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反復排比分別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16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人物：義律、奧克蘭勳爵
事件：
美國、荷蘭等船隻向林則徐遞稟表示以後永遠不販鴉片（註1）。
義律卻從中破壞，繳煙途中運走鴉片，又以各種理由拖延繳煙時間。他在遞呈給林則徐的稟帖中藉口地方較遠，需要寬限，並推脫已向本國政府報告。林則徐雖然認為『核其稟詞，尚屬恭順（註2）』，但還是堅持必須具結。於是，義律公然以『英國人船無奈，只得回國（註3）』的威脅態度進行抗拒，並透露出將以武力進侵的兇惡意圖；當時，林則徐尚未弄清義律的意圖，仍然認為義律是『心切遲疑，尚非敢違法度（註4）』。

同日，義律致信英國駐印度總督奧克蘭勳爵（George Eden，1st Earl of Auckland，1784-1849，55歲），請他派盡可能多的兵船到中國示威（註5）。

註解
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56-157 / 2442-2443。
註2：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三冊奏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44 / 1268。
註3：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57 / 2443。
註4：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三冊奏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44 / 1268。
註5：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411。

（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中心簡介：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https://www.cnhe-hk.org/）是民間慈善團體，冀望本『香港心、中國情、世界觀』理念，凝聚社會各界共識，向年青一代、老師及公眾人士，傳承中華文化精萃。

#知史討論

「英國對華鴉片貿易已經作為極骯髒的一頁載入歷史。在今天看來，這種貿易的不道德是無可爭議的。在鴉片戰爭發生前的1830年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以及一些具有正義感的英美商人，也從基督教的道德原則出發，對鴉片貿易不斷進行了譴責。但從事這種貿易的鴉片販子，特別是來華英國商人，則利用各種輿論工具極力為自己辯護。這樣，在廣州、倫敦、甚至在英屬印度，就形成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在鴉片戰爭正式爆發前後達到高潮，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在來華西方人士中，鴉片貿易也引起了激烈爭論。站出來在媒體上對鴉片貿易進行譴責的，主要是當時在廣州和澳門一帶活動的基督教傳教士。在廣州的外國商行中，美國的奧立芬商行 (Oliphant&Co.) 是鴉片貿易的著名批評者。這個商行不僅自身拒絕從事鴉片貿易，而且長期呼籲其他商人放棄這一傷天害理的生意。基廷 (Arthur S.Keating) 則是英國商人中僅有的公開批評鴉片貿易的人。

但當時大多數來華貿易的英美商人都從事鴉片貿易。他們發現這「比其他同樣安全的生財之道遠為有利可圖」，[1]故競相加入輸入鴉片的行列。正如《廣州週報》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我們相信，所有 (外國) 商人，或多或少都從事鴉片貿易，或是為他們自己，或是為他們的合作夥伴。」[2]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厲行禁煙，所收繳的2萬餘箱鴉片，分別屬於55家英、美和印度巴斯人商行或商人。這個數字還未包括所有的鴉片販子，可見來華外商從事鴉片貿易的普遍性。正因為來華英美商人普遍參與鴉片貿易，他們自然成為這一不名譽的行業的積極辯護者。同時，在英國和印度形成的鴉片利益集團，也在倫敦和加爾各答、孟買等地製造為鴉片貿易辯護的輿論。

鴉片貿易的批評者首先關注的是這一貿易的道德問題。

1838年孟加拉《印度之友報》的一位作者指出了一個令人難堪的「矛盾」：「與鴉片貿易有關的所有情況都如此奇怪，而且與我們的信念不相一致。我們看到，在一方面，文明的、受到啟示的不列顛基督徒政府，為了麻醉中華帝國這一公開目的，在東方繃緊了每一根神經增加印度的鴉片生產。在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半文明的中國政府竭盡全力拒斥這種物品，從中不難看到其社會性的和政治上的美德與勇氣。」 (1) 這位作者表達的是一般公眾對鴉片貿易的看法，應該說這種看法來自基督教社會的道德準則。

