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援郭飛雄的共同聲明
中國異議人士郭飛雄希望赴美照顧剛剛做完癌癥手術的妻子,1月28日在上海浦東機場海關被中共當局攔截,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的借口拒絕郭飛雄出境,對此我們表示強烈憤慨和譴責。郭飛雄是自由的中國公民,不論是從法律角度、人權角度、還是從人道主義角度,中共都沒有任何理由阻止郭飛雄出國探親。中共的這種非人性的行為,再次證明這個政權已經日益法西斯化。郭飛雄已經宣布開始無限期絕食抗議。我們呼籲外界關註這一事態的發展,呼籲西方國家通過外交方式協助郭飛雄達成來美探親的心願。
1月27日,郭飛雄向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和栗戰書發出公開信,講述妻子張青生命危急的情況以及他本人的焦慮:“我的妻子張青2009年遷至美國,現居馬裏蘭州。今年1月9日剛剛做完結腸癌伴肝轉移開腹切除大手術,按照醫院安排,馬上需要進行持續24周的化療,風險極大,生命高危。我必須立即趕赴美國,盡全力照護,幫她渡過人生最危險、最艱難的關口。妻子的遭際令我痛徹心肺,每延遲一天於我都是精神酷刑。“
郭飛雄(真名楊茂東)是中國維權運動的先驅之一。2006年因為參與廣東太石村罷免村官事件被逮捕,2007年被判刑5年,2011年9月12日出獄。期間遭到嚴重酷刑。2009年,郭飛雄的妻子為了逃避中共迫害,帶著兩個幼子逃出中國。2013年8月,郭飛雄因為組織公民群體聲援《南方周末》、在多個城市發起要求中國確認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的活動而再次被逮捕並被判刑6年,於2019年出獄。2016年,郭飛雄因為在監獄遭受酷刑和虐待而絕食抗議一百多天。郭飛雄是愛爾蘭前線衛士組織2015年“前線衛士獎”獲獎者。
請國際社會伸出援手!
簽名人:
王丹,寧先華,陳立群,徐傑,王麗玲,Brian Thomson(英國),段剛,車宏年,曹嘉豪,金巖,丁智彬,李恒青,胡浩,魏泉寶,王斌,陳士勝,王菁,Jean-Philippe Beja(法國),康正果,盛雪,吾爾開希,蘇曉康,王軍濤,劉連軍,楊倩怡,姚戈,周鋒鎖,蔡楚,楊子立,王安娜,陳闖創,張玉紅,徐碩、張博、崔勇、付漢民、張秀巖、朱春風,王進忠,耿和,嚴家其,斯坦(波蘭),鄭存柱,韓武,陳破空,蔡霞,蘇力德,陳維明,陳奎德,傅晨,傅希秋,孟元新,邱家軍,姚小舟,姜福禎,羅偉 ,曹雅學,李傳良,Josie Chan(香港),陳艷 ,李秋 ,毛欣馨 ,燕鵬,相林,馬永濤,周曉,楊俊,李剛,李進進,王鴻祥、易改,朱映明,李德誠,倪宇凡,李祥奎,雷秋生,王瑩 ,陳永忠,金光洪,匡志勇 ,沈茵,王劍虹, 左海艷,金昌,鄧寧,張偉姍,甘向陽,高志,陳光誠,陳瑤池,王霞,張毅,滕彪,劉沙沙,廖亦武,Perry Link,葉榮,張會來,王志勇、界立建、王導,唐元雋,張菁,趙昕,楊憲宏,張秀巖、徐碩、鄒玉燕、劉應春,劉因全,張明,張立新,黃占元,熊焱,葛坤,柴進,張永震,付漢靈,李文韜,劉佳鑫、羅峙、翟佳琳、李毅、閆濤、杜雲 、胡國祥、韓濤、梅海峙、金華良,藺其磊、郭寶勝,李傳良,蘇雨桐,汪岷,郭民主,劉元,李艷玲,耿冠軍,汪洋,高光俊,吳嬌,劉建國,王涵,袁建斌,吳明晨,李鑫,羅永東,許茜,秦少斌,李澤坤,袁宇峰,吳昆鵬,張子雲,陳雲飛,馮崇義,向莉,倪金芳,顏伯鈞,劉開元,陳曉萍,李肅,張林、孫志剛、季風,呂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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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伸宏出獄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發條橙》的界外延伸 — 香港作為「現代的受害者」】
