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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我有幸欣賞了林摶秋導演作品的數位修復版：《丈夫的祕密》、《五月十三傷心夜》與《六個嫌疑犯》。看完這三部台語電影之後，激動的情緒久久未能平復，十分地感動！感觸也非常多！除了認識了一位厲害的導演和幾位演技精湛的演員（張瀋陽、吳麗芬、張清清、陳雲卿⋯），還看到了熟悉的老演員（素珠、阿匹婆、易原、田明、賴德南）年輕時的模樣。

今（2018）年10月上旬，我有幸在光點華山電影館欣賞了「第25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特別放映之三部林摶秋導演電影作品的數位修復版：《丈夫的祕密》、《五月十三傷心夜》與《六個嫌疑犯》。看完這三部台語電影之後，激動的情緒久久未能平復，十分地感動！感觸也非常多！除了認識了一位厲害的導演和幾位演技精湛的演員（張瀋陽、吳麗芬、張清清、陳雲卿⋯），還看到了熟悉的老演員（素珠、阿匹婆、易原、田明、賴德南）年輕時的模樣。

（影片來源：國家電影中心）

林摶秋（1920年10月6日－1998年4月4日）一生之中只拍了五部電影，而他這些作品的命運則是和片中主人翁一樣坎坷。

林摶秋於1920年在台灣桃園出生（摶音「ㄊㄨㄢˊ」，因罕見而常被誤植為「博」，所以他幼年在家鄉被暱稱為「阿伯」），16歲赴日本求學，3年後進入明治大學就讀，並開始接觸現代戲劇，在校以幾齣風格清新的劇作而受到矚目。

大學畢業後，林摶秋憑著戲劇上的突出表現，進入當時日本最大的電影公司「東寶影業」擔任副導演，因而習得了電影製作的觀念與技藝。

1943年初，林摶秋返台定居，4月與王井泉、張文環等人成立「厚生演劇研究會」，繼承因中日戰爭而中斷的新劇運動，編導《閹雞》、《高砂館》、《地熱》、《從山上看見的街市燈火》等四齣戲劇，於9月在台北永樂座公演，並大獲成功。當時他巧妙地在戲劇裡表現了台灣的歷史、語言、歌謠，其中在內容與形式上都帶有大量文化抗爭色彩的《閹雞》，更成為台灣新劇史上的經典劇作。

戰後，林摶秋繼續舞台戲劇工作，並於1946年成立「人劇座」劇團，在台北中山堂演出林摶秋編導的《罪》與《醫德》等舞台劇。1947年228事件爆發後，林摶秋告別劇團，返鄉接掌家族之礦牧事業，包括「大豹煤礦」與「嘉美牧場」。

後來，林摶秋因為日籍導演的一句話：「台灣的電影水準，比日本差了三十年」，遂奮起，於1958年創辦了「玉峰影業公司」，並在鶯歌山區的中湖鄉興建了「湖山製片場」以攝製台語電影，為當時台灣最大的電影製片廠。

湖山製片場從拍攝到後期製作都可以獨力完成，不少設備甚至是土法煉鋼所自行研發的產物，並以近似電影學校的規格訓練演員，後來分別在台灣與香港成名的張美瑤和凌雲就是出身於此。

林摶秋於1959年執導台語電影《阿三哥出馬》與《嘆煙花》上、下集；1960年執導《錯戀》（1965年曾被修剪並更名為《丈夫的祕密》欲重映而未果），由於對角色心理的刻劃細膩深入，該片被公認是台語影片中的傑作；1964年執導《五月十三傷心夜》（原名《女性的條件》）；1965年執導最後一部電影《六個嫌疑犯》但未公映。

林摶秋在玉峰時期一共拍攝了五部台語片，可惜玉峰影業公司成立之後正值台語電影景氣遽變的下坡期，結果，就在這幾年裡，林摶秋的電影理想也就隨著玉峰影業的結束以及湖山製片廠的沒落，而驟然畫下了句點。

林摶秋在玉峰的第一部作品《阿三哥出馬》被電檢單位剪得支離破碎之後才得以上映，而第二部作品《嘆煙花》之拷貝早已佚失，如今已無緣得見。

第三部作品《錯戀》雖被後世譽為佳作，但當年上映的票房十分淒涼，林摶秋因而心緒難平，決定暫停玉峰影業的一切活動。後來在1965年，林摶秋曾應片商之請將此片修剪變短並將片名改成較為通俗的《丈夫的祕密》，打算要重新上映，但最終還是沒有推出，目前流傳下來的版本即是在1965年經過修剪的《丈夫的祕密》，此片在2002年被香港影評學會選為最佳華語電影兩百部之一。

