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循善誘
替他人留下決定空間的另一種方式是發問,而不直接發表定論。
納飛茲.阿敏(Nafeez Amin)和人合開雪帕補習班(Sherpa Prep),那是美國華盛頓特區的一間考試準備與入學顧問公司,提供GMAT與GRE課程,十幾年來協助數百位學生進入全國最好的研究所。
然而在早期的時候,納飛茲注意到有個問題一再出現:學生讀書讀得不夠勤。
納飛茲除了管理公司,通常也參與教學。大部分的學生已經好幾年沒念數學,GMAT又不允許考生用計算機,因此課程第一天通常從一些基本的算數暖身。此外,納飛茲會大致提一下課程的安排方式,鼓勵學生擬訂讀書計畫,最好還能向朋友透露自己正在補習,這樣比較不會半途而廢。
可是當納飛茲和學生討論的時候,他發現學生把目標放在很好的學校,卻不知道那需要非常認真讀書,GMAT才可能達標。許多學生根本沒做好背水一戰的心理準備。人人都申請相同的前十名頂尖學府,卻以為只需要付出一小點努力就能進去。學生不明白,頂尖學校的錄取率通常只有五%,而且申請者之中臥虎藏龍。
許多人報名補習班時,想說自己以前申請大學的SAT分數打敗群雄,或是以前考試都考很好,沒問題的。然而申請研究所是不同的戰場,對手不再是一群懵懂高中生。納飛茲的學生這次不僅要和其他的大學畢業生比拼,而且大家的大學成績都好到足以繼續念研究所。這次的競爭對手是頭腦更聰明的一群精銳。光是以前的認真程度還不夠。
納飛茲問學生課後打算花多少時間溫習,他聽到的數字低得驚人。大部分的人說一星期五小時,最多十小時。課程結束時,大約讀了五十小時的書,但學生如果要拿到心目中的漂亮分數,需要讀兩三百小時的書。五十小時差遠了。
然而當納飛茲試圖告訴學生這個事實,大家只是呆呆望著他,不相信他說的話;或是聽到要那麼累,乾脆打退堂鼓。開課第一天的反應非常不佳:這傢伙憑什麼告訴我,我必須更認真念書?
納飛茲不希望潑冷水,但他希望學生認清事實,了解他們課後還得花更多時間念書。考好GMAT遠比想像中困難,要花的時間比預期的多,要努力一段時間才會見到成果。
納飛茲因此改變方式,不再告訴學生他們需要做什麼,而是問他們要什麼。下一次他教課時,一開始就先問:「你們為什麼來這裡?你們的目標是什麼?為什麼要考GMAT?」
學生回答:「我們想進入最好的商學院。」
「好,那你們知道要進那些學校,需要多少分嗎?」
一名學生回答:「我需要七百二十分。」另一名學生回答:「七百五十分。」
「你們要如何考到那些分數?」納飛茲問。
學生此起彼落回答,開始對話,討論完後發現,每年考GMAT的人大約有二十五萬人。排名前二十的MBA課程,入學人數大約是一萬人。換句話說,僧多粥少。學生開始發現進研究所比想像中困難許多。
學生意識到這件事之後,納飛茲開始把對話引導到他最初想抵達的地方:大家需要多努力念書。「如果要考到高分,落在你們要的百分位數,你們認為一星期需要讀幾個小時的書?」納飛茲問。
學生沒用猜的,也沒隨便拋出一個數字,他們發現自己不知道答案,開始反問納飛茲問題。「老師,你輔導學生有一段時間了,你認為需要花多久的時間?」學生問,「像我這樣的學生,通常需要讀幾小時的書,成績才能進頂尖的學校?」
賓果。
這下子納飛茲拋出三百小時的數字時,每個人都認真聽他說話。學生計算一下,發現不可能在十週的課程內、一星期讀五小時的書,就達到大約三百小時,必須調整計畫才行。討論結束時,學生說自己會念書的時數,變成一開始的三倍。
納飛茲利用發問來促成結果。學生更認真讀書、從課程中獲得更大的收穫,考試成績也變好。納飛茲靠的不是直接告訴學生他們需要多少溫習時數,而是協助他們自行找出答案。
發問可以帶來兩種效果。首先,就和提供選單一樣,問題會轉換聽眾扮演的角色,不再忙著反駁,想出所有他們不認同某個說法的理由。他們的心思被另一件事占據:找出問題的答案。他們把注意力放在那個問題帶來的感受、他們有什麼看法。大部分的人樂於談關於自己的事。
第二,更重要的是發問可以促成接受。人們極可能不想聽別人的話,想照自己的意思做;而此時問題的答案可不是隨隨便便的答案,而是他們自己的答案。由於這是他們個人的答案,反映出他們自己的想法、信念與偏好,這樣的答案更可能驅使本人行動。
