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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的貨機人生》 by 物流老司機
[零:前言]
近一年來,受到疫情的影響,航空客運幾近停擺。人流嘎然停止,四肢癱瘓,物流卻像顆不放棄的心臟,持續跳動朝四面八方輸液,替全世界的經濟保住一線生機。在油價走跌的加持之下,各家航空公司的貨運業務逆勢竄起,成為營收與獲利的重要支柱。全球30大航空公司裡,僅有四家業者有獲利,台灣的華航和長榮就佔了榜單上的兩個名額 ,貨運部門從深夜墊檔節目躍身成熱門八點檔,組員的生活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敝公司擁有18架747貨機,數量居全球之冠。這架經典的空中皇后,機艙胃納量大,也因為貨運的榮景,迎來遲暮之年的第二春。以下所提的貨機組員,皆是以747機隊飛行員為例。
貨機大部分是往美國飛的越洋長程航班,就算是偶爾穿插的區域短班,出發時間也多在半夜。組員晝伏夜出,活動範圍離不開貨機坪,也甚少進入旅客的視線。身處同一間公司,掛著同一個職稱,穿著同一件制服,客機組員也不見得了解貨機機隊的生態。
若要剖析貨機組員的生活,不外乎從這幾個關鍵字下手:[班表]、[外站]、[安克拉治],還有無可避免的[隔離]。組員背景天南地北,男女老少或有差異,但八九不離十,生活和話題都脫不了這幾個重心打轉。
[一:班表]
無論客貨機,無論長短程,每個月的一張班表,主宰了組員30天內的生活。生活兩個字筆畫不多,但鉅細靡遺,包山包海,充滿各種變數。
如果班表是一道料理,那麼熬夜和時差,就是長程機隊飛行員的主菜,無從替換,也往往是雙品招待。
同是吞著熬夜配時差,但客機和貨機組員吃的菜色不同,滋味更是南轅北轍。長程客機的派遣,多是單點來回,例如直飛紐約、法蘭克福、雪梨,在當地休息一到三天不等,然後飛回台北。貨機的派遣模式較為複雜,飛往美國內陸的停靠航點較多,天數也拉得較長。舉例來說,貨機組員出門派遣一趟的班表常常是這樣:從台北飛大阪,落地中停2小時,繼續從大阪飛安克拉治,在安克拉治休息40小時,飛去芝加哥中停2小時接著飛西雅圖,在西雅圖休息18小時,然後飛回台北。
離家飛個長班,以下例子是客貨機的差異,一目瞭然:
客機:台北-紐約-台北
貨機:台北-大阪-安克拉治-芝加哥-西雅圖-台北
疲勞很難量化,不同機隊之間的作息也無從比較,但貨機組員的班表較為複雜,航點也較多,起降比較頻繁,隨之而來的風險也較高。另外,貨機組員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在美國內陸各航點間的時差。以安克拉治為基準,西雅圖快了1小時,芝加哥快了3小時,紐約快了4小時。組員在多航段執勤後,在不同外站休息後,必然會面臨跨時區的副作用,就是日照時間與生理時鐘的紊亂。
[二:外站]
如何在外站調整作息,也算是組員工作的一部分。無論身處東西半球,在外站下班之後,得在或長或短的休息時間內,想方設法讓錯亂的生理時鐘重開機。如何實作,人人自有心得,各憑本事。文的武的方法不拘,只要在下一次上座時,在握住操縱桿之前,能夠撐起眼皮敲醒腦袋進入飛航模式,那就是好方法。
客機會停靠的外站,無非是觀光勝地,或是人聲鼎沸的都會區。疫情之前,組員在外站能抽空遊歷知名景點,跋山涉水尋幽訪勝,品嚐四方美食,體驗異地風情,這是辛勤工作之餘的福利,一點小小的犒賞。就算只是暫時離開旅館,在市區搭車或鄉間散步,讓風景流轉,也是種調劑與沈澱,好轉換心境迎接下一趟任務。
對貨機組員來說,常會頻繁飛往美國內陸各大貨運站。最具代表性的外站,就是安克拉治。無論搭配的是紐約、亞特蘭大、芝加哥或邁阿密,安克拉治都是必經的門戶。ANC三個字未曾缺席,按月換個日期烙印在班表上,有時候一個月還得造訪兩次三次。貨機組員的第二個家,就是安克拉治。
[三:安克拉治]
飛機航程越遠重量越大,飛行時耗油就越多。以747貨機為例,受限於最大起飛重,在油箱加滿的情況,可以飛到13小時左右,但只能裝進約七成滿的酬載(Payload,賺錢的貨物重量)。若要增加酬載,勢必要減少飛時,不能飛得太遠。簡言之,載得重就飛不遠,要飛遠就得減重。