更早從道德的層面對鴉片貿易進行討論的是美國傳教士在廣州發行的《中國叢報》月刊。1837年11月，該刊刊登了在印度的基督教傳教士斯圖爾特 (J.C.Stewart) 所寫的小冊子《論對華鴉片貿易》。斯圖爾特聲明，他寫作的目的，「是希望引起人們對於這一貿易是否符合道德的疑問」。他通過鴉片對人體的危害、鴉片貿易違反基督教倫理的論述，譴責了這一愈益擴大的走私貿易。[3](PP297-305)之後，聲名狼藉的英國鴉片販子因義士 (James Innes) 在該刊12月號以「一位讀者」的名義發表文章，為鴉片貿易進行辯護。接著，1838年1月號的《中國叢報》又發表了另一位反對鴉片貿易的英國人基廷以「另一位讀者」的名義發表的反駁文章。這兩個「讀者」以《中國叢報》為陣地，在1838年又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闡述各自的觀點，從而形成了一次關於鴉片問題的論戰。

在這些文章中，因義士反復強調的是，「食用鴉片在本質上是清白無辜的」;[4](P526)中國之所以出現鴉片問題，是因為鴉片被「過量使用」。而基廷的幾篇文章主要論述鴉片貿易違背了基督教道德原則，在中國造成了罪孽。針對因義士等強調鴉片無害的論調，基廷反駁說，設想「中國的平底船，將像砒霜這樣無害的物品，作為一種外國情調的時髦奢侈品運進英格蘭」，這種「奢侈品」在英國流行起來，成千上萬人趨之若騖，終因它造成的惡果而遭禁止。再設想中國的平底船對抗英國的禁令，在靠近海岸的聖喬治水道停泊，並繼續不斷地將砒霜運進泰晤士河口;在此情況下，「每年的消費量都在上漲」。鴉片利益的辯護者們對這一設想怎麼看呢?[5](P409)因義士看來拒絕回答這一問題，沒有在他的後續文章裡作出像樣的回應。針對因義士強調的鴉片在中國如同酒在西方世界一樣的觀點，基廷反駁說，難道「因為西方世界的人民用酒來毒害自己，他們用鴉片來毒害中國人就是正確和適當的」嗎?[5](P410)

《中國叢報》從1837年到1840年還發表了多篇反對鴉片的論文。在這些文章中，該刊編者、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撰寫的《對華鴉片貿易史》、《論當前鴉片貿易危機》等，都是當時很有分量的譴責鴉片貿易的文章。在1839年發表的《論當前鴉片貿易危機》一文中，裨治文呼籲，要「首先討論重大的道德問題」。他強調，造成鴉片危機的首要原因是英印政府「低下的道德狀態」，而且「孟加拉 (英人) 的道德水準也就是其祖國 (即英國———引者) 的道德水準」;鴉片貿易使英國這樣一個「主要基督教國家」，處於「與她的責任和榮譽不相稱的地位」，而中國的「異教徒政府在反抗由一個基督徒民族施加的道德淪喪的誘惑時所表現出來的原則性力量」，則必將「發揮它的作用」。他認為鴉片利益集團將鴉片氾濫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官吏的貪污腐敗也是不能成立的，要看到幾十年來中國畢竟一直是實行禁煙政策的。裨治文還指出，長期以來西方人抱怨的中國人排外、自大觀念和苛刻的對外政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販賣鴉片使西方人在中國自毀形象，「在中國人的眼裡我們的品性低下……西方政府在此地推動的事業被認為是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外國人的道德形象……由於我們的愚蠢和輕忽，我們的民族特性跌落到塵埃之中。」他認為要改變這一切，西方人在中國就必須按「真正高貴的和基督教的準則」行事，放棄鴉片貿易。[6](PP2-8)這篇文章從道德角度闡述鴉片貿易之危害，集中反映了西方以基督教道德為基礎的反鴉片觀念，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

註腳：
[1]Opium Trade with China[N].The Canton Register，March1st，1836.
[2]編者評論[N].The Canton Press，August25th，1838.
[3]J.C.Stewart，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J].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
[4]James Innes，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J].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
[5]A.S.Keating，Remarks on the opium trade[J].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
[6]E.C.Bridgman，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J].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8.

（知史討論中的文章來源：
吳義雄：《基督教道德與商業利益的較量——1830年代來華傳教士與英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明清海防研究》第一輯，網址： 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知史 #長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鴉片戰爭 #林維喜案 #林維喜 #林則徐 #禁煙 #禁毒 #日誌 #知史討論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新媒體中心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1年3月

目錄

序言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四、社會持續動蕩威脅公眾安全

五、貧富日益分化加劇社會不公

六、踐踏國際規則造成人道災難

序言

“我無法呼吸！”