第四部作品《五月十三傷心夜》是林摶秋在1960年解散玉峰班底並歇業5年之後，因受到友人的鼓勵與支持，而復出拍攝的電影，這部由信東藥廠投資的台語片在1964年10月28日上映後，在票房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還是無法挽救玉峰影業與台語片蕭條的命運……。不過，片中在台北大稻埕實景拍攝的「5月13迎城隍」慶典畫面，可說是彌足珍貴的歷史影像，而在桃園的信東藥廠實地取景（包含了化驗室、玻璃工廠、網球場等）的內容，亦記錄了信東藥廠在60年代的樣貌。

接下來的第五部作品《六個嫌疑犯》，是《五月十三傷心夜》在市場上大獲成功後，林摶秋想要乘勝追擊，便以原班人馬進行拍攝的偵探懸疑力作；然而此片雖然順利通過電檢，林摶秋卻以「拍得不好，自己看了覺得羞愧」為由，未讓此片發行，而且從此不再拍攝任何電影。一直到林摶秋晚年（90年代中），將湖山製片廠的拷貝與文物捐給當時的國家電影資料館（今國家電影中心），才有極少數的電影行家看過這部被雪藏了30年的影片，他們不約而同地給予此片極高的評價，而非林摶秋所說的那麼不堪。

事實上，這部偵探片洋溢著黑色電影的調性，從爵士樂、風衣、高反差光影、撲朔迷離的真相，到靈活的攝影機運動和場面調度，把1965年的台北拍成一個瀰漫布爾喬亞情調的現代都會；《六個嫌疑犯》根本不是當時台語片的格局，甚至不是60年代其他華語片的格局，或許「覺得觀眾無法接受」才是當年林摶秋不願發行此片的主因吧！

從早期的劇作《閹雞》、《高砂館》，到後來的電影作品，人倫家庭制度及其痛苦，一直是林摶秋持續關切的主題，他僅以少數篇幅，描寫人類感情帶來的快樂甜蜜；相反的，不論男女之情、骨肉手足之愛，鄰里同窗之誼，愈是親近信賴，便帶來愈刻骨的痛苦。

林摶秋作品裡的角色常以「甲伊有約束底咧」（跟他已約好了）說明與對方的約定，而這約束也常延伸為兩人之間沒有說出來的默契與協定；然而違背無形約束的一方，常會陷入極端自責的痛苦，這般瀕臨非理性的痛苦，甚至透過極具真實感的演出與場面調度，直觸觀眾的肌膚，成為影片當中最力透紙背的難忘章節。

在《錯戀》（丈夫的祕密）一片中，麗雲（張美瑤飾演）自覺與好友的付出不對等，不斷地在心中自我衡量，逃避愛情；她多次彎腰綣縮，將頭埋入雙手之間哭泣，愛情的天平越朝她傾斜，她便越自形慚穢。而《五月十三傷心夜》中，麗娜（張清清飾演）在風雨中奔跑，聲嘶力竭地呼喊著妹妹的名字，並且無視自己的名譽，一心要替妹妹揹罪；於是，贏得真心愛情的快樂，在如此的愧疚自責中，竟變得蒼白失色。

在《阿三哥出馬》與《六個嫌疑犯》裡，林摶秋建構的則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這裡的人們，已從純真的道德約束中逸開！《阿三哥出馬》以趣味的筆觸，挖苦鄰里之間勢利的冷暖炎涼，而《六個嫌疑犯》片中，望之儼然的中產菁英社群裡，衣冠禽獸與男盜女娼已是常態，人倫道德成了一個僅剩表面虛張的空殼。

《六個嫌疑犯》的劇情隨著一位扒糞恐嚇者的觀點，多線敘事，一環套一環的水平展開，逐步地揭露一整片慾望的迷宮；人類的原始慾望從來無法被關住，只是在道德的框限與遮蔽下蜿蜒變形，交纏著幻象崩塌的恐懼，展開永無止盡的循環與拉扯！