因此位在阿拉斯加,離台灣約8個半小時的安克拉治,就是一個很好的中停點。安克拉治人口數和新店差不多,機場貨運量卻是全球排名第五大。Fedex和UPS是主場,華航、長榮、大韓、國泰都是常客,AN-124偶爾出沒,運氣好一點還能遇到全球最大運輸機AN-225。飛機從台北出發時可以裝滿酬載,在安克拉治落地補足油料後,接著往美國其他航點移動,例如6個小時外的紐約,7個小時外的邁阿密。除了位在美西的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要飛往內陸或東岸的航點,飛機大多以安克拉治當作進出的中停點。
機坪內偶爾會出現三架自家貨機比鄰的景象,例如左邊的從大阪飛來要再戰芝加哥,中間的要先飛邁阿密再折返跑去西雅圖,右邊的打了一趟紐約來回終於要踏上歸途朝台北前進。此起彼落,你來我走,輪番上陣排隊卸甲,燒肝打拼都是為了把滿機腹的酬載平安送到目的地。
飛機地停加油,只消數十分鐘後即可再度升空,不曾聽過機器有過半句怨言,但人總得闔著眼伸直腿睡覺。飛機齊聚一堂有多熱鬧,就有為數不少的組員得在此落腳歇息,進出安克拉治皆然。至於能在旅館裡待多久,端看手機螢幕裡那一個小方塊,班表APP來決定。有時是三人派遣的底線,18個鐘的休時。有時則在房內欣賞了兩次晨曦晚霞,待了近48小時才往下一站前進。
人是動物,籠子關久了難免想伸展筋骨透透氣。由於造訪頻率高,留宿時間比其他外站來得長,若在安克拉治沒有些嗜好,時光肯定特別難消磨。除了日常的上街採買覓食,這裡地廣人稀,往深郊野外跑是再合理不過的。偶遇前輩分享安克拉治的外站生活,說道在這塊景緻優美的自然勝地,登山健行,騎馬滑雪,坐船看冰河,野溪釣鮭魚,戶外活動包羅萬象,聽者常心生嚮往。
但疫情爆發,世道丕變,一個四季都還沒輪完,這些軼聞趣事突然變得遙不可及,像是曾祖母的兒時照片一樣斑駁難辨。無論哪個外站,所有未曾探訪之勝地,未及體驗之樂趣,未能品嚐之珍饈,一夕之間都封印成旅遊書上的一行行墨漬和一幀幀相片插圖,只剩銅版紙的氣味飄著活著。
[四:隔離]
病毒橫空出世,是前所未見的兇猛對手。疫情初始,各國政府只能在節節敗退之際,盡快釐清病毒的底細。有的採取群體免疫想和病毒自然共存,有的端出各項封城管制的措施,期盼在經濟窒息之前能先把病毒悶死。效果不一,但大多數國家的醫療資源和經濟活動都受到病毒重擊。台灣在初期反應迅速,守下第一波攻勢,決戰邊境,把損害控制到最低程度。但若是每個執勤返台的飛行組員,入境後都要隔離14天,航空公司很快地就會面臨無人可調派的窘境。
幾經波折與轉彎之後,疾管署和航空業者協調出一套模式,在防疫和營運間取得平衡。
組員從公司勤務報到開始,全程配戴口罩,視客貨機需求著配護目鏡或隔離衣,抵達外站後專車接送,入住旅館期間不得外出,不與當地民眾接觸,僅透過外送或客房服務方式用餐,返台後自行駕車、專車接送返家,或是入住防疫旅館,不得搭乘大眾運輸。貨機組員三天內/客機組員五天內居家檢疫,不可外出或派飛。14天內自主健康管理,不出入人潮眾多景點或參加大型集會。
概念是這樣的,對疫情互信的國家之間有旅遊泡泡。組員在本站和外站之間,就是個執勤泡泡。若能落實各項防護措施,與疫區的生活圈隔絕,讓染疫的風險能被降到最低,那麼在三天/五天居家檢疫期間渡過之後,組員就能夠離開家門或檢疫旅館,回歸社區生活。
組員返台後手機沒有被追蹤定位,在外站時也沒有早晚點名確認是否擅自外出。這套模式從春季運行至今,除了公司各單位的後勤支援,仰仗的是客貨機無數班值勤組員的自律,以及對自身工作的責任感。大家有共同的目標,離開國門時保護自己,回到台灣保護我們的家。
海外各國動輒停班停課,關餐廳封城,確診數不斷攀升第二波第三波。 2020年的台灣,宛若世外桃源,馬照跑舞照跳,除了無法出國旅遊,沒什麼特別。為了保護家園不受侵擾,疾管署、各家業者、頻繁進出疫區的第一線組員,大家都在不同戰線和病毒長期對抗。與此相比,泰山與鴻毛之輕重,被關在外站旅館隔離,失去移動的自由,其實也不足掛齒。
[五:疫情之後的外站]
自此開始,組員的外站生活不再立體鮮明,只剩二維空間的兩點一線。機場一點、旅館一點,還有往返接駁的車程拉成一線。對貨機組員來講,就是從安克拉治繼續往外延伸的更多點和線
疫情嚴重的城市,例如紐約,也取消外站駐防,就改成從安克拉治派遣飛來回,但所需飛時較長,落地之後的休息時間也必須拉長。另外為了減少返台次數,貨機組員也會以安克拉治為出發點,派遣兩次內陸航班後再返台。
