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周專欄:自己和他人的書
上次談過「自己的書」,今次談談「自己和他人的書」。這樣說有點拗口,但沒辦法,實在沒有更適合的說法。所謂「自己和他人的書」,就是蘊含了或者見證了自己和他人的關係的書。它可以是和另一個人一起讀過的書,或者自己讀這本書的時候正和另一個人有着某種深層的連繫。當然也可以是另一個人送贈給你,非常有紀念價值的書。總之,這種書不但對自己個人具有意義,這意義亦包含着和另一個人的親密關係。
第一本我想說的書,嚴格來說不算是書,而是一本實用的小冊子。二十年前我父親剛剛退休,我萌生了寫一本關於我們家三代人的歷史故事,也即是後來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我和父親做了一個訪談,請他憶述他的童年成長經歷。我祖父本來是從事無線電工作的。要傳送無線電信息,需要用摩斯密碼。中文字也編成了電碼本,可以按碼傳送。我到書局找,果然找到《新編標準電碼本》,應該跟祖父當年用的差不多。後來我把中文編碼用在我的小說裏,作為阿爺董富和阿嫲龍金玉的秘密溝通方式。這本小冊子,不但載有我寫這本小說的經歷,也同時把我和我的父祖連繫上,就好像一本小小的魔法書一樣。
夏丏尊和葉聖陶的《文章講話》,是我中學的時候已經讀過的書。當時的那本已經丟失了。現在談的是後來補買的一本。這本書是我讀過的最好的文章寫作教材,表面看好像和別的教作文的書差不多,以針對考試來說甚至不及坊間的其他「雞精書」。但是,正正是因為它並沒有功利(求分數)的目的,才能純粹地直面寫作本身最重要的東西。與其說它教導了我什麼技巧,不如說它傳達了一種關於文字運用和文章作法的開放而寛容的精神。它之所以成為「自己和他人的書」,是因為我認識我妻子的機緣,是和她合作寫一本香港作家訪問和評論集。她負責訪問而我負責評介。因為我們都很喜歡《文章講話》,所以便把我們的書稱為《講話文章》,以表達對前人敬意。後來我們在主持電台節目《開卷樂》的時候,也談過這本書。
另一本和妻子有關的書,是中山美穗一九九七年的攝影集。當時我們新婚,看了竹中直人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東京日和》。故事以日本著名攝影家荒木經惟為原型,竹中直人自己扮演荒木,中山美穗則飾演荒木的妻子陽子。我不肯定電影有多忠誠地呈現荒木的真實人生,裏面的焦點是兩人的婚姻生活,調子是溫暖而帶點哀愁的。簡單地說就是一個愛情故事。後來我買了相關的攝影集,當然不是荒木的手筆,而是劇照和一些幕後畫面。我既不像荒木或竹中直人,我妻也不像陽子或中山美穗。但是,這本攝影集卻留住了某些屬於我和妻子的東西。
婚後五年,妻子懷着孩子的時候,我們苦苦思索着給他什麼名字。當時也斯剛在牛津出版社重出了他寫於七十年代的台灣旅行散文,書名叫《新果自然來》。我們便擅自挪用了「新果」二字,作為兒子的名字。沒有這本書,我們的兒子也就不會叫做「新果」,而是不知什麼的別的名字了。這真是個決定性的偶然。
陪伴兒子的成長,陸續出現了許多有紀念價值的書。當然,這只是對作為父親的我而言,對兒子則未必。養育兒女的一個必然的悲哀是,對於他們的幼年,父母記得的往往比他們自己多。父母很重視的片段,他們很可能已經淡忘。我們和幼小的新果看過的書也是如此。其中有兩本繪本,很值得收藏。它們除了是當年我和兒子反覆看過多遍的書,本身也是繪本界的經典作品。
