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台灣人容易被美國遣返嗎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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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ｂｒｏｔｈｅｒ，通篇鬼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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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避重就輕，這就叫避重就輕，雖不知「開槍防疫」是哪門子的防疫方法，阻止民眾看野台戲，是如何能防止以水源和糞便傳染為主要途徑的霍亂，一面說，「陳儀來台才解除禁令」，另一面說「 陳儀禁止慶典聚會的隔離措施」，既說解除禁令，又說下禁令，這根本上是矛盾的，事實上，陳儀自相矛盾也不是新聞，例如，他曾經一面保證不會對台灣用兵，又通告處委會要寬大處理，事實上，一面暗中派兵鎮壓台灣人，連身為調停者的處委會，都加以屠殺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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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文章，充分顯現出中華民國人的無知和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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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看此文，還以為陳儀是陳時中，努力防疫，逮灣郎不知好歹，竟然聚眾反抗，偉大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已才加以鎮壓，然後「防疫靠警察」，日本人也是這樣搞得，所以開槍是對的，然後，偉大的祖國為了「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所以才造成霍亂，彷彿霍亂是台灣人帶來的，然後延燒數年的霍亂，都是台灣人的錯，把黨國政府無能又無衛生觀念的防疫措施，講成是竭力防治的英雄，於是明明是加害者，反而成為救世主了；而明明是被害者，卻被說成了是造成疫情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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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明是黨國政府防疫無能，變成是傳說中「抗疫英雄」，此中謊言的巧妙，與下流，與北京政府美化自身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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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忽略的一個重要事實，霍亂是從中國來的，而且正是黨國政府的軍隊與一干難民，帶來的，此前日本政府，不只將霍亂絕於本土，而台灣人民早已有衛生行為，也有衛生觀念，沒有衛生觀念，行為也不衛生，恰巧是中華民國，這個外來殖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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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中國人搞武漢封城，凡出城的一律射殺，這是不是正確的防疫方式？若有中華民國人拿這種慘無人道，而且失敗的防疫，來譴責陳時中和台灣人，諸位以為如何？這恰巧是本文正在運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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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政府如何「防疫」，詳情可見「布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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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所謂的防疫有多誇張，可以從霍亂從中國溫州來襲時，民報記者對於檢疫總所所長的訪問窺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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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現在本省的檢疫工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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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停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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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因基隆港檢疫分所之失落霍亂由溫州侵入本省，本人為總所長應該負責，但本人到本省來只有兩三星期，檢疫總所之工作亦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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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霍亂病已經進入本省，到底檢疫工作有沒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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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人有說過，在本人到台北前是完全停止工作，但是本人以後一定為本省之衛生工作盡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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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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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防疫，靠得不是警察，而是醫生，日治時代，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 年，發生霍亂，原因正是中國華南一帶，霍亂猖獗，隨著船舶，大肆進入臺灣，而黨國政府攜來的難民和軍閥，以及對於公衛體系的破壞，以及政府的貪汙和無衛生觀念，妄想如本文一般，光靠鎮壓和開槍就能遏止霍亂，使得全台灣島上不只台灣人，原住民也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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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最關鍵的因素，中華人念茲在茲的「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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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霍亂侵襲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福州、上海、南京更為重災區，民眾上吐下瀉，明明中國有這麼嚴重的災情，黨國政府卻加以忽略，只顧著接收，１９４５年，台灣與上海、福州恢復航運，而長官公署居然不管海港檢疫，更嚴重的，竟然將日籍的檢疫人員遣送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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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什麼「民眾對於防疫措施普遍地不配合、走私集團棄大港走偏港使霍亂入台管道地下化、政府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港口檢疫設施在盟軍轟炸中摧毀殆盡」，而是「港口根本沒在檢，漣一般港口的檢疫措施都沒啟動，還大量遣返檢疫人員，只顧著『兩岸交流』」，而駕駛私有船隻穿梭臺南與中國大陸沿海港口，輸運兩岸往來旅客、商人及各式貨物，都是哪些人？