——喬治·弗洛伊德

美國國會大廈暴力事件亂象是政治高層散布重重謊言、蔑視民主、煽動仇恨和分裂導致的惡果。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對人類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戰勝疫情需要世界各國守望相助、團結合作。但一向自認例外和優越的美國，不僅自身疫情失控，而且與之相伴的還有政治失序、種族沖突、社會撕裂，留下了“山巔之城”“民主燈塔”侵犯人權的新紀錄。

——政府應對疫情任性妄為導致失控，釀成人間悲劇。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但截至2021年2月底，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超過50萬美國民眾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民主制度失序引發政治亂象，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金錢政治扭曲壓制民意，選舉成為富人階層“獨角戲”，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政治極化日益嚴重，仇恨政治演變為全國性瘟疫，選後暴亂導致國會淪陷。

——少數族裔遭受系統性種族歧視，處境艱難。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非洲裔新冠肺炎感染率是白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四分之一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的目標。

——槍支交易和槍擊事件創歷史新高，人們對社會秩序失去信心。在疫情失控、種族抗議和選舉沖突交織影響下，2020年美國的槍支銷量高達2300萬支，比2019年激增64%，首次購買槍支的人數超過800萬人。美國全年共有超過41500人死於槍擊，平均每天達110多人，全國共發生592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每天超過1.6起。

——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殘忍跪壓致死，引燃美國社會怒火。50個州爆發廣泛持續的種族抗議浪潮，政府武力鎮壓示威民眾，1萬多人被逮捕，大批新聞記者頻遭無端攻擊和拘捕。

——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底層民眾生活苦不堪言。疫情失控導致大規模失業潮，數千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六分之一美國人、四分之一美國兒童面臨饑餓威脅。弱勢群體成為政府消極應對疫情的最大犧牲品。

面對如此糟糕的嚴重人權問題，美國政府不僅缺乏應有的反思，還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及虛偽性。當今時代，人類社會發展正處於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新的嚴峻挑戰。希望美方能夠懷謙卑之心、憫國人疾苦，放下虛偽、霸道、大棒和雙重標準，與國際社會相向而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美國號稱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醫療資源和醫療護理能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卻一片混亂，成為世界上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應對疫情不力造成慘重後果。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的數據，截至2021年2月底，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已超過2800萬例，死亡病例總數超過50萬例。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12月20日報道，僅加利福尼亞州就已經報告了184.5萬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22599例死亡病例，相當於每10萬人中就有4669人確診、57人死亡，這還不包括許多未得到診斷的輕癥或無癥狀感染病例。如果美國能夠科學應對，事情本不必如此。美國流行病學家、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原負責人威廉·福格認為，“這是一場屠殺”。

領導人無視科學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風險。根據《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復盤的美國疫情時間線，美國特朗普政府一再忽視疫情警告。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020年1月初就收到情報，預測病毒將在美國蔓延。時任白宮貿易與制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在1月29日撰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詳細列舉了疫情暴發的潛在風險：可能會有多達50萬人死亡，並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時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紮等衛生官員和醫學專家也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國暴發的危險。但美國特朗普政府不僅對各種警告置之不理，反而專註於控制信息傳播，甚至發布虛假信息誤導民眾，稱新冠肺炎病毒是“大號流感”，感染病毒的風險和死亡率“非常低”，疫情會很快“奇跡般地消失”，導致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費。《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指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寧肯相信自己的直覺也不相信科學，錯失時機，斷送了大量無辜的生命。

政府選擇不作為導致疫情失控。在美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過30萬人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教授戴維·哈耶斯-鮑提斯塔指出，美國其實不應死那麽多人，是政府選擇了不作為導致悲劇的發生。哥倫比亞大學疾病研究人員通過模型分析顯示，如果美國政府2020年3月13日發布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夠提前兩星期，那麽約83%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2020年5月17日罕有地發表社論指出，美國政府總是“著迷於”找到快速結束疫情的方式——疫苗、新藥，甚至指望病毒會就這麽消失了，但事實是只有依賴病毒檢測、感染追蹤及隔離等基本的公共衛生準則，才可能終結疫情。即便疫情已經在美國大範圍蔓延，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已升至全球第一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出於政治私利，依然急於重啟經濟。沃克斯新聞網2020年8月11日評論稱，一些州在4、5月份就忙於重啟，使得病毒傳播的重災區從最初的紐約地區向南部、西部擴散，並最終擴散到全國其他地區。盡管許多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止感染病毒，但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和一些州政府官員卻長期拒絕實施強制口罩令。

