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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作業區遭市府無預警畫設紅線—漁民權益遭剝奪引發抗爭】
#我要求把空間還給漁民 —拒絕沒有妥善溝通的政策
#會勘結論報告 互相尊重雙贏局面 ✅✅✅

新竹南寮漁港「波光市集」剛開幕，吸引大批觀光人潮，本是致力發展觀光的好事，卻因市府在沒有妥善溝通的狀況下，在一旁新港四路與碼頭作業區全畫上紅線禁止臨停，作為行人徒步區，導致漁民生計權益受損，無疑是把漁民生計當作觀光發展的祭品，如此做法完全本末倒置，令人無法接受。

市府依照道交條例第三條將漁港納入道路範圍管理，認為劃設紅線是為了做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動線上的管理，最終是為了保障漁民作業區不受遊客、釣客進出車輛影響。針對市府表示，我們做出以下幾點研議：

【漁民碼頭作業區畫紅線，管理了誰?】
產發處林柏志副處長表示，為了管理整個動態的秩序且解決遊客亂停問題而劃設紅線，此政策的目的就是為了「把空間還給漁民」。
但事實是，漁民的上下貨作業，汽機車載運漁網整備作業，甚至出海前的拜拜文化都受制於紅線禁止臨停的規則，原有的碼頭作業空間完全遭受剝奪，反倒是遊客釣客可以恣意的在港邊飲食野餐、擺設釣魚用具，除了造成漁民作業上的困擾，有時還須收拾遊客丟在漁船的垃圾。
如此看來，被管理限制的是長時間使用碼頭區的原有漁民們，而歸還的空間其實是讓波光市集開幕後帶來的觀光遊客、釣客使用。
顯然與市府原有的目的相左，請市府重新慎重考量。

【漁民碼頭作業區畫紅線，安全問題誰負責?】
漁民進行出海整備作業時，可能會有捕魚工具或其他船上用具暫置碼頭邊，遊客來來往往甚至有不小心被魚網絆倒的案例，且用具如有缺損也容易造成雙方誤會。對漁民來說作業上多一層安全顧慮，而對遊客來說更可能突然遭受無妄之災。
請市府也應將這樣的狀況納入考量，讓雙方都能有舒適的活動時空。

【漁民碼頭作業區畫紅線，誰來定義每艘漁船可以作業的時間?】
經過幾次會勘，市府認為在漁民作業區可以做出臨停的寬限僅限於上下貨的準備時間。但誠如漁業署主秘表示，每個漁港甚至每艘漁船的出海作業時間不同，短期出海需要幾個小時，長時間的話則可能三天以上，難以統一規範臨停準則，到底寬限到什麼程度，恐怕警察機關、交通處、產發處都尚未有共識，無法明確回答。
另，市府規劃給漁民出海停車的北側碼頭區，距離漁船至少有500公尺，漁民出海前零零總總的準備作業需要在500公尺的距離中來回奔波不說，結束捕魚作業歸港後，還得拖著勞動疲憊的身軀走到遠方停車場開車。
市府在規劃上缺乏溝通與考量，造成漁民種種不便，成了波光市集開幕的犧牲品，實在不妥。

在鄭正鈐立委、邱顯智立委及新竹市議員 黃美慧、吳青山、陳啓源、張祖琰、陳慶齡、林彥甫、 #黃文政好用議員 及關心漁民權益的 黃世禮小剛哥 聯合為漁民發聲後，讓漁民權益與波光市集能達成雙贏的局面!

#會勘研議結論如下✅✅✅
經主管機關漁業署主秘承諾，依循在場現勘人員共識，將原有漁港作業區與道路行人徒步區域做一個約莫小腿高度的阻隔，至於阻隔的形式則尊重代管機關新竹市政府來研議，讓遊客或遊客車輛不會隨意進出互相影響彼此活動，這樣一來也就不會有作業區紅線禁停隨之而來的種種問題。
另，漁民也會有專屬的漁民工作證供警方辨識，避免作業時遭受驅趕取締。

感謝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市警察局、產發處、工務處、交通處、都發處等相關單位正視漁民心聲，願意出席會勘研議解決方式。🙏

