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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位作家閱讀另一位作家的生命史：#吳明益 讀 #克瑙斯高《我的奮鬥》】

「為了寫作將他人的人生傾巢寫出，如果角色交換，我會說這必將是周遭之人的惡夢。」

吳明益收到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的「自傳性虛構小說」《#我的奮鬥》時，他想：「這樣的寫作模式帶有某種危險性，因為總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人生任何一部分被陌生人閱讀並且品頭論足吧。」

隨著閱讀的開展，他漸漸愛上了《我的奮鬥》的敘事（特別是第一本），愛上他的毫無節制、囉唆、猶豫不決，以及冷靜的，屬於北歐色彩的感傷與銳利分明。

「也許是因為到了這個年紀，我已經明白了人生毫無停頓，也不能簡寫。當然，也明白了人不會同意（或不同意）另一個人的全部。

於是我回信說我會寫篇感想（而不是導讀），並且說明我會提到對這部作品的一些負面感受。在交稿前我讀了第二遍，漸漸明白了，我對這兩本作品的負面感受很有可能也是對同樣身為作家的我自己的負面感受。」

根據國外媒體的報導，從第一部作品的出版後，克瑙斯高父親那方的親友就提出了法律行動，而他的妻子也再次陷入嚴重的憂鬱症。據說克瑙斯高因此修改了一些人物的名字，刪除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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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人的生命寫得讓異性感受到同步的震撼】
　
1.
森林是大海的戀人。
水是山心裡的祕密。
　
兩個女人將近二十年間，由女孩而女人，一路由山而海，由海而山，互相經歷了始終相對又相呼應的生命曲線，各自得出一句結論。
　
張卉君是埔里人，劉崇鳳的老家在美濃。
　
近山的張卉君，大學時和花蓮的海邊結緣，畢業後去了美濃社區工作，再去花蓮當了海洋的導遊和護衛者，現在回到台南。
近海的劉崇鳳，大學就加入登山社，進入山的世界，畢業後去了花蓮和台東的海濱居住，現在回到美濃的農村定居。
　
她們兩人從成功大學的交會開始，從此是同學，是旅伴與閨蜜，也有了生命的對話和對照，最後交織出《女子山海》這本書。
　
2.
吳明益在書前的『導讀』裡，如此介紹：
　
『《女子山海》正是崇鳳與卉君以往復信件形式來表現這些年來她們信仰、懷疑、轉變的剖白，對我來說，這是她們的真情寫作、身體寫作。沒有之前作品的包袱(環境運動者的身份、登山嚮導的身份……)，不掉書袋，重點放在敘說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記憶，引出自己轉變向「非文學科系式」 的人生，而又深深受文學影響的生命經驗。 ..........
　
『她們有時寫著自己的經歷，有時寫出對對方的想像，寫到面對自然時的寬闊、陰暗、死亡與救贖， 偶爾觸及到生而為人與其他生物的差異，以及投入人世時對教育與改變他人觀念的思考。她們的作品都還提到「組織」。組織如何吸引、消磨熱情，卻也打磨她們的思考與行動。組織不是必要之 「惡」，而是必要之「痛」。組織讓她們打消念頭，也促成行動。
　
『這正是我要說的，卉君和崇鳳作品裡的價值。她們兩位或許在三十年前，都會發育成臺灣女性散文家所追求的:談論成長經驗(如《擊壤歌》)、以詩詞文學做為抒情的聯想(如簡媜早期作品)， 或是追求某種優雅文化的美學(如林文月的作品)。但她們同樣以女性觀點出發，面對的卻是野地 與野性，時而多感傷情，時而天真爛漫，時而包容孕育，時而帶出她們以性別出發的批判性。同樣這裡頭的文學思考，體質卻已大不相同。
　
『崇鳳談到雌性之美，香與髒的辨證(傳統我們總把前者歸給女性，後者歸於男性)、一般人對山間嚮導的刻板性別形象。卉君則以自身投入環境運動，時常被以性別的角度特殊看待的經驗，思考自己脫下「公鹿角」的過程。她們意在訴說，一個少女、女人、情人、妻子、媳婦，同時也是一個嚮導、 農務者、 團體的執行長時，看待事物的方式有何特殊之處，而又是如何演化出她們此刻的視野。