疫情防控指揮混亂使得民眾無所適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5月9日的評論指出，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混亂不堪，缺乏全國性的指導方針和組織領導，各州只能自行其是，甚至不得不相互競價爭搶醫療物資。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與公共衛生機構、醫學專家發布的有關疫情防控信息相互抵牾、反復無常。專家們呼籲聯邦政府統籌全國病毒檢測和醫療物資供應，領導人卻讓各地政府自己解決；聯邦政府剛剛公布分階段重啟計劃，領導人卻接著呼籲各州加快重啟；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強烈建議公眾佩戴口罩，領導人卻長達幾個月堅決拒絕佩戴口罩；更為荒誕的是，領導人竟提出讓民眾註射消毒劑治療新冠肺炎。

任性自負推卸責任。盡管在疫情應對中昏招叠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卻拒絕承認有任何失誤，反而用各種說辭自我美化、推脫責任，罔顧事實將美國確診病例全球居首歸因於做了更多的核酸檢測，聲稱自己對病毒檢測系統的混亂低效和死亡率的不斷攀升“沒有任何責任”。而白宮顧問、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指出，數據不會說謊，美國確實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老年人成為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疫情中原本就面臨更大風險的老年人群體，在混亂不堪的疫情防控體系中被進一步邊緣化，面臨著生命貶值、尊嚴貶損。2020年3月23日和4月20日，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裏克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兩次表示，“寧願死也不願看到公共衛生措施損害美國經濟”。《聖叠戈工會論壇報》網站2020年8月18日報道，根據新冠肺炎病毒追蹤項目公布的數據，養老院等長期護理機構中的居民占美國人口的比例不到1%，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比例卻超過40%。《華盛頓郵報》2020年5月9日的評論稱，美國的抗疫行動成了“一場國家批準的屠殺”，它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

貧困人口面臨更嚴重感染威脅。研究發現，美國貧富差距和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死亡率密切相關。紐約州的基尼系數最高，同時其死亡人數也最高。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3月21日報道，疫情期間美國富人優先進行新冠病毒檢測，而低收入從業群體大多無法居家辦公且不享有帶薪病假，不得不為了維持生活使自己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8日報道，公共衛生官員指出，洛杉磯縣低收入社區居民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是其鄰近富裕社區的3倍。蓋洛普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七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員出現新冠肺炎相關癥狀，將因為擔心負擔不起治療費用放棄治療。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指出，美國窮人正受到新冠肺炎病毒最嚴重的打擊，更容易感染病毒，死亡率更高，而一個混亂的、註重企業利潤的政府應對措施未能充分顧及他們的利益。

殘障人士和無家可歸者處境維艱。非營利組織“公平健康”2020年11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與普通人群相比，有智力和發育障礙的人死於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14日報道，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使得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暴漲45%。無家可歸者中有很多年邁的老人和殘障人士，他們原本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生活和衛生條件惡劣，是病毒的易感群體。疫情期間，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遭到嚴厲驅逐，被迫住進臨時收容所。路透社網站2020年4月23日報道，美國各地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因人員擁擠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使得病毒極易傳播。《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稱，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成為紐約市疫情的“定時炸彈”，超過1.7萬人住在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幾乎可以手碰手。《波士頓環球報》網站2020年5月4日報道，波士頓市無家可歸者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占當地該群體已接受檢測人口的三分之一。

監獄疫情暴發威脅囚犯生命健康。美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12月19日報道，美國至少已有27.5萬名囚犯感染新冠肺炎，1700多名感染者死亡，監獄系統的感染率大大高於周邊社區。根據美聯社和非營利新聞組織“馬歇爾項目”共同收集的數據，在州和聯邦監獄管理局管理的監獄中，每5名囚犯中就有1人感染新冠肺炎，是普通人感染率的4倍多；其中24個州監獄的感染率更高，堪薩斯州一半囚犯感染，是該州總人口感染率的8倍；阿肯色州每7名囚犯中就有4人感染。

疫情失控給美國人心理帶來嚴重陰影。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對美國人造成的負面影響超過病毒本身，人們感到壓力重重、孤立無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14日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4月至6月，4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出現心理健康問題，3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患有焦慮或抑郁癥，而這些數字只是冰山一角。與此同時，13%的成年受訪者表示開始或增加使用藥物，11%的成年受訪者認真考慮過自殺。2020年6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疫情期間美國自殺救助熱線電話接聽數量上升了47%，某些危機幹預熱線電話接聽數量暴漲300%。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美國自詡為民主制度的“樣板”，動輒打著所謂維護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對許多國家指手畫腳、肆意打壓。然而，金錢政治痼疾深重，民意操縱與謊言泛濫，美式民主不僅難以彌合日益極化的政治分歧，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導致美國民眾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名無實。

