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聞天祥：永遠需要新的定義與想像，因為是電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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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來，所有關於金馬獎的討論，自然避不開中國這一題。2019 年，中國國家電影局宣布暫停參與金馬、自我禁賽，遭此衝擊的不僅是原先可能的報名與入圍者，還有受邀的評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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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金馬公佈杜琪峯擔任評審團主席不久後，杜即因受限工作合約而請辭，執行長聞天祥說：「我們沒有任何怨言，本來就要考慮業界的處境，所以當下就決定不公佈其他評審名單，擔心有某些力量對他們施壓；到了今年，是等需要隔離的評審都已抵台進行隔離，就把名單公佈，也因為要算好出關時間，所以花最多時間在改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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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因素和疫情影響下，以往複決選的外籍評審人數大致落在五到八位，近兩年縮減至三位，少了一些不同文化的觀點，會如何反應在評選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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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個評論說，是因為台灣片那麼多，才會都是台灣片得獎。這是完全錯誤的推論，通常對台灣片最嚴苛的都是台灣評審，因為太近了，沒有因距離產生的⋯⋯誤會，不是美感。以前很多中國、馬來西亞片都是死在自己人手上，台灣也會這樣，不會因為外籍評審少了，台片就獲利，而是會遇到更嚴格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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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只要觀察評審組成，就能推導出得獎名單；依他經驗之談，則是只要替換一兩位評審，無論國籍，結果都會不同。本屆刻意邀請了作家吳明益做決選評審，不負聞天祥期待，他的確提出以往評審台上少見的觀點，多元性不一定得來自國籍。金馬畢竟是台灣辦的獎，以台灣評審為主體合乎情理，亦是現任執委會主席李安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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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是動盪的，政治時局與身份認同時時處於劇變當中。對於誰是華語創作者、什麼是華語片，金馬獎最早劃定的範圍是台港，後來擴及台港中。聞天祥細數演變：杜可風 1983 年拍了《海灘的一天》，卻因外籍身分無法角逐獎項，到了 1994 年這已不再是問題；1996 年《陽光燦爛的日子》是 100% 中國片，但由香港片商來報名就被接受，限制打破之後，發覺沒什麼不可以，規範就逐步拓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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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全文請見：https://bit.ly/2VYhp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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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放大自己的可能」原就是金馬的傳統，「大家看到『華』好像就往『大中華主義』去聯想，我覺得怎麼一直在文字上打轉？如果有人能想到更好的名詞那 OK，『華語』只是方便歸類，我們並沒有被限制住。金馬被政治化討論的時候，對我來講很多評論者並不關心電影本身，也不太尊重電影，只不過把金馬用在對他們有利的政治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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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希望更從台灣本位出發」的聲音，他拿出具體事證，說明電影人與作品的真實互動關係，「《爸媽不在家》的陳哲藝、《路邊野餐》的畢贛及《南巫》的張吉安，這些亞洲各國的新導演都受過侯導深刻的影響，為什麼不願意去包容跟接納這件事情呢？電影情感那條線，盤根錯節，它延伸出的可能性，遠遠超過太小看電影的某些人所能想像。電影的動人，不是狹隘的地域、國族觀念營造出來的，那真的就是電影自身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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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吹捧或打壓，恰是說明金馬的重要性，正因為那麼被在意，更要堅守原則，原則和精神明確擺出來，無論如何都會有一群人清楚知道他為什麼來參與，就像本屆最佳男主角入圍者李國煌對他說，「來到金馬真的開了眼界，有種做電影是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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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天祥補充，自從金馬開發了自己的售票系統後，開始有香港、中國等地的影迷專程飛來台灣看影展，雖然這兩年情勢比較緊繃，去年仍有中國影迷假借醫美團名義前來，「亞洲電影觀察團」也有中港人士願意自負機票住宿參加，國際口碑不在話下。堅持自己的路，自然會有欣賞自己的人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