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對女性的性別刻板印象加上區域的文化差異，甚至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雖然從戲劇的角度，編劇必須為各個角色設定能夠讓觀看大眾快速理解進而產生共鳴。因此，這些角色的背景設定、言行舉止都是或多或少來自一般常識或刻板印象，這反映了一個社會對「他者」的想像，同時也透過戲劇再生產與強化了這些對「他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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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撒嬌女人最好命》所涉及的身分政治是兩岸女性的差異，卻不能忽略其導演彭浩翔的香港身分。換言之，建構這一組「兩岸女人對抗」敘事源頭的是來自香港身分的男性導演。來自台灣的撒嬌女被安排成是大陸女性的威脅，以及必須在三角戀中被排斥的「他者」。
在這裡不妨討論另一個影視文本做為對照，即比《撒嬌女人最好命》更早出品的一部港劇《不懂撒嬌的女人》，這部由香港電視廣播公司製播的電視劇中，女強人轉成了香港女性，撒嬌女卻是分別來自兩岸。劇中事業心重的香港女性凌敏，劇情一開始就面臨男友赴大陸經營事業後交上大陸女友而分手，接下來公司集團內部經營權的博奕，全落在來自大陸的美女田蜜居間縱橫捭闔，而田蜜在劇中的外號就是「撒破郎」。劇中另一位代表香港的女性禹勤，原本已與同事論及婚嫁，卻又面臨來自台灣台南的女性純純的爭奪，藉著台灣女生特有的撒嬌與溫婉體貼，禹勤還向這位台妹學習如何撒嬌。
整部港劇所傳達的命定訊息是，若是想努力成為女強人，就不配擁有愛情，若是不懂撒嬌，就註定鎖不住男人的心，強悍能幹的香港女人，面對大陸與台灣撒嬌強敵猛烈夾擊，終將陷入單身終老之命運。這中間的敘事邏輯與撒嬌論述，其實與電影《撒嬌女人最好命》很近似，唯一不同的是撒嬌女身分的轉換， 大陸撒嬌女成為威脅，台灣撒嬌女則同時是威脅也是救贖。
《不懂撒嬌的女人》的第一集裡，有一個兩岸三地女性同場競技撒嬌的場景。一個婚紗品牌在現場選擇形象代言人，設定的情景是，三位女士分別向男主角求婚，看誰最能成功打動男人的心。第一個來自四川的妹子說：「我願意為你生寶寶，為你洗手作羹湯。」；第二個香港姑娘猶豫的說：「我願意和你一起還房貸。」；輪到台灣女生，只見她紅著臉羞澀的說：「好害羞哦，我該怎麼說呢，這種事情人家做不來了啦！」接著順勢倒在男人懷裡，一臉嬌羞的責怪：「你好壞啊你！」現場旁觀的女性紛紛表示雞皮疙瘩掉一地！但男主角卻掐了一下台灣女生的臉蛋說：「就是你了！」（愛撒嬌的妖精，2018）。換言之，在香港編劇的眼中，最會撒嬌的女人還是來自台灣。
《撒嬌女人最好命》原本是一部上海女性藉由學習撒嬌來重建女性認同的故事，因為對手是台灣女性，又變成是透過與台灣女性的撒嬌競技來建立上海認同，單純的三角戀情牽扯到複雜的「台灣 vs. 上海」的地域認同與國族想像，也透露了隱藏在其中諸多不可言說的曖昧性與政治性。撒嬌就算是社會建構，原本也只是性別議題，並不存在所謂的地域差異，但地域的差異一旦被建構，而且將之對立起來，身分與認同政治就也同步被啟動了。
於是來自台灣的女性不僅被賦予善於撒嬌的形象，同時還被冠上「騷浪賤」、「綠茶婊」等負面標籤，是上海女性的公敵，是隨時可能會搶奪她們身邊男人的他者。在敘事結構上，來自台灣的撒嬌女蓓蓓，破壞了大陸這邊張慧與恭志強原本穩定的「哥們」關係，最終透過集體排斥台女蓓蓓，又重回了原本的穩定關係，兩女一男三角戀情硬是滲進了上海／台北兩座城市、台灣／中國兩種身分的無形角力，讓部分評論者視其為一種政治寓言，並不令人意外。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1868?fbclid=IwAR2W5uKDsalYBCsYysVDeL3F5eRRgdZ4uCEVJUgOg-gtEvzWYZr-d92Depw
「台灣女人善於撒嬌」這個命題，其實很早就流行於大陸及港澳的大眾文化論述中，甚至還被部分論者視為一種「語言學現象」。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的學者彭駿逸曾在2012至2016年期間，調查300餘名大陸人對台灣腔的態度，探討到底什麼是台灣腔，以及大陸人對台灣腔的刻板印象，他發現早期赴陸的台灣菁英，看在當時還是農村社會的大陸民眾眼中是都會化的象徵，讓他們對台灣腔有了好印象。
2000年之後大量台灣偶像劇輸往大陸，這些偶像劇深深影響大陸人對台灣腔的感知。但隨著大陸經濟起飛，大陸民眾對台灣腔的認知漸漸改變。彭駿逸調查發現，台灣腔如今被認為是「小家碧玉」，甚至很嗲、很裝，他們自己的腔調才是都會代表，大陸中央電視台主播講話才是好聽的（陳家倫，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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