#波光市集
#南寮漁港
#為您發聲我好用

#鴉片戰爭日誌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18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鴉片販子面臨的另一項指控是他們的行為是違法的走私。1831年7月《廣州紀事報》曾刊登了一位讀者的來信。這位讀者認為，從事鴉片走私的來華英商要有羞恥感，「我們英國商人在善於思考的公眾面前越少突出鴉片貿易越好」，因為這種貿易標誌著「道德上的墮落和病態」。[18]《廣州紀事報》在發表這篇唱反調的讀者來信時，加了一個和來信一樣長的編者按予以反駁。後者認為，只要在中國進行的鴉片走私不觸犯英國的法律就不必在意。這種觀點，後來在1840年被另一位鴉片貿易辯護者加以發揮。這位作者首先認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將鴉片運進中國，而且是在政府沉默的、幾乎是公開的同意之下進行的」，因此，「運送」鴉片並非走私，「不應得到這種汙名」。[17](PP54-55)在鴉片利益集團看來，不僅英國鴉片販子不是走私犯，甚至中國鴉片販子的走私罪名也是很輕微的。

面對英國公眾對鴉片貿易日益高漲的譴責，鴉片利益集團找到的另一塊擋箭牌，就是長期代表英國政府控制著殖民政府的東印度公司從鴉片貿易中也攫取了巨大利益。的確，東印度公司雖從1799年起禁止其船隻攜帶鴉片到廣州，但它作為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代理人，卻控制著鴉片的大部分來源，並對當時印度一些自由邦的鴉片徵收大量過境稅。為了使這一來源穩定並擴大，東印度公司將自己的觸角伸到了鴉片生產的環節。它向印度農民提供種子和貸款，對鴉片生產與銷售實行壟斷。根據需要，東印度公司還強迫印度農民種植罌粟，再將低價從農民手裡收來的鴉片高價拍賣，獲取暴利。東印度公司通過投資和拍賣鴉片可獲得超過其投資一倍的利潤，是印度煙農收入的3倍。(1)

英印政府從鴉片貿易得到的收入，已有多種統計。鴉片戰爭前夕廣州報紙披露的數字是，英印政府從鴉片專賣獲得的利益，是每年8459425盧比，或是981293英鎊。[20]印度學者譚中的統計顯示，從1801到1840年，孟加拉殖民政府從鴉片得到的財政收入為366161809盧比，[21](P88)將近1.5億西班牙元，這個數字還可以折合成1億兩有餘的白銀。其中，在鴉片貿易急劇膨脹的1830年代，該政府平均每年570多萬元的收入來自鴉片貿易。除此之外，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也與鴉片貿易密不可分。它在1834年前，通過出售期票換取鴉片販子手中的白銀，再購買茶葉等運回英國。1834年之後，它在廣州的「財務委員會」則向鴉片貿易投資。所以說，這個公司實際上是鴉片利益集團最為核心的力量之一。

不斷地將它與鴉片貿易的密切聯繫告訴公眾，是英國鴉片商說服英國政府支援他們的一種頗有效率的方法。在英商的輿論工具和其他出版物中，對這方面情況的論述隨處可見，因為這是來華鴉片販子從事鴉片貿易的一種「理由」。故在1839年，當孟加拉英印政府中有人建議，為了道德原則而放棄鴉片生產時，《廣州紀事報》立即憤慨地予以長篇抨擊，指責「一群虛偽的政治道德家，以任何國家政府都不曾依據的理由為基礎，強烈要求放棄(鴉片)生產。……世界上有哪個政府會在一種錯誤地理解、錯誤地解釋的道德的基礎上，曾經放棄，或將會放棄一種對國家的開支必不可少的財源?」(2)

這段文字表露了鴉片貿易辯護者的內心世界。作者的邏輯很簡單:不要談什麼道德，只要看利益，沒有一個國家按照道德原則確定自己的政策，英國人如果基於道德原因而放棄鴉片生產，將是愚蠢的。同樣，要他們放棄鴉片貿易，也是基於「錯誤的道德基礎」上的主張。

四
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在遠離廣州數萬里之遙的倫敦也同樣進行。隨著鴉片問題的日趨擴大，英美社會那些懷有道德心和正義感的人士，也日漸關注這一問題。當時廣州的報紙報導說，「在英國和美國，反對鴉片的宣傳鼓動業已興起，這兩個國家都出版了大量反對這一貿易和吸食行為的出版物，人們還出獎金徵集反對鴉片的最好論文。」[22]在英國的鴉片利益集團和具有道德感的反鴉片團體之間，也很快出現了關於鴉片貿易問題的論戰。