林摶秋安排了一位惡魔般的俊美少年（吳東如飾演），扮演片中令眾人厭惡恐懼的扒糞者，讓觀眾無法認同劇中這些被勒索的受害者，而跟著這位不知恐懼與羞恥為何物的扒糞者眼睛，一路抽絲剝繭，在層層虛偽外衣剝除之後，並指出國王新衣的片刻，獲得偷窺的愉悅感；在劇情中段，扒糞者被殺之後，由形象正面的刑警（易原飾演）與記者（張潘陽飾演），接手編劇賦予的任務，繼續展開一關接著一關的威脅與偷窺。

在觀影過程中，觀眾無法當一個舒適的被取悅者，而必須從劇中人物中抽離出來，冷靜地歸納導演在迷宮轉角處置放的眾多線索，自形重組複雜萬端的現象；而劇終時獲得的愉悅感，則是觀眾在投入大量腦力之後的獎賞。

《六個嫌疑犯》讓觀眾體驗到，一部電影如果沒有上映，沒有進行與觀眾的溝通並獲得共鳴，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完成；也就是說，林摶秋的最後作品《六個嫌疑犯》的確是在被觀眾看完之後，才算是真正的誕生！

註：以上關於林摶秋及其作品之介紹，局部參考自2016年陳怡君於桃園光影電影館「台語片時代風雲」發表的林摶秋介紹專文。

以下是這次我在台灣女影所觀賞的三部電影之內容與數位修復過程的詳細介紹，資料取自「國家電影中心 台灣電影數位修復計畫」官網。

《丈夫的祕密》

導演：林摶秋
年代：1960
片長 ：102分鐘
出品：台灣／玉峯影業公司、湖山製片廠
其他名稱：錯戀

林摶秋於1960年拍攝《錯戀》並交付發行上映。1965年應片商之請將原片修剪變短並耿改為較通俗的片名《丈夫的祕密》，但終未推出。目前國影中心典藏的版本即是修改版的《錯戀》，亦即《丈夫的祕密》。（資料來源：《Fa電影欣賞》第12卷第4期總號第70期，1994）

原始規格：35mm底片／黑白／寬螢幕／中文字幕
作品語言：台語

【主要演職員】

張美瑤（飾 麗雲）｜張潘陽（飾 守義）｜吳麗芬（飾 秋薇）｜許元培｜簡和引｜黃雪映（飾 碧珠）｜連仕煙｜羅秋菊｜林錫川｜許［土疌］英｜鄭秀琴｜徐梅玉｜黃麗華｜黃明華｜吳呈雄｜

導演：林摶秋｜監製：邱木｜編劇：陳舟｜攝影：陳正芳｜燈光：簡榮添｜配樂：王老期｜副導演：黃秋傑｜場記：游政雄｜沖洗：湖山製片廠沖洗部｜

【劇情簡介】

守義入贅秋薇家，婚姻幸福，卻盼不到子嗣，秋薇某日在路上遇到中學最好的朋友麗雲，麗雲憔悴地與秋薇聊起近況。秋薇返家後沒多久，接到麗雲求救電話，她兒子愛松肺炎住院需要幫忙，秋薇趕到醫院，並借自己的結婚戒指給麗雲週轉醫藥費。從此秋薇也會到麗雲家探視相依為命的母子二人，也發現麗雲生活窮困潦倒。而秋薇的丈夫守義得知她時常幫助的同學麗雲，竟然是自己四年前的舊情人，內心百感交集。

某日秋薇收到警察通知，麗雲重病倒在路上，身上僅留著寫有秋薇家地址的紙條，秋薇擔心麗雲的安危，索性帶麗雲回家照顧。守義聽聞麗雲病重，心煩意亂，出外藉酒澆愁，返家後見到麗雲更是心亂如麻。麗雲得知秋薇的丈夫是自己昔日舊情人，為了避免秋薇困擾，偷偷搬離秋薇家。麗雲為了生活到酒店工作，某次被恩客纏上，被正好到酒店應酬的守義撞見，守義連忙幫麗雲解圍，兩人又情不自禁纏綿了一夜。麗雲為了躲避恩客到家中恐嚇，再搬到同事碧珠家暫住。轉眼麗雲竟已懷孕六個月了，仍舊在餐廳當服務生為客人送酒水，但身體非常虛弱，時常暈倒，碧珠擔心麗雲的身體狀況，請友人協助調查守義的下落，最後透過愛松身上的「玉峯」網球胸章找到守義。守義聞訊趕往探視麗雲，臥病在床的麗雲，見到守義連忙哭求他回家，守義卻不捨離開病重又有孕在身的麗雲，麗雲在兩人爭執中昏倒，守義與碧珠趕緊將麗雲送去醫院。守義也通知秋薇趕來醫院探望，大家在病床前焦急著望著麗雲，昏睡中的麗雲，在口中喃喃唸著自己和守義做出對不起秋薇的事，秋薇聽了大為震驚，極度悲傷地返家。

