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李登輝後的台灣民主課題
自1974年葡萄牙發生政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以來,1986年解嚴的台灣,不論是由威權過度到民主的「民主轉型」經驗,亦或是數次政黨輪替所實踐的「民主鞏固」成果,都受到國際上高度的肯定與重視。尤其是台灣在實現政治轉型的同時,仍舊能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順利列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實是民主政治研究上特殊的國際案例。
更難能可貴的是,即便自2006年以來,世界面臨到民主失能、獨裁進化,以及民粹崛起的全球性民主衰退浪潮,為數眾多的新興民主國家,再次轉回威權政體的同時,歷經7次總統民選與3次政黨輪替的台灣,不但堅守自由民主的旗幟,更透過民主治理機制的強化,成為擁有多元文化、重視人權平權,甚至成為全球少見,能有效阻絕疫情於境外的國家。
台灣轉型面臨多重賽局
相較於世界的「民主衰退」,台灣的「民主深化」成果,可以說舉世絕無僅有的政治奇蹟。
而目前台灣之所以能一路從民主轉型,歷經民主鞏固,乃至於到民主深化,最關鍵的人物,當數剛離世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2002年,我與目前任職民主基金會國際合作組的唐博偉(Bo Tedard)主任,在美國《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李登輝:台灣轉型中的變革型領導」(Lee Teng-Hui: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Taiwan’s Transition)的論文。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運用歷史制度論的研究方法,佐以民意調查數據,應證民主轉型理論的一個重要假設:對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體的民主化過程來說,領導者是影響其成敗的關鍵要素。
雖然,不少人抱持著台灣從威權統治轉變而成民主政治是場鮮少流血的「寧靜革命」,但事實上,在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李前總統所面臨到的是包括中國武力恫嚇、國民黨保守勢力威脅、反對黨民進黨挑戰,以及公民社會崛起的多重賽局。
修補寧靜革命的後遺症
李前總統以其卓越的政治技巧,在「獲得權力」(1988年至1990年)、「主導」(1990年至1999年)與「鞏固(政治)遺產」(1999年後)三個不同時期,借力使力推動了多面向的政治改革。他以「台灣優先」的理念,凝聚內部輿論支持,推動修憲工程,打開台灣邁向民主的大門。
也因此,他不但成功地鞏固自己在執政黨內的地位,更在吸納與援引學生運動在內的社會力量下進行制度改革,同時還在首次總統直選中獲得過半的選票。即便在李登輝執政的12年之中,台灣的民主政治仍不完備、台灣的本土認同仍受中國認同挑戰、設法改變台灣國際地位的「兩國論」在提出後又撤回,但不可否認地,台灣仍舊是大幅度朝其所欲推動的「民主化」、「本土化」與「強化國際地位」的三個方向前進。
在面臨全球遭遇武漢肺炎襲擊,同時世界經濟下行又嚴重打擊民主體制的今日,重讀此文,再次感受到為政者在面臨關鍵時刻,必須有智慧進行決斷的重要性。而在權宜手段之外,清晰明確的理念,才是推動政治改革的最重要動力。也因此,有系統地整理「李登輝學」,將會是後人對李前總統最大的致敬,也是李前總統能遺留的最大資產。
不過,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號稱「寧靜革命」、由李前總統所主導的台灣民主轉型經驗,其實是一種充滿妥協的「協商式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而非與過去一刀兩斷的「斷裂式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rupture)。也因此,不僅從威權過度到民主的過程中充滿著不確定性,在邁向政黨輪替的民主鞏固時期,必須不斷修補由協商式轉型所引導的漸進式改革帶來的各種後遺症。
未來民主治理模式典範
這也是為何即便已經歷多次政黨輪替,邁向民主鞏固的台灣,仍舊必須推動轉型正義的實現、不義財產的清算、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甚至修憲的原因。這些都是為矯正妥協政治的後遺症,為邁向更優質的民主,必須持續推動的民主工程。而台灣,也的確在不斷修正的過程之中,獲得驚人的民主成果。
善用民主治理,讓台灣不但能在中國持續威嚇下生存,甚至在這次全球疫情中,台灣以民意支持為基礎,以公開資訊為手段,以創新思維為方法的國家治理模式,成為全世界最安全,也可說是最正常的國家。這樣的經驗,足以做為未來民主國家治理模式的典範。