自然國民黨軍和想發大財的商人，這些有本事往返兩岸的人，不管是半山也好，軍人也罷，或想逃難來台灣的「旅客」，特別容易遭受中國霍亂感染，然後將細菌帶入境，造成顯著的境外移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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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霍亂嚴重的地方多是貧困地區，有辦法的人跑到沿海地區到中國做生意，傳染給該地環境不佳的居民，例如台東重安部落，這個阿美族部落染上霍亂，沒有醫療資源，政府放任自身自滅，一個部落８０人死亡，屍體只能在海邊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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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到今日來看，就是那些台商和馬英九連勝文等高級外省權貴，整天嚷嚷著小明怎麼不回來，開放兩岸交流，口罩送往中國，為什麼不打中國疫苗等華頭華腦的人物，這些捧中仇台的思維，可以說就是中國細菌傳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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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歷史總不斷重演，再被同一批華國人美化為「都是台灣人的錯，和我們沒關，台灣人好壞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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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要說「政府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這種避重就輕之詞，正確的說法是「大量運回中國東南沿海的中國人」，什麼「走私集團棄大港走偏港使霍亂入台管道地下化」，就連大港的檢疫措施也是乏善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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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港口檢疫設施在盟軍轟炸中摧毀殆盡」這應該也是胡扯，如果港口沒被炸，檢疫設施更不可能消失－而一個簡單的檢疫檢查口，也不是什麼耗費周章的大工程，真正被轟炸的是醫院和大型醫療設施，但同樣的，如果你一點防疫概念也沒有，蓋再多方艙醫院也沒用，１９４３年這些設施即被轟炸過，而日本政府也同樣面臨戰爭時缺乏醫療物資，醫療院所倒塌的窘境，同樣被炸過一輪，戰時日本政府相安無事，霍亂禁絕，差隔幾時，換做國民政府上台，中國人掌權，即萬病齊發，１９４６，霍亂、天花、鼠疫猖獗，從無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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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人無衛生觀念的問題嗎？常理來看，有衛生行為怎會沒衛生觀念？你懂得戴口罩，而沒有口罩能防疫的概念？「人民有衛生行為但無衛生觀念」，這種說法，無疑於貶低台灣人民智商於芻狗，而滿足外省權貴與黨國政府，暴行的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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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一干沒有衛生觀念的中國人，混入台島之中，寡占權位，散播病毒細菌，說成是「台灣同胞」自己害自己；陳儀的無能與外省高官權貴，貪汙腐敗，置防疫於無物，變成是台灣刁民欣賞野台戲，所以不配合防疫，造成疫情蔓延，正常人都知道，有受過一點基本教育的人都知曉，開槍式的防疫，高壓式的統治，認為把垃圾掃成一堆，丟到別處，把人民當成豬狗般囚禁，驅逐，腦袋只有完全封禁，自生自滅，關起門來便無事，這種「要就全要，不要就全不要」，要嘛，連廁所都沒門，讓你門戶敞開，疫病蔓延，不要，就全部關狗籠，不供給飲食、醫療，屎尿落滿大街小巷，出來就開槍，這種中國人式的防疫風格，中國的國民黨封布袋、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封和平醫院、中國的共產黨封省封城，都是野蠻落後的思想，談不上防疫，稱得上是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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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適用於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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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行政長官公署輕視疫疾防治作業，導致霍亂疫情流竄全臺，奪走無數寶貴生命．」－葉永文《臺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賴永祥《傳染病與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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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衛生環境惡劣，加上政府人謀不臧、民心丕變，成為二二八事件導火線．」－鄭志敏〈二二八事件前高屏地區的傳染病防治―以霍亂與天花為中心的探討〉、〈「二二八」前夕雲嘉南地區的傳染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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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４年臺灣傳染病復發，歸因於行政長官公署忽視海港檢疫作業，未重視衛生行政庶務，導致原本可預防災疫在人禍助長下難以收拾，甚至許多在日治時期被有效抑制的傳染病也捲土重來，引起社會浩劫．」－陳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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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歷史學者指出事實，反倒是此文卻稱陳儀好棒棒，台灣人好壞壞，更將二二八事件之元凶，塑造成竭力防疫的陳儀時代，可謂是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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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的防疫概念，古往今來，有三，第一，便是隱匿，第二，便是謊言，第三，便是發大財，綜合三點，造就了第四點，將人為的災禍和枉送人命的代價，栽贓給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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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是４ｖ的錯，是台灣人的錯，１０分防疫的工作，５分靠外國援助，３分靠台灣人，２分靠明理的外省人，全都說成是－１０分外省高官權貴的功勞；外省高官權貴幹的壞事，說成台灣人也有一份，然後全體台灣人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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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伸縮華轉的謬論，從古到今，從中國到現在的中華民國，如同敗壞的基因，不斷傳承，到如今，居然有人拿現在台灣人的成果，去美化過往黨國政府失敗的惡行，可真是物盡其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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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從中國東南而來；鼠疫，從廈門傳入；天花，黑死病，瘧疾，這些的這些，接踵而來的病毒和細菌，全都在１９４６發生，甚至刷新了台灣的歷史紀錄，而這些病症早已在日本政府下防治多年，就算是戰時的滿目瘡痍，疫病仍靜悄悄的，這是巧合嗎？唯一的變因是，中國因子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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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一來舉出這些「中國因子」，如何荼毒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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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時，國際間援助台灣，進口了許多藥物，但這些藥物卻被國民黨官員和軍人中飽私囊，甚至轉賣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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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台灣）軍方正在出售某些藥物...國民政府為防止將藥品轉運到大陸所建立的出口管制措施大部分是順著美國的意思去做的。...但是，國民政府當局進行的實際最終用途檢查顯然很少而且敷衍了事．他們沒有真正的興趣阻止藥物進入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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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過常規管道進口外，醫療用品最近還從被扣押的貨櫃中運入了台灣．