第一本是Maurice Sendak的《Outside Over There》,中文譯作《在那遙遠的地方》。第一次知道這本書,是看大江健三郎的《換取的孩子》,裏面多次提到繪本中的情節和意象。故事一開始父親就不知為什麼出海遠去了,母親只懂呆呆的等着丈夫回來。照顧小弟弟的責任落在女生愛達身上。後來弟弟被小鬼們以冰造的嬰兒偷換了,勇敢的愛達吹着號角,浮在空中,飛往「外面那邊的世界」(outside over there)把弟弟從小鬼的手裏救回來。兒子最喜歡看的是冰嬰兒融化的畫面,和那些穿著有帽長袍、不見臉的小鬼。他也很疑惑那個父親去了哪裏,為什麼那麼久也不回來,丟下家人不理。
另一本同樣是著名繪本,Helen Ward和Wayne Anderson的《The Tin Foret》。這本書最先是在公共圖書館兒童部看的中譯本,叫做《錫森林》。一個負責管理垃圾場的獨居老伯伯,夢見自己生活在一個植物豐盛,動物繁多的森林裏。他於是決心以廢物來打造一座森林。他把棄置金屬造成了一個錫森林,裏面有各種各樣的錫動物,但是,他依然感到空虛和寂寞。有一天,飛來了一隻小鳥。物帶來了新鮮的種子。森林開始長出真正的植物,引來了各種動物、鳥兒和昆蟲。一個失落已久的森林重新長出來,活潑的生命陪伴着老人一起生活下去。
我不知道幾歲大的兒子能不能感受到當中的意思。他最感興趣的是逐一尋找和指出那些隱藏在森林裏的真假動物。這兩本書我和他讀過超過一百次,每次都講相同的對白,好像一個必經的儀式一樣。到了今天,我覺得這兩本書很重要,一直好好收藏着,但他卻不甚了了。也許,書的內容已經埋藏在他的潛意識裏。做父母的總是這樣想:跟孩子做的每一件事,沒有一件是白費的。我把這些繪本視為「屬於父子倆的書」,希望不會只是一廂情願吧。
台灣的哀愁作文 在 鍾文音 Chung Wenyin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那些作家代表著螢光記號似的「經典」,就像在為我的生命「舉證」一般
(憂傷向誰傾訴 ) 出版前的採訪:--大田編輯:
前往越南取材的鍾文音,回台的第二天就來到大田出版接受採訪,分享5月即將出版的《憂傷向誰傾訴》創作歷程。當她接過手沖的熱咖啡,便迫不及待問,《憂傷向誰傾訴》仍與過去一樣,與逝去的作家對談,彷彿在與自我對話,充滿靈魂共鳴。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她說,那些作家代表著螢光記號似的「經典」,就像在為我的生命「舉證」一般,「那我就必須把自己交出來,剖析自己,將自我深沉那面拿出來做對照,作品才會變得深邃立體。」
我的文學經典情人,讓我的世界不寂寞
Q:請問《憂傷向誰傾訴》是如何被構思起來的?
對我來說,書寫小說是一種「吞噬」,大量的吞噬,等於生活都必須要被包覆在創作的小說中,生活中其他部分就會被擱置,就像一個膠囊或太空艙一樣,我在裡面全心書寫。但目前寫小說擱淺,因為現實生活的困頓切割了我的全心全意。所以只好回到記行書寫,想要找一種我能夠駕馭,而且可以很飽滿的文類,那就是記憶與記行之書,移動書寫。它很像一種對話,有心儀的對象,但對象不只是感情的客體,更是文學的經典情人。也因有這雙重客體的存在,讓我覺得世界並不寂寞。
而那些「前行者」──文學的經典情人,已經先經歷過那些我即將要經歷的事,無論是寫作的路途還是書出版後的銷售狀況。再者,我也很久沒有接觸這種文類,最後一次是三、四年前書寫愛蜜莉‧狄金生及普希金,所以我又覺得寂寞,又想要對話了。
當然,這必須要先有書寫客體出現,如我與朋友相約,有了前往倫敦的機會,在作家對話的系列作品中,我也沒寫過吳爾芙,這對我來說是一種缺憾,所以藉由《憂傷向誰傾訴》來完成我對話追尋的夢想。
所以,這部作品就被這樣構思起來,先有一座城市、一個情人、一個文學經典,接著就是,出發、抵達,然後書寫。
Q:《憂傷向誰請傾訴》從構思、醞釀到完成共歷時多長時間?