對影迷來說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暴力少年犯艾力作惡多端,最後因為殺人而入獄。為了爭取提早出獄,艾力自願參加「治療」,一邊注射藥物一邊被迫觀看大量暴力和色情影片,實驗將嘔心和迫近死亡的感受,與暴力兼性的衝動聯繫起來,身體的「制約」生效。從此衝動一來,身體就發出排斥反應。艾力被精神閹割後,成為政府成功矯正罪犯的成功樣本。
艾力和同伴殘害隨意挑選的受害者,配合令人嘆為觀止的場景美學,調校出令人不適的美感。牛奶的白、無處不在的性象徵、繽紛明亮的室內設計、主角的邪氣笑容,鋪出一條長長的暴力隧道。行兇作惡的畫面往往是靜止和延長的,每一幕的時間都剛好長到侷促,但這些只是個體無序的暴力,但比起艾力入獄之後面對的國家體制,還是小巫見大巫。電影從第一幕轉入第二幕,才真正引入衝突。艾力和童黨無人性的邪情歪行,襯托出「治理體系」的另一種更巨大的非人魔境。
現代的受害者
入獄之初,艾力變成監獄體系的一個號碼、要脫下所有隨身物品,比喻逐步剝奪個體的性格;後來的心理閹割實驗只是「治療思維」的極端呈現,監獄體系認為自己有責任治療犯人,令他們受到社會的控制。
監獄神父是唯一的實驗反對者,他擁抱人性尊嚴,認為如果人只是在威嚇和控制之下的止暴制亂,就不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那種善就不是真正的善。但艾力一心只想盡快出獄,而獄方則只關心「消滅罪行」的實效,沒空理會神父的長篇大論。艾力在放監後遇到自己以前的受害者,一個作家,對方意味深長地感嘆,妻子是現代(modern age)的受害者,而艾力則是另一種現代的受害者。
其實作家所受的暴力,是因為不信仰舊風俗的少年出現,故曰現代之惡,但個體暴力是前現代的產物,一種原始的產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一定機率出現暴力;但體制暴力,例如監獄、學校、廣義的社會控制、社會化、意識形態,則是晚近出現的東西,是一種更精緻和進化的暴力。像撐開雙眼的金屬支架、播放影片的大螢幕、背後注射的藥物,雖然艾力肉體無礙,但精神被深度傷害。現代的「治療」似乎比古老的死刑仁慈,但更無尊嚴,像原子彈在地上留下毒辣的輻射,後遺症歷久不衰。
艾力入獄前和入獄後的世界皆充滿暴力,只是艾力用熱暴力進行戰爭,國家則使用冷暴力,沒有拳腳的影子,但向四方八面輻射和滲透。「止暴制亂」四字,成為《逃犯條例》之後困擾香港的全息巨靈。政權和警察制止了示威者撞入立法會的暴力,卻乘機將警察的統治擴張到十八區,令香港成為一個更為「現代」和權力更有存在感的地方。
2014年以來的失樂園
在 2014 年之前香港社會相對的「前現代」:隱蔽的政府、象徵式的警察、大部份事情都不會動員法律來解決……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香港早就被迫進入與中國一樣的現代法西斯式社會。從梁天琦等人被禁止參選以來,前現代社會「無為而治」的混沌狀態,逐漸因主權、法律、緊急狀態(三者可能是三位一體的共同存在)的介入而終結,變得壁疊分明。
即使沒有《逃犯條例》,佔領運動以來,香港人經歷了亞當夏娃被迫離開伊甸園的故事,從混沌的自治進入清晰的國家規劃。警力細密佈置到每個社區、踏進私人屋苑「執法」;警隊編制擴充,街道引入監控系統;政權不斷動用「法律資源」(禁制令、公安條例、人大釋法),還有一個由最高層發下來的「宏大敘事」——「止暴制亂」、大灣區、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
伊甸園並沒有這麼多宏大敘事,沒有一個需要胼手胝足也要實現的人類目標。但現在我們有了。「把話說明白」,《831 決議》和《白皮書》都是輸入現代秩序的痛苦過程。這種痛楚一直延伸至今日。不管中國由誰掌權,這種將現代國家緊迫治理輸出到四方八面的慣性,仍然是巨大的慣性邏輯,不因《逃犯條例》、示威者動武、2016 年的旺角騷亂而單獨觸發。
「單獨觸發論」簡單來說,就是認為中國對港政策收緊,是因為香港人不恭順和反抗。例如在 2016 年旺角騷亂發生之後,我就聽過個別社會賢達發言表示,雖然過去 30 年香港民主毫無寸進,但老成持重的他們沒有激嬲共產黨,香港沒有馬上變壞,激進抗爭者反而壞事,「暴力引來暴力﹗」