雖然所涉確切數量尚未確定，但據信它們相當可觀，而且眾所周知，軍方正在出售某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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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務院密件「福爾摩沙的藥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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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已經絕跡３０年的黑死病出現，肺病的藥和瘧疾的藥都被當時的衛生局長經利彬把持，１９４６年發生２００件以上的霍亂病例，但台灣省衛生處長經利彬竟然拒絕給予收容與治療．在瘧疾治療方面，政府雖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領到幾百萬錠的「阿的平抗瘧劑」（Ａｔａｂｒｉｎｅ　ｔａｂｌｅｔ），實際接受治療的病患卻僅６０人而已。他自己賣藥牟利，天花、霍亂也跟著肆虐，水資源嚴重污染，因為蓄水池的消毒用品被賣到黑市，過去挨家挨戶的水溝消毒變成要自己花錢接洽，水管和水龍頭被拆掉變賣，讓用水設施遭受破壞．隔離營裡的霍亂病人的排泄物被丟進附近的商業魚池，增添了傳染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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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出賣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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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擅長隱匿，訪台的議員、外賓、使者，若要看台灣的實際情況，即被隔絕限制，只讓他們學中國武漢那樣參訪，讓他們看自己想讓他們看的，若有人想問台灣人，或者找美國領事館，座車馬上就壞掉；抽水設備大量被偷，公共用水出了問題，黨國政府對公共衛生沒興趣，對港口檢疫沒興趣，他們只對利益有興趣－只要能發財，災難財，死人財，都會是他們的目標，聯合國救濟物資和醫療用品、藥物，得經過層層關卡，檢查哨不是用來檢查疫病，而是用來檢查有無能揩的油，送到台灣人身上，只有少數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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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法治沒興趣，因為執法者本身就是犯法者，陳儀用許多無知識無經驗的中國人當警察，警局常坐滿被亂抓來的人，他們的家人必須賄賂他們，才能贖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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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與目無法紀，正是黨國使疫情散播的根本原因，怎會說跟「民主自治與法治經驗」無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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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並不是「防疫的枷鎖打開了，台灣人民當然也就變回原形，腦袋裡本來就不在乎防疫的人，自然也不會遵守防疫的禁令．」，而是一群中國人到台灣，獸性的束縛被解放，搞爛了中國以後，跑來搞爛台灣，防疫，靠得並不是警察，或者是什麼後藤新平建築起來的「警察防疫架構」，連坐責任、保甲與壯丁團，陳儀裁減，所以防疫系統崩潰，這完全是個人的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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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靠的是迅速的阻絕境外，港口檢疫，疫苗接種，以及人民的公共意識，日本參照西方經驗，落實海港檢疫系統，廣設傳染病院、隔離病房，並確立民眾通報機制；患者接受妥善的隔離、治療，避免疫情擴散；日本印發霍亂防治宣傳單、舉辦衛生演講會、放映防疫短片與宣導電影，深化民眾正確防治知識與公共衛生觀念．日方還在臺灣研發與量產霍亂疫苗，提供民眾施打，增強抵抗力，以消除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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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措施，與深化的衛生概念，才是日治時期，哪怕是因戰火滿目瘡痍，依然可以阻止傳染病的原因，靠的，並不是警察的打罵，保甲的連坐，高壓的統治，出村的開槍，而是日方人才結合台灣本地人才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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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上台，把檢疫人員，研發疫苗的人，全部驅逐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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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營事件發生在台南，當時，台南居然連一個衛生院都沒有；而台南居然沒有一個啟動霍亂疫苗注射的紀錄，那些疫苗都到哪去了？錢進入誰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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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警察跑到野台上，阻止人們看戲，並開槍掃射，稱，是為了「防疫」，彷彿能聽見那警察的耳語，「你們這群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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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腦袋裡根本不在乎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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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政府的惡行，激起了聯合國官員和醫生們的公憤，他們警告要將此事公諸國際，衛生局長經利彬阻礙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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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利彬回答，「何苦來哉，只有那些窮人才會染到那種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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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所有的痲瘋病人都應該丟到偏僻的島嶼上去，讓他們自生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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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為了某一群人心裡的相對剝奪感，盲目的指稱糞水和清水一樣，所以台灣就必須負擔再一次的風險，這無疑是種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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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名為變態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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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原本有要買５００萬劑的ＢＮＴ疫苗，快簽訂合約，只差最後一哩路，沒想到，被中國復興攔截，因為，「有人不希望台灣太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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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許多媒體責怪他，不把疫苗說清楚，「那時他真是心中擔憂，有苦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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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台灣已經有確定的疫苗了，陳時中這才把當時的狀況說出來，我們來看，那時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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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泛統媒針對疫苗反覆拷問，並責問他態度不一致，他們認為，好像自己不表明真實的意圖，就不會有人懷疑他們的動機了，他們要拷問到台灣疫苗的簽約破局，陳時中說了，就是政治力介入（台灣的，而非中國），搞意識形態，挑釁中國；陳時中不說，就說他瘋了，他說不會是中國製疫苗，明眼人看了就知道一定有問題，搖頭晃腦地說，各國疫苗研發都是多方押寶，看吧，果然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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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泛政治化啦！