在旅館大廳偶遇時,問候語不外乎是:
「你是飛來還是回台北?」
「我接下來飛亞特蘭大,你從芝加哥回來嗎?」
「你還要在這裡待幾天?」
一個疫情後的班型如下:
台北-安克拉治(住)-芝加哥(住)-安克拉治(住)-紐約(中停)-安克拉治(住)-大阪(中停)-台北。
從台北派遣一趟,出門八天打了七腿,安克拉治住了三次。飛行里程足以繞地球一圈,但除了機場和旅館,哪裡也沒去,哪裡也去不了,哪裡也不該去。
疫情之後的外站,除了熬夜和時差,還多了COVID-19這個隱形魔王,得矇著眼和他打擂台。從外站落地開始,接過的每一份文件、摸的每一扇門把、送到房間的每一份餐點、頭靠的每一顆枕頭,不用酒精噴霧伺候都覺得心虛,深怕一次疏漏就讓健康和職業生涯同時劃上句點。若聽到遠方傳來隱約的咳嗽聲,隔著口罩都想收著鼻翼抿著嘴。
自此,所有的外站糊成一個大麵團,形狀全都是一個模子印的,味道全都是一只雜燴鍋煮的。外站就是一個七坪大的房間,一張得噴酒精消毒的床,一扇晨昏顛倒的窗,一具上班前會鈴鈴作響催命符的電話。組員們自力更生,自樂自得,每個人斜槓再斜槓,文組追劇閱讀,武組瑜伽健身,學習與自己相處,學習面對被迫離群索居的孤獨。
計時結束,服刑期滿,走出這扇門遲早得回頭。往下一站或下兩站移監的車程,反倒是令人期待的旅途,一趟小確幸。
腳下踩的是安克拉治夾著樹葉的積雪,不是帶著污漬的陳年地毯。屁股坐的是芝加哥霓虹燈光加長禮車,不是硬邦邦的旋轉辦公椅。眼睛看的是高速公路旁的西雅圖楓紅,不是了無生趣的旅館停車場。耳朵聽的是機坪上貨盤車嘎拉作響,不是一片漆黑裡嗚噎整夜的旅館空調。
進到駕駛艙後就是小小的烏托邦,以金屬蒙皮築牆的理想國。艙門關上,油門一推,飛機離地後跟著把所有的顧忌和擔憂拋在腦後。腳下是病毒統治的塵世,三萬英呎的雲隙還是天空,曬得皮膚發痛的還是陽光,讓人昏昏欲睡的還是黑夜。和過往的2019、2018沒有兩樣,還是起降巡航,還是一桿兩舵,除了臉上多了張口罩,疫情沒有在這裡改變什麼。
直到,落地開了艙門,COVID-19說,歡迎回家。
向櫃檯領了鑰匙,房門哐啷一聲關上,換個外站,計時重新開始。熟練地將房間內消毒一遍,確認每個開關按鈕把手都鍍上了酒精,才能寬心摘下口罩呼吸,躺在陌生的又熟悉的床上休息。隔離週而復始,直到班表大人批准返台。如果運氣稍差,班表稍微凶險一點,可能會在返台三天檢疫期滿後,隔沒一天又被派遣安克拉治,然後繼續飛美國內陸班。那麼將會是有整整兩個禮拜,除了勤務派遣時間以外,組員都得在家裡或旅館內隔離。
一如傳世名言:「我不是在隔離,就是在往隔離的路上。」
離台灣七千公里外的安克拉治,冬天日照只有六小時,零下十度是家常便飯。旅館內隨時都有三四組貨機飛行員駐防,在客房內或睡或醒或彌留,靠著Ubereat和Line便當群組外送供應三餐。入住時來自四面八方,離去時目的地不一,退房兩天內又拖著行李箱掛著黑眼圈,鬼打牆一樣現身在旅館大廳迎接另一段隔離。
這就是疫情之後的貨機人生。
[六:寫在案例765之後]
和歐美國家不同,17年前的我們經歷過SARS,對於病毒和口罩有著熟悉的共同記憶。戒慎恐懼,是全民防疫成功的關鍵。但蛋殼再密也有縫,身為全台灣唯一頻繁進出疫區的族群,機組員成為防疫的破口,彷彿是種宿命,早破晚破的問題而已。本土0確診的天數拉得越長,破蛋之後,輿論的後座力就越猛烈。
曾經被譽為天空國家隊,客貨機組員不分彼此,都持續肩負著運送防疫物資的重任。而在嚴峻的疫情之下,貨運同仁依然全年無休,倉庫24小時燈火不滅。機坪上永遠都鋪滿貨櫃,等著一趟趟貨機往返消化。這個海島國家能夠物暢其流,進出口轉運順暢,組員多少也透過操縱桿出了一份力量。
然而,在案例765-紐籍機師事件發生後,全台灣的機組員,猶如身處中世紀的歐洲,被視為滿街散疫的過街老鼠,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可以舉辦公投,組員返台後隔離14天的方案,應該會是毫無懸念地高票通過。
在被輿論的口水戰淹沒之前,必須先理解一個事實。在這253天內,無論是當天來回或是過夜班,無論是載客或送貨,敝公司就有一萬五千個航班飛回台北,全台灣加起來有超過兩萬個架次的組員,在這段期間接觸旅客,進入疫區過夜再返台。
這麼龐大的航班數量,這麼多的人員反覆進出疫區,返台後並沒有隔離14天,為什麼在過去的253天內,可以維持本土的0確診?