事實上,全世界現在都從台灣經驗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救贖。如果沒有台灣的存在,不論是政治體制亦或是意識型態上的鬥爭,民主政體可能都會面臨威權體制嚴峻的挑戰。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亦給予其他民主後進國家或區域,帶來重要的啟示與希望。這也是為何近來國際上討論到香港議題時,都不得不提及台灣民主經驗的原因。
憲改是成正常國家關鍵
但目前做為主權獨立民主國家的台灣,仍舊存在著許多不正常之處。在當前國內政治與國際環境都對台灣有利的狀況之下,接下來出現的憲改機會,將是台灣能否成為真正的「正常國家」的關鍵時刻。我們必須掌握此一契機,緊貼民意需求,設定良善議程與議題,才有機會完成李前總統推動台灣民主化的未盡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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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威權政體轉型 民主化 原因 在 蔡英文 Tsai Ing-wen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不要活在過去,勇於承擔未來。民進黨永遠都要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要做一個有主張、有堅持的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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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們民主進步黨第十七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在致詞的一開始,我要再一次向呂副總統、姚主席、許主席、游主席、蘇主席、張院長、陳菊市長等黨內的前輩先進們,致上我最深的感謝,以及最高的敬意。
我曾經說過,能領導這個黨,是我畢生的光榮。即使是現在,像今天這樣的場合,當我以黨主席的身分站在這裡時,我的心中仍然戒慎恐懼。
這個黨是一個有重量的政黨,它的重量來自於各位無私的奉獻,來自於各位年輕的時候,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衝撞體制,一次又一次投入台灣民主化的運動。
我競選總統的時候,曾經在辯論會的場合,提到陳菊市長當年寫下的遺書。它給我的感動,至今還很難忘記。據我所知,當年寫下遺書,跟家人及台灣人民告別的黨內同志,絕對不只陳市長一個人。各位親愛的黨員同志,這就是我們民進黨一路走來的路。
不要忘記前人的努力。每一次我到黨部開會,看到會議室牆上掛著「清廉、勤政、愛鄉土」那七個字,我都會多看幾眼。這短短的七個字,是黨內民主前輩們對所有從政黨員的提醒。他們一生的努力,就是希望為台灣打造一個,能做到這七個字的政黨。
今天我能站在這裡,是各位所打下的基礎。為了不辜負那七個字,從去年520就任以來,我每天都嚴格地要求自己,同時我也以同樣的標準,來要求執政團隊的所有人。
我心裡想的只有一件事情,台灣人民再次把國家託付給民進黨,我就一定要做好,不要辜負那七個字,更不要辜負台灣人民深切的期許。今天,我可以很有自信地告訴大家,公教年金改革已經完成了。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完成過去幾任政府都做不到的事了。
社會住宅也開始辦理了,長照2.0也漸漸在普及當中。司法改革也透過民主的討論,蒐集彙整了改革的議題與方向。同時,我們也開始處理不當黨產,把台灣的民主導向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數百年來原住民族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我們也透過一個和解的機制,開始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前瞻基礎建設條例在立法院也已經通過,未來,這些基礎建設的改善及興建,將會讓台灣的子子孫孫,能夠活在一個更有品質的生活環境當中。
接下來我們還要再推出稅改方案。改革不會停止。一個改革完成了,另一個改革馬上就開始。台灣沒有時間可以浪費。這就是我們的執政態度。我們把最困難的事情放在最前面做,而且,我們會把台灣的問題一個一個來解決。因為,我跟大家一樣都相信,這就是民主進步黨存在於台灣的目的。
當然,改革的過程當中,我們也會遭遇挫折、引發了一些人的不滿,甚至抗議。我知道,只有堅持,才能完成使命。不過,在這裡,我要特別拜託大家,針對社會上的不滿,我們要用多一點同理心來包容。再給台灣多一點時間,風雨就會過去,當雨過天青時,留下來的,會是一個更好的台灣。
