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謠搖滾之父——現在,他當然多了一個新的頭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Bob Dylan, 生涯寫了將近400首詞。
驚人的數量,直接體現在份量上,由大塊文化出版的中譯本,分為七冊,拿在手裡,就像磚頭一樣重(這不是誇飾)。
在一月號《文訊》雜誌寫了一篇書評,貼在這裡。
〈用藍調和詩歌唱醒了一個時代—10首歌讀巴布.狄倫歌詩集〉
《巴布.狄倫歌詩集》並不是一本書的名字,它的英文書名《Bob Dylan, The Lyrics: 1961—2012》簡單向讀者交代了幾個關鍵字:巴布.狄倫、歌詞選集,以及它所跨越的年份。
《巴布.狄倫歌詩集》也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套叢書的集合,繁中譯本將它劃分為七冊,每一冊在線性的時間序列中相連(這意味大歷史之河),並以不同的創作時期為分野(這代表個人的轉型與探索)。是的,想料理狄倫學(Dylanology)這門繁複的、處處鑄下謎語的學科,非得這麼大費周章不可,尤其在狄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
世人熟知的狄倫印象,是民謠歌手,是搖滾巨星,「作家」狄倫大抵只出過兩本書:1960年代摹仿垮世代風格,晦澀難解的小說《狼蛛》,以及發表於千禧年之初備受讚譽的回憶錄《搖滾記》。狄倫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憑藉的仍是他的歌詞,或者說,歌詞中藏孕的詩意與想像力。
這套書集結了將近400首詞作,時間跨度從1961年狄倫發行首張專輯之前,延伸至2012年的晚近作品《暴風雨》。台灣的出版社邀集了詩人、學者與音樂人共同翻譯,期盼這七冊書能成為華人世界狄倫歌詞的最佳譯本。
要在短短數千字的規格內評論橫跨半世紀的歌詞,原先就不可能(另一個衍生問題是:我是要評論狄倫的詞本身呢?還是譯者的譯筆?),此外,在紙上「閱讀」歌詞也有其不適切性(倘若你是個從未聽過狄倫歌曲的讀者)。
比較實際的作法,是我拉出一條動線,它類似時間的廊道,有清晰的軌跡,讓人見證那個當初從明尼蘇達搭便車到紐約闖蕩的小伙子,如何穿透各種思潮的迴聲,遊走於不同的文化圈子,最終形塑出20世紀一面輝煌的心靈景觀。
這條廊道同時也收納了「時代的聲音」,即狄倫透過他自己的作品,替身處的各個時代拓印出的集體奮鬥、思索乃至於陷落。漫漫的時光中,新的聲光覆蓋上舊的,他的洞見和寓言,都在音樂休止處沖積成一片豐美的文字綠洲。
我精選了十首歌,它們是我理解狄倫的索引,也具備導讀的功能。
⚡️ 你是我繼續上路的原因(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 1963)
文學中有所謂的「行路文學」文類,音樂裡也有「行路歌謠」,以孕育狄倫的美國來說,行路歌謠可溯及山歌、草根民謠與源自南方各州的庶民音樂。〈別再多想,沒事了〉(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是歌者將踏上一條漫長孤寂的道路前(that long, lonesome road),和有緣無份的心上人別離的時刻,給自己的一次精神喊話:即使我在路的暗處,前方困頓難行,別多想,一切都會沒事的。
這首歌收錄於狄倫第二張專輯《自由不羈的巴布.狄倫》(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那時,狄倫剛抵達紐約的藝文漩渦格林威治村,與長他幾歲的女友談著戀愛,〈別再多想,沒事了〉洋溢出的樂觀,是他彼時的心境寫照。
⚡️ 如果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 1964)
美國總統就職宣誓的典禮上,新任總統手按《聖經》,隨著首席大法官宣讀誓詞,最後一句便是:「我祈求上帝的保佑。」(So help me God)美國以基督教立國,宗教與道德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兩大支柱,而宗教與道德,向來是狄倫詞作中探討的主題。
〈上帝在我們這一邊〉(With God On Our Side)收錄於狄倫生涯最富政治意識的一張專輯《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時值民權運動方興未艾的燃點,狄倫在詞句間來回替換上帝的位置,有時祂與敵人(西班牙人、德國納粹)站在一起,有時又回到我們這一邊。
年紀輕輕的狄倫,世故老成地向人探問:什麼是正義?以上帝之名,是否惡也可以為善?