對我來說，這就是《女子山海》的魅力。』
　
3.
因為行動不便，我始終和山難以親近。所以讀這本書，先注意到她們各自寫的山。
　
卉君跟山的結緣，和她曾經在私立高中因為留級而待了四年的苦澀青春有關。
　
『我可能永遠都忘不了某次段考後我站在四面封閉的校舍頂樓，望著如蟻列般密密麻麻的放學人潮，手裡緊抓著敬陪末座的全校排名成績單，胸口那股幾乎要爆裂的憤怒感—— 那一刻連風都不在，而我曾經想一躍而下，以全然破碎的肢體瞬間攪亂四方校舍僵直堅硬的規訓，是不是，有可能藉此逃逸出屬於自己的自由路線呢? 』
　
她始終沒有真的那麼做的勇氣，但慶幸的是她可以在假日時逃回山裡。
　
『不知道會去到哪裡，也不知道終點何在，只是感受著山的起伏，時高時低地將呼吸融入地形的曲線之中，有時費力有時輕鬆，直至前方無路，我硬是用雨靴踏踩半身高的芒草，隨手撿起一根斷木為杖，試圖劈斬出屬於自己的道路，每一步都顫抖又篤定， 就這樣一直走到雙腳失去知覺自動邁前，腦部出於每一秒的直覺選定下一步的方向，胸口的腫脹感隨著腳掌的踏步被土地一點一滴吸收了，才頹然地躺平在坡地上喘息........
　
『 我睜眼望著各種葉型交織滿布的天空，它們站得那麼密，卻容得下風，風一來它 們搖曳，便讓出了天空，滲進一絲絲的陽光，如同救贖。我不是忠誠的信徒，不特別信奉任何一個宗教，但那一刻我匍匐於山的氣習裡，臣服於它的靜偕之中， 淚如泉湧。
　
『我從不知道山有多高，然而它們始終巍然而立，溫暖堅定，未曾在我生命之中位移。』
　
劉崇鳳則如此總結了山給她的依歸：
　
『自小父親母親嚴格控管我的活動範圍，女孩子家不可以隨便到處亂跑，我背離了他們；婚後與夫婿攜手返鄉耕種，卻三天兩頭就不在家，面對留在客庄守著老家 守著田的丈夫，我不免內疚;而不知何時，臺北的婆家成為我的休息站，公公婆婆時常見我背著大背包來去如風，我不及細想他們如何看待這失控的長媳，我不敢想。
　
『時常，我難以自處，我該符合誰的期待?做好哪些本分?........』
　
然而，面對她的困惑，山始終在那裡，什麼也不說。
　
『林間散步時我仰望幾棵玉山圓柏，看祂們的枝幹在風裡起舞，即便糾結，也高聳伸向天際。爬到一根大倒木上呆坐，被這雖死猶榮的中空和偉岸完全折服，只是靜靜在森林裡漫步，就找回信心。一股巨大而古老的安定之力扎進身體裡，似乎再難的人生課題都能在老圓柏的生存智慧中迎刃而解，偶爾，我會在那樣浩瀚的安靜裡，怔怔落下淚來。
　
『接受自己就是這麼纖細善感，我看向圓柏，是祂們認出了這樣的我。 山時時刻刻提醒著，無須輕易隨外界起舞。自然界中上萬種生物群相，沒有一種是多餘的、麻煩的、不應該存在的。』
　
4.
我從小也生長在一個港都，所以比較可以更貼近一些體會兩個女人對海的書寫。
　
『怎麼那麼好，生在四面環海的島嶼之上。』劉崇鳳寫道。
　
但她雖然出生在鳳山，卻因為父母來自環山的美濃，所以在她童年的記憶中，對於海先學到的是害怕，記得的，是海很危險。
　
到她十八歲，讀大學之後，才有機會自己騎機車，去「黃金海岸」，親近海。從此「愛上大海不止息翻覆的力量。什麼都可以容納，也什麼都可以失去。」
　
因此她「難以自持地讀起各種航海日誌、海洋散文或小說」，可諷刺的是，學校沒有航海社，所以她只好加入登山社，負著背包走入森林的海洋，成為山的信徒。
　
不過她終究啟動了一個長期的願望：到海濱生活。從大學期間只要有長假就去東岸短居，到後來去花東扎扎實實旅居九年，滿足了海濱生活的願望，才和男友結婚，回到美濃種稻。
　
張卉君感慨她和劉崇鳳對海的感受並無二致，「來自於臺灣長久以來海洋教育的缺席，根著的恐懼讓我們只在遠遠看望大海的時候想像她，卻不敢輕易走入她。」
　
國中的暑假，他們家去澎湖旅遊，卉君有了第一次潛水的經驗。她寫自己對海的初體驗，十分動人：
　
『也許是在嗆水時吞了幾口苦鹹的鹽水，與海交換了體液；抑或是在浪裡掙扎亂踢的瞬間皮屑刮在了鋒利的珊瑚礁上，留下了基因的線索，總之海神一定記下了我 的體味，順手黏貼了一片透明的魚鱗在我的身體裡，作為標記。』
　
大學，卉君去花蓮參加了海上解說員培訓，從此和大海結了更深的緣，再到幾年後她從流浪中回來，回花蓮擔任起當年培訓她那個單位的執行長。她從更深的層次認識海洋，不只成了導遊者，也是教育者和護衛者。
　　
6.
在劉崇鳳的後記裡，有一段文字提到我第一次聽她們簡報寫作構想的場景：