A: 對我來說,這個結合旅行與自我觀照的寫作文類不需要醞釀太久,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這人生的大海究竟動盪多少次,例如你有沒有勇氣再出發,前往這片「大海」才是個問題。具體來說,我旅行過這麼多地方,要書寫100個作家、100座城市,都可以做得到,重點是,還有沒有勇氣再出發這才是難題。年輕時對於孤單的旅行非常熟悉,但到現在這個人生階段,會想「我還要一個人孤單的旅行嗎?」因為對這世界已經沒有具備那麼多好奇,可以很流浪、很便宜的過日子,並觀望這個世界,所以當要再前往倫敦,是很大的挑戰。
不過,我要在此定義「出國」,因為許多人可能會好奇,我一天到晚不是都在出國嗎?我指的是一個人超過三十天在國外飄盪、接觸陌生、再碰撞的過程,所以,說服自己前往時間可能會比書寫的書間還要長。不過,倫敦、吳爾芙對我來說是非常有魅力,當然,與我相約倫敦的那個人也是出發的理由,是三重的召喚。所以,我準備去倫敦的「心理時間」大概是兩年,心裡很渴望能與吳爾芙對話,歸來後則利用半年時間完成作品。
書名則是暗渡俄國作家契可夫的作品,希望藉此向他致敬。契可夫擅長書寫底層人的憂傷。他曾寫過一個讓我覺得非常憂傷的故事,講述一個馬伕雖遭遇喪子之痛,但他還是必須工作,所以他很希望載客時可以像乘客訴說他的心事。沒想到,第一個上車的年輕人竟然對他說:「誰不會死啊?」讓他非常失望。好不容易有個軍官可以聽他說話,竟然一個閃神差點撞到東西,讓軍官命令他要好好駕車。最後,誰也無法聽他說話,他只好跟他的馬兒說……契可夫是我寫短篇小說的模範,每個陌生人都有他的故事,所有人的哀愁都是我的憂傷。
我要再到現場,再一次對照,再自我面對……
Q:從過去到現在的作品,若在書中談到其他作家,都像在訴說自己的故事,在文字上都充滿靈魂的共鳴。請問妳是如何與作家及其作品建立關係?而被談起的兩位女作家在書中又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A:與其說「共鳴」,還不如說「羨慕」。台灣給予的土壤養分,一直無法回到文學這棵樹,所以我在《憂傷向誰傾訴》中,就有提到吳爾芙是全英國最幸福的作家,她可以任意出版自己的作品,也有一個支持她的伴侶雷納德,在《大文豪與冰淇淋》(2008)提到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安娜的故事,都是同樣的用意,希望透過這些作家的點滴來拼湊我自己,也希望能有這樣的際遇,成為這樣的角色,後來就有讀者告訴我:「讓我們成為妳的小安娜!」
所以當我們在書寫的同時,也在暴露自己的不可能、台灣的匱乏,包括吳爾芙的世界、普拉斯的激情,很羨慕他們的能量,包括「死亡」這件事。雖然我不贊成自殺,但在不穩定的精神狀態下,卻能孜孜不倦於寫作,這股創作能量讓我欽佩。透過與他們的對話,看見作家這個職業應有的模樣、文學原有重要性,當眾人失去對這些事的理解,就不會知道什麼才是好的作品。
這樣的創作,臨場感對我來說很重要,看著她們曾經寫作的書桌、走過的路,可能曾經喝茶、憂苦、咆哮的地方。就像我去拜訪普拉斯的故居,想像普拉斯對休斯咆哮,那感覺深深觸動了我。如果除卻了我在現場這件事,這個文本就會是空的,畢竟我不是評論家、報導者,必須用我的眼睛觀察一切,感受現場的時間感,並且把「我」放進去,以「我」做為一種對照,自我揭露,對自己進行剖析,所以對自己必須非常了解。
Q:《憂傷向誰傾訴》卷四〈一則虛構的對話〉擺在本書的用意,呼應前面三卷的基點何在?