如果現階段的執勤泡泡,各項防護措施效果不佳,讓組員在執勤時避不了染疫,那麼在這兩萬多個航班內,應該會有一定比例的機組人員中鏢。不會人人都是無症狀感染者,也不會每個人居家檢疫期內就保證痊癒。經過九個多月後,疾管署應該會收到一堆居家檢疫通報有症狀,篩出一堆確診的組員。或是組員染疫而不自覺,經過三天/五天後無論是外出或執勤,再度傳染給其他人。台灣不會保持這麼久的本土0確診紀錄。
如果在案765之前,台灣的社區是乾淨的0,那麼也是間接證明,過去九個多月以來,這樣的執勤泡泡模式是有足夠的防護力。台灣並沒有來源不明的社區感染,也沒有一堆機組員在居家檢疫時發病確診。組員最有可能染疫的源頭就在國外,與當地生活圈隔絕是最直接的方式。源頭不防堵,就算延長回台後的隔離天數,再補上執勤前的篩檢,也是治標不治本。
重點是組員執勤時,有沒有確實配戴口罩,落實自我健康管理,以及在外站時各項防護措施是否嚴格執行。
眾家媒體披露,該位紐籍機師執勤時不願意配戴口罩,也不配合疫調,甚至不是第一次在外站擅自離開旅館,同事通報公司也沒得到積極處理,那為什麼要為了個案改變通則,連坐處罰過去253天戰戰兢兢執勤的無數組員?若是又有組員7天檢疫後確診,是否要上調到14天?若是有旅客檢疫14天後才發病確診,疾管署需不需把旅客入境隔離上調到20天呢?
現在應該關注的是事件的調查結果,若是紐籍機師在外站沒有離開旅館,執勤時一切合規,結果還是不幸染疫,那麼現行的執勤泡泡得通盤檢討,確認在外站的哪個環節是防護的弱點,接車司機生病、旅館消毒不周、外送餐食人員疏失、病毒變種後傳染力變強,都是可能的原因。找出造成感染的根本原因,才能據此改進。若沒有從源頭防堵漏洞,過一段時間後累積足夠的航班量後,還是有可能再次出現類似的組員染疫案例。
輿論看到的是253天的0,我們看到的是兩萬多個航班的0。
沒有人希望看到0變成1,因為我們很清楚,若是疏於防備,幾週之內,1就能變成難以置信的數字。這麼多架次之後維持的0,隱藏的是無數客貨機組員的心理壓力。進入疫區小心翼翼,返台後就算檢疫期滿仍不得鬆懈,時刻注意自己是否有流鼻水、腹瀉、肌肉痠痛等症狀。鎮日精神緊繃,深怕自己已成病毒溫床,不慎將病毒帶進社區造成大規模傳染。居家檢疫期對家庭生活造成的不便,以及反覆陷於隔離的處境,對組員的身心狀況,難免都會有負面且長期的影響。
熬夜、時差、隔離,就是這一年來組員生活的三元素,在全球航空業如此困難的時刻,能夠換上制服領著班表出勤,已是萬幸。
檢疫規定也隨著國際國內疫情調整,昔寬鬆今嚴峻。待疾管署一聲令下,公司頒佈細則,組員只有逐條遵循,以免自己成為防疫破口,賠上健康也壞了名聲。但案765的事件,帶來了排山倒海的輿論壓力,風行草偃,組員動彈不得,無力辯駁。明明執勤時很謹慎,返台後都很自律,在規定的檢疫期滿才離開家門用餐採買,卻還是有種莫名的罪惡感,覺得自己是個通緝犯,只是還不曉得犯了什麼罪。一旦確診染疫,馬上回溯14天丟石判刑。
天下大亂的2020年還沒過完,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已在2021年埋伏,超前部署蓄勢待發。這是一場寒夜裡的越野馬拉松,疫苗的成功研發,還沒完全帶來曙光,在病毒追擊前,我們得摸黑找到終點存活下來。共體時艱,這四個字只差沒刺在背上,提醒自己沒有退路。在世界恢復平靜之前,能再走多久的0就交給老天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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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時副刊有跟書同名的《卸殼》,一整版看來其實十分壯觀,這一篇其實是大學時期的舊作,但也算是銘記了某一部份、最重要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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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310000860-26011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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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記憶裡有一片沙灘,貝殼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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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家庭旅遊,我們都必定要到那裡的沙灘上去晃過一圈,逡巡來回只為覓得一片自己未曾見過的貝殼,帶回分袋並標上曾經去過的景點,不知不覺地,已經收藏了整整一箱。幾年過去,家中經濟不如以往,家庭旅遊的次數減少了,終至再也未曾一家人出遊,那箱屬於童年的祕寶仍安安穩穩地擺在書桌下,與異國的紀念品一起收藏著,直到消失在記憶的角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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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做過這麼一個夢,箱子裡的貝殼原來全都是活的寄居蟹,牠們在睡夢中被帶走,到達一個陌生的地方,睜眼醒來成群地竄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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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們就這樣背著家到處走著,這樣與家緊緊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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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期結束了,整棟宿舍的人來來去去,腳步急促地上下樓梯,在走廊上來回奔跑,隱隱地躁動著遷徙的氣氛。走廊上堆疊著比人還要高的紙箱,室友的爸媽們進出著催促女兒趕快動身,不消一刻鐘的時間,原本嘈雜的房間便歸於靜謐,而我就坐定在這些聲響中,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卻沒有離開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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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日將至,我沒有回家,說是要留在台北打工不回去了,若是回鄉,工作會難找得多,從期末考就開始不停地投履歷,最後是找到了個文書處理的工作,輕鬆、但乏味。看著朋友同學們一個個回家,各個笑顏逐開,親密的、交惡的,如今都不在這座城市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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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家的真正原因只同幾個親密友人提過,住了十幾年的房子因為一些法律問題而匆匆賣掉了,十分倉促。