關於在英國發生的鴉片問題的爭論，這裡無法進行詳細論述，僅對可以代表反鴉片力量的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和為鴉片利益辯護的撒母耳·沃倫的《鴉片問題》的論點分別作些介紹。

地爾窪(AlgernonSydneyThelwall)是英國的一名傳教士。他的名字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並不陌生，因為他作為英國反鴉片人士的代表，出版了著名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其他中國出版物提到過這本書，書名譯為《鴉片論》。這本長達178頁的小冊子內容豐富，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將與鴉片貿易有關的資料加以整理，主要有:各家對鴉片毒性的論述;英國的鴉片生產和對華鴉片輸出情況;對華鴉片貿易方式;中國政府對鴉片貿易以及對英人的看法。在將這些材料系統地加以整理後，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作為「陪審團」，對鴉片問題進行裁決。他認為英國人民的裁決將會證明他的觀點:「作為興奮劑或奢侈品吸食的鴉片，是一種使嗜好者的心靈、身體和財產走向毀滅的毒藥……這種毒藥被我們在東印度的同胞走私到中國，直接地、系統性地違犯並挑釁人類和上帝的法律，並證明中國政府將我們從愜意的、與其巨大的人口進行無限制的商業交往中排斥出去的行為是正當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我們複雜的仇恨、猜疑和蔑視，對待我們蓄意的傲慢和侮辱，都是合理的。」[23](PP129-131)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認真思考這些事實，並起來「抗議或阻止這種大規模的謀殺行徑」，「從現在開始，如果你不抗議這種罪行———如果你不竭盡努力阻止他們———你就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他們的夥伴，並(因你無心的默許)成為你的同胞緘默的同謀。」[23](P133)

這本小冊子的第二部分是地爾窪關於鴉片貿易的進一步評論。他認為英國人從事的這種集體犯罪，玷污了英國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榮譽和尊嚴，而中國禁煙政策對於英國這樣的基督教國家來說是一種嚴重考驗。[23](PP140-143)他再次重申，在華英人所控訴的他們在中國所受的種種「冤情」是鴉片貿易的後果這一觀點。[23](P139)地爾窪認為鴉片貿易表明還有更為值得深思的東西。對鴉片貿易這一罪行的反省「引導我們去考察我們對待印度人和中國人的整個行為」，進而思考英國人在東方犯下的「每一種罪行」;[23](PP148-153)英國人在鴉片貿易的狂熱中表現出來的「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精神特質，既使他們在將近200年的時間裡未能成功地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也使他們陷入到瘋狂進行鴉片走私的道德低谷，而「鴉片貿易的罪行在與中國人交往的過程中被當作我們的行為與性格的樣本」，這是英國人在對華交往中所遇困難的原因所在。[23](PP153-158)應該說，地爾窪揭示了英國鴉片商那種「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特點，的確在較深的層次上挖掘了鴉片問題的本質。

作為一名神職人員，地爾窪的言論可以說代表了基督徒的道德和良心，理應得到尊重。他的呼籲在英國社會也得到了熱烈回應，一時間湧現了大批的地爾窪擁護者。在1839-1840年，大量討論鴉片貿易是非的小冊子問世。以《對華鴉片罪案》為開端，在英國形成了頗具規模的關於鴉片問題的討論，也在一定範圍內形成了聲討鴉片貿易的社會氣氛。1840年2月13日，在英國政府加緊策劃侵華戰爭之際，倫敦的一批反鴉片人士成立了一個反鴉片協會。該協會在成立會議上通過了幾項決議，包括:「英國商人對華鴉片貿易侵犯了中華帝國的法律，為此目的在英屬印度公開進行的鴉片種植損害了英國的聲譽，對基督教的品格造成傷害」;同時，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它也是非常有害的，它干擾了英中之間的合法貿易，使這一貿易陷入危險;為此，應立即採取措施，在英國發起各種形式的反鴉片運動。[24]