秋薇的舅父得知後出面協調，願支出麗雲懷孕期間的醫療費與生活費，孩子一出世則必須離開親生父母，由舅父全權安排。然而麗雲的兒子出生後，秋薇不顧親友反對，執意收養麗雲與守義生的兒子並取名忠信。半年後，麗雲母子在圓通寺遊玩，巧遇守義一家三口，秋薇大方的把忠信交給麗雲抱，忠信卻將麗雲視為陌生人開始嚎啕大哭，麗雲只能含淚離去，緊抱著唯一擁有的兒子愛松。然而麗雲在路上又遇到小偷扒走她的皮夾，一位熱心男士撞見連忙將皮夾追回，才發現那位男士就是愛松的生父，他入獄後悔不當初虐待麗雲，出獄後改過自新做起小生意，每天祈禱麗雲母子平安。麗雲告訴愛松：「你爸爸回來了。」一家三口相擁而泣。

【修復說明】

《錯戀》的原始素材目前共有7個素材，包括有35mm原底片、原聲片、翻底片、翻聲片、拷貝片。因現存之原底片、原聲片為殘本狀態，而比較翻底片、翻聲片素材之來源，其鏡頭順序與長度完全與拷貝片相同，由此可看，此翻底片與翻聲片完全來自拷貝片，惟因故設定拷貝片做為本片數位修復之主要素材。因拷貝片有畫面嚴重磨損、齒孔斷裂、光藥面大面積刮傷與接頭因膠水造成的侵蝕變形以及嚴重藥膜剝離等情形，故於出現嚴重磨損或有重大瑕疵、大量缺漏等畫面則選用現存之原始底片取代之。

修復素材：35mm黑白原始拷貝片、35mm黑白原始底片、拷貝聲、原底聲

影片原始狀況：全片的物理狀態有嚴重磨損、齒孔斷裂、光藥面大面積刮傷與接頭因膠水造成的侵蝕變形以及第十本整本嚴重藥膜剝離等情形，而原聲片之第二本聲片，與拷貝聲片相互比對後結果為長度相同，但拷貝片上多有缺格現象，說明有人對聲片進行刪減，不過無法得知是何時或是由誰處理的。

修復重點：本片是採用ARRI SCAN濕片門進行掃描，來降低原始拷貝片的大範圍磨傷痕跡及保留所需的細節，同時減輕後續影像數位修復工作之負擔。本片數位修復整合的檔案，包含原底（取代毀損嚴重的拷貝鏡頭；南藝掃描）及原始拷貝（除第6本為乾掃之外皆為濕掃，此為主要修復素材；國影中心掃描），聲音部分則以南藝大掃描的聲底及國影中心掃描的第 6、10 本拷貝為修復素材。

影像修復上，為使觀影畫面舒適，會降低畫面的閃爍與同一鏡頭中的濃度不均及大範圍水痕，並儘可能將畫面維持於穩定的位置、去除因放映等外力造成的刮傷與磨痕、髒點等，因保存環境條件所影響之藥膜剝離之狀況則處理界定為暫不修復，另當初印片產生之光路，則判斷其不列入修復範圍。於修復過程中，對於全片的嚴重磨痕、刮痕及變色選擇使用去除刮痕等手動修復方式去修復，另針對單一鏡頭濃度不均之情形則使用降低閃爍方式修復，而本片印片瑕疵情形則使用單格Fix Frame方式進行手動修復，畫面扭曲、壓縮、變形及藥膜剝離等情形則皆使用手動修復去改善其影像畫面。

聲音修復作業則主要以優先考量「音頻保留的多寡」為首要原則，因《錯戀》的聲音檔案總共有 3 個素材來源（拷貝聲／國影中心掃描；拷貝聲／南藝大掃描；光學聲音母片／南藝大掃描），經比較各素材後決定用光學母片聲進行修復，再針對第 6 本與第 10 本做音質上的調整。其修復作業分別為先進行SYNC 同步將聲音跟演員嘴形對上後再使用RX6 repaire進行去除雜訊，將音量修至柔順，聽起來不抖動，再針對音質突出的部分做修飾音質，將片中不當的音頻削弱，最終再進行混音及修整音量，將音量控制在-5dB~-40dB 之間，並使用compressor與音量線調整，將音量細修，使聲音不會產生忽大忽小之情形。