警告標誌與公衛宣導通常能提供資訊,但採取聲明的形式,如:「垃圾食物會讓你變胖」或「酒駕是謀殺」。
這種做法的目標是開門見山、直接了當,但通常給人的觀感是愛說教。民眾心生抗拒,開啟防禦模式反應:「哼,垃圾食物才不會讓你變胖;我認識很多人都吃麥當勞,體重從來都沒增加過。」或是「這廣告也太誇大。我朋友上星期就是喝酒後開車,也沒死人。」尤其是人們對某個議題有強烈看法時,太強勢會讓他們感到被脅迫,使訊息造成反效果。
不過,相同的內容可以用問問題的方式來傳達:你認為垃圾食物對你有好處嗎?
如果某個人的答案是「沒有」,這下子他們進退兩難。請他們解釋自己的看法時,這個問題會鼓勵他們踏出第一步。他們清楚意識到垃圾食物對自己沒好處,而一旦承認,就比較難繼續吃下去。
問題會促使聽眾按結論去做。不論怎麼答,行為要符合自己給出的答案。
納飛茲問學生想考到多少分,但他不是隨機選中那個問題。納飛茲會那樣問的原因是,他知道學生的答案將引導學生抵達他一直希望他們抵達的地方。
某間醫療器材公司的高階主管因為業務人員不肯帶下屬感到困擾。她寄出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開了一場又一場的會議,鞭策資深員工指導自己負責的新人。
然而,催也沒用。獎金是取決於成交量,因此管理人員寧願把時間花在談生意上,無暇訓練別人。
事情缺乏進展讓那名高階主管沮喪不已,最後問一名業務:「你是如何成為如此成功的銷售人員?你今天使用的一切技巧是在哪裡學的?」
業務回答:「喔,我跟提姆學的。他是我以前的上司,已經離開公司了。」
高階主管想了想,接著問:「那如果你的團隊無法向你學習,他們要如何進步?」
如今那位業務是全公司最優秀的導師。
你是否企圖改變公司文化,或是要讓團隊支持不愉快的公司重組?催化劑不會把事先定好的計畫硬塞給同仁,恰恰相反,他們先從問問題開始。去找會受到計畫影響的人,徵求他們的意見、讓他們參與規劃過程。
這種做法有兩種好處。第一是能蒐集到問題的相關資訊——不只是問卷資料或道聽途說,而是從每天實際負責處理的同仁那聽到實情,得出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更重要的是第二項優點:當方案出爐時,更可能受到所有人的支持。大家不會感覺是上面的人一聲令下、他們就被迫接受,反而感到自己也參與了改變的過程。他們已經替結論出力,也因此更願意花心力讓結論成真——這點將加快改變的速度。
循循善誘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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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如何改變一個人》
華頓商學院教你消除抗拒心理,從心擁抱改變
作者:約拿.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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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
循循善誘這個方式儘管很基本,但基本功要練得好,也要透過不同案例來學習。這個方式的重點是,不要一下子把答案塞給對方,這反而讓對方不想買帳。
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即便剛開始好像進度慢,但對方感覺靠自己領悟出答案,對方會比較有動機執行。讓人感覺參與了做決定的過程,這也能給人尊重。
我曾經請青少年想像自己是父母,請他們試著解決青少年常見的問題。通常青少年也給不出什麼好答案,最後只好分享自己的父母如何應對—這種將心比心,讓青少年自己體會到,父母的難為。
即便鐵證如山,還是有很多人寧可相信自己抱持的錯誤答案。因為這答案產生的過程有當事人自己的努力,也牽涉到自尊、自主,大部分人都滿心期待自己的推論能被驗證為真,即便推論過程多麼荒謬跳躍。
