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上的眷村聚落】 #康樂市場
康樂市場得名於康樂里,原址位於今南京東路、林森北路口的康樂公園與林森公園,舊時屬三板橋一帶,日治中期劃分為三橋町,是當時日本人的共同墓地,比如第七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就曾安葬於此。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大量軍民湧入臺灣,但本地沒有足夠空間可供收容,無法獲得安置的底層移民只得自力救濟,任意尋找空地搭建平房、依群而居,逐漸形成了非列管眷村,其中有一批人便在當時的三橋町共同墓地住了下來。
勉強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後,居民為謀生便開始擺起各式各樣的攤販與生意,而隨著臺北這座城市的快速發展,康樂里搖身一變成了都市中心,並在外地尋求發展機會的人不斷加入下,聚落規模日漸擴大,康樂市場也愈見繁華,據1996年市政府統計,共有一百七十四戶攤商。
然而早在1956年,臺北市政府便依日治後期的都市計畫將此列入公園預定地,雖有居住事實在前,但雜亂、缺乏規劃、不符法規的康樂市場終不免被認定為違建,基於公共安全及城市發展,自1980年代起便不斷傳出市府有意拆遷的消息。
1997年時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終於下定決心拆除康樂市場,同時也引發了臺灣首次大型的反迫遷運動,但在市府的強力執行下,康樂市場最終在一個不斷失火的夜晚後被拆除,而部分攤商則轉往欣欣百貨鄰近巷內的金財神大廈,繼續以康樂市場的名義營業,但如今已漸沒落。
康樂市場曾是導演萬仁在《蘋果的滋味》、《油麻菜籽》、《超級市民》、《超級大國民》等電影的取景之地,反映了城市底層人民的生活,也展現了無窮的生命力;它記錄了來臺軍民的顛沛流離,也接納了北上打拼的中南部民眾,最後卻在都市發展的名義下,使這些居民不得不再次離開。
#都市發展史 #城鄉遷移史
#聽說有些屋子裡就有墓碑
#現在已完全看不出原樣了
#報時光UDNtime
歷史新聞
【1997-02-23/聯合報/16版/台北人】
超級市民 前途茫茫覓家園
面對即將拆遷 十四、十五號公園地上
千餘戶居民 面臨著「天人交戰」的惶惑
【記者楊金嚴】農曆年剛過,一般市民還沈浸在過年氣氛中,不過年初五市府一上班,社會局社工就開始調查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居民的安置意願,隨著公園開闢時間日益逼近,兩公園預定地上居民都知道,這次是真的要離開這個住了數十年的「第二故鄉」。
走在林森北路上,兩邊不少商家都貼出結束營業大拍賣的海報,希望在地上物拆遷前將存貨出清,因不少商家是租的店面,對公園拆遷大都沒有意見,像在林森北路南京東路口賣仙草的老闆就說已準備搬了,否則能怎樣?
陳才根故事 引發共鳴
曾被電影「超級市民」當做題材的十四、十五號公園用地,進入兩側低矮的巷內,有的住戶已在打包,一些高齡的老人則仍坐在室內,面對將被拆除的房子,及未來要開始的新生活,頗有前途茫茫之感。
目前兩公園內有一千零八十九家住戶,住戶中有高齡的榮民,也有三四十歲由中南部到台北打天下的本省人,因為戰爭、婚姻,讓這群人聚集在這裡,近五十年來,這群人歷經時代的大變動、兩岸的變化,目睹了台北的成長,早年台灣仍有省籍情結時,這兒早已默默的進行著省籍融合。
過年前關心兩公園拆遷的都市計畫學者,在十四號公園外的人行道舉行守歲活動中,放映以十四號公園內老兵陳才根由大陸至台灣轉戰一生經歷紀錄片,引起不少人共鳴。
其實在兩公園內,五百多名七八十歲的榮民,都有和陳才根類似的經驗,每人都經過了戰亂,目睹了生離死別,在九死一生中輾轉才到台灣,不過在離開軍中後,因為沒有一技之長或是學歷不高,只好在社會底層中求生存,睡在日本人的墳墓上活了下來。
生活雖貧苦 彼此照顧
最早到林森北路左側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的山東人,從小在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長大的康樂里長禚淑雲說,她父親以前是國軍五十軍的尉官,卅八年大陸逆轉,五十軍經海南島轉進來台,眷屬隨部隊撤退到台北時,在舉目無親下只好住在當時只有墳墓和草叢的「郊外」。