A:因為我寫作不喜歡被規範,所以是故意將這段類似戀人一來一往的劇本感對話放進本書中,其實是呼應吳爾芙的《自己的房間》,戀人的對話很適合出現在旅館的房間裡。過去也有過這種嘗試,如《在河左岸》將有別於小說敘事方式的報導文體放在全書後,希望可以打破所謂的「整體性」。因為我發現台灣的文學很講求「整體性」、「明確性」,必須要很明確告訴讀者表達的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法國有許多文本雖然讀起來支離破碎,卻非常有魅力,我一直很想做這方面的挑戰,讓作品更加多元。雖然過去的作品也很多元,加入了攝影、繪畫作品,不過這次更大膽,直接加入類似精神分析的戀人對話。
一旦風格確立,靈感就不會擱淺
Q 在採訪其他創作者的經驗中,「如何汲取靈感」、「沒有創作靈感怎麼辦」一定都會被列入提問中。但對於妳卻莫名不會有這種疑問,總覺得妳就是創作的代名詞,但這畢竟是我的想像。「靈感」會與其他創作者一樣,成為妳的煩惱嗎?
A:當作家想轉換到另一個風格時會比較辛苦,一旦風格確立,靈感就不會擱淺。另外,當作者到「文學市場」買材料時,遇見這麼多可能的可能,到底要不要寫進作品裡,或是寫進去了又被別人認為是同樣文類的再製。這也是為什麼在幾次的創作中,都會有一些「破格」之處,例如一則虛構的對話的書寫。也許國內很多人會認為,在文學世界裡小說很重要,但在西方世界,會看作者世界的本體,不會只有他在出書時才重要,當他旅行、接受採訪時都是作者的一部分,都很重要,所以他們才會這麼重視吳爾芙、莒哈絲等人,因為她們整個生命都是一種創作。
Q. 新作品才剛產出,但對於書迷的我來說,已經迫不及待想知道,「那下一部作品呢?」請問,已經在構思下一部作品了嗎?或是有什麼題材是妳想書寫的?
A:目前手邊正準備著手書寫《最後的情人---莒哈絲海岸》、《在我們的海》關於馬偕夫人的傳奇故事。也去了廣島和南京等地,之後也想嘗試「戰亂流離」的小說題材,廣義來說,就是「傷害」。我剛從越南回來,到過當地的博物館、舊戰地,看到一些關於戰爭的歷史,心裡覺得很難過,希望可以刻劃經歷戰爭或互相傷害的那些人的狀態。最近看了電影《偷書賊》,那是一部反戰電影,它以「書」串起了整個故事,未來書寫小說也會多想思考這樣的元素,而不是憑直覺地寫。
鍾文音5月抒情力作《憂傷向誰傾訴》
這是一趟記憶與紀行之書。
鍾文音與女詩人普拉絲,女作家吳爾芙的綿密對話。
她們共同有著對寫作的著迷與癡狂,對感情的受傷記憶與敏感思維,
更重要的是她們都想要說,想要傾訴。
於是旅途中,鍾文音開始進行一場如尤里西斯般的生命之旅,
在虛構與真實之間,在冷靜與熱情之間,在陌生與熟悉之間,
女作家們展開的是雙重,三重,四重,多重的對話紀錄,
由鍾文音如雪的文字陳述起來,我們也跟著進行一場時光的憂傷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