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謀總長沈一鳴等將領殉職立刻為世界各大媒體報導，除了中國媒體幸災樂禍、側翼見縫插針與柯文哲例行性的無知刻薄之外，臉書洗版的幅度也相當驚人，對於去國已久的我來說，這恐怕預示著凍土之下新芽的初生。
注意到優秀將領沈一鳴出自一個相當幼稚的原因：在我成長的年代，由於缺乏網路，日常生活中幾乎從未遇見同為沈姓的朋友，唯有古龍的《大俠沈勝衣》差可告慰。
那像今日網路發達，網路上時不時總能見到沈伯洋、沈旭暉、沈榮津與沈一鳴等同宗人士。
過去的年代中，不僅台灣軍人的社會地位不高，連中科院等軍方研究機構，也往往被認為比其他的研究機構更遜一籌。當時台灣人對軍人的態度恐怕會令很多國家的人大吃一驚，美國不僅不時在大眾媒體強調軍人地位的崇高，一般美國人對於五角大廈的第一印象，也多是高科技等正面態度，更在通俗作品中，與外星人、外星科技與超級英雄連結在一起，美國軍方的公關活動，如芝加哥例行的水上與空中秀所展示的新型戰機與戰艦，也大抵是循著這個大眾印象鋪陳。
台灣過去軍人地位低下，加上人民義務役從軍時無盡打掃活動與充斥表面工作的高裝檢，使得「好男不當兵」不僅只是一句俗諺，更造成了軍方人力素質的低下，人民對軍隊素質失信心，如此惡性循環、週而復始。
但是去國多年，我驚喜的發現，過去那個陳舊的、古板的、落伍的軍方形象，正逐步脫落，吳怡農自耶魯大學畢業、放棄香港投行高薪與美國籍，毅然回到台灣從軍，並且投入國家安全、軍事等相關領域，獲得極為正面的評價；沈一鳴驟然過世固然是台灣軍方極大的犧牲與哀痛，但是網路上各種正面的評價與致敬，凡此總總，都令我感到台灣人民對軍方的印象，正經歷極為重大與關鍵的轉變，有望因此改變軍方人力素質與人民對軍事支持的決心，這無疑也是台灣安全最重要的屏障。
更重要的是，從川普改變美中關係的根本結構之後，美國通過一系列友台法案與台灣近日通過的《反滲透法》、國艦國造、F16維修基地等消息看來，台灣軍方與民間的關係，也許有機會經歷美國等西方國家二次大戰後的轉變趨勢。
以我比較熟悉的半導體相關產業為例，即使不注意產業新聞的人也聽過良率對於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但是從貝爾實驗室蕭克利發明半導體之後，半導體是如何走出實驗室形成一個產業的呢？
故事要從二戰時英國圖靈為了破解德軍密碼開始說起，戰後西方國家的軍事體制與國家角色經歷根本的變革，與此同時，不僅是核彈技術的發展與彈道飛彈的興起，都大幅增加了計算的需求，因此美國軍方開始大力支持電腦產業的發展。
但是沒有半導體晶片技術的進步，也就不會有電腦產業的高速發展，因此美國軍方開始大量支持半導體產業。今日台灣人都十分熟悉台積電為了達成規模經濟所需要龐大的資本支出，以及良率的提升才能達成商業化的要求。但事實上，當時這些條件在美國都不存在，即使是仙童半導體的八叛將紛紛開花結果，但是平均而言，這些半導體廠商的生產規模都很小，而且因為規模小，如亞當・斯密所言，也就限制了產業分工的程度，台積電的代工模式也絕無生存之可能。
這時真正促成美國半導體產業成型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國軍方。美國軍方不僅利用最高時達到美國全國三分之一的研發預算支持高科技的發展，更提供了少量多樣的市場，促使半導體產業得以生存，才有今日的英特爾、三星、台積電或是高通。
比方說NASA和USAF於1962年分別支持Apollo計畫和Minuteman Inter-Continental彈道導彈的積體電路， Apollo計畫訂購了200,000個IC，其中的良率僅有25%，本來在商業市場上絕無存活的可能，而且其中有十年的時間，開發成本由美國軍方支付，拜美國軍方之賜，使得美國半導體產業度過最為艱困的產業形成初期的障礙。
事實上美國軍方的角色後來依舊重要，1980年代國防部發起了超高速IC的計畫（Very High 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VHSIC)。1982年美國軍方資助了70% 超級電腦的研發，並且在1985年，購買了一半的Cray電腦，其實八〇年代美國軍方總計支付了25%的電腦與電子研發費用。凡此種種，經常是幼稚右派迷信市場而忽略的道理。
希望從沈一鳴到吳怡農、從美國國會到台灣立院、從美國五角大廈到台灣軍方，這不僅象徵著一個新的台灣軍方形象的興起，也代表著台灣軍方與民間合作方式的勃興，或可告慰一生戎馬的沈一鳴將軍在天之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