但是，鴉片利益集團也不乏支持者，這些出版物中也包括為鴉片貿易辯護的作品，他們與反鴉片人士之間的交鋒，構成了鴉片戰爭前夕英國社會一場道德與利益之間的論戰。

在反對地爾窪觀點的人士中，撒母耳·沃倫(SamuelWarren)是比較突出的一位。他的《鴉片問題》(TheOpiumQuestion)也是具有一定影響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作於1839年底，在次年1月又進行了一些補充。它的主旨，是論證英國政府必須為義律繳給林則徐的2萬多箱鴉片承擔賠償或索賠的責任。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鴉片貿易的性質及評價的問題。由於站在鴉片利益集團的立場上，沃倫在談到地爾窪的書時說:「它對這一問題似乎確實採取了一種狹窄的、片面的觀點;完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實和由此可以產生的推論，而這本來是他和英國公眾都應明確予以關注的。」[25](P62)

沃倫認為地爾窪和反鴉片的英國公眾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實」。首先，中國政府和道光帝反對鴉片貿易，是為了中國的財政考慮，而不是為了道德問題。[25](P64)他引用了大量上諭和奏摺，來證明白銀問題才是禁煙的真正原因，而這又是不懂「政治經濟學」的結果。[25](PP72-73)其次，英國鴉片商人並非「走私者」。就像前面提到過的《廣州紀事報》的觀點一樣，沃倫認為「走私者」的定義不符合那些「最為傑出的英國商人———他們的名字在大不列顛、在印度，簡言之，在世界上每一個知道商業精神、榮譽和創新精神的地方都會受到尊重」。[25](PP77-78)他認為英商的行為都是在中國政府瞭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再次，鴉片不應僅僅被看作毒品，相反，「鴉片擁有最為不可估量的藥用品性」。而且它對中國人的毒害並非特別嚴重。在他看來，「我們在三億五千萬中國人中銷售的2、3萬箱鴉片，所產生的身體痛苦，決不會比在我們這個道德高尚的、幸福的國家公開地、不受指責地銷售的烈性酒所產生的痛苦多。」[25](P85)第四，對於地爾窪和其他人對英印政府策劃和管理的英屬印度的鴉片生產所產生惡果的抨擊，沃倫也進行了否認。[25](PP87-91)從這些方面來看，《鴉片問題》是一本全面反駁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的作品，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鴉片利益集團對於鴉片生產和鴉片貿易的辯護。

無論在廣州還是倫敦，這都是一場沒有結果的辯論。即是說，良心和道德並沒有從實質上影響鴉片貿易。就在英美反鴉片勢力起而抗爭之時，對華鴉片輸出仍在急劇增長之中。這個事實說明，傳教士們引為自豪的基督教道德，在鴉片利益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巨額利潤的誘惑使鴉片販子克服了對上帝的敬畏。《廣州紀事報》的一位作者厚顏地寫道:「在商業上正確的東西在道德上就不會錯:這是倫敦的一位商人領袖最近確立的基本準則」，(1)集中表達了鴉片販子的價值觀。在這場道德與利益的較量中，後者明顯占了上風。當英國炮艦在中國海岸挑起鴉片戰爭後，甚至一向譴責鴉片貿易的英美傳教士也放下他們一度認為至關重要的這場爭論，而將其輿論的矛頭對準他們原本認為較有道德的清政府。不過，儘管如此，在1830年代發生的這場道德與利益之爭仍然有其意義。它使肆無忌憚的鴉片貿易受到道德原則的鞭笞，使其骯髒的面目暴露在英美民眾的視野之中。在鴉片戰爭的硝煙散盡之後，英國正義輿論繼續對鴉片貿易進行撻伐。而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反鴉片行動，在晚清時期迄未中斷，並在19世紀末匯為頗具規模的社會運動，對煙毒氾濫的中國社會形成值得重視的影響。」

註解：
[18]Veritas，TotheEditoroftheCantonRegister[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19]OpiumTrade[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20]OpiumMonopoly[N].TheCantonRegister，December3rd，1839.
[21]TanChung，ChinaandtheBraveNewWorld，AStudyoftheOriginsoftheOpiumWar(1840-42)[M].Durham，NorthCarolina:CarolinaAcademicPress，1978.
[22]TheOpiumTrade[N].TheCantonPress，January18th，1840.
[23]A.S.Thewall，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M].Wm.H.Allen&Co.，1839.
[24]Opium[N].TheCantonRegister，June9th，1840.
[25]SamuelWarren，TheOpiumQuestion[M].London:JamesRidgway，1840.