⚡️ 每個人都在做愛,就在荒蕪街(Desolation Row, 1965)
1960年代中期,狄倫「封印」了抗議歌手的形象,他戴上墨鏡,揹起電吉他,舞台上鋒芒畢露,轉型成一名搖滾歌手。《六十一號公路重遊》(Highway 61 Revisited)便是狄倫替吉他「接上電」(go electric)的產物,專輯中塞滿咆哮呼嘯的歌曲,唯獨收尾曲《荒蕪街》(Desolation Row)延續出道時的民謠語彙。我以為,這是狄倫刻意採用的編曲手法,如此,才能把那條街的故事說得完整,講得清楚。
《荒蕪街》長十一分鐘,比制式的三分鐘流行歌更有容量收納一長串的人物和奇想: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和奧菲麗亞,《聖經》裡的諾亞與撒馬利亞人,扮成羅賓漢的愛因斯坦,他們交相行走於荒蕪街,在那裡活了又死,死了又活。歌詞中有一句「我必須重新排列那些臉,再一一取上別的名號」(I had to rearrange their faces, and give them all another name)。
那條幽幽的荒蕪街,兩側貼滿浮浪者的臉。
⚡️ 星星不會墜落,去找點樂子(Goin' To Acapulco, 1967)
狄倫化身搖滾巨星的那幾年,有一支五人樂隊陪著他世界巡演,那支樂隊來自加拿大,當時名為The Hawks。1966年,狄倫騎摩托車時遭遇了一場車禍,逼使他暫離公眾視野,退回烏茲塔克的屋舍隱居、療養。
狄倫於是召來The Hawks(他們即將更名為The Band),陪他在地下室閉關寫歌,眾人洋洋灑灑Jam了一百多首,灌錄為傳說中的《地下室錄音帶》(The Basement Tapes),〈去阿卡普爾科〉(Goin' To Acapulco)是這段沉潛時期的產物。
阿卡普爾科是墨西哥的一座港市,以夜生活聞名。海港會引來水手,有水手上岸處就有妓女戶。「地下室」階段的狄倫不再文以載道(以現時的說法是:放下偶包),他在〈去阿卡普爾科〉換上一副輕鬆姿態,「她喜歡去巨大的地方,安頓在那裡等我靠近」(she likes to go to big places, and just set there waiting’ for me to come),明眼人都讀得出來,狄倫在暗示什麼。
⚡️ 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1968)
狄倫初抵格林威治村,便與當時的民謠皇后(Queen Of Folk)瓊.拜亞相遇,1963年,兩人在金恩博士發起的「向華盛頓進軍」遊行中,一同上台演出,那是歷史性的一天—就在同一場遊行,金恩博士發表了震古鑠今的「我有一個夢」演說。
狄倫與拜亞的感情一如60年代的時局,起起伏伏。最早拜亞是狄倫的樂壇先進,很快地,狄倫的巨大名聲就淹沒了拜亞。1968年,拜亞錄製了一張全是狄倫作品的翻唱專輯《任何一個今日》(Any Day Now),包含一首狄倫本人未曾詮釋過的原創曲〈愛只不過是個髒字〉(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
「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了:愛只不過是個髒字」(there was nothing more absurd than that: 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錄音室裡,拜亞船過水無痕似地輕聲唱著。時至今日,狄倫從未在任何場合演唱過這首歌。
⚡️ 我自靈魂深處為你而寫(Tangled Up In Blue, 1975)
〈鬱結衷腸〉(Tangled Up In Blue)公認是整個70年代狄倫最好的一張專輯《血路斑斑》(Blood On The Tracks)的開場曲,也是狄倫做為一名「不可靠的敘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集大成之作。歌裡,時間的概念消解了,昨日、今日、未來都幻化成一個浮想。
地域的限制也被打破,東岸、西岸、北方的林地、南方之城、布魯克林的蒙塔格街,美國各地處處是歌者搜索舊情人的所在。在那既被濃縮又無限拉長的時空中,狄倫安插了各種可能性,他在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之間轉換自如,也在「說的」與「唱的」之間自由擺盪(其實,你要說這是一首饒舌歌也沒有問題)。
「夜晚的咖啡館樂聲迴盪,革命在空中飄揚」(there was music in the cafés at night, and revolution in the air),狄倫如此形容地下室的同黨們。越戰結束的年代,他們藏身在那裡發出抒情的噪音。
⚡️ 魔鬼或上主,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 1979)