因本片修復時結合拷貝片與原底片，拷貝片的超高反差與原底片的低反差，差異性太大，故先進行數位調光，於調光時將高反差盡量拉出中間灰階，而低反差則盡量拉高對比，以整體觀影效果不會有太大落差為調整原則，調完光後則就進行全片最後之輸出。

《五月十三傷心夜》

導演：林摶秋
年代：1964
片長 ：97分鐘
出品：台灣／玉峯影業公司、湖山製片廠
原始規格：35mm底片／黑白／中文字幕
作品語言：台語

【主要演職員表】

張清清｜陳雲卿｜張潘陽｜陳劍平｜張美鳳｜謝素珠｜英英｜武拉運｜柯佑民｜嚴重｜簡和引｜上摶｜高石定｜美女｜劉煥文｜陳國尊｜林明居｜陸鐵牛｜陳五湖｜游明正｜小白兔｜蔡有財｜游昌欽｜邱垂堂｜

導演：林摶秋｜編劇：洪信德、林翼雲｜監製：邱木｜攝影：林鴻鐘｜燈光：柯鴻礎｜錄音：林丁貴｜剪輯：沈業康｜沖洗：簡榮添｜印片：呂傳盛｜攝影助理：林自榮｜燈光助理：胡竹青、林啟賢｜副導演：黃秋傑｜場記：林真美｜劇務：王清林｜場務：阿丁、阿窓｜美術：張鵬飛｜佈景：祈安｜結髮：楊秀蘭（一流美容院）｜化妝：吳耕雲｜音樂作曲：曾仲影｜作詞：洪信德｜幕後主唱：鄭秀美、廖伯倫｜

【劇情簡介】

母親去世前，要阿惠照顧年幼的妹妹淑清，兩人相依為命好好相處。

多年後，阿惠在巴義奧（Bagio）舞廳化名麗娜當歌女，賺錢供妹妹讀完大學。淑清非但沒有心存感激，反而以姐姐的職業為恥。貿易公司總經理鄭豐源透過舞廳老闆娘想約麗娜，但麗娜總是找理由婉拒。

淑清報考信東藥品公司，陪考的麗娜不小心與玻璃部主任廖文彬撞個正著。為了慶祝淑清考上製藥部，麗娜特地請假在家準備了滿桌佳餚，邀請房東一家共同慶祝。

淑清參加公司舉辦的網球比賽，對手剛好是玻璃部的主任文彬，淑清為了接文彬的一計殺球而摔傷，文彬抱她去敷藥又好心要帶她回家，淑清不想讓人發現姐姐的職業，因此拒絕。

淑清與文彬漸漸熟識，當她聽到文彬要去石門打獵，主動說要同行，兩人機車雙載、搭船、打獵，互動親暱如情侶。當晚，文彬參加同學會後去巴義奧續攤，巧遇麗娜，兩人相談甚歡。麗娜為了擺脫糾纏不清的鄭豐源，請文彬帶她出場，兩人月下散步，互訴情衷。回家後淑清忍不住跟姐姐訴說對文彬的好感。阿惠也跟妹妹表示遇到有讓她想結婚的男人。

淑清自願轉到文彬的部門研究玻璃，她不時跟姐姐分享文彬的優點，麗娜鼓勵妹妹要好好把握，不要被其他人搶走。

信東的美術工藝展覽會場，文彬再遇麗娜，並邀她去金山海邊的老家，見他年邁的奶奶。兩人海濱嬉戲時，麗娜邀請文彬5月13日到她家吃飯，要介紹妹妹給他認識。

鄭豐源的女友聽到他又要去巴義奧，責問他與歌女的關係，鄭豐源不顧女友已懷有身孕，竟將她推倒在地後逕自轉身離開。麗娜受不了鄭豐源毛手毛腳，伺機奪門而出。鄭豐源一氣之下找人圍毆文彬，詎料文彬不是省油的燈，打得眾打手落荒而逃。淑清見文彬受傷，心裡不捨。麗娜為了擺脫鄭豐源的騷擾，辭掉歌廳工作，鄭豐源卻自己找上門，並以言語輕薄。麗娜下逐客令，鄭豐源離開前撞見淑清，讓淑清誤以為姐姐帶不正經的男人回家。