（知史討論中的文章來源：
吳義雄：《基督教道德與商業利益的較量——1830年代來華傳教士與英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明清海防研究》第一輯，網址：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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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佐之才的周瑜為什麼變成了人品低下的庸才

歷史春秋網

作者：張苕
　　　　
周瑜形象的悲劇是由《三國演義》書中的悲慘命運、歷史與演義對比中的撕裂、以及歷史的大環境中的毀滅三方面共同形成的。

前 言

《三國演義》作為章回演義體小說成書已有數百年，是我國四大名著之一。其中塑造的四百多個人物形象，幾乎每一個都讓我們津津樂道。在這群雄逐鹿，英雄輩出的一百多年中，作者用或誇張或醜化的手法刻畫了諸多臉譜化的歷史人物，也為許多人物匹配了非常經典的性格與命運評語。諸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曹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而作為全書主要配角的周瑜，卻只得到了「既生瑜，何生亮」這樣具有明顯貶低色彩的人物命運之語。這與歷史上「性度恢廓」，有「王佐之資」的儒將形象大相逕庭。究竟是什麼造成了周瑜在大家心目中心胸狹小、忌才妒能的負面形象呢？在《三國演義》中，走向悲劇的周瑜又為何在大家心中也走向了悲劇？

壹

《三國演義》之中無法擺脫的悲劇

根據《三國演義》中對於周瑜的性格描寫與立場定位，周公瑾悲劇形象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

1、東吳沒有可以實現周瑜二分天下理想的實力與理由。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九回孫策託孤的片段裡，有這樣的句子「若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這裡可以明顯看出，孫策清晰地判斷出孫權不善於軍事鬥爭，只能夠保住東吳現有的地盤而不能夠更進一步。作者借孫策之口說出這個事實就是為了告訴讀者——孫權是個守成之主，整本書也不會讓他本人在軍事上有很大的作為。也就是說，書中的設定是孫策死後，東吳再也沒有進攻中原的實力，這與孫權「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的後續做法是一致的。

在《三國演義》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強烈的擁劉反曹傾向，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後，是漢獻帝的叔父，由他來實現匡扶漢室的理想名正言順。戲劇需要衝突，那麼劉備的對手也自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企圖指染神器的曹操。曹魏和蜀漢都能夠與漢政權構建合法性上的繼承，而東吳於漢政權而言始終是君臣關係。在這樣的安排下，東吳的孫權就變成了一個沒有明確定位甚至缺少存在感的角色，那麼東吳自然也沒有爭霸天下的理由。

再來看周瑜出場時對孫策說的「某願施犬馬之力，共圖大業」，就變成了悲劇的伏筆。所以周瑜是一個身處注定悲劇的陣營，為了心中理想而徒勞努力的年輕人。

2、東吳政權核心的年輕化與以周瑜為代表的孫策舊部之間有權力矛盾。孫權上位後，逐步籠絡了自己的一班勢力，比如周瑜推薦的魯肅、還有後期取得夷陵大勝的陸遜等人。在書中，這群年輕勢力多處受到舊部的阻礙，掌權之路並不順利。比如張昭說魯肅「肅年少粗疏，未可用」。包括書中對赤壁之戰東吳文臣諸多阻攔的描寫，也說明了作者在東吳方面的故事主線是孫權如何在一眾元老之中扶持自己勢力，從而達到切實掌握政權的目的。那麼作為孫策舊班底中最被重用的周瑜，客觀上就是東吳政權年輕化的阻力。這樣他本人的悲劇色彩又加重了一筆。

3、性格缺陷導致能力不能完全發揮。書中對於周瑜描寫最多的就是他同諸葛孔明之間的智鬥。比如初見時，周瑜想要諸葛亮去烏巢劫曹操的軍糧，借曹操之手除掉孔明。但孔明立馬點破借糧必然被擒的結果，讓周瑜不得不自引軍去斷曹操的糧道。此時周瑜自負妒忌的性格完美地反襯了大度機智的諸葛孔明。之後在為難孔明交十萬隻箭未果後，周瑜帶兵埋伏，欲在孔明借東風之後將其殺掉，卻早已被孔明知曉，孔明讓趙雲守在江邊從而完美脫身。這些行為又使得周瑜容不得人，不顧大局的形象躍然紙上。當然，在「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書中周瑜有著很強的個人能力，但是心胸狹窄、恩將仇報和忌才妒能的性格讓周瑜不能掌控全局。他想殺諸葛孔明既是公怨——「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其計畫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又是私仇——「此人如此多謀，使吾曉夜不安。」這樣的公私不分使得周瑜始終未能發揮出真正的能力，反而被諸葛亮以三次棋高一著的勝利而氣得口吐鮮血、金瘡迸裂而死，如此無能為力的結局實在是悲劇。