金錢支配下的政治選舉實質上成為“錢決”。金錢是美國政治的驅動力。美國的金錢政治扭曲了民意，把選舉搞成了富人階層的“獨角戲”。2020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的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是2016年的2倍多。其中，總統選舉花費再創歷史紀錄，達到66億美元；國會選舉花費超過70億美元。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2020年11月1日報道，在2020年的選舉周期中，排在前10位的捐款者捐款總額超過6.4億美元。除公開登記的選舉捐款外，大量秘密資金和“黑錢”充斥著2020年的美國大選。根據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研究中心的分析，匿名捐款的“黑錢”組織通過廣告支出和向各類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的捐款創了新的紀錄，共為2020年的選舉投入7.5億多美元。

民眾對選舉的信任陷入危機。蓋洛普公司網站2020年10月8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對總統選舉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比例僅有19%，創下自2004年以來該調查的最低紀錄。《華爾街日報》網站2020年11月9日評論稱，在2020年的選舉中，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

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對立逐漸從政策之爭變為身份之爭，政治部落屬性日趨明顯，兩黨在諸多重大公共事項上僵持不下、無所作為，使國家治理陷入低效無能的泥淖。政客自甘墮落爭權奪利，相互傾軋、攻訐纏鬥成為美國的基本政治生態，各種醜陋攻擊和低俗抹黑競相上演。支持不同黨派的選民在極端政客的挑唆煽動之下勢不兩立，情緒日趨狂熱、溝通愈發艱難，仇恨政治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瘟疫，成為社會持續動蕩撕裂的根源。皮尤研究中心網站2020年11月13日報道，美國社會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政治分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在經濟、種族、氣候變化、執法、國際參與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日益鮮明。2020年的總統選舉使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進一步深化。選舉前一個月，兩黨候選人的支持者中有約80%的登記選民表示，他們與另一方的分歧不僅在於政治和政策上的不同，更在於核心價值觀上的對立，約90%的選民擔心對方的勝選會對美國造成“持久傷害”。

權力制衡異化為否決政治。兩黨分裂強化了美國體制中固有的否決現象，權力分割和權力制衡變異為相互否決。兩黨惡鬥不止，使國會陷入癱瘓，決策陷入僵局。在疫情暴發失控的危機局面下，兩黨不僅在諸多議題上一再纏鬥，還把應對疫情沖擊的第二輪紓困法案當作競選工具，為了撈取選票拉鋸扯皮拒不妥協，導致數百萬底層民眾生計艱難。否決政治造成國會和行政系統、聯邦和州的尖銳對立。疫情期間，共和黨總統和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矛盾不斷，聯邦政府與民主黨執政的“藍州”沖突頻發，不僅同各州搶奪抗疫物資，還屢屢和“藍州”執行截然相反的疫情應對政策，導致民眾無所適從。馬薩諸塞州緊急購買的300萬個N95口罩在運抵紐約港後竟被聯邦政府攔截。

選後暴亂凸顯美式民主危機。選舉沒有解決美國政治分歧，反而使對立白熱化。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11月4日指出，無論誰贏得選舉，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憤怒和仇恨將成為政治遺產。敗選的共和黨陣營指控大選存在多項欺詐，不接受總統選舉結果，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和佐治亞州等提出訴訟，並對當地選舉官員施壓和恐嚇，要求重新計票以推翻選舉結果。特朗普一再堅稱絕不接受選舉結果，並號召支持者前往華盛頓抗議國會確認選舉結果，選舉爭議最終演變為暴亂。

