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下西洋｜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初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鄭和七下西洋，歷時28年。其規模之大， 艦隊之壯，誠為明代一大盛事。然而，明朝成化年間，朝廷一批忠義之士如劉大夏等人，以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為由，把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官方檔案冊牘藏匿起來，甚至銷毀，「以拔其根」（此舉亦與成化時宦官用事的政治斗爭有關）。以致今天，我們對鄭和下西洋的實際情況，難窺其全。加上明代中晚期以來，後代小說、雜劇、傳說的渲染，以及鄭和神格化的塑造，成了海外華人移民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的形象更顯傳奇。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一直是學術界熱衷討論的話題。《明史》、《明書》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范文瀾贊成這樣的說法。但是，向達和尚鉞卻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組織軍事聯盟，以牽制帖木兒帝國對中國的威脅。
以上這兩種說法，至多只能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有關聯，無法解釋明成祖何以連續二十餘年皆敕命鄭和下西洋。明代朱國楨《皇明大政記》：「建文仁弱，帝座一傾，窜入蠻夷，其何能為？文皇（即明成祖）豈見不及，乃搖於聲影，有此舉動？」
至於牽制帖木兒帝國的推論，從史實上看，帖木兒確曾於永樂三年(1405)率大軍20萬，打算東侵中國。但在征戰的路途中（在訛答剌，即今土耳其斯坦東南面），帖木兒死了，罷兵。因而，若說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牽制帖木兒東侵，其論說的牽強性就在於當鄭和屢次下西洋時，帖木兒帝國對中國已無甚威脅了。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比較有力的論說，主要有二。其一、政治因素：如同《明史》所言，鄭和下西洋是「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以樹立明成祖個人的威望及確立其得位的合理性。與此同時，明朝皇帝希望透過下西洋的招諭，以海貿之利誘，把海外諸國的往來關係置於大明天朝禮治天下的朝貢體制內，建立和平友好的宗藩關係。
其二、經濟因素：鄭和下西洋是有利可圖的，它是由官方宰控及壟斷海外貿易的「取寶」，進而掀動朝貢貿易的活絡。
回顧鄭和研究，近代中國學者研究鄭和，開其端者，應是梁啟超。1904年，梁啟超在日本主辦《新民叢報》，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文中，梁啟超以鄭和比對哥倫布，指說中國也「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給予鄭和下西洋高度的評價和贊嘆。
1936年，吳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一文，首倡鄭和在經濟、海外貿易上的光輝成就。1956，朱偰《鄭和》更謂鄭和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這種抬高鄭和「開放」、「偉大」的論調，在80年代受到范金民、孫光圻等的駁斥。李東華更是指說，所謂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海洋事業發展頂峰的論說，實際上是項誤解。對鄭和的評價，學術界有褒有貶。
90年代初以來，中國加速經濟改革開放的步伐，鄭和甚至被捧為「開放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成了當代政治色彩濃厚的政策性宣傳符號，模糊了歷史之真實面貌。
有另一種主張，如鄭鶴聲、鄭一鈞等所強調的，鄭和下西洋期間，明代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係是一種「和平友好」的關係，鄭和成了「友好使者」，並以此來比對西方殖民侵略，論證中國之良善。此種論說有其合理之處。但我們必須意識的是，傳統中國的朝貢體制對外關係，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種宗主與藩屬，朝貢與事大的不對等外交關係。大明天朝怎會允許「蠻夷小番」以平等的態度來同中國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
如今，中國崛起，中華民族主義高漲。2005年中國海峽兩岸乃至世界各地大事慶祝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21世紀的鄭和，又是怎樣一個形象？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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