狄倫是猶太人(另一位頗具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詩人歌手李歐納.柯恩同樣是猶太人),70年代晚期他受洗為基督徒,個人創作跟著宗教信仰而變動,帶來所謂的「宗教三部曲」,1979年的《慢行列車駛過來》(Slow Train Coming)正是第一部,專輯封面清楚出現了十字架。
雖然信的是神,狄倫比誰都知道他的歌是唱給世俗大眾聽的,他在〈你得服事某個人〉(Gotta Serve Somebody)創造了一種眾生平等(或者,眾生同樣精神匱乏)的世界觀,無論名醫或董事長、街頭太保或高官巡警、喝威士忌的或啃麵包的、打地舖的或睡彈簧床的,每個人都得服事某個人,向他告解,赦免自己的罪。
諸多人物角色中,包括用毒的性成癮搖滾樂手、叫Bobby的或叫Zimmy的,狄倫毫不避諱將自己置入這首歌的情節座標內,反正上主會保佑他的,他沒在怕。
⚡️ 活在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 1989)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冷戰告終,蘇聯即將解體。種種價值瓦解而待重新建立,狄倫彷彿大夢初醒似的,回到他擅長的政治歌曲領域,〈政治掛帥的世界〉(Political World)依他自己的說法是:「這幾乎像是〈上帝在我們這一邊〉的更新版本。」
狄倫用激烈的、帶著攻擊性的言語,拆解那政治掛帥的世界:愛沒有生存的空間、智慧被關進監獄裡、慈悲被除名流放、勇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這樣不留情面把現實端到世人眼前,要人好好逼視它,那股憤怒與憂心,直追出道時寫下的〈戰爭大師〉(Masters Of War)。
如今,時間又過了三十年,這世界變本加厲的,只剩政治。
⚡️ 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Things Have Changed, 2000)
〈今非昔比〉(Things Have Changed)是狄倫替電影《天才接班人》(Wonder Boys)譜寫的主題曲,電影主角是一名遇上寫作瓶頸的小說家(多麼熟悉的遭遇啊)。狄倫先到剪接室看了毛片,替歌曲準備寫作材料,後來完成的成品中,歌詞不無對電影的指射(譬如,他明白提到了好萊塢),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身為一個商業市場上的創作者,狄倫很清楚知道自己服務的對象是誰。
〈今非昔比〉發表於1997年的《遺忘的時光》(Time Out Of Mind)與2001年的《愛與盜竊》("Love And Theft")之間,正值世紀的交界,狄倫在歌中編織了一幅世紀末的圖像:「世界將會爆炸,如果聖經正確無誤。」「我站在絞刑台,隨時等待地獄大門洞開。」
整首歌的核心是這四句話:「人群很瘋狂,時代很奇怪。我曾經介意,然而今非昔比。」(People are crazy and times are strange. I used to care, but things have changed.)律動的韻腳中,狄倫冷眼旁觀著,他已經是過來人了,不會隨意掉入興奮的陷阱。
⚡️ 褪色的歌謠,沉入深藍的海底(Tempest, 2012)
2011年,狄倫在眾人千呼萬喚下首度來台演出,隔年,他發行生涯第三十五張錄音室專輯《暴風雨》(Tempest)。往後幾年,狄倫接續帶來另外三張專輯,卻都以翻唱曲目為主,因此存有一個可能性:《暴風雨》不無可能,會是狄倫最後一張以原創曲目為主的作品。
專輯同名曲〈暴風雨〉是一首長篇敘事詩,狄倫扮演一個老練的說書人,娓娓講述鐵達尼號沉船的故事(無獨有偶,《荒蕪街》也曾提到鐵達尼),狄倫在史實中融入他擅長的超現實意象:注滿淚水的酒吧、張開大門的宇宙、夢中下沉的船身。
「大船乘著海浪向前,航向一個預言中的黃金年代。」其實,狄倫自己也是一艘大船,一艘破冰的大船,打破了民謠與搖滾的疆界,粉碎通俗歌謠和嚴肅文學的界線。他用文字構築出一座座迷宮,文體自成一個江湖。
曾有人問他:「你的歌都關於什麼呢?」狄倫給了一個很狄倫式的回答:「哦!我的歌啊,有些關於四分鐘,有些關於五分鐘,還有一些,無論你相信與否,關於十一或十二分鐘。」
是啊,別忘了,狄倫文字的質地再好,負載的思想再精純,那畢竟是歌詞,與歌曲一體雙生。放在紙上閱讀,只得其一半,想完全潛入那條時間光廊,被狄倫的「聲音」醍醐灌頂,你仍得用聽的。
(註:文內歌詞中譯,取自馬世芳、陳黎、張芬齡、葉覓覓、崔舜華、蔡琳森、曾珍珍、余三奇、楊嘉的譯作)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6萬的網紅Edwin H.,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http://either.io/ Subscribe! https://www.youtube.com/user/wing912930?sub_confirmation=1 Follow my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edwinghui/ #I...