鄭豐源的女友見他從麗娜家走出，妒恨心起，偕眾當街掌摑麗娜，並登報誹謗她四處招蜂引蝶。淑清深怕同事得知家醜，提心吊膽。文彬擔心的請假到處找麗娜，文彬告訴麗娜，他相信她的清白，讓麗娜很感動。

5月13日這天，淑清帶文彬參加廟會遶境。接著文彬依約到麗娜家赴宴，此時淑清才發現姐姐的男友竟是自己的心上人，大受打擊，忿忿離家。外頭雷電風雨交加，母親墳前，姐妹大吵一架。淑清街頭遊蕩，體力不支倒地，被路過的鄭豐源發現、灌醉、帶到環亞大飯店，再打電話威脅麗娜。麗娜趕到時，卻驚見鄭豐源遭人刺死，一旁的淑清昏迷不醒，手握兇刀，麗娜正欲帶走淑清時，警察抵達逮捕二人。麗娜護妹心切，坦承殺人。法庭上，法官不停追問犯案細節，麗娜支支吾吾，此時明珠出面自首。原來當晚明珠見鄭豐源帶一女子，氣憤難耐，拿水果刀刺死他。

麗娜洗刷冤情，但仍因淑清不知去向而憔悴病倒。文彬解釋只當淑清是同事、小妹妹，無非份之想，麗娜表示為了妹妹的幸福，寧願犧牲自己。淑清隔簾聽見，痛哭流涕，悔不當初，姐妹相擁而泣，麗娜和文彬亦結成良緣。

【修復說明】

每一本影片的工作流程都相同，幾乎使用了修復軟體Diamant所有的穩定功能，依據不同狀況使用所有必要的穩定工具，包括自動穩定、區域穩定、齒孔穩定、邊框穩定等。之後使用工具進行閃爍移除、自動移除髒點以及自動移除刮痕，這些自動功能所使用的參數會隨著每一個鏡頭畫面的動態幅度變化有所改變。

手動清潔則是使用內插、複製、接點修復以及手動清除刮痕。在使用這些工具之前，會先進行全部畫面清潔。在使用Diamant處理完上述的工作流程後，仍殘留的刮痕就會進到After Effect軟體處理，使用移除顆粒工具以及降噪功能。使用這兩種工具之後，通常都會再進行粒子重建，粒子的取樣則盡可能擷取未清除刮痕前的原始影像。粒子重建功能有較大的適用範圍，並可調整密度，使粒子更加細緻。然而原始的畫面已經受損非常嚴重，使得粒子取樣在很多情況下非常棘手。

進行調光時，由於修復的素材是翻底片，這種片材的特色是暗部較攝影底片的濃度更深。因此，必須更加注意暗部的細節盡可能被保留下來。特別是要注意人物衣服細節以及夜景部分。感謝攝影師的建議，調光時盡可能調整灰階讓黑色的亮度得以恢復，而不會有亮部被削減的風險，也保護了演員臉部的深度和細節，在充分利用數位調光軟體的可能性後，最終回復了本片的原始樣貌。

由於原始素材品質不佳，有許多嘶嘶聲以及不均衡的低頻。進行聲音修復時，運用大量聲音剪輯作業，移除了砰爆聲、喀搭聲以及爆裂聲。單聲道學院式的等化器（Mono academy EQ）模組很有效的解決嘶嘶聲，而動態等化器（dynamic EQ）則在低頻建立了整體一致性的均衡。

最後的影像和聲音素材，由兩名操作人員檢查、確認影像品質後，再輸出DCP。並在標準電影院進行放映，控管影片輸出的完整性與品質。

《六個嫌疑犯》

導演：林摶秋
年代：1965
片長 ：108分鐘
出品：台灣／玉峯影業公司、湖山製片廠
原始規格：35mm底片／黑白／中文字幕
作品語言：台語

【主要演職員表】

吳東如（即小林，飾 鄭光輝，死者）｜張潘陽（飾 記者林高俊）｜易原（飾 刑警蔡國瑞）｜賴德南（飾 劉啟明，第五個嫌疑者）｜張清清（飾 劉啟明的太太月桂）｜陳雲卿（飾 劉麗雲）｜夏琴心（飾 陳黛玉，第六個嫌疑者，死者）｜白雪（飾 酒家女李鳳嬌，李俊秀之妹）｜凱音（飾 惠珠）｜愛子（即阿匹婆，飾 食堂老闆娘）｜素珠（飾 惠珠的母親）｜美女｜田明（飾 林志成，第一個嫌疑者）｜夢老（飾 劉啟聰）｜江龍（飾 葉茂松，第三個嫌疑者）｜一菁｜邱清光｜李敏郎（飾 花蛇）｜高橋｜上博｜僑輝｜富村｜漢源｜美華｜瑪琍｜太郎（飾 李俊秀，第四個嫌疑者）｜