搞意識形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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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真實意圖是什麼？自然是為了利潤，由一群買辦，大發災難財，就跟當初中國人在台灣搶援助的疫苗然後賣到中國一樣，他們還能如此這般說著「是民進黨想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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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說，「口罩為什麼不出口中國．」、「狗官！」，這就和國務院密件所記述的，政府並不熱衷在防止急需的藥物被運送到中國，因為大陸上的人民「也是中國人」，並且包括逃到福爾摩沙難民的許多親屬一樣，災害來臨時，他們優先想的，是祖國，而不是台灣，要台灣耗盡一切油脂，掏空如孱弱的蟬殼，看到周遭的人都死了，遠方的人活了，自己的口袋飽了，他們滿足地露出微笑－窮盡一切，發出聖母的光芒，撥亂算盤的輕響，只為了自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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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欺騙台灣人，「台灣既然自己做不出疫苗，對國際疫苗就是先搶先贏，所以要來者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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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台灣人要打中國的疫苗，休想讓台灣人拿到真正有效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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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就是拿全台灣２３００萬人的性命，來開惡魔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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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馬英九，初一到初三，說著「不要拒絕中國疫苗」，有柯文哲，「我都可以預測得到，３月台灣的政治攻防就是這樣，台灣買不到英美疫苗．」他訕笑，「中國說要免費要送你，台灣就陷入焦慮．」有陳文茜，「連歐盟都拿不到，你休想！」，有連勝文「民進黨反中意識強烈，否定中國防疫成效跟疫苗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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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旺報，「疫苗輸入台灣，台灣準備好了．」有聯合報，「陳時中鬆口：可推薦中國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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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彷彿知道中國的行徑，胸有成竹的打包票台灣拿不到疫苗，自比為預言和先知，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台灣分不到疫苗，到時要不要買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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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ＳＡＲＳ時，中國打壓台灣不遺餘力，排擠台灣參與ＷＨＯ，面對中國傳來的病毒，他讓台灣分不到資源，得不到資訊，甚至人道救助，都得經由他們中國人之手，就像當初，聯合國的救助醫療資源，都得由陳儀政府來分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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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你聽到台灣兩千萬人民的需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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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員回答，「早就給拒絕了！誰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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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副嘴臉，如今浮現在台灣島上這群中華民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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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是陳時中口中，「不希望台灣太高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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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若有人沉浸在戕害台灣人的喜悅，獲得身為中國人的自滿，四處散播迷思與謬論，恨不得台灣人都染疫，包括他們自己，也許他們告訴他們的子子孫孫，在事過境遷之時，ｓａｙ，台灣防疫，都是馬英九和柯文哲的功勞，陳時中才是加害我們的元兇，病毒來自於美國，台灣人，都是一群刁民，不懂防疫，不在乎防疫，專門製造破口，是我們這些明白人，高級中華民國權貴，攜手其他本省台灣中間的明白人，成功對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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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裡什麼鳥都有，過去的王八蛋，現在依然是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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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王八蛋的行為，講成是自己的光榮事蹟，你們都是我的翅膀，協手迎向美好的未來，檢討被害者，把加害人當成是英雄，被害者當成是兇手，這就是中國思想當中的劣根性，「幻想自己是加害者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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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遇到這樣的人，請不要生氣，也不用罵他是王八蛋，儘管他們可能是的，是王八蛋之中，王八蛋之上的王八蛋，也請你，微笑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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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別忘了對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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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靜靜地和你一起呼吸，請你不要弄髒我們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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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ｏ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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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疫情 #文長慎入 #個人心情抒發