4、戰爭年代個人的渺小與無奈。無論是周瑜還是諸葛亮亦或者是劉備和曹操，都是那個年代的英雄。他們都想要建功立業，想要成就一番事業。戰爭給予他們施展才華的機會，他們在金戈鐵馬的戰場上縱橫廝殺，在一方天地裡指點方遒，然而誰也沒有辦法憑藉一己之力拯救這亂世。魯迅先生曾說「悲劇就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戰爭就是將這些英雄們的壯志豪情展現給我們這些讀者看，讓我們與他們的義無反顧執著追求產生共情。然後看著英雄在戰爭中一個接一個地走向毀滅，將他們之中最有價值的感情毀滅在大時代的無情之中。這就是英雄人物悲劇的內核——求而不得，飛蛾撲火。

貳

隨著時代變化而逐步走向負面的形象

在陳壽的《三國志》中，陳壽對於周瑜有著諸多讚美性的語句，他的形象也是非常正面的。「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正是陳壽對於周瑜的評語。陳壽是西晉王朝的官員，而西晉承自曹魏，所以《三國志》中尊曹魏為正統。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晉早已滅亡。就有很多人對於三國中的正統地位提出異議，比如北宋的蘇軾曾在《涂巷小兒聽說三國語》中提到：「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由此可以看出，北宋時期的民間話本裡就已經有擁劉反曹的傾向了，那麼可能對於《三國志》中的立場就以相反的態度看待了。東吳就成為了遊走在善惡之間的角色，周瑜的形象也遭到了諸多加工。比如宋代話本《三國志平話》和元代雜劇《劉玄德醉走黃鶴樓》中，周瑜因為襯托主要角色而被加工成了一個只是貪戀美色而無所作為的反面角色。

到了南宋，政府偏安一隅，為了彰顯自己宋政權的正統性，朱熹寫了《通鑑綱目》，強調了尊劉反曹的思想。他本人是宋代最出名最有權威的大儒，自此擁劉反曹的思想深入人心，那些帶有擁劉反曹思想的話本一下子就擁有了更多的可信度，周瑜確立了在市民階層眼中的負面形象。《三國演義》成書在元末明初，元朝入主中原的近百年，在異族統治下的漢族文人得不到重用、懷才不遇，民族矛盾空前嚴重，他們將對朝廷的不滿發洩在文字創作中。他們尊蜀漢為正統也正是對於漢族正統地位的呼喚。

周瑜歷史形象與演義形象的反差讓現在的讀者更為其感到悲劇。年少成名，容貌出眾，多才多藝，風流儒雅，甚至屢建奇功，卻在大眾心中是個脾氣暴躁，目光短淺的小人形象，這實在是周瑜個人歷史的悲劇。

結 語

周瑜形象的悲劇是由《三國演義》書中的悲慘命運、歷史與演義對比中的撕裂、以及歷史的大環境中的毀滅三方面共同形成的。雖然《三國演義》醜化了周瑜的性格，但是也豐富了周瑜的人物形象，讓周瑜作為歷史人物的知名度遠遠大於各時代的明君賢相，促使了更多人瞭解和研究周瑜。兩種形象的強烈對比也讓周瑜這個歷史人物充滿了色彩，得到了無與倫比的戲劇張力。

「一張薄紙也可分正反兩面，箭垛也都能兩邊承受羽箭。一方面事情取決於人的策劃籌謀，一方面上天早把命運鑄就。哪裡能找到一枝生花妙筆，一張紙上寫盡這兩層道理？」不可置否，羅貫中等人在對於周瑜這個人物形象上存在想要兼顧民間話本與歷史形象的兩重考慮，他們想要盡善盡美，但終究不可能做到完美地無縫銜接。魯迅先生說「孔明多智近妖」，書中的人物不止周瑜一個出現了誇張又不合邏輯的矛盾，但瑕不掩瑜，《三國演義》依然是老少咸宜的經典。

參考文獻：
1、陳壽《三國志》
2、羅貫中《三國演義》
3、石觀海《中國文學簡史》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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