在上來台北唸書前其實就已被母親告知可能要搬家,但真正發生時,就連母親都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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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賣,就要被法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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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價錢遠不及當初買的一半,我好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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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常常接到母親的電話,她在電話裡哽咽,連帶著我也失聲問道:「那你要去住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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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舍吧,我也不好意思再回去娘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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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母親要不要我回去幫忙打包,她說不用了,她不想讓我看到家裡頭散落著打包行李的模樣,像極了逃難,「難看死了,」她說。晚上工作結束她一個人收拾家當,夜深了,以棉被裹身睡在沙發上,四周是以黑色大垃圾袋建築起來的堡壘,垃圾袋裡頭裝的是一整個家的歷史,如今是被匆匆包裹於袋中,等待遷徙進另一個陌生的倉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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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的崩毀,竟是如此地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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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記憶中的那個家,在小巷轉角,兩個人住略嫌大了點的透天厝,填塞的全是母女倆捨不得丟的家用品,門口越堆越高的紙箱放的是母親工作需要的物品,也是母女兩人用來抵禦外界關懷的殼。房子的產權出了問題時,也都是母親一個人隱忍著,直到她那肉身再也無法承擔,才戲劇性地爆裂而出,家族裡的人訝異無比,但那時,也無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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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發生之時,我選擇逃避,刻意疏漏母親打來的未接來電,讓手機響了整夜,刻意冷漠以待假裝自己不為所動,當母親在電話的另一頭聲淚俱下時,我佯裝鎮定地在人群中談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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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不願回家,是為了逃避見到母親的倦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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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日的台北看來格外陌生,所有可以聯繫的人都走光了,也許他們也在逃難,提著笨重的行李、站在郵局窗口寄送體積龐大的學生包裹、在高鐵的排隊隊伍中搓手等待,想要自渾沌的異地生活逃回熟悉的環境裡;但其實之所以在異地生活,也都是出自於自己的決定,想要到大都市來開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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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留下來學習一個人生活,一個給予自己的課題。猶如生活在孤島上,每天固定時間去打工,三餐一個人草草解決,比較多的時刻是待在自己的房間裡讀書寫作,看似愜意,但隱隱仍是有什麼放不下。打電話回去得知母親已經離開了家,住進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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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陋,但是我總是沒辦法順利地上廁所,你知道我不願意上家以外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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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旅館本身沒有停車場,所以每天十點下班以後,母親都要在旅舍的周圍繞許多圈,才能覓得一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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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一點多,我會跟路邊的一隻小土狗聊天,牠很乖,每天都會等我回來。」她說:「你不跟我說話,我就跟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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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的另一頭,我只能說著「嗯,」再多的話也無法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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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馱著沉重負荷的母親走在巷道中的模樣,不知為何,想像起來格外熟悉,她是否背負著的就是家呢?躺平在宿舍的床上、躺平在旅館的床上,我們都躺在一張屬於自己、卻又不屬於自己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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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靜靜注視著那黑暗,失根的感覺特別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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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再去到沙灘上,都不撿貝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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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見過公視拍的一部紀錄片,寄居蟹因為沒有了可以棲身的殼,紛紛選擇棲身於瓶蓋之中。一直覺得寄居蟹是種很可愛的生物,因為長大了而不堪使用的殼會褪去給較小的同伴使用,有種生生不息的旺盛。