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816）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我同麗儀分隔20年的遭遇，特別是1979年我們所遭受的政治重擊，現在的年輕讀者也許覺得這樣的關係既淒慘又難得，但若與許多人在大陸的遭遇相比，不但算不得什麼，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幸運了。有一位麗儀的學生留言說，1965年前麗儀能夠每年寒暑假來香港，是他們那時想像不到的特權。
雖然「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雖然期望能夠共同生活和有完整的家庭是正常社會太普通的意願，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權利，但在專權壓力下，她的際遇，我的際遇，我們的際遇，已經算很幸運了。
1954年中學畢業時我們的同級同學，約有一半以上都在那一年或一年後，入讀中國的大學。他們當時都愛國熱情高漲，決心為祖國貢獻青春，但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都一一回香港了。留在大陸時間越久，回到香港時的失望、落寞甚至悲戚就越甚。四分一世紀後，幾乎全部投奔祖國的香港青年都回來了。回港後，在中國的學歷不被承認，基本上找不到與專業相適應的工作。有一次，我同老同學共聚，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其中一位資質甚高的同學，我還記得他名叫丘共明，在文革時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儘管文革後獲「平反」，但對死去的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最讓我懷念和惋惜的，是與我關係特別好的同學，他叫林秉寧。中學時他就是地下共青團員。他思想敏銳，知識廣博，引導我閱讀《大眾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讀物，他常跟我分析中國和世界形勢，我的思想「進步」在某程度上是由他帶動的。他沒有擔任班幹事。但在我們到廣州投考大學那兩個星期，他被中共當局任命為考生領袖，由他傳達和帶領我們參加各種活動。他的背景也就顯露了。他順利考入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據知他一直被黨信任，積極參與政治活動。1956年，毛澤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黨組織要知識人「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林秉寧也按照黨的指示，在組織同學的討論會上，主動提出報上看到的一些「鳴放」言論，展開討論。誰料接下來是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掀起，林就莫名其妙地被指他在討論會提出的話題，是右派言論，把他打成右派。跟著大學畢業，不給他分配教師的工作，而是下放農村勞動。這一去就二十多年。林的父親在美國紐約開洗衣店，在1960年代已經給他辦好了移民美國的手續，但林仍然等待對他的「政策落實」，希望有一天能以他所學教育中國下一代。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他又滿懷希望地等了兩年。到1979年，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他還想爭取機會留在祖國。直至他申請到的護照和美國簽證到手，他仍然抱著最後一個希望，試探能否有做中學教師的機會。然而仍舊不得要領。終於他帶著滿頭白髮，虛度二十五年的人生最好的歲月，滿懷身心的創傷，離開了中國。在他往美國之前，我在香港與他相聚。他對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隻字不提，只是不停長吁短嘆。後來，我聽說他在紐約唐人街餐館洗碟子，不懂英語，與美國社會隔離。有人說他曾被搶劫而受傷。
除了我們那幾年，號召香港中學生回國升學之外，1958年大躍進時期，一些左派工會也動員香港工人回祖國參加建設，迎接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當時我認識的一些工人也辭去香港的工作回去了。結果，同樣地，幾乎全都灰頭土臉地回香港。
2000年《上海文學》連載、中國作家楊顯惠寫的《夾邊溝記實》，記錄了當年專門收容右派分子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的悲慘故事。其中有一段記大飢荒時期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右派分子：「董建義，上海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 到蘭州，1957年給領導提意見定為右派，押送夾邊溝農場勞教。1960年11月上旬餓死，時年35歲。記得當時他圍著被子坐在地鋪上和我說話，說他女人快到了，看來用不著我為他料理後事了。他正說著話，頭往膝蓋上一垂就死了。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後，見遺體已被割食，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上…… 。」
讀來讓人毛骨悚然！我的右派同學的遭遇與之相比，又不算什麼了。（50）
圖1，中學畢業時的丘共明；
圖2，在畢業禮上，林秉寧坐我身旁；
圖3，埋有二千多右派分子白骨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遺址。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