『卉君滔滔不絕於敘述臺灣海洋與山林的現況，郝明義先生耐心聆聽，聽到一半冷不防拋出問題:「情感，妳們的情感呢?」、「要寫下愛啊！」郝先生說完，轉著輪椅出去。我呆愣兩秒，看向完全傻住的卉君，哈哈大笑。』

我不太記得當時是怎麼說的，但願意說一下我讀到崇鳳寫她在美濃開辦一個「溪女」 工作坊那段落的感受。

參加那個工作坊的，有二十個來自島嶼四面八方的女人。有三十歲背著吉他而來的女生，有四十歲騎著機車抵達的女子，有五十歲預計搭便車而走的女人。

『幾個夜晚，我們圍著生命低低絮語，女人的故事很長，如河流一般，有時說著說 著，不知怎麼眼淚就流出來，哽咽地吸吸鼻子要吞回去，「流下來吧，沒關係。」 另一個女人拍拍她的肩。........

『最後一個晚上，收拾行囊，決定去溪邊過夜。 「想要火。」一個女人說。

『又是臨暗時刻，戴起頭燈，四散撿柴，手鋸木頭的聲響在暗夜中明晰地響起，這 場景似曾相識……而我不再是一個人，一群人有明晰的意念與方向。

『火苗在她手中擦撞出來，翻轉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不再孤苦無依，冬日會遠去， 春天還會再來，如同黑夜的存在是為了迎接白日到來。每一個女人拾一根柴薪添 入，火壯大了，輝映著彼此的臉。

『是夜，圍著火的女人們不知怎麼了，沒有酒卻像醉了一樣，一一脫口而出心裡深 處不輕言的故事。像深埋在水底的石頭終於鬆動、又或是存放太久的木頭突然起 火燃燒，那些痛苦煎熬的情感或戲劇化的人生遭逢，都在這一夜獲得釋放。

『明明是悲慘人生，卻只聽聞女人不停不停大笑，張狂放肆。幽默如海岸成片的鵝卵石，在洶湧的情感大漲潮之後，嘩啦啦啦退去時我聽見石頭與石頭間清靈細碎 的聲響，滌洗過去每個倉皇失措的暗夜。

『沒有評價，無條件接納，我擁抱我潰堤的水壩。』

我要說的是，讀到這裡，我也不由自己地眼前都模糊了。

她們把女人的生命寫得可以讓異性感受到同步的震撼。

書的封面上，有一行字：『我愛山，也愛海，我愛我們是女生。』
她們確實都寫到了。

7.
讀完書後，我打電話給張卉君，問她離開海，離開黑潮基金會執行長的位置之後，回台南做什麼。

她回答我：

『我覺得離開組織有一個背後的實驗是想鬆綁自己，過去是以一種組織的方式在動員跟做環境議題，如今回到個人身份時，我如何從自我生命出發，成為一個以個人為主體的能動者，更自由、更靈活，也更純粹，我想繼續追求這樣的熱情，所以給自己在最高峰的時候從組織腳色裡引退，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祝福卉君以及崇鳳的女子山海更加遼闊。