稍後不少離開軍中自謀生活的老兵,在互相聯絡下,以山東人為主的卅二軍、五十軍的長官、部屬,不少人都住入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稍晚到的江蘇、福建籍老兵,則住在對面十四號公園預定地內。
老兵們開始新生活時,因為沒有一技之長,大都以拉三輪車或是賣饅頭為生,生活都相當辛苦;禚淑雲記得小時候,家裡地面是黃土,下雨時雨水潑進來,地上滿地泥濘,雖然生活辛苦,但彼此相互照應,共同度過艱苦的歲月。不過這群人生活雖不富裕,在中美斷交,各界舉行捐款購機運動時,康樂里是中山區各里中,捐款最多的。
在十五號公園預定地巷內做包子的呂作雲太太說,和呂結婚時丈夫身上只有六百元,如果有錢早就搬走了,誰想住在這種地方,已八十多歲的呂作雲也不反對公園更新,不過擺在眼前的也是房子拆後,不知要住那裡,只好向市府求助。
七十二歲的丁學故說,不少鄰居曾回鄉探親,但發現在相隔數十年後,不只兩地生活、觀念已差距太大,加上他們在台的生活不是很好,大陸親人也不見得歡迎,想回大陸的不多。
十四號公園預定地新生北路二段二八巷內的李金方,民國四十二年在離開部隊後,進住當地時,周圍到處是草叢,旁邊還有豬圈,他太太說,後來因為見到鄰居沒有住的地方,把門牌給對方搭房子,他們再重新申請門牌,想不到這次公園要拆遷時,因為門牌是七十九年設的,無法領取拆遷費,變成領不到一毛錢。
雖然有五十年交情的老戰友鄰居,自動要將拆遷費分一半給他,不過李金方認為,沒有必要為此傷了卅年的交情,也不想要錢,只是眼見拆遷將屆,仍沒有住的地方,他也不禁著急。
李金方對面的施三妹,已八十多歲又是素食,雖然在區內住了卅年,也有類似李金方情形,領不到一毛錢,這陣子他試著找房子,但同樣因為每月租金都要上萬元,讓每月只領一萬多元榮民津貼的施三妹,愈來愈急,在社工員上門時,又不知道說明自己情形,只有乾著急。
居住四十年 補償無著
原籍桃園的營業戶自治會會長吳坤明,因為姐姐嫁到當地,在退伍後到十四號公園預定地上打拚,早年他以手工彈棉被為生,他的棉被店開張時,林森北路只有三家商店。他說林森北路開發前叫九台街,底下是一條大水溝,路拓寬及欣欣大眾百貨開張後,林森北路才開始繁榮。
他記得早年區內還有本省人、外省人打架的情形,不過到民國六十年以後打架已很少,六十五年以後居民已打成一片,沒有本省外省人之分,這幾年對面十五號公園住戶有幾次火災,還是他們十四號公園一側的住戶協助撲滅的。
吳坤明很早就支持民進黨,在黃信介選立委時,康樂里只有三票投民進黨,其中一票就是他的;在陳水扁選市長時,陳在里內拿一千七百多票是歷來之冠,不過對陳水扁沒有履行先建後拆承諾,民進黨中央也沒有表示意見,讓他覺得很沒有意思,他說目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家鄉在彰化的賴文筆,退伍後在朋友介紹下,到在康樂市場賣雜貨,一晃廿七年,賴文筆說,他到康樂市場時,就聽到市府說要建公園,但說了廿七年都沒有動靜,這次居然真要幹起來了,由預算通過到要執行拆除,前後只有一個多月,中間又卡著過年,拆遷戶怎麼來得及應變,對市府的作法,賴文筆直說太過分。
住宜蘭的林飛龍在區內住了廿年,也是到台北打天下的類型,他說有錢的人早走了,眼見家園即將拆遷,他擔心的是市府是否真的能做好八十多戶高齡單身住戶安置工作。
盼做好安置 免於恐懼
卅歲的韓鴻順,從小生活在這裡,是區內的第二代,父親早逝,母親又失明,負起家庭重擔,面對拆遷他已開始另找房子,但問到的房子幾乎每月的房租要兩萬元上下,讓他也覺得壓力很大,不過因為年輕,他也認為整個地區改建是時勢所趨,早晚他要搬出去,只是對市府沒有讓他們有太多的搬遷時間,讓他覺得很不平。
在兩地預定地上待了近五十年,不少人將這兒當作第二故鄉,大多數的人也同意這個人鬼雜居民的地方,是需要拆除改建,只是面對茫茫的未來,都希望市府在拆遷前能作好安置工作,讓他們能免於第二次的流離失所。
就像一名高齡榮民在市府說明會中曾激動痛訴的,他在大陸的家已被共產黨毀了,想不到臨老,又遇到市府要拆他房子,大半輩子居然要兩次被「掃地出門」的情況,第一次是戰爭,他無可奈何,不過這次只是為了「建設」,就要拆他房子,真是情何以堪。