2021年1月6日，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的上萬名示威者在華盛頓舉行“拯救美國”示威集會，大批示威者隨後越過警衛線翻墻闖入國會大廈，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沖突。警察發射催淚彈並開槍射擊，國會議員們戴著防護面罩慌忙躲避，示威者占領會場後肆意妄為。事件造成數人死亡，導致正在認證選舉結果的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被迫中斷，華盛頓特區相繼進入宵禁和緊急狀態。美國國會警察局局長史蒂文·桑德2021年1月7日稱，成千上萬參與暴力騷亂的人用金屬管、化學刺激物和其他武器襲擊警察，華盛頓特區和國會大廈共有50多名警察受傷。警察總計逮捕了100多人。2021年1月7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發表聲明稱，該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政治領導人持續、蓄意歪曲事實以及煽動暴力和仇恨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華盛頓上演的政治亂象令世界震驚。美國媒體稱這是美國現代史上權力移交第一次“在華盛頓權力走廊內演變成一場實體對抗”，“暴力、混亂和破壞動搖了美國民主的核心”，是“對美國民主燈塔形象的一記重擊”。法國《費加羅報》評論稱，這一暴力事件激化了美國社會不同陣營間的怨恨和不信任，使美國陷入新的政治危機。《外交政策》評論稱，美國已經變成了美國領導人經常譴責的樣子：無法在權力交接過程中避免暴力和流血破壞。黎巴嫩外交官穆罕默德·薩法在社交媒體發表評論稱：“如果美國看到美國正對美國做的事，美國肯定會入侵美國，以從美國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國。”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在美國，種族主義是全面性、系統性、持續性的存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對這一現狀無奈地表示：“因種族而被區別對待是數百萬美國人悲劇性的、痛苦的、憤怒的‘常態’。”2020年6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連發兩條媒體聲明，強調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引發的抗議活動不僅凸顯了美國警察對有色人種的暴力執法問題，也凸顯了美國在衛生、教育、就業等方面的不平等和種族歧視問題。如果美國想要結束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悲慘歷史，就必須予以傾聽和解決。6月17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3次會議召開種族主義問題緊急辯論，這是人權理事會歷史上首次就美國人權問題召開緊急會議。11月9日，美國在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輪國別人權審查時，因種族歧視問題遭致國際社會嚴厲批評。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等機構指出，美國的種族主義令人震驚，白人種族主義者、新納粹分子和三K黨成員公然使用種族主義的標語、口號，宣揚白人至上，煽動種族歧視和仇恨；政治人物越來越多地使用分裂性語言，試圖將種族、族裔和宗教少數群體邊緣化，等同於煽動和助長暴力、不容忍和偏執。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認為，對於非洲裔美國人來說，美國的法律體系已經無法解決種族不公與歧視。

印第安人權利遭受侵犯。美國政府在歷史上對印第安人進行過系統性種族清洗和大屠殺，犯下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行，美國印第安人今天仍然過著二等公民般的生活，權利飽受踐踏。美國許多低收入社區中的印第安人等土著人遭受核廢料等有毒環境影響，罹患癌癥、心臟病的比率非常高。很多土著人生活在危險廢物處置場附近，出生缺陷率畸高。2020年8月5日，聯合國危險物質及廢料的無害環境管理和處置對人權的影響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36/15號決議發布的報告指出，美國土著人面臨采掘業、農業和制造業釋放或產生的有毒汙染物，包括遭受核廢料放射性影響，並且采礦廢物造成的土壤和鉛塵汙染對其健康造成的影響遠超其他群體。聯合國宗教或信仰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聯大74/145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美國政府未經土著群體同意，或違反其傳統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將印第安“立巖”蘇族部落等的土地開放接受投資。聯合國適當生活水準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43/14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少數群體和土著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最具破壞性，美國土著人的住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5倍，死亡率也遠超白人。

對亞裔群體的欺淩加劇。疫情暴發以來，亞裔美國人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甚至攻擊的事件比比皆是，一些美國政客對此更是有意誤導。《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6日指出，“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在美國身為亞裔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全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9月17日報道，一項針對美國亞裔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在過去一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國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目標；在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種族主義言論的推波助瀾下，近一半受訪者對自身所處境遇表示悲觀，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自己及家人所處的境遇表示恐懼。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2020年3月23日和4月21日先後指出，有關國家政客主動發表公開或暗示性的仇外言論，使用別有用心的名稱來替代新冠肺炎病毒，這種把特定疾病與某個具體國家或民族相聯系的仇外表達不負責任、令人不安。美國政府官員公然煽動、引導和縱容種族歧視，無異於對現代人權觀念的悍然羞辱。

仇恨犯罪居高不下凸顯種族關系惡化。聯邦調查局2020年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19年執法部門報告的8302起單一偏見引起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6%涉及種族族裔身份，其中高達48.4%是針對非洲裔，15.8%是針對白人，14.1%是針對拉美裔，4.3%是針對亞裔。在種族仇恨犯罪案件的4930名受害者中，非洲裔多達2391人。《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5月20日報道，一些美國人將疫情的暴發歸咎於亞裔，對亞裔的歧視、騷擾和仇恨犯罪事件越來越多。民權組織“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居民”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前7個月，美國共發生2300余起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死亡案件頻發。2020年3月13日，26歲的非洲裔女子布倫娜·泰勒在自己家中被警察射中8槍致死。2020年5月25日，46歲的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當街殘忍“跪殺”。2020年8月23日，29歲的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在打開車門要上車時被警察從背後連開7槍導致重傷，事發時布萊克3個年幼的孩子就在車上目睹了這一恐怖經過。“警察暴力地圖”網站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警察共槍殺1127人，其中只有18天沒有殺人。非洲裔只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被警察槍殺人數的28%，非洲裔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2013年至2020年，約98%的涉案警察未被指控犯罪，被定罪的警察更是少之又少。