最近台灣疫情似乎造成社會越來越恐慌，新聞也不斷報導要求公布確診者足跡，網路上也各種要求鎖國的聲音。

另外也有關於疫苗的各種聲音，到底要不要買中國疫苗？到底要不要晶片外交？到底為什麼台灣疫苗還沒研發出來？疫苗到底安不安全？台灣到底何時有疫苗？

反正這幾天看新聞，就是各種混亂，還有各種政治議題，政治人物們各自推託，攻擊自己的政治對手，政黨對立還是不斷在發生。

老實說，從疫情開始以後，就一直看到很多在吵那些議題看了也讓人很心煩。從台灣防疫好棒，到台灣開始有小規模的群聚感染，進而看到人性險惡。

從當初攻擊在中國的台灣人，攻擊沒有國籍不能回台灣，攻擊網國外各種網紅們，攻擊英國在台灣隔離情侶，攻擊海外台灣人，攻擊桃園人，攻擊各種有的沒有的人，到現在台灣各種混亂，還有什麼避桃令，之後就會變成避北部人令，之後就會變成? 還要避誰？那這樣就大家都不要做生意不就好，都不要出門見朋友不就好。

有一點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要一直亂攻擊，一方面說醫護人員很辛苦，不要有境外移入，一方面又一直攻擊確診的人，說為什麼要來自己店裡，公布足跡，一方面又一直要求公布平鎮醫院，一堆人想辦法挖出在醫院工作的人，甚至確診人接觸前的足跡都被拿來大做文章。

感覺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攻擊跟焦慮，造成大家一直恐慌。為什麼不是大家給予醫護人員支持，檢討SOP的是否有問題，對事不對人。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要對人？明明如果事情出問題，流程出問題，那大家就不要去責備其他人，一起公開透明檢討流程不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怎麼確保台灣疫情不要爆發，確保大家都平安，而不是人人自危的感覺。

當然，大家聽到確診者出現的時候，會緊張是正常的，可是最近總覺得已經變成了混亂，包含網路上看到有人跟公司通報自己跟確診人接觸，還要被家人罵，被不理解，就怕影響過年家裡在市場生意之類的。

這也是英國一直以來一直在反覆解封矛盾，一方面大家想做生意，一方面大家希望疫情平息，一方面自己害怕自己被隔離。

至於疫苗，全世界現在都苗短缺，台灣目前拿不到疫苗也是正常的，畢竟全世界有好多國家疫情比台灣更嚴重都買不到疫苗。至於要不要用中國疫苗什麼的，就算要買也不一定買的到，另外對於中國疫苗，很多國家也是有相對的疑慮，就像土耳其和巴西都有使用中國研發的疫苗，也是有很多使用上的疑慮，效能等等。