導演：林搏秋｜監製：邱木｜製片：蔡秋嵐｜編劇：林翼雲（即林搏秋）｜攝影指導：賴成英｜攝影：陳正芳、簡榮添｜音樂：曾仲影｜錄音：劉添根｜燈光：柯鴻礎｜洗印：呂傳盛、楊信雄｜場記：洪松勇｜美術：張鵬飛｜佈景：陳祈安｜場務：吳耕雲｜沖印：湖山製片廠沖洗部｜

【劇情簡介】

清靜莊的公寓內，葉茂松剛與秘密情人陳黛玉溫存，便急忙離開，因他已與台一製鋼的千金麗雲訂婚，不能被抓到把柄。黛玉醋意未消，鄭光輝又接著上門，想重修舊好，卻發現黛玉身邊的人個個都有不能曝光的秘密。原來鄭光輝專靠勒索恐嚇維生，過去黛玉也曾與他共謀。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下手對象。

董事長劉啟聰的弟弟劉啟明是營業股長，瞞著太太，有一個在白牡丹酒家上班的情婦鳳嬌，不但提供金錢，還讓鳳嬌的哥哥李俊秀在工廠擔任倉管，兩人夥同侵占公款；劉啟明的太太月桂，溫柔賢淑，卻與表兄偷情，被鄭光輝拍下二人擁吻的相片；劉啟聰的女兒麗雲已有未婚夫，卻與公司職員林志成頻繁來往，常相約到郊外騎馬；鄭光輝同時也發現黛玉與葉茂松跟其他男人的關係。於是他向劉啟明、李俊秀、月桂、葉茂松等人，分別勒索了上萬元不等的金額。眾人看似隱密的生活，開始起了變化。

林志成與麗雲在食堂吃飯時遇上鄭光輝，原來兩人同住一棟名為松柏莊的公寓。林志成被鄭光輝調侃，因此不歡而散，二人口角被記者林高俊看在眼中。葉茂松向劉麗雲催促婚期，卻碰了軟釘子；為了籌錢，他利用總務課長的職務向廠商調錢周轉，答應以發包工程做為交換。這一晚，劉啟聰準備到高雄出差，他看起來悶悶不樂，甚至向林志成探聽鄭光輝的來歷。麗雲邀請志成一起送父親到火車站與秘書黛玉會合。

月桂的表哥雇了流氓花蛇和鐵龜，想讓鄭光輝閉嘴，卻反被壓制。喝得醉醺醺的林志成，要鄭光輝不要妨礙麗雲的生活，鄭光輝反譏他單相思，兩人在公寓前大打出手，最後被旁人拉開，這一幕剛好被前來找鄭光輝的月桂看見。鄭光輝上樓，遇見來求情的李俊秀，把他趕了回去。想到這次能狠狠大撈一筆，鄭光輝開心的洗澡，還興奮得跟屋內的人炫耀。

隔日，鄭光輝被劉啟明發現陳屍家中，死因是瓦斯中毒，但後腦有鈍器擊傷的痕跡，有他殺嫌疑。刑警隊蔡國瑞組長出動辦案，記者林高俊正好是他的友人，自願協助調查。這下子，曾與鄭光輝接觸過的人，全都成了嫌疑犯。第一個是曾和死者打架的林志成，林高俊踏遍西門町的酒店替酒後失憶的他找到了不在場證明。

月桂為了擺脫表哥和花蛇、鐵龜的糾纏，決定跟老公坦承一切，因為找表哥訴苦反而被侵犯，啟明也祈求月桂的原諒。此時蔡組長上門詢問，啟明隨即嚇得落荒而逃。蔡組長原本懷疑花蛇和鐵龜，但他們當晚到工地賭博到深夜，老大和工人們都是人證。

