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博士生的就業困境怎麼解？
#中研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圓桌座談報告
#中研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圓桌座談報告
【博士「生」之後：中研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圓桌座談報告】
文/朱峰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博士出路的危機
台灣博士就業困境是近年來廣受注目的問題，2010年陳東升與陳也楨「博士『生』了沒？」一文推估在2017年社會學領域博士畢業生與教職缺額供需間的差距為180人；同年蔡瑞明亦對此提出策言，認為解決台灣高學歷就業問題，除了消極地減少博士班招生數量外，還至少可以有五項積極作為：一是鬆綁大學的組織法規，以增加半薪或2/3薪資之方式增加兼任教師之聘用；二是在大學內成立研究機構，聘用博士人才進行研究；三為鼓勵博士組成研究團隊，參與各級政府及民間機構的研究計劃；四是開放流浪博士進入公務體系；五為鼓勵產業界多引用博士研究人力。
如今已屆2018，台灣博士生們的就業困境似乎沒有舒緩的跡象。我們該如何看待此一問題？又有什麼可能的解決辦法？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第三屆博後論壇於5/8舉辦一場圓桌討論會議，由陳志柔（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為主持人，安勤之（中研院社會所博後研究員）與筆者分別做初步的調查報告，並邀請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系所專任教授）、蔡瑞明（東海大學社會系所專任教授）前來與談，以台灣社會學相關科系博士生就業及應聘狀況為例，尋找突破困境的可能性。
＃兼任鐘點師資常態化、＃博士教育養成的落差
安勤之的報告首先闡述高學歷供過於求的就業困境似乎是全球性的問題；在美國2010年只有不到一半的博士畢業生能立即找到一份全職工作，日本亦有補助博士人力進入企業職場的獎勵政策。勤之進一步整理2010年後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之就業情形，指出52名畢業生裡有34位任職於學界，而其中不到1/3（10人）為專任教師，其他則為專案或兼任教師、講師、博後或研究員，顯示出當前專任教職兼任化、鐘點化的問題。目前53所國立大學裡高達21所未足額聘用專任教師，而近半數國立大學裡兼任教師佔半數以上，私立大學情形則更為嚴重。現今教育部之標準是私校鐘點費每小時625元、公校735；兼任教師若一週上十學分，備課、上課、改考卷至少要44小時，以私校鐘點標準，換算下來時薪只有107元。
而此經濟掛帥之營運邏輯亦顯現在系所評鑑的績效追求上，不僅造成教師龐大的升等與發表壓力，甚至犧牲了教學品質，更影響了各系所應徵用人時的單一標準，例如期刊的發表量以及國際化（英語發表及英語授課等）的要求。然而，增加期刊發表量及國際化其實都不是各系所訓練及培育博士學生的核心宗旨（核心宗旨是培養具社會學素養的獨立研究人才），其亦不符學界及系所欲發展在地特色、發展「台灣」社會學的目標。綜合安勤之的報告與整理，台灣社會學博士生之就業困境，更應該從台灣博士養成教育 、當前學界以績效為主之評鑑標準等的層面進行討論。
＃生師比與少子化論述的反思
筆者的報告進一步探討源起的結構問題，指出台灣長期以來過高的生師比（目前約為25.3）是造成目前流浪博士過多、教師過勞、研究與教學品質低落三大問題的主要癥結點。目前台灣高教的生師比為 25.3（只計專任教師），遠遠超過 OECD 的平均值 14.1（只計專任），也就是說台灣的專任教師必須比 OECD 國家的教師多面對、指導十位以上的學生。過高的生師比不僅造成台灣教師過重的教學負擔，也同時壓縮研究時間、降低研究品質；而學生也得不到應有的學習與指導品質，因受教權受損而傷害其未來競爭力。
另外，從各國高教專任教師與兼任教師數據的比較也可以看到台灣學術工作兼職化、鐘點化的問題。在英國，專任教師人數與兼任人數比值約為2:1，而台灣卻為1:1。換句話說，有一半的台灣學術工作者僅是兼任或專案職，工作權益及待遇均未獲得相對應有的保障。