只是現在牠們只能選擇棲身在不具有任何歷史的居所,一個褪去之後隨即成了廢物的居所,人類看了是驚愕,牠們住起來想必也不會太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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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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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應該是怎樣的形體呢?不是旅舍、也不是宿舍,那都只是一個棲身之所罷了。在宿舍中,一切從簡,因為只是暑假暫住的房間,所以期末時打包的行李到了新的處所,也都沒有打開,只有需要時才會在箱子中翻找。遙想南方的旅舍,不知怎地,我只能想到泛黃的床單、幽暗的走廊、老態龍鍾的領班,每一個房間都蘊含著一個故事,而母親就身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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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關於一個女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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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離異時,母親曾帶著年幼的我回娘家住,每天母親從娘家出門上班,久而久之鄰居們竟有了閒話。祖父母是愛面子的人,自然承受不起這樣的壓力,母親又何嘗不是?初出社會的她便用了所有的薪水,苦苦攢下來的,買了間透天厝,在當時不算便宜,而這一住就是近二十年,直到它不再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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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年歲尚輕,可以說是遇人不淑,才得寄人籬下;此時已是徐娘半老的年紀了,想必更是止不住街坊鄰居的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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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靜地我在台北回想這一切,是最不願意觸碰的部分,就像褪去殼的蟹體一般,白軟的肉身脆弱易感,對於外界的風吹草動感受特別深刻。窗外下起暴雨,便會希望母親不要淋濕了,而這些話,我是從來無法同她說出的。為此我常常怪罪於東方人的含蓄內斂,較西方人的大膽示愛比起來,東方人實在保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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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再度將武裝的殼裝上,才敢搭車回家。甫下客運便到外婆家落腳,卻是按捺不住地往外跑,在黃昏的公車總站,等待那班引領我回家的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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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拉得很長,搭這班公車的人不少,但班次卻不多,常常要把車體空間運用到極致才能塞下所有歸心似箭的人。我躋身在他們之中,體會到的是過往背著書包回家時從未感受過的,我也許是要歸去,歸去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漸漸地有人下車了,新鮮空氣逐漸充盈老舊的冷氣車裡,坐在博愛座上的老人打著盹,我望著窗外熟悉的景象,它們將不再屬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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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車,我像是要闖入什麼軍事重地似地緊張難耐,走入熟悉的小巷,位於街角的那棟透天厝真實地如夢似幻。我想起上大學以來第一次回家,搭了五個小時的夜車,一整夜僅是淺眠,頭昏腦脹地到了家門口,發現母親正敞開門等著我回來,我拎著巷口買的飯糰與她一起吃過早餐,待她出門上班之後,在床上睡得酣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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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鐵門深鎖,身上還留著鑰匙,但想必是打不開了。屋裡頭透出亮光,我實在希望那是母親忘記關的一盞燈,總是會有那麼一盞燈照亮整個夜晚,直至白日才將其關上。我懸念著幾個書櫃的書如今去了何方,那些童年時期留存的美好又是流落何處,我想將它們統統都帶回北方,不再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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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外徘徊已久,也許我只是期望門會再度打開,與母親見到我在門外的驚訝神情,而那是無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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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搭上那班帶我回家的公車,而這次,它將帶我永遠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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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在外婆家的日子,母親會暫時跟我一起住,離開暫居的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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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一點盼到母親下班回來,紅色行李袋裡是她的換洗衣物。外婆家的人都早睡,十點就準時將鐵門鎖上,不消一刻鐘整幢房子便陷入死寂。我與母親在這幢巨大的房子裡,吃宵夜、看電視,享受僅有可以相聚的時光,因為我知道,明天早上當我醒來,母親就已經出門上班了,而我也不會在此多做停留,頂多是一個周末,周一一到,我回到台北繼續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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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之間鮮少有交談的時刻,大多時候都是直盯著電視螢幕,母親也從不過問我在台北的生活,只是偶爾還是會嘮叨幾句,而我也只是虛應故事。像是共有的默契,兩個人都不碰觸到共同的傷口--那些家具都去了哪裡?將來會有地方安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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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又要如何過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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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了燈以後,兩個人睡在同一張床上,已經是許久未曾與母親同枕而眠,卻聽見身旁的人來回翻身,怎麼樣也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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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著眼前的巨大黑暗,似乎要將人窒住了。