畢竟目前全世界最受到矚目，並且公認最穩定的幾個疫苗，可能還是Moderna、BioNTech 或AZ研發的疫苗，Moderna一直都是疫苗界的權威，BioNTech則是全世界第一個研發出的Covid 疫苗，這些疫苗們的資料也比較完善。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台灣當然還是比較希望可以拿到這些疫苗。加上台灣跟中國的關係，就算要買中國疫苗也不是這麼容易。

台灣自己也是在研發疫苗，但是疫苗本來就很難研發出來，尤其沒有足夠的臨床實驗。也不是說要出來就可以出來，一直逼他們也拿不出來。

說要晶片外交，但德國也不一定有疫苗可以賣，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國際上的事情本來就很難講。AZ是英國的公司，當初也是跟牛津大學一起合作的，本來其他國家的AZ疫苗也不一定是英國產的，產量什麼本來就有可能不穩定。德國也不可能要求AZ去做甚麼事情，所以晶片換疫苗，本來就是很多不確定性，沒有什麼絕對。

如果大家這麼擔心的話，自己做好防疫，不要出去玩，不要去賞花，不要去吃大餐，不要跟朋友去跑趴，不是比較實在嗎？而不是像之前學校延長開學，家長就把小孩都送到補習班，或者在學校的門口裝什麼酒精噴灑所有小孩全身這種事情。

另外居家隔離，真的很麻煩，一人一室，按照台灣的居住環境根本非常困難。尤其像是基隆，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老舊房屋，根本不可能有一人使用一間廁所。老人小孩需要人照顧的，也不可能就是爸媽自己隔離，讓他們自己生活吧？

另外居家隔離如果沒有適合空間居家隔離，很多人也很難花錢去住檢疫中心，又不是像國外回台灣的人，本來就有規畫要花那筆錢，突然要拿出一筆錢也很難。

所以本來就沒辦法期望居家隔離一定會百分之百，就算去怪罪那些居家隔離的人也沒什麼意義。

還有什麼500元保單的，付500元可理賠10萬，大家好像都把疫情想得很像一個賺錢好機會之類的........明明就是這種嚴重的事情。

回到鎖國的議題，鎖國的話，目前網路上有兩種聲浪，一個是說，所有人都不能進入，在海外台灣人也不能，然後扯到海外台灣人都是會台灣用健保的，因為台灣醫療比較好怎樣怎樣的。另一個是說，不要讓外國人進來，為什麼還可以開放外國學生勞工進來，使用台灣醫療資源。

第一個，海外台灣人很多回去的，也是因為簽證到期，也不是只是沒事想回台灣，簽證到期就算不回去，也是會被遣返，總不可能國外遣返回台灣，台灣還拒收吧？另外一直以來，在罵海外台灣人回台灣用健保，這也是一個迷思，很多人回台灣也不一定是要回去看醫生，或許在美國，醫療很貴沒錯，在還沒來英國之前，我也一直以為英國跟美國一樣，看醫生很貴，也很不方便。但來英國以後我才知道，英國的NHS是完全免費的，即使你不繳健保費(沒收入就不用繳。)你也是都免費，就是這樣才有很多英國人吵著要脫歐。

雖然很多人也會說，可是在英國看完醫生去拿藥也是要自費，這個也是要看你拿的是甚麼藥物，如果拿的是在藥局可以買的到的藥物，對，你要自費，但不會很貴。如果你得癌症之類的，要去醫院化療，那種龐大的開銷，就不用錢。我之前在大醫院看完專門科醫生拿到的一些藥物，也是不用錢的。(雖然不是像癌症那種這麼昂貴的，但是那些藥物也不是在一般藥局可以買到的。)

所有Covid的治療在英國也是不用錢的，如果有看其它在英國的台灣人分享自己確診到醫院治療的經驗，是很嚴重的那種，被送進醫院的，不是那種在家裡自己好的，他們的經驗也是非常好的，非常感謝這邊的醫護人員。