麗雲和志成到台北車站載父親回家，葉茂松因此和黛玉一同搭車回清靜莊。蔡組長上門盤查，為了洗清嫌疑，茂松帶著蔡組長找裁縫師的女兒惠珠，原來當晚他爬牆去找惠珠幽會。而李俊秀那晚則去妹妹上班的酒家，跟媽媽桑喝酒抱怨一整晚。

林高俊和林志成為了替逃亡的啟明洗脫嫌疑，拿著照片去找人指認，才發現月桂也曾到過松柏莊，月桂坦承並告知當晚在鄭光輝房門口聽到屋內還有另外一個女人的談話聲。

蔡組長登門拜訪劉啟聰詢問到高雄出差的細節，劉啟聰與黛玉分坐不同車廂，她先到台南找親戚，而劉啟聰則到貴賓飯店休息。黛玉故意提供假訊，等林高俊和蔡組長再度上門，她早已匆忙搬家。林高俊在屋內發現劉啟聰留下的紙條，兩人依據林志成提供的情報連忙趕到劉啟聰在天母的別墅，卻驚見陳黛玉的屍體躺臥在屋內。蔡組長發現手帕的香水味道與她身上的不同，但現場除了陳黛玉，沒有驗出其他人的指紋。

蔡組長和林高俊因為懷疑麗雲而登門詢問，沒想到劉啟聰坦承自己是兇手。原來劉啟聰隱瞞和黛玉的情侶關係，因此被鄭光輝勒索，又得知鄭光輝也是黛玉的入幕之賓，妒火中燒。黛玉利用到高雄出差的機會，提前在桃園下車去找鄭光輝。劉啟聰跟蹤發現鄭光輝被黛玉用文鎮敲昏，卻沒斷氣，就打開瓦斯，置之死地。沒想到，此事被黛玉察覺，向劉啟聰勒索鉅額分手費。理智一時被憤怒蒙蔽，劉啟聰下毒將她殺害，卻將跟麗雲借的手帕遺留在現場。最後，受不了良心譴責，劉啟聰選擇自盡，留下遺書，要女兒麗雲與林志成共組家庭，尋找自己的幸福。

【修復說明】

《六個嫌疑犯》僅存原始拷貝狀況差，因此先前已進行翻底、翻聲，修復素材為35mm翻底以2K 解析度掃描，以翻聲進行轉聲。

影片原始狀況： 總片長108分鐘。整部影片因為從片頭到片尾都有持續性刮痕，多髒點、有如永不停止的雨，充滿挑戰。

修復重點： 每一本影片的工作流程都相同，幾乎使用了修復軟體Diamant所有的穩定功能，依據不同狀況使用所有必要的穩定工具，包括自動穩定、區域穩定、齒孔穩定、邊框穩定等。之後使用工具進行閃爍移除、自動移除髒點以及自動移除刮痕，這些自動功能所使用的參數會隨著每一個鏡頭畫面的動態幅度變化有所改變。

手動清潔則是使用內插、複製、接點修復以及手動清除刮痕。在使用這些工具之前，會先進行全部畫面清潔。在使用Diamant處理完上述的工作流程後，仍殘留的刮痕就會進到After Effect軟體處理，使用移除顆粒工具以及降噪功能。使用這兩種工具之後，通常都會再進行粒子重建，粒子的取樣則盡可能擷取未清除刮痕前的原始影像。粒子重建功能有較大的適用範圍，並可調整密度，使粒子更加細緻。然而原始的畫面已經受損非常嚴重，使得粒子取樣在很多情況下非常棘手。

進行調光時，由於修復的素材是翻底片，這種片材的特色是暗部較攝影底片的濃度更深。因此，必須更加注意暗部的細節盡可能被保留下來。特別是要注意人物衣服細節以及夜景部分。感謝攝影師的建議，調光時盡可能調整灰階讓黑色的亮度得以恢復，而不會有亮部被削減的風險，也保護了演員臉部的深度和細節，在充分利用數位調光軟體的可能性後，最終回復了本片的原始樣貌。

由於原始素材品質不佳，高頻有許多嘶嘶聲，大聲時有扭曲現象，全片皆有喀搭聲與爆裂聲。進行聲音修復時，使用低頻過濾功能（大約7赫茲）降低嘶嘶聲。已將爆裂聲降至最低，但仍可聽見。對話部分的等化則相當良好。

最後的影像和聲音素材，由兩名操作人員檢查、確認影像品質後，再輸出DCP。並在標準電影院進行放映，控管影片輸出的完整性與品質。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