這一年來,各項指標都顯示,台灣正在變好。景氣持續在回溫,經濟成長的幅度超越了過去的預測。股市萬點超過一百天,打破歷史紀錄。
經濟指標好轉,我們所強調的「分配」問題,也在改善。這個月,在政府宣布對軍公教加薪之後,工商界也紛紛跟進。一個正向的循環正在展開。
現在,我們新的閣揆,賴清德同志,所帶領的行政團隊,也已經就定位。各位對他一定不陌生。這一段時間來,這個「做實事」的內閣,已經展現他們的行動力。在這裡,我要再一次謝謝他,謝謝他願意承擔。新閣揆、新局面,民進黨所率領的執政團隊一定會站在既有的基礎上,精益求精,奮鬥不懈。
各位黨員同志,從以前到現在,我們民主進步黨從來都不怕困難跟挑戰,我們民主進步黨也從來都不怕外在環境的變化。
回顧台灣三十年的歷史,每一個重要的時刻,民進黨都和台灣人民站在一起奮鬥。
不過,我們不會活在過去。勇敢承擔台灣的未來,存在於我們每一個民進黨人的血液裡。以前,每當外部和內部環境產生巨大變化時,民進黨就會形成新的論述,帶領台灣走向新方向。
各位同志,現在時候到了。而且,我主張,民進黨這次所形成的新論述必須精確回應以下四個變化:
首先,世界的變化。有別於創黨時期的冷戰結構,如今,多元的國際情勢取代了兩極化的格局。過去陣營之間的劃分,已經難以適用於現今全球政治的動態關係。民進黨必須跳脫舊框架,重新審視台灣在世界以及地緣政治之中的戰略定位。這就是為什麼,從我去年上任以來,就立刻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原因。
第二,中國的變化。現在的中國跟創黨時期已經很不一樣。中國的崛起,是現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必須謹慎面對的趨勢。情緒式的仇恨,或者一味地討好,都無法誠實正視中國的崛起和發展。
我們必須在堅持台灣主體意識及主權的原則下,尋找和對岸互動的新模式,這就是我們這一代民進黨人重要使命。
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跟創黨時期相比,生產及資本,在這三十年來不管在產業型態、公司組織、貿易投資、勞資關係、以及對財務的定義上,都跟過去截然不同。在全球化與科技不斷推陳出新的情況下,台灣的產業、經濟、財政以及勞動政策如何與時俱進,民進黨必須有對應的答案。
第四,台灣社會的變化。過去,台灣的民主只有一個對手,就是威權政體。但是在三次政黨輪替後,威權政體已經不再是當前台灣的政治問題。隨著解嚴之後,台灣的社會力和公民社會蓬勃發展,為民主政治帶來更多元的競合關係。政黨和社會的關係早就跟創黨時有了極大的變化。
如何在眾聲喧譁當中,替台灣整合出前進的步伐?這是我們的課題。民進黨應該跟公民團體、第三勢力維持何種關係?如何在理想和實際之間,維持平衡,讓社會繼續前進?這些是當前的民進黨必須釐清的課題。
我再強調一遍,當外在環境改變時,民主進步黨不能不應變。因此,本黨有必要形成新的論述,並且正確認知國內和世界局勢,透過對「民主」以及「進步」這兩個概念的重新定義,來確立黨在新時代中的方向及路線。
今天的全代會上,我相信全國人民想要看到的,不是我們內部的爭議。全國人民想看到的是,民進黨人今天聚在這裡,有在認真思考,如何帶領台灣走出歷史所累積下來的困境。
所以,我在此宣布,我會盡快啟動這一整套新論述的討論過程。我已經交代智庫,從下個星期開始,必須針對「外交與國際參與」、「區域安全與兩岸」、「國防」、「自由人權」、「政治體制」、「財經」、「社福」、「勞動」、「農林漁牧」、「教育與文化」、「數位科技」、以及「國土規劃」等十二大面向的問題,逐項進行檢討和討論。
我們會先從黨內討論開始。同時,主動連結社會。憲政體制的改革就是一個重點。這個議題台灣社會已經有過許多討論,不過,兩年前修憲卻功敗垂成。像「十八歲公民權」,「人權條款」,「票票不等值」,這些已經有高度社會共識的議題,卻都沒有完成改革。
加上,經過三次政黨輪替,我們發現,台灣人民殷切地期盼,能夠有一個權責更相符、分工更清楚、各級政府更有效率的政府體制。
民進黨不會迴避這些問題。本黨民主前輩們為台灣爭取來了民主,現在,我們這一代人的任務,就是為台灣打造一個更可以完善運作的民主憲政體系。
我要提醒大家,2014和2016兩次選舉的結果已經證明,台灣的民意是會變化的。鐵票、政治板塊,這些傳統的政治學概念,在當前新的網路時代中,都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
民進黨是一個民主的政黨,我從不否認,我們內部一直有很多爭論,不過,不要忘了,我們爭論的應該是價值,應該是路線,而不是個人的利益。
今天,我們全代會再一次回到圓山飯店,也就是我們創黨的地方。這是我第七次以黨主席的身分來主持會議。2008年,當我第一次接任黨主席的時候,當時的黨,財務困難、士氣低迷,不知何時可以再起。不過,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我曾經說過,我要帶領民進黨從廢墟中站起來。
我做到了。我之所以做得到,是因為有大家共同的努力。民進黨在谷底的時候懂得團結,現在執政了,更應該團結。