長久以來支持台灣過高生師比的，便是「少子化」論述。然而，根據教育部資料，過去九年裡台灣公立大學與專科學生總數實際上是「增加」了一萬六千人。受到少子化衝擊的，大多是當初廣設大學政策脈絡下新興成立的私立與專科大學。而近年來新生註冊率低於 60% 的學校，的確是以私立專科大學為多數。故台灣少子化所帶來的高教衝擊，其實更應該放在當年廣設大學的政策脈絡下來看，而不能做為今日支撐過高生師比、壓低專任教師比值、進而犧牲教師工作權及學生學習權的理由。事實上，OECD 多國皆有少子化的問題，但甚少國家便因此而犧牲高等教育的發展。然台灣卻反其道而行，不僅將傷害台灣未來國際學術競爭力，更直接衝擊台灣往後二十年的社會與經濟發展。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解決目前台灣高教發展困境，方向至少有三：（1）降低過高生師比；（2）推動大學分流；（3）協助新生註冊率過低的大學及專科學校退場及轉型。而其中則以降低生師比最為重點。若要使當前台灣高教專任與兼任教師比提升至2:1，需至少有13,000位兼任教師應轉為專任。若一位專任教師年薪以100萬計，則約需年經費130億元；若政策分五年執行，則為一年26億的經費預算（逐年增加）。以上數字當然都有討論的空間，重點在於：過去政府每年皆支出百億餘的經費預算補助各校，如今亦有一年支出160餘億「高教深耕」計畫、再加上一年56億的「玉山計畫」，其實質效益究竟如何？不如重新檢討歷年的補助方式，直接以經費補助各系所（而非學校）增聘專任教師（或協助兼任教師轉為專任）、提高專任教師比例，更能夠直接處理當前高教最重要的燃眉之急、解決流浪教師與博士、專任教師過勞、教學品質低落的三大問題。
＃博士的轉型：提高兼任待遇、設立研究機構、鼓勵博後的研究計畫
座談會裡，蔡瑞明認為即刻大幅降低生師比將衝擊當前的高教結構；提高專任教師人數，代表各校經營成本的增加，將使目前新生註冊率低於60％ 的私立專科及大學恐怕將出現倒閉潮。比較可行的作法，或許還是提高兼任教師們的待遇，讓學術工作者即使是兼職也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開銷。此外，設立能長期聘請博士後研究員的研究中心智庫，或是開放博士後互相組隊或與專任教師合作申請研究計畫之資格、讓博後研究員能有研究經費繼續進行學術研究及發表論文，也是解決當前博後就業困境的方法之一。最後，蔡瑞明也提醒，與其漫長地等待制度上的改變，當前博士畢業生也需要儘可能地以論文發表、研究成果與教學經驗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陳東升認為少子化趨勢仍然是目前校方決定員額缺的主要考量；降低生師比的建議以博士畢業生的立場來看或許合理，但若以校方立場而言、或是考量到私校財力負擔，實際的推行則是困難重重。即便教育部當前諸多的經費補助計畫也要求增聘專任教師，但因缺乏適當的審查及苛責機制而無法確實執行。相較而言，提升兼任人員待遇可能是較為可行的方案。此外，陳東升也提到，大學的分流或許有可能減輕私校在面對少子化時所承受的競爭壓力，但與其是由國家界定的研究型或教學型的差別，更重要的是各校必須發展自身的（在地）特色。陳東升也認同設立研究中心並以此聘用更多研究及教學人員的可行性，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適當的人才留用制度，讓學校能審慎明察研究中心的學術效益，以長久維持其健全的運作。
＃可以即刻改變的建議
除了上述較為巨觀、較為困難達成的制度建言外，在座談會裡筆者也提起幾個各系所能隨即施行的簡單建議，例如應徵資料電子化、免除外館學歷證明、簡化第一輪應徵資料（如免除推薦信）等等。教育部事實上已於2014年時即免除外館學歷認證的強制要求，若系上真的有認證學歷之必要，其實可以要求錄取者（或面試者）提供證明即可。而簡化第一論應徵資料及電子化作業，不僅能減少行政與資源耗費、減輕應徵者的負擔，也便利國際籍研究人員應徵。這些一舉數得的建議，敬供各系所在未來應聘人才時參考。
◎本文將刊登於《臺灣社會學會通訊》第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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