我抱著的是母親自家裡帶來的抱枕,那是戰亂時刻唯一能夠搶救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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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母親說:「一定要再買一棟屬於我們的房子。」聞此言,淚水不知不覺地沾濕了枕頭,奇異的是我卻也因此安適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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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母親同時入夢,靜靜地,我竟感覺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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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早晨,見到母親坐在床沿整理行李,正準備去上班。她扛起那個紅色行李袋說:「妳一回去,我就要去住旅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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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是沒有留下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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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細看母親的臉,以及她肩上斷了一條帶子的行李袋,好不吃力,忽地有些不忍,我還是沒有辦法對她說愛、好愛妳這種字句,只能替她搬其他的家當進車。自玻璃門的反光見到馱著大購物袋的自己,我也同母親一般,變成寄居蟹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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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之前,母親扛著一袋我高中時的衣服,還有從小到大收藏的玩偶,問我有什麼需要留下的。我看了看,原以為已經失去的這些又開展在面前,但我依舊是擺擺頭說都不用了、不需要了,然後讓這些東西堆到陰暗的倉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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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隻玩偶是當年高雄尖美百貨虎年的娃娃,不知道為什麼母親把這隻拿了出來,時序也來到虎年,這過了整整十二年,尖美百貨早就不存在了,而家呢,我也遲遲不敢回頭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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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些衣服跟玩偶就捐掉吧,也不戀棧,小時候苦苦收藏的泰迪熊過了十幾年依舊十分新穎。母親挑出了幾件休閒服說要留著穿,我不忍看。還有那些書,母親說:「書多得可怕,目前都堆在跟人借的倉庫。」我已經不期待自己有天會買房子,然後把這些書都收回,一本一本地放進書櫃裡收藏。若真有那麼一天,這些書也早已經流離在時間的變動之中,難以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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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人生有什麼值得失去,我想可以失去的太多了,而每每失去的都是在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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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東西一箱一箱地搬上車,送到暗不見天日的地方,我突然覺得,再失去什麼都無所謂了,反正接下來的人生裡,我也只會再失去更多更重要的東西,而無力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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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北以後,只帶回一些家當,多半是書,還有一些是異國的紀念品,其中有一小袋當初忘了標記日期以及地點的貝殼,安安靜靜地待在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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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的我,總愛撿拾那些在沙灘上安穩躺著的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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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附近去買頓晚餐時,走進一條人聲鼎沸的巷子,混雜著脂粉味、油煙味、人的氣味,以及人們吃完麻辣鍋後談天混雜而成的城市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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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這裡,轉進另一條巷子,走回自己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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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母親的電話,她說:「舅媽他們在日本買了房子,說不定哪天我們也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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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期待著那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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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空氣裡有什麼隱隱生根,空氣飄散著肉眼不可見的孢子,緩緩地落在乾枯的大地,外頭下起無聲的雨。走到窗旁,我靜靜看著大雨過後蓬勃開展的菌落。生命充滿著平安喜樂,平靜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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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身望向桌上袋中的貝殼,許多隻寄居蟹已挑好了適合牠們尺寸的殼,身居其中,牠們狼狽的蟹體再也不必在砂地裡磨出傷痕,這些殼,如今都找到了真正從屬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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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恍然想起母親背上的重荷,以及附在自己身上那些無以名之的傷悲,如今似乎都已卸下,困擾著我們的那些,都已不復存在了。