2018年的選舉就要到了。我要請大家嚴肅思考,我們要以什麼樣的形象來面對台灣人民。是要以一個內部紛擾的政黨來面對台灣人民,還是以一個團結的政黨?是要以一個處處為台灣著想的政黨,還是要以一個只計較個別利益的政黨,來面對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沒有欠民進黨。我要請所有的黨員同志記得這句話。我們要團結,我們要負責,千萬不要滋生不必要的紛擾。我會嚴格地要求所有人,我會說到做到。
唯有執政的成績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從地方到中央,都是如此。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團結起來,拿出成績,才能繼續得到人民的信賴。
這次全代會的主題是「堅持改革,看好台灣」,我們要把台灣看好,我們也要看好台灣。這八個字,不僅代表著我們對自己的期許,也代表了人民投票給我們,所期待看見的願景。
我再強調一次,不要做一個活在過去的政黨,要用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己,要做一個勇於承擔台灣未來的政黨。我們是民進黨,我們永遠都要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要做一個有主張、有堅持的執政黨。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為了台灣,我們繼續奮鬥。謝謝大家。
台灣 威權政體轉型 民主化 原因 在 阿扁們俱樂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作者: 林楷軒 (台大國發所碩士生)
韓國劇情片<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9日在台灣首映,掀起民眾觀看熱潮。劇情主要描述1980年代南韓民主化浪潮下前期的「光州事件」。
韓國在1953年韓戰結束後,一直處於軍事獨裁統治,直至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後,韓國終於爆發長期受到抑制的民主運動,後至1990 年代中期,國內要求民主改革呼聲日益高漲的影響,終結了長達實行40年的獨裁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憲政體制國家。韓國的民主轉型的時間點,跟台灣恰恰相似,更同為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所描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東亞的指標國家。
1980的「光州事件」前一年,1979年的台灣也發生了同樣為人民追求自由與民主過程中的指標性事件—「美麗島事件」。重要的是,兩事件上十分相像,兩者皆為韓國與台灣戰後政治史中推動民主化運動的重要「政治事件」,且兩事件的時代背景、性質及過程相當類似,皆屬政府企圖以國家安全之名先鎮後暴的非法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而引發的「政治事件」。
關於發生的原因,兩者皆因國內外的因素所引發,且皆為該國家的民主化做出了偉大的貢獻,惟在事件後兩國政府對政治事件的處理措施頗為類似但方式不同,民主化後的韓國與台灣,皆在國會立法進行補償,且對事件平反皆持續進行,如回復名譽、建造紀念物與其他學術文化等方面平反活動。
從參與事件的行動者觀之:在80年代參與民主運動屢敗屢戰的金大中,在被獨裁政府囚禁、流放、判死刑再被特赦,也在1998年當上了韓國第15任總統,開啟了南韓現代政治史上首次和平的政權交替。在美麗島事件參與者諸如呂秀蓮、陳菊、黃信介等人與軍法大審中的辯護律師,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人,皆在民主化中抵抗政府直至解嚴,1996年彭明敏、謝長廷參與首次總統直選,2000年三強鼎立下,陳水扁開啟了台灣首次政黨論替。
上述兩者參與民主化的反對人士,皆在民主化後的韓國與台灣,成功的影響當局政治。
而如今台灣在推行轉型正義的同時,韓國已經能拍出此賣座的電影來面對自己國家政權過去的錯誤,並在海外上映使不同國家的人廣為知悉,惟解嚴30週年的台灣,在看完該部電影後,多數人是否能直接想到我們與韓國相似的這段歷史?如果多數人無法直接聯想到美麗島事件,那也代表著我國政府在轉型正義的不成功,在我們驚嘆與憤怒電影中就光州事件當局政府的所作所為的同時,是否忘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也曾經發生那樣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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