「單獨觸發論」當然是荒謬的,就像你認為艾力沒有打家劫舍,《發條橙》裡面的「路德維可療法」和監獄體系就不存在;彷彿人類不凝視深淵,深淵就不會凝視人類。到林鄭月娥強推修例,特區和北京強烈撐警暴力鎮壓,一些香港人才醒覺「國家的暴力本質」。
用人類的說話來說,中國要改造香港是大政策,無關是否遭遇反抗。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因為共產黨才「變壞」,或者文革終結了就回復「理性」,但「理性的國家」也許更可怕,「一國兩制」是治療,馬上吸收是斬首。「一國兩制」看來比較仁慈,但也更剝奪香港人尊嚴,並且會造成很多認知和精神問題。
一些善男順女認為反抗給了政權擴權的「藉口」,但他們不接受久守必失的現實。在結果來看,計較誰先開始競賽其實並無意義,總之競爭必然展開。對尼安德塔人的滅絕理論,是必須記取的寓言故事。在組織上,共產黨在廢墟上建立的現代社會,必定比散喚的香港社會更具武裝性,正如古埃及入侵伊甸園也是如入無人之境。
那麼這一切的解藥當然不在戀殖、懷念鄧小平、哀嘆過去曖昧不明的香港走入歷史、在現場質問警察的「良心」去了哪裡……如果苦難只是令人發出呻吟而沒有達到「what doesn’t kill you」之後的轉化效果,我們的苦難只有白費。
害怕民意逆轉、害怕暴力、害怕國族主義、害怕仇恨螺旋、害怕不歇斯底里地反對抗爭就會背負「推人去死」的罪名……這一切都是香港人潛意識恐懼進入現代、恐懼進入政治的心理不適。所以我們才會對「面對怪物不要變成怪物」的古怪戒律那麼有感覺。香港人總是抱著「我不是參與政治」的心態去參與政治;以「非參與的態度」去參與事情;每個人都上了舞台,但卻以為自己還是觀眾。怎麼可能呢?
尼安德搭人的美德
這些都有例子:藍絲 KOL 熱烈愛中國,熱烈活動,並觸犯新加坡法律之後才可笑地表示自己一向不關心政治;或者黃絲自認為香港的反抗可以停留在「一國兩制」或美中共治的想像架構之中,這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一種尼安德搭人式的存在方式。用人類的話來說,如果到了 2014 年之後還在懷念香港曾經是一個非政治、不需要表態的良善之城,認為這種非政治性和含糊就是香港的美好之處,只證明這類出入中國的社會賢達,原來根本沒有從中國崛起學到任何事情。
如果尼安德搭人真是滅絕於無法與智人競爭,也是命,但如果尼安德搭人認為自己的智能劣勢是天真、懵懂和美好,像道家說的大道之始,那只是屬於滅亡者的夢囈。我們不能再做尼安德搭人。「現代」已經駕臨,我們不再乾淨,但這也是成長。電影的結局與原著不同,艾力最後重新回復了「作惡」的能力,他在現代體制君臨的世界中,恢復了一定的主體性,結局非常樂觀,人性凱旋而歸。
別人的國家總是容不下你
艾力作為國家的樣板,與香港作為國家吸納同化異質地區的樣板,可謂異曲同工。但艾力是通過捲入電影中國家權力的競逐,才獲得各種可能。說到底就是落水:他必須通過禍福難料的政治酷刑、以狡黠的臥底心態與魔鬼探戈,才有可能在時代生存下來。國家的邏輯超越善惡,在電影中艾力面對一個容不下他的國家,表面上是因為他作惡多端,但國家總是容不下人,我們總是會被國家視為艾力。
我們沒做錯事,但國家是進化了的怪獸,它不講對錯的相對價值,只講敵我和異同,更為黑白分明的權力結構。例如說藍絲和官員就比較懂得「盲撐」,日本人也懂得「盲撐」。都會的善男順女太過講是非,在 indecent time 太過 decent 可能會輸掉一整個國族的未來。
國家迫害人不是因為善和惡,而僅僅是因為「不同」,因為你是它的異己。太好或太壞,都是不同步。道德太過高尚,不會感化到國家,反而引來迫害。因此我們不能擁抱美德的自我感覺良好,擁抱美德和惡德,得到的國家待遇可能是一樣。
所謂和勇不分,不是主張而是現實。不管你是公民抗命還是以武制暴,得到的結果還是一樣,不要以為某種主張或手段就比較高尚,我們都是 inferior。這是國家的邏輯,我們無可避免會與敵方的思維越來越接近,但不能害怕。例如一直以來「文宣要配合衝衝子」、要為「同路人」隱惡揚善,就有了國家的雛形。進化的方向沒有問題,問題只是進化或者滅亡的速度孰快孰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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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力和同伴殘害隨意挑選的受害者,配合令人嘆為觀止的場景美學,調校出令人不適的美感。牛奶的白、無處不在的性象徵、繽紛明亮的室內設計、主角的邪氣笑容,鋪出一條長長的暴力隧道。行兇作惡的畫面往往是靜止和延長的,每一幕的時間都剛好長到侷促,但這些只是個體無序的暴力,但比起艾力入獄之後面對的國家體制,還是小巫見大巫。電影從第一幕轉入第二幕,才真正引入衝突。艾力和童黨無人性的邪情歪行,襯托出「治理體系」的另一種更巨大的非人魔境。