台北記憶倉庫停車 在 張哲生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17.2.21 拜訪重生的新富市場 HD
由於東三水街市場在康定路側的入口處上立著「新富市場」與「東三水街市場」二名並列的招牌,讓許多人誤以為新富市場就是東三水街市場,事實上,它們是兩個不同的市場。
已逾80年歷史的新富市場之入口就在三水街70號旁,也就是從東三水街市場「阿婆油飯」旁的巷子走進去就到了,只不過目前新富市場已經被圍起來在整修中,由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團隊進行9年營運計畫,將於2017年3月底以「新富町文化市場」的新時代角色面世,作為老城再生的公共參與平台。
目前「新富町文化市場」內部尚未全部完工,屬於試營運階段,預計在2017年3月25日正式開幕,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日10:00至18:00(週一休館)。
【認識新富市場建築】
1930年,臺北州政府公布了「食料品小賣市場規則」,基於衛生的考量,對於市場建築的構造、空間配置進行了詳盡規範。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富食料品小賣市場」在1935年正式啟用,同時期興建的太平町食料品小賣市場(1938年啟用,今已廢除)、幸町食料品小賣市場(1938年啟用,今「幸安市場」)及入船町食料品小賣市場(1938年啟用,今「直興市場」)皆已改建或廢除,使得新富市場成為日治時期公設市場建築中,表現新式衛生標準與建築式樣的珍貴案例。
新富市場興建時的基地約506坪、建物約199坪,基地的東北角,另有一棟木造的事務所兼宿舍空間,市場基地四周則圍繞著高約160公分的紅磚牆;市場本館牆體為加強磚造,外牆以洗石子做出洗鍊的水平飾線,每一個入口處上方都設有雨庇,屋頂以混凝土澆製,並以鋼筋混凝土樑支撐。
新富市場的整體建築風格簡潔,少有裝飾,並且具有很強的機能性,例如它的馬蹄形平面,在全台公設市場中相當罕見,不只創造了一個流暢的購物動線,其中獨特的中央天井,也同時滿足了市場內部通風與採光的需求。
【新富市場興衰史】
《1935-1945》
新富市場的前身為「綠町食料品小賣市場」,日治政府為了解決綠町市場因位處偏遠而長期經營不善的問題,選定新富町三丁目二十一番地現址(今台北市三水街70號),將市場移地改建,更名為「新富町食料品小賣市場」。
新富市場於1935年1月7日動工興建,並於同年6月28日正式開業,除了市場本體外,另配置了事務所、管理員宿舍、腳踏車停車場、垃圾場與公廁;館內則有肉品、鮮魚、蔬菜、雜貨、菸酒、糕點與食器等30多個攤位。攤商組成與客源台人與日人兼有,市場的商品與生活也台日交融,昔日市場口油炸肉圓的小販、習慣在傍晚走進市場採買晚餐食材的日本主婦們、每逢除夕市場中迴響的日本歌謠,至今仍是耆老們念念不忘的一頁回憶。
然而,新市場的榮景不長,開幕後不久便受到附近流動攤販的生意擠壓,雖然政府為了解決經營的困難,在1937年刻意將外部攤販收容至市場內部統一管理,暫時緩解了市場內攤商凋零的問題,但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人民生活在空襲的陰影中,又加上官方採行民生物資配給制,於是,新富市場的運作在時局的影響下陷入停頓。
《1945-1970》
國民政府遷台後,因大量軍民來台,使臺北市人口急速增加,加上婚喪喜慶採用外燴辦桌的風氣興盛,這些軍隊伙食與民間宴席食材採辦的需求,一度令新富市場的經營走向高峰。除了一般的買賣之外,這裡也成了重要的社區空間,根據報載,1960年代有一些地方性的國慶表演或劇團的義演選擇在新富市場演出。
除了萬華在地攤商之外,許多從中南部北上發展的青壯年,也紛紛在新富市場周邊落戶,他們在市場本館外圍的空地上搭起矮房,將一樓作為宰殺雞鴨或預備商品的後場,而俗稱「半樓仔」的小閣樓,則成為一家人生活起居的斗室。走向全盛期的新富市場,環境侷促而熱絡,她不只是人們營生的場域,同時也是許多市場孩子從小成長的家。
在新富市場的發展同時,市場外三水街的攤販也隨商機而聚集,逐漸影響新富市場本館內攤商的營運。為了解決這個狀況,1968年的時候,曾有新富市場與三水街攤商代表向市府提出新富市場擴建案,希望透過綜合市場大樓的興建,統一收容新富市場攤商與在地流動攤販,不過擴建計畫最後並未實行。
《1970-1990》
1970年前後,新富市場的生存壓力在各種競爭下逐漸明顯。首先是1978年開幕的環南市場,身為批發市場的環南市場,具有商品品項多元與價格低廉的優勢,自然是主打零售的新富市場所不能及。再者,日治時期就存在的私有攤商問題越來越嚴重,聚集在過去龍山寺前廣場(龍山商場)、三水街一帶的攤販,對消費者來說動線方便、價格又較便宜,直接削弱了民眾走入新富市場裡消費的意願。
到了1986年,新富市場正門外的「東三水街攤販集中場」(在地居民與攤商後慣稱其「東三水市場」)正式合法成立,過去的私有攤商不再受取締威脅,東三水市場之營業時間為6時至13時,與新富市場完全重疊,導致新富市場內部更是日益蕭條。
1988年,北市首座農產品直銷中心在新富市場成立,藉此,政府希望活絡起老市場的商機,也作為與地方農會合作推廣的實驗案例,卻因農民運銷成本過高等問題,未能有明顯成效。
《1990-2015》
1990年代起,台灣整體社會結構變遷,比例增高的職業婦女們,無法在傳統市場營業時間前往消費,一般小家庭外食情形越來越頻繁;另外,民眾在教育水準提高後,對於飲食衛生的要求也更嚴格,陳舊的傳統市場空間逐漸被整潔明亮、營業時間較長的現代化超級市場所取代。
社會環境的轉換,加重了新富市場的困局,多數新富市場攤商在生存壓力下被迫遷出,另尋營業地點,市場內的攤位被當成置物與預備食材的後場空間,僅剩位於大門附近、緊鄰東三水市場的雜貨店、豬肉攤與裁縫店,倚賴地利之便勉力經營著。這些在此拼搏一生的攤商老去了,他們的孩子多半離開市場另謀生計,徒留童年在攤位間穿梭遊戲的記憶,徘徊在這個長年寂靜、令人不忍回返的昔日家園裡。
2005年過後,是新富市場從歷史價值的角度被看見的轉折時期,她搖身一變,從大家眼中的破落市場,成為具有時代意義的歷史空間;新富市場長期的發展停頓,反而保留下日治時期的建物原貌,於2006年正式被指定為市定古蹟。
台北市政府於2007年委託中國科技大學針對新富市場辦理古蹟整修及再利用研究計畫,並於2012年進行新富市場本館攤位回收,辦理新富市場整修工程,由臺北市市場處委託承熙建築師事務所完成空間修復,於2013年底完工。
修復後的新富市場仍保持古蹟原狀,一樓留有多個當初使用的木製攤位、曾遭祝融燒過的倉庫門,力求原汁原味。
古蹟本館及事務所經2014年招商作業,以「青年創意基地共同工作空間」為方向,原新富市場則續留29攤安置於現址外圍三水街持續營業。
目前,新富市場由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團隊進行9年營運計畫,未來市場不再賣菜,將轉型為文化基地,忠泰找來林友寒建築師與清水建築工坊團隊,負責設計規劃,於2015年6月底進行二度整修。
2016年,新富市場裡搭建了二樓,讓年輕設計師能以低廉的租金進駐,作為工作室。一樓空間則作為社區營造,開設餐桌學堂、文化學校,讓民眾能來此上飲食課程,並開放部分空間作為城市創作實驗室,讓創意團隊申請使用。而原本的木製攤位則開放展示,讓遊客或在地民眾更了解新富市場的歷史。
2017年,新富市場將以「新富町文化市場」的新時代角色面世,作為老城再生的公共參與平台。
新富町文化市場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Umkt.JUT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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