名聲大噪英文 在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奚落文科背景的人,成了一種醜惡的遊戲。」
2012年,美國專欄作家梅根・麥卡德爾寫道:「如果你打算進大學主修英文,還不如先去星巴克咖啡找份工作。」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在總統競選辯論會上說:「我們需要多一點焊接工人,少一點哲學家。」
2015年佛羅里達州的前任州長傑布・布希(Jeb Bush)則在一場演講中說, 各大學應該警告他們的新生:「嘿,主修心理學啦、哲學啦都不錯,人文學系、社會科學都滿重要的……不過你們要弄清楚,學這些東西將來只能去速食店工作了。」
《人文學科的逆襲》的作者喬治.安德斯不同意。他說,儘管許多人對當前的大學高等教育(特別是人文學科),感到憂心忡忡、焦慮不已,但他認為,人文學科的畢業生正生活在一個處處都有機會的時代,對於未來應該要更積極樂觀。
「如今在職場上,人性化比以往更不可或缺。你不需要為了讓雇主出錢買你的能力而掩飾自己真實的身分;你不需要因為自己在大學選修那些據說不切實際的課程或是學習所謂的軟性技能而說抱歉。」
「就業市場目前每個星期都在默默創造成千上萬個職缺,目標就是那些能為迅速變遷的高科技未來帶來優美人文氣息的人才。」
「不論你攻讀的是哲學、英文、社會學,或其他十幾種人文學科的其中任何一種,你都被引介一種更寬廣的方式, 得以參與這個世界。文科生不管從事何種職業,投資報酬都將在日後逐漸升高。」
「就像十九世紀英國教育家威廉・柯瑞(William Cory)所說的,這種教育的好處包括『集中注意力的習慣……表達的藝術……迅即採取新知識立場的藝術……快速進入他人思想的藝 術』——甚至包括接受自己可能犯錯的意願。」
很可惜的是從1980年以來,社會對於人文學科的態度逐漸變得輕蔑,就連大學領導階層也是如此:
「大學領導人競相鞏固大學部的商業、工程學程,很多學校的行銷、會計、管理、金融科系比英語系、歷史系熱門多了。家庭對於大學教育的長遠利益失去耐心,人人都把焦點鎖定起薪最高職業的相關主修科系。」
「除此之外,有時候人文學系本身竟是自己最大的敵人,它們退縮回狹義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使得畢業生謀職像是在出賣自己。」
「也許是學術機構作繭自縛。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大學入學率激增,新設立的院校大多推出與職業相關的課程,至於教授所謂『不切實際』科目的教師,則依然頑固地以『為學習而學習』的精神為榮。」
「在他們看來,讀土木系的學生可能接受建築橋梁的訓練,讀護理系的學生可能準備好去醫院照顧病患——可是讀英語系、哲學系、社會學系的人,理應層次更高,學習獨立思考的純粹性。只要讀完書,工作自然會有著落。此外,最出色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深造,未來還能在大學教書。」
「然而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這股老派的篤定思維逐漸式微,太多新出爐的博士競爭稀少的大學教師職缺,可惜僧多粥少,結果掀起了最高學歷人才的低度就業新危機。」
「在此同時,不以當教授為職志的大學生,也不確定該朝哪個方向走:隨著文科學門領導人開始重視社會上學術導向較不明顯的職務,這些大學生覺得遭到背叛,卻又不曉得如何因應。 」
「教授、系主任、教務長希望所有大學部的學生都能成功;這些領導人相信,學校教給學生的東西極為寶貴,他們只是不懂得如何將校園淬鍊出來的價值觀,連結到職場的需求。這些學術領導人越緊張,就越可能講出站不住腳和自以為是的話。」
「價值觀與需求的錯配之所以那麼讓人捶胸頓足,是因為校園與職場本來可以輕易強強聯手——問題是雙方鬥士必須使用共通的語言,去訴說自己的價值觀、需求、成就,使對方心領神會。可惜現在的學者、學生、雇主卻因為令人苦惱的翻譯問題,立場無法協調。」
「共同立場究竟在何處?雇主想要僱用的大學畢業生,必須說寫流利、能夠在團隊中發揮效用、懂得如何分析複雜的問題。這些優點正是良好大學教育的核心,尤其是文科生的特長。」