英國醫療一直以來的問題，也是醫護人員嚴重不足，資源不足的問題，醫護人員非常辛苦，錢少事多。即使這樣，他們也是從疫情爆發以來，毫無休息，一直在為我們努力。跟台灣新聞報導的什麼這邊得了就只能等死完全不一樣。會讓你在家裡就是因為，別人真的比你更嚴重，醫護人員必須要採取，最嚴重的人先治療，這樣才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至於很多人一直說什麼，為什麼陰性報告進入台灣還確診怎樣的，台灣驗那麼多人都陰轉陽了，本來檢驗就不一定準確，國外也沒必要問你是不是要回台灣才給你驗。有時候檢測的時間，病毒量怎樣都有影響。所以就算台灣普篩，真的也不一定有意義就是了。

然後還有人說什麼，這些人就是看不起來台灣才要出國，留學生就是看不起來台灣教育怎樣才要去國外念書。會說這些話的人也很奇怪，通常他們如果之後有錢，小孩長大，也是會想辦法送他們小孩出去唸書的~看太多案例了。

為什麼要仇視去國外唸書的人，或去國外工作的人？有些人會說，那些人去國外賺大把的錢，回來使用台灣醫療怎樣。

說真的，從我來英國以後，我自己看到的是，很多來國外的人，就算他們不來，在台灣也是賺大把的錢，來英國工作也沒有賺更多，他們只是想要在不同的環境生活而已。本來家裡就很有錢了，根本不缺那一點在國外的錢。王文洋也不是因為來英國會賺比較多錢才住在英國啊!

還有很多打工度假的人，也是為了有在國外生活工作的經驗，或者想看看不同的世界才來的。他們來這邊可能也沒有賺得比他們在台灣多。

至於留學生什麼的，有些人也是在台灣努力工作存錢了很多年，來圓個夢，也有很多人是很努力考公費留學，或者像我是使用教育部的留學貸款來的。

當初日本明治維新也是送了很多留學生來英國學習，去美國學習，才有今天的日本。

如果所有台灣人都一輩子待在台灣，那台灣也不會有今天的台灣，現在台灣有很多科技也是以前的台灣人們去國外學習技術回來的，台積電也是。如果沒有台灣人去國外學習新技術，帶回來台灣，台灣哪來的技術？哪來的新觀點、哪來的新的想法？

那如果台灣人都不想出去，我們幹嘛還要學英文，我們就不用學英文學日文，一輩子待在台灣不就好了？幹嘛還要學世界歷史，就像英國人都學英國跟歐洲歷史就好了啊!反正他們也不在乎其它地方在幹嘛。一大堆人連日本韓國在哪裡也都搞不清楚呢！在學校又沒學，也搞不清楚什麼長江黃河的，尼羅河比較近還比較可能學到。胖子還要跟我解釋，喔你知道那個蘇伊士運河嗎？對!因為大部分的人連蘇伊士運河是什麼都不知道。

明明就只是一個疫情，搞得好像整個社會分裂。

現在還有什麼不能去桃園，或者桃園人不收怎樣的。

看了真的是覺得很無言。

至於外國學生跟外國勞工來台灣，台灣一直以來都仰賴很多從東南亞來的勞工，包含醫院裡面的很多看護們，他們不能來，不是突增醫護人員的壓力嗎？

現在台灣少子化，大學也越來越仰賴外國學生，外國學生都不能來的話，對台灣學界也是一種衝擊。

很多政策都必須要有配套措施，而不是一個口號，不是說想怎樣就想怎樣，而沒有考慮到後果。就像英國政府一直被罵，政府官員也是很辛苦，台灣的政府官員們也是很辛苦。

各種政治鬥爭，政客亂罵，人民們跟風，一起在網路上亂罵。到底有多少人看到一則新聞，可以好好想想，這則新聞背後的意義，這件事背後的意義，或者每一件事情背後可能的原因。尤其是網路世代，越來越少人開始思考，開始有對新聞或資訊的判斷能力。

雖然我也知道，在網路的世界，鄉民們就是這樣，酸民們在網路上亂攻擊亂講話天天在發生。但也因此，造成很多人內心的壓力，包含那些確診者，確診醫護人員，包含所有住在桃園的人，住在北部的人，住在海外的台灣人，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們。這樣互相傷害真的很沒有意義。

希望在疫情下，大家能夠更團結，一起創造嶄新的一年。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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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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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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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