現代的受害者
入獄之初,艾力變成監獄體系的一個號碼、要脫下所有隨身物品,比喻逐步剝奪個體的性格;後來的心理閹割實驗只是「治療思維」的極端呈現,監獄體系認為自己有責任治療犯人,令他們受到社會的控制。
監獄神父是唯一的實驗反對者,他擁抱人性尊嚴,認為如果人只是在威嚇和控制之下的止暴制亂,就不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那種善就不是真正的善。但艾力一心只想盡快出獄,而獄方則只關心「消滅罪行」的實效,沒空理會神父的長篇大論。艾力在放監後遇到自己以前的受害者,一個作家,對方意味深長地感嘆,妻子是現代(modern age)的受害者,而艾力則是另一種現代的受害者。
其實作家所受的暴力,是因為不信仰舊風俗的少年出現,故曰現代之惡,但個體暴力是前現代的產物,一種原始的產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一定機率出現暴力;但體制暴力,例如監獄、學校、廣義的社會控制、社會化、意識形態,則是晚近出現的東西,是一種更精緻和進化的暴力。像撐開雙眼的金屬支架、播放影片的大螢幕、背後注射的藥物,雖然艾力肉體無礙,但精神被深度傷害。現代的「治療」似乎比古老的死刑仁慈,但更無尊嚴,像原子彈在地上留下毒辣的輻射,後遺症歷久不衰。
艾力入獄前和入獄後的世界皆充滿暴力,只是艾力用熱暴力進行戰爭,國家則使用冷暴力,沒有拳腳的影子,但向四方八面輻射和滲透。「止暴制亂」四字,成為《逃犯條例》之後困擾香港的全息巨靈。政權和警察制止了示威者撞入立法會的暴力,卻乘機將警察的統治擴張到十八區,令香港成為一個更為「現代」和權力更有存在感的地方。
2014年以來的失樂園
在 2014 年之前香港社會相對的「前現代」:隱蔽的政府、象徵式的警察、大部份事情都不會動員法律來解決……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香港早就被迫進入與中國一樣的現代法西斯式社會。從梁天琦等人被禁止參選以來,前現代社會「無為而治」的混沌狀態,逐漸因主權、法律、緊急狀態(三者可能是三位一體的共同存在)的介入而終結,變得壁疊分明。
即使沒有《逃犯條例》,佔領運動以來,香港人經歷了亞當夏娃被迫離開伊甸園的故事,從混沌的自治進入清晰的國家規劃。警力細密佈置到每個社區、踏進私人屋苑「執法」;警隊編制擴充,街道引入監控系統;政權不斷動用「法律資源」(禁制令、公安條例、人大釋法),還有一個由最高層發下來的「宏大敘事」——「止暴制亂」、大灣區、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
伊甸園並沒有這麼多宏大敘事,沒有一個需要胼手胝足也要實現的人類目標。但現在我們有了。「把話說明白」,《831 決議》和《白皮書》都是輸入現代秩序的痛苦過程。這種痛楚一直延伸至今日。不管中國由誰掌權,這種將現代國家緊迫治理輸出到四方八面的慣性,仍然是巨大的慣性邏輯,不因《逃犯條例》、示威者動武、2016 年的旺角騷亂而單獨觸發。
「單獨觸發論」簡單來說,就是認為中國對港政策收緊,是因為香港人不恭順和反抗。例如在 2016 年旺角騷亂發生之後,我就聽過個別社會賢達發言表示,雖然過去 30 年香港民主毫無寸進,但老成持重的他們沒有激嬲共產黨,香港沒有馬上變壞,激進抗爭者反而壞事,「暴力引來暴力﹗」
「單獨觸發論」當然是荒謬的,就像你認為艾力沒有打家劫舍,《發條橙》裡面的「路德維可療法」和監獄體系就不存在;彷彿人類不凝視深淵,深淵就不會凝視人類。到林鄭月娥強推修例,特區和北京強烈撐警暴力鎮壓,一些香港人才醒覺「國家的暴力本質」。