有色人種受疫情危害更大。2020年8月2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非洲人後裔問題專家工作組向人權理事會第45次會議提交報告指出，美國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體現了明顯的種族差異，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別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20年5月15日報道稱，“沒有什麽比這場疫情下的生與死更能體現美國的膚色差異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7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疫情中的種族差異擴大到了兒童。拉美裔兒童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9倍，非洲裔兒童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6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7月10日報道，洛杉磯公共衛生總監芭芭拉·費雷爾指出，病毒對非洲裔和拉美裔居民造成的嚴重影響，根源在於“種族主義和歧視對獲得健康所需資源和機會的影響”。《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10月22日評論指出，有色人種死於疫情的人數遠遠多於白人，可歸因於不平等的教育與經濟體系導致有色人種得不到高薪工作，住房歧視導致有色人種居住密集，以及以犧牲窮人為代價的環境政策等。在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10個縣中，有7個縣是有色人種人口占大多數；在死亡率最高的前50個縣中，有31個縣的居住者主要是有色人種。

有色人種面臨更嚴重的失業威脅。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4月28日評論稱，“最後被雇傭，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國人最無奈的現實。美國勞工部2020年5月8日發布的報告顯示，4月份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失業率分別飆升至16.7%和18.9%，創歷史最高紀錄。《華盛頓郵報》網站2020年6月4日報道，經過嚴重疫情後，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裔美國成年人還擁有工作。美國勞工部2020年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非洲裔的失業率比白人高出近一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20年7月20日報道，工會領導者呼籲美國勞工在20多個城市罷工，以抗議在疫情期間加劇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

執法司法領域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信使》雜誌網2020年12月17日報道，在路易斯維爾市，盡管非洲裔美國人僅占當地駕齡人口的20%，且在搜查中發現違禁品的比率遠低於白人，但警察對於非洲裔的搜查卻占搜查總次數的57%，近3年內被逮捕者中有43.5%是非洲裔。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6月1日報道，盡管非洲裔僅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監獄囚犯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每10萬名非洲裔中就有1000多人被監禁。美國全國州議會會議網站2020年7月15日發布的研究顯示，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艾奧瓦公共廣播新聞網2020年12月18日報道，在艾奧瓦州的監獄中，非洲裔的監禁率是白人的11倍。即使犯同一罪行，非洲裔也更可能被判更長的刑期。《洛杉磯時報》2020年9月15日報道，美國聯邦司法系統死刑適用中也存在著種族偏見，殺害非洲裔比殺害白人面臨死刑的可能性更低。當受害者是白人時，重罰有色人種犯罪嫌疑人的傾向更為明顯。《戴維斯先鋒報》網站2020年12月4日報道，自1976年以來，有色人種在美國的死刑執行中占比高達43%，目前等待執行的被告人中55%是有色人種。《邁阿密先驅報》網站2020年12月18日發表評論認為：“在我們的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是由妳的錢包和膚色來決定的。”

禁街與侵街：唐以來官府與百姓大力爭奪城市空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從唐代長安到北宋開封，中國的大都會從坊市制演變為街市制。在這背後，是官府的禁街與百姓的侵街，是官與民爭奪城市空間的一幕幕大戲。總的來說，官府對街市的管理漸趨寬鬆。

禁街與侵街，是自唐朝以來官府與百姓在大都市爭奪空間、反復博弈的重要內容。

唐朝的長安城是中國古代城市坊市制的典範和頂峰。宮城是皇帝起居和辦公之所，皇城是中央各官署集中區域，外郭城則主要是居民區、商業區和寺觀等建築區。外郭城的主幹街道南北十一條，東西十四條，最寬的是南北向的中央御街——朱雀大街，寬155米；最窄的順城街，約20米；與外郭城各城門相通的街道寬都在50米以上，將外郭城分隔成一百多個坊區和兩個市區。坊有坊牆，市有市牆，出入各有坊門和市門。除官署、寺廟和三品以上官員的住宅外，坊內住宅一律不得臨街開門，商業活動也必須在指定的市場進行。