五十年來,台北已由農田、水道遍布的地方,變成高樓大廈車水馬龍之地,在這個城市的核心,這群見證台北成長的人,隨著公園拆遷將離開這住了數十年的第二故鄉;以往市府在公共工程進行時,對拆遷安置往往說的多作的少,或是存有霸王硬上弓的心態,這次在學者和外界一直要求市府拆遷前一定作好安置工作下,市府正全力進行老弱的安置工作,希望市府能交出一分讓市民一新耳目的成績單。
來源:聯合報
日期:1992/7/22
攝影:胡國威
圖說:第14、15號公園預定地街景。
來源:聯合報
日期:1992/7/22
攝影:胡國威
圖說:第14、15號公園預定地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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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晨文化 詩集分享:《#編年台北》※
丁威仁〈微風往事〉
*楊弦和胡德夫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唱新詩譜曲的作品,為台灣現代民歌之濫觴。(1975)
那一個微風往事的年代
我們在散場電影之後
摘了一株小草,別在祖父的月琴
約定一個攜手看海的日子
那一個微風往事的年代
我們在廟會結束之後
走在雨中,你說如果忘了我是誰
風會告訴我
那一個微風往事的年代
我們在鄉間小路,不斷再別康橋
而外婆的澎湖灣裡,日子總是
天天天藍,愛情成為了一隻
抉擇悲歡的秋蟬
那一個微風往事的年代
我們向橄欖樹以及秋天的野菊花
告別,只能匆匆地在風中的
早晨,讀你讀你千遍
也不厭倦
那一個微風往事的年代
可樂瓶變成了傳奇,巨龍擦亮雙眼
才發現日常裡都是偶然
或海裡來的沙,請不要動不動
就說愛我,美麗島走在雨中
像流浪者的獨白
那一個微風往事的年代
風告訴我,想把春水叫寒
但一切匆匆,九月的高跟鞋踩著
鄉愁,我們邊走邊網住一季秋
那一個微風往事的年代
我們就要揮別春風
於想像的夢田,唱你的歌
就恰似你的溫柔
這一個往事如風的時代
雙截棍打壞了一顆黑色柳丁
五月下雪的天空裡,有神
叫我們趕緊離開地球
姊姊才是證明
信仰的唯一暗號
〆〆〆〆〆〆〆〆
#丁威仁 創作
#winnie 手寫、襯圖,粉專 Winnie艾寫字,Instagram:writess
※丁威仁詩集《編年台北》(允晨文化,2021年2月3日)
※《編年台北》(引自書介)
戰後七十五年 (1945-2019)
編寫首都的日常,從
年青的滄桑一路成詩
台北城的戰後史不止
北方,彷彿島嶼的光
作為一名詩人及中文學者,我的研究領域除了現代詩外,就是中國古代詩學。歷代文人不乏以詩作記錄該時代重要的史實,譬如「詩史」杜甫的《三吏》、《三別》直接反映時事,白居易更直言「詩歌合為事而作」。他們都強調詩歌不僅可以記錄歷史現象,更能進行對於時代與社會的批判與反省,使得後人藉由這些作品鑑古知今,成就以詩寫史的文化精神。
我曾經以地誌詩作來踏查台灣,那是就「空間」來描寫我的母土。《編年台北》則以「時間」為度量,記錄台北在二戰之後的步履和事蹟。我用有意識的方式編年書寫,在詩題處即明白點出各個年份,並佐以提綱式的標題,讓讀者「按年索驥」。
這種以詩繫年寫史的方式,是我身為台灣詩人的職志。
※丁威仁(1974-)
生於基隆,現任 #清華大學華文所所長。學術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詩文理論與批評、戰後台灣現代詩、魏晉與明代文學、中國古代房中思想、數位與網路文學等。
曾獲 #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聯合報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藝獎 及各地方性文學獎,詩作收錄於各文學或詩選集。除《編年台北》獲第十九屆 #台北文學獎 「#台北文學年金」入圍外,《#走詩高雄》獲2015年高雄市書寫高雄創作與2017年書寫高雄出版獎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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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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