「在學術圈很愛使用的詞彙『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觀念中,這些全都深深嵌入其肌理,可是如果你請大學領導人詳細解釋批判性思考,得到的反應將是一堆疊床架屋、彼此衝突(和自利導向)的噪音。」
「若想恢復文科教育的好名聲,就需要用嶄新的方式來談批判性思考,這次要把大學畢業之後的職業生涯放在心上。」
「我們需要儘可能鮮明地展現文科教育能夠幫助你出人頭地的各個層面,這意味著要把畢業典禮致詞中那些空泛的話,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幫助你找到工作、增強權威、步步高升的就業市場用語。」
「當雇主要求批判性思考的技能時,這個詞大致代表五種關鍵因素。首先是自信且願意(甚至渴望)對付尚無規則可言的未知領域。你將想像力帶進工作,在新情境中調適得宜,我們稱之為『開疆闢土』(Working on the Frontier)。」
「下一個是洗鍊的分析方法,讓你精於『發掘洞見』(Finding Insights)。你獨具慧眼,找到並不明顯的答案,漸漸獲得推崇。」
「隨著經驗的累積和權力的提升,你將開始綜合各種見解,當組織需要做出複雜的決策時,你建構洞見的方式便使你成為值得信任的專家。我們稱這種較高階的力量為『選擇正確途徑』(Choosing the Right Approach)。」
「最後,你對團體動力學和他人的動機,具有難得的深刻理解。你擅長『判讀現場氣氛與人員情緒』(Reading the Room),以及『鼓舞別人』(Inspiring Others)。」
「你的校園領導人試圖用更學術的字眼來形容這些能力,也不能說他們錯得離譜,可是現在你有了更好的立場,利用與雇主願望合拍的語言,替自己爭取工作。」
「只要精通這個架構,你將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有那麼多看似圈內人才懂的文科成就,能夠加以重新包裝,於工作有利的情境中講述出來。」
「當你找新工作時,文科背景可以如何轉變成力量,而不是讓你難堪。在學校砥礪出來的那些技能,甚至可能使你在出社會之後如魚得水,進而暗自得意洋洋。你曉得如何在求職面談中脫穎而出,如何主持會議,如何在堆積如山的數據中找到真相(或危險的謊言)。」
*喬治·安德斯,李宛蓉譯,《人文學科的逆襲:「無路用」學門畢業生的職場出頭術》,時報,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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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誰說念人文科系沒有用?職場上,五個文科訓練帶來的關鍵技能 https://gushi.tw/humanities-are-importa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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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25 奧地利—《泰晤士報》Ian Bradley ※
歌曲《平安夜》慶祝兩百週年誕辰
本文作者 Ian Bradley 是位於英國蘇格蘭的聖安德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文化與神學史名譽教授,他是《企鵝聖誕歌曲大全》(The Penguin Book of Carols)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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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有名的聖誕歌曲《平安夜》(Stille Nacht),昨晚慶祝兩百週年誕辰。《平安夜 Stille Nacht》的首度演唱,在 1818 年的聖誕午夜彌撒,地點在奧地利薩爾斯堡北邊 11 英里的小村莊歐伯多爾夫(Oberndorf)的教堂。自從那天起,這首歌被翻譯成三百種語言。好萊塢也提供了令人難忘的版本——如 1945 年的電影《聖瑪莉的鐘聲》裡,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演唱。它成為舉世公認,最能代表聖誕節的歌曲。