每到晚上，鼓聲響過後，城門、坊門、市門按規定都要關閉，全城實行宵禁，沒有官府的特殊證明，一律不得在街上行走，違者將受到拘捕和處罰。街道也不允許私搭亂建。每次皇帝出行，盛陳儀仗，沿途靜街，禁止行人，所過旗亭、市樓垂簾外蔽，更不允許普通百姓居高臨下觀望。由於長安城比較大，有的居民從城外回家，進了城門後，晚鼓擂動，城門、坊門、市門都紛紛關閉，不敢違反官府的禁令，只好躲在橋下蜷縮一夜，待天明晨鼓擂響後，再上街返回家中。

這種封閉的管理體制，給居民的生活和商品交易活動都帶來極大的不便，唐朝中葉，隨著都城人口的膨脹和商業的繁榮，出現了各種「侵街」之舉。

有的居民違反不得臨街開門的規定，住宅大門朝街開；有的居民鑿牆破洞，將屋舍擴建至街道；有的居民和軍將佔用原來警衛部隊在街道執勤的房舍，並且大肆修造和擴建。在街道上，小商小販日益活躍，賣胡餅的、賣鮮魚的，都出現了。更有甚者，晨鼓未響，坊門已經先開；晚鼓已擂，坊門、市門仍不關閉，街道上行人來來往往、熙熙攘攘。還有的居民，置禁令於不顧，在道路上穿坑取土。

當時負責街道管理和治安的官員主要是左右街使和御史台。有關官員曾經多次上書，反映情況，也採取了很多措施，下達了多次拆遷令，強行拆除私搭亂建的房舍，對涉案官吏予以處罰，違法向街開啟的門一律填塞。但由於人手有限，很難全面禁止。而京城以外的大城市，侵街現象更為嚴重。如揚州，地處水陸交通衝要，各地工商業者雲集於此，侵街造捨極為普遍，以致街衢擁堵，難以行車。

在禁街與侵街的博弈中，北宋的開封從坊市制演變為街市制，禁街的條令已經大為寬鬆。

《清明上河圖》是描繪北宋東京（開封）的畫卷，生動展示了從封閉的坊市演變為開放的街市後，帝都的繁華與勃勃生機。從畫面上看，因臨街不得開門的禁令已經廢止，街道兩旁店鋪林立；不再有固定的市場，街旁、橋上、巷內，都可以經商和交易。街鼓制度和宵禁制度也都被廢除，夜市、早市接踵，商品品種豐富多樣，尤其是食品種類繁多，少男少女沿著大街一路走一路吃，從早上吃到半夜，可以不重樣，夜市才撤，早市又開。正如在北宋開封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孟元老所撰《東京夢華錄》中的描述：「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樂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不欲繁碎。」

街道的管理寬鬆後，侵街的現象也日益加劇。與唐朝長安的寬闊街道相比，北宋開封的街道狹促了許多。按規定，主要街道大約寬三十米，道路兩旁還有排水溝和綠化樹木。街道兩邊林立的店鋪，因招徠顧客和商業經營的需求，常常將經營範圍向道路中間「挺進」，加上市民、遊人如織，道路的擁堵可想而知。皇帝出行，因不再禁街，從而也失去了往日的威嚴，隨行的上至侍從百司官屬下至廝役都「雜行道中」，「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

「侵街」的日趨嚴重，給城市的管理和居民的生活帶來很多問題。一是引起交通擁堵，給出行帶來不便；二是臨街店鋪侵佔街道，也侵佔了排水溝、綠化帶，造成城市生態環境的惡化；三是違章建築多為木構材料，容易引發火災，開封城多次大火，臨街店鋪往往一燒就連成片，損失慘重；四是侵街的違章建築不易管理，人員混雜，導致治安案件增加。

面對著日益加劇的「侵街」現象，北宋朝廷採取了分別酌情的處理辦法。首先是皇帝的出行儀仗隊主動減少隨行人員，縮小規模；其次謹慎對待違章建築，關係到基本民生則不強行拆除；而對貴族、官吏、商人非法侵街的行為，或強行拆撤，或對商人因「侵街」而增加的商業利潤徵稅。

城市在擴大，人口在增加，「侵街」屢禁不止。對城管和流動攤販之間的博弈如何評價、如何協調，仍然是中國大城市目前面臨的問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