用人類的說話來說,中國要改造香港是大政策,無關是否遭遇反抗。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因為共產黨才「變壞」,或者文革終結了就回復「理性」,但「理性的國家」也許更可怕,「一國兩制」是治療,馬上吸收是斬首。「一國兩制」看來比較仁慈,但也更剝奪香港人尊嚴,並且會造成很多認知和精神問題。
一些善男順女認為反抗給了政權擴權的「藉口」,但他們不接受久守必失的現實。在結果來看,計較誰先開始競賽其實並無意義,總之競爭必然展開。對尼安德塔人的滅絕理論,是必須記取的寓言故事。在組織上,共產黨在廢墟上建立的現代社會,必定比散喚的香港社會更具武裝性,正如古埃及入侵伊甸園也是如入無人之境。
那麼這一切的解藥當然不在戀殖、懷念鄧小平、哀嘆過去曖昧不明的香港走入歷史、在現場質問警察的「良心」去了哪裡……如果苦難只是令人發出呻吟而沒有達到「what doesn’t kill you」之後的轉化效果,我們的苦難只有白費。
害怕民意逆轉、害怕暴力、害怕國族主義、害怕仇恨螺旋、害怕不歇斯底里地反對抗爭就會背負「推人去死」的罪名……這一切都是香港人潛意識恐懼進入現代、恐懼進入政治的心理不適。所以我們才會對「面對怪物不要變成怪物」的古怪戒律那麼有感覺。香港人總是抱著「我不是參與政治」的心態去參與政治;以「非參與的態度」去參與事情;每個人都上了舞台,但卻以為自己還是觀眾。怎麼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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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有例子:藍絲 KOL 熱烈愛中國,熱烈活動,並觸犯新加坡法律之後才可笑地表示自己一向不關心政治;或者黃絲自認為香港的反抗可以停留在「一國兩制」或美中共治的想像架構之中,這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一種尼安德搭人式的存在方式。用人類的話來說,如果到了 2014 年之後還在懷念香港曾經是一個非政治、不需要表態的良善之城,認為這種非政治性和含糊就是香港的美好之處,只證明這類出入中國的社會賢達,原來根本沒有從中國崛起學到任何事情。
如果尼安德搭人真是滅絕於無法與智人競爭,也是命,但如果尼安德搭人認為自己的智能劣勢是天真、懵懂和美好,像道家說的大道之始,那只是屬於滅亡者的夢囈。我們不能再做尼安德搭人。「現代」已經駕臨,我們不再乾淨,但這也是成長。電影的結局與原著不同,艾力最後重新回復了「作惡」的能力,他在現代體制君臨的世界中,恢復了一定的主體性,結局非常樂觀,人性凱旋而歸。
別人的國家總是容不下你
艾力作為國家的樣板,與香港作為國家吸納同化異質地區的樣板,可謂異曲同工。但艾力是通過捲入電影中國家權力的競逐,才獲得各種可能。說到底就是落水:他必須通過禍福難料的政治酷刑、以狡黠的臥底心態與魔鬼探戈,才有可能在時代生存下來。國家的邏輯超越善惡,在電影中艾力面對一個容不下他的國家,表面上是因為他作惡多端,但國家總是容不下人,我們總是會被國家視為艾力。
我們沒做錯事,但國家是進化了的怪獸,它不講對錯的相對價值,只講敵我和異同,更為黑白分明的權力結構。例如說藍絲和官員就比較懂得「盲撐」,日本人也懂得「盲撐」。都會的善男順女太過講是非,在 indecent time 太過 decent 可能會輸掉一整個國族的未來。
國家迫害人不是因為善和惡,而僅僅是因為「不同」,因為你是它的異己。太好或太壞,都是不同步。道德太過高尚,不會感化到國家,反而引來迫害。因此我們不能擁抱美德的自我感覺良好,擁抱美德和惡德,得到的國家待遇可能是一樣。
所謂和勇不分,不是主張而是現實。不管你是公民抗命還是以武制暴,得到的結果還是一樣,不要以為某種主張或手段就比較高尚,我們都是 inferior。這是國家的邏輯,我們無可避免會與敵方的思維越來越接近,但不能害怕。例如一直以來「文宣要配合衝衝子」、要為「同路人」隱惡揚善,就有了國家的雛形。進化的方向沒有問題,問題只是進化或者滅亡的速度孰快孰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