中國生活還是會有限制，例如審查制度、被人監控，而香港卻是極度自由、開放和容易。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這裏找到我精神上的家。」在香港的第一年，他帶着德國女友住進尖沙嘴的一幢唐樓，四百呎居所在第五層，每天上上落落爬樓梯不下十次，過着香港老百姓的生活，但他樂此不疲，還熱中了解勞動階層的生活。
第一個攝影計劃
Michael說，九十年代，是攝影記者的黃金時代，當時為德國雜誌stern工作，可以用三四個月的時間準備一個題目，資金預算毫無限制，記者和攝影記者可以周遊列國深入發掘題材。但自二○○一年九一一發生、金融風暴接連而來之後，雜誌的工作待遇大不如前，準備時間大幅縮減至兩星期，他不再滿足於這樣的工作模式，○一年開始，他開展自己的攝影計劃。早年遊歷內地，他留意到街上的椅子，「他們從來不丟棄物件，椅子壞了，便自己修理，這種美學實在很與別不同。他們不介意物件的外形，只要能用就可以，於是修修補補，令這些椅子變得獨特，也同時表述了中國」。照片結集成他第一輯作品Sitting in China，Michael還將蒐集回來的椅子放在藝術館裏，加上燈光映照，成為最真樸的生活藝術。面對中國，他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卻也因為這樣，令他更能敏銳地察覺到這個地方的特別之處，「在中國，不像在歐洲，即使現在，每天都有新事情發生，太瘋狂了，太令人驚奇」。
獨有角樓、幽默地拖
對於香港，Michael說早已覺得自己變成局內人，但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卻成為他渴望探討的東西。他說在香港從來沒有一刻感到沉悶過，所以他喜歡四處逛街，就算要去灣仔電腦城，他都會提早幾個地鐵站下車，走進橫街窄巷一探究竟。
於是漸漸地，他的作品特質，發掘出香港獨有而被人忽略的一面，像Hong Kong Corner Houses，在深水埗、油麻地一帶的街頭街尾，他發現設計奇特的「角樓」，屋形彎曲，順着街道而建，這些建築師或者籍籍無名，但卻令他覺得鬼匠神工。再由建築而至生活細節，陰暗潮濕後巷的地拖、膠手套、椅子，成為吸引他拍攝的對象，「地拖放在那裏，只是為了晾乾，但卻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效果，在巴黎你不會看到有人把地拖放在街上」。又或者用衣架晾着粉紅色的膠手套，無意間造就了錯落有致的感覺，他的鏡頭為平實的物件添上藝術角度和幽默感。他更關心人們的生活條件，為香港人抱不平，「在香港掙萬多二萬元的收入，但你付出多於一半的薪金來付租金，你已經所餘不多。至於歐洲，勞動階層的中位數收入也不是很高，如果你在書店工作，你可能有約二萬二千港元收入，要應付很多稅收，但租金卻只佔薪金的三分一，還有很多福利，社會有一個更大的安全網。如果你長期失業，還能得到八至九千港元一個月的政府援助，這當然也很受爭議，很明顯香港政府也不想效法，也因此歐洲經濟下滑，太多福利了，必須要找到更好的平衡。但歐洲有更多空閒時間，每周三十五小時工時，法國人更被取笑﹕『法國人有假期，而他們有時用工作來填補一下時間。』生活質素真的很重要，當一個人在臨死邊緣，你問他最後悔什麼，他不會說他不夠努力工作，而是會說想念自己的孩子，應該花多些時間陪他。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要有一個良好的平衡。」
徙置居民真面目
Michael現在強調香港就是他的家，他的根在這裏，他感覺到自己跟香港的聯繫，「我死了之後，將會在那裏」，他指向窗外山上的墳場。直至二○○六年，已經在香港住了十二個年頭，在和朋友籌備拍攝一本公公婆婆的家常食譜《老爹媽思廚》時，他得以接觸四十多名香港老人。加上當時石硤尾的舊徙置大廈被下令清拆，最早在一九五四年落成的徙置大廈將要移平重建，眾多老人和家庭要搬離居住多年的地方。為了記錄快將變遷的空間和人物，他邀請社工和他一起走訪了二百多家住戶，拍攝成《100×100》系列，一百個家庭在一百呎單位裏的生活實况。在拍攝時，他沒有擺佈過居民的生活場景，沒有居民因此換過一件體面衣服或收拾一下房子，Michael拍下了他們真實生活的瞬間，他請居民在面對鏡頭時令自己腦袋空白，不需要表達情緒，「我不會只專注於一個人，我更在意人與物的關係，他的處境、身邊的事物，因為他們代表着一種類型」。他拜訪每一個家庭，都會問他們的姓名、年齡、居住時間等，問及喜歡這公屋的什麼東西，居民無人不說﹕喜歡這裏的鄰里關係。但公屋拆了，人離去了，只剩下鮮活的照片和記憶。
四年人事幾番新
初到香港，Michael住過幾年尖沙嘴唐樓，一九九七年他和女友成家有了兒子之後，決定要有更大更舒適的生活空間，於是搬進西貢。在九七至○八年間，他們定居新界，西貢、南圍、清水灣，由移居香港至今已經搬遷五次。但到了○八年，太太受不住香港的空氣污染而患上哮喘，決定和兒子搬到巴黎，但Michael知道那座浪漫城市並不能激發他拍攝的意欲。於是，他決定和家人分隔兩地，回到香港繼續他的攝影事業。
他想靠近市中心，搬到上環普慶坊的高層單位，○八年那時那裏還有醬油店、印刷公司，租金才一萬五千元，但兩年之內，租金漲成五六萬元，幾乎所有人都搬走了，鄰里關係全數改變，他從沒見過這樣急速的轉變。其他城市可能需時十年才改變得了的街道人貌，香港只需四年，轉變的原因正正是租金飈升。「在歐洲，租金升幅只可根據物價指數上升，可能每年只有0.2%上幅，包括巴黎。但在這裏，租金可以隨時兩倍三倍急升，其實應該要有租金限制，但香港政府必定會說不應干預自由市場，即是讓貧富懸殊加劇。」二○一三年，Michael在柴灣工廈租下自己的攝影室，可是上一次租約，又加了30%。香港人永遠被租金和樓價狙擊，對於加租的壓力，Michael感同身受，因為這樣的惡性循環，特色小店生存不久、藝術文化也難以長期立足，他恨鐵不成鋼﹕「香港人只懂接受！」二十一年來，他最關心的，還是香港人受租金和空間折磨的問題。
盼待年輕人建構香港
唯有一種轉變，令他喜出望外，「九十年代那時的年輕人，不會過問香港將會如何」，但現今的年輕人，開始有本土意識。雨傘運動時，他天天去佔領區，拍下所見所聞，「誰會敢放電話在街尾充電，而不怕被人偷？香港人就是這麼誠實。」七十五日的佔領，「是前所未見，也不會再有」，因為需要再有另一種形式，他希望這只是一個開始，無論面對怎樣的政權，只有「永不放棄！」為記錄香港的面貌，他正陸續推出一系列九本關於香港的攝影集，如Hong Kong Trilogy、Hong Kong Informal Seating Arrangements。其中一本，會整合他這些年在香港拍攝到的雨傘，以及一位香港攝影師的雨傘運動作品，結集成書，作為紀念也作為激勵。
「香港人要去爭取，去看看歷史，美國革命、英國增稅收爆發革命、法國大革命，連中國的毛澤東也是，沒有例外。我正等待着年輕人為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爭取，他們才二十多歲，還有六十年的時間讓他們去建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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