▋專訪 #聞天祥：永遠需要新的定義與想像，因為是電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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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來，所有關於金馬獎的討論，自然避不開中國這一題。2019 年，中國國家電影局宣布暫停參與金馬、自我禁賽，遭此衝擊的不僅是原先可能的報名與入圍者，還有受邀的評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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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金馬公佈杜琪峯擔任評審團主席不久後，杜即因受限工作合約而請辭，執行長聞天祥說：「我們沒有任何怨言，本來就要考慮業界的處境，所以當下就決定不公佈其他評審名單，擔心有某些力量對他們施壓；到了今年，是等需要隔離的評審都已抵台進行隔離，就把名單公佈，也因為要算好出關時間，所以花最多時間在改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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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因素和疫情影響下，以往複決選的外籍評審人數大致落在五到八位，近兩年縮減至三位，少了一些不同文化的觀點，會如何反應在評選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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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個評論說，是因為台灣片那麼多，才會都是台灣片得獎。這是完全錯誤的推論，通常對台灣片最嚴苛的都是台灣評審，因為太近了，沒有因距離產生的⋯⋯誤會，不是美感。以前很多中國、馬來西亞片都是死在自己人手上，台灣也會這樣，不會因為外籍評審少了，台片就獲利，而是會遇到更嚴格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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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只要觀察評審組成，就能推導出得獎名單；依他經驗之談，則是只要替換一兩位評審，無論國籍，結果都會不同。本屆刻意邀請了作家吳明益做決選評審，不負聞天祥期待，他的確提出以往評審台上少見的觀點，多元性不一定得來自國籍。金馬畢竟是台灣辦的獎，以台灣評審為主體合乎情理，亦是現任執委會主席李安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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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是動盪的，政治時局與身份認同時時處於劇變當中。對於誰是華語創作者、什麼是華語片，金馬獎最早劃定的範圍是台港，後來擴及台港中。聞天祥細數演變：杜可風 1983 年拍了《海灘的一天》，卻因外籍身分無法角逐獎項，到了 1994 年這已不再是問題；1996 年《陽光燦爛的日子》是 100% 中國片，但由香港片商來報名就被接受，限制打破之後，發覺沒什麼不可以，規範就逐步拓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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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全文請見：https://bit.ly/2VYhp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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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放大自己的可能」原就是金馬的傳統，「大家看到『華』好像就往『大中華主義』去聯想，我覺得怎麼一直在文字上打轉？如果有人能想到更好的名詞那 OK，『華語』只是方便歸類，我們並沒有被限制住。金馬被政治化討論的時候，對我來講很多評論者並不關心電影本身，也不太尊重電影，只不過把金馬用在對他們有利的政治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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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希望更從台灣本位出發」的聲音，他拿出具體事證，說明電影人與作品的真實互動關係，「《爸媽不在家》的陳哲藝、《路邊野餐》的畢贛及《南巫》的張吉安，這些亞洲各國的新導演都受過侯導深刻的影響，為什麼不願意去包容跟接納這件事情呢？電影情感那條線，盤根錯節，它延伸出的可能性，遠遠超過太小看電影的某些人所能想像。電影的動人，不是狹隘的地域、國族觀念營造出來的，那真的就是電影自身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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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吹捧或打壓，恰是說明金馬的重要性，正因為那麼被在意，更要堅守原則，原則和精神明確擺出來，無論如何都會有一群人清楚知道他為什麼來參與，就像本屆最佳男主角入圍者李國煌對他說，「來到金馬真的開了眼界，有種做電影是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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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天祥補充，自從金馬開發了自己的售票系統後，開始有香港、中國等地的影迷專程飛來台灣看影展，雖然這兩年情勢比較緊繃，去年仍有中國影迷假借醫美團名義前來，「亞洲電影觀察團」也有中港人士願意自負機票住宿參加，國際口碑不在話下。堅持自己的路，自然會有欣賞自己的人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