關於這首歌曲的起源,流行的說法是,歐伯多爾夫的神父約瑟夫·莫爾(Joseph Mohr)在聖誕夜匆促作成;管風琴手法蘭茲·格魯伯(Franz Gruber)發現教堂老鼠咬穿管風琴線,不得不以吉他代替伴奏。事實上,這首歌的歌詞,是在莫爾成為神父前好幾年就作成的。根據一位教會長老的說法,莫爾在信主前常酗酒、賭博、跟當地的船夫合唱「不健康的歌曲」。為《平安夜 Stille Nacht》配樂的格魯伯,則是根據西西里島與南義的聖誕歌曲調來創作,最早的譜是由兩位男高音以及吉他來演唱、伴奏,是這首歌首唱的原始風貌。
如同其他成千上萬首奧地利民間的聖誕歌曲一樣,《平安夜》很可能繼續保持默默無聞,不見天日,然而它的譜落入了約瑟夫・史翠瑟(Josef Strasser)手中——他的正職是手套製造商,卻以收集奧地利民歌(folk song)為嗜好。他與家人組成的合唱團——彷彿電影《真善美》(Sound of Music)裡的家庭一樣——有一次在萊比錫表演後,正式出版了這首歌,史翠瑟原先聲稱這首是提洛(Tyrol)地區的民歌(譯註:提洛是奧地利西邊接近義大利北部的地區)。因為史翠瑟沒有提及作詞與作曲者的姓名,結果被作者一狀告上法院:作者莫爾與格魯伯勝訴後,取得正名,還得到應有的版權收入。格魯伯隨後創作了管風琴、管弦樂團、合唱的譜,並修改原來的六段歌詞,將之縮短成為三段。
這首歌的第一個英文版本,是由維多利亞的聖歌作者艾美莉·艾略特(Emily Elliot)在 1858 年所翻譯,英文歌名為《Still Night, holy night》,由布萊頓的聖馬可教堂合唱團演唱。稍後出現了許多英文版本,最有名的是美國聖公會主教約翰·楊(John Freeman Young)1859 年的翻譯版本《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平安夜》在一次大戰時曾經扮演了著名的角色:在雙方交戰最激烈的期間,這首歌短暫緩解了戰爭的緊張氣氛——聖誕夜那晚,在法蘭德斯的壕溝裡,德軍唱出這首歌,很快的,英國大兵就接著唱,隨後兩方走出戰壕交換禮物,還宣布了短暫的停戰期。
為了慶祝這首歌的兩百週年生日,奧地利已經辦了許多活動。「帶來一點百老匯氣氛」的音樂劇「我的《平安夜》My Silent Night」已在薩爾斯堡演出了一段時間。莫爾、格魯伯、史翠瑟家庭之間的故事也被改編成好幾齣戲劇、歷史劇。此外,薩爾斯堡邦、上奧地利邦、提洛邦的九家博物館聯合舉辦了一項展覽,題目是:《平安夜:奧地利送給世界的和平佳音》(Silent Night: Austria’s Peace Msseage to the World),這項展覽展將一直持續到明年二月三日為止。
而在歐伯多爾夫這個首度演唱的小村,莫爾神父的住宅已經成為「平安夜博物館」,村子裡還有一座「平安夜郵局」,展出來自全球各地、多達三萬件寄來的郵件、卡片。《平安夜》首唱的教堂已在 1890 年代被河水高漲所毀,它在 1930 年代重建後,變成平安夜教堂(Silent Night Chapel),每年都吸引大批遊客前來覽勝。有趣的是,《平安夜》這首歌本想傳達聖誕夜最安靜、最溫柔的表情,卻因名聲大噪,出現了這麼多令人眼繚亂的活動。
令人難忘的好萊塢《平安夜》版本:1945 年電影《聖瑪莉的鐘聲》裡,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的演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VuqM2opVSw
https://www.thetimes.co.uk/edition/register/silent-night-has-a-historyworth-making-a-noise-about-5wgj8qb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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