祝願您,能學習問對問題,這常能鼓舞人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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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問卷 在 吳思瑤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雞排妹ili鄭家純 在主持工作時被客戶性騷擾事件,她勇敢揭發,並且決定把這場主持的收入都捐出,「讓一個糟糕的壞事有個好結局」。
我非常敬佩她的善良及勇氣,但很遺憾,如同每一次的性騷擾或性傷害事件一般,社會上還是存在一些「檢討受害者」的聲音,讓人不捨也氣憤。
溫暖公理是台灣人不變的DNA,請大家一起給雞排妹鼓勵打氣。
而身為國會議員,從體制面下手解決問題,抑止事件再發生並協助更多被害人,是思瑤的職責及使命。
這正是我和 范雲 FAN, Yun 共同舉辦一系列 #跨職場 #打造反性騷防線座談會 的初衷。
#建築人WeAreOne 座談於上個月舉辦,這是建築界各相關團體有機會一起坐下來,正視職場長期存在的性別不平等,與許多藏在暗處的性平事件正面對話、正面對決的第一次!
為了促成這場台灣建築界史無前例的對話,我與合作的 臺灣空間規劃設計產業工會 與 WOMEN in Architecture Taiwan 台灣女建築家學會 耗時數個月,開過大大小小籌備會,跟所有相關部門索取資料檢視制度漏洞。
最令我難熬的,是聆聽個案的故事,一個個令人震驚心疼,這樣的事件從未停止。
我知道這不是個輕鬆的話題,這場「建築人反性騷擾」座談我刻意不在立法院舉行,我特別安排自己心愛的場地,在一個充滿溫暖與美感的空間裡,讓大家平等舒適地坐在一起,我們希望盡量做得多貼心一點點。
看活動照片就知道,這是真正的「促膝長談」「平等對話」,再來點茶點熱飲,讓大家胃暖了、心也暖一些。
除了工會(NSDU)、女建築家學會(WAT) 提供專業的經驗分享和網絡支持,我也拉上 建築改革社(建改社)、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的好朋友,擴大參與,還有政府相關部會齊聚,大家坦誠對話,共商如何提出解方。
我的團隊整理行政院性平處、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考試院考選部、營建署、警政署、勞動部、 衛生福利部、 教育部 相關性騷擾防治的政策與統計資料,逐一檢視現行法規落實不足之處;
工會郭孟瑜理事長統整問卷調查中的建築人親身經歷,學會許麗玉理事長分析了實際案例的各種樣態,建改社和各公會則提出了非常實質的內部改革方案。
性騷擾不只跟性有關,更跟展現權力有關。
這次被爆料的很多個案,都是被業界認為大師級、英雄式的人物,但偏偏正是因為這種光環太耀眼,反而模糊了互動的份際。
因為職場上的權力不對等,很可能讓員工不敢拒絕不舒服的言行,而讓加害者誤以為自己是被崇拜、被允許繼續。
「原來這樣的行為構成性騷擾要件,造成當事人身心受害⋯⋯」
「過去確實都沒有注意到這些環節啊。」
「以後真的要避免這樣的情境發生,要提醒事務所同仁一起『提高警覺』」
「有同理,就能前進!」對我來說,這就是這場座談會的重要價值。
我們獲得了幾項共識結論,是我未來和范雲在立法院強化監督、完備法制的基礎:
1. 營建署應透過建築師每6年換證需具積分300點以上之研習時數,開設性別平等研習課程。
2. 勞動部應積極將《性別工作平等法》納入未來勞檢查察範圍,並著重檢查第三章第13條中,對雇用30人以上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之規定。
3. 內政部即刻透過各該主管機關及職業公會網絡,研議檢討及落實《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中,對雇用10人以上應設立性騷擾申訴管道之規定。
4. 檢討現行職場性騷通報機制,朝統一、有效、即時、讓受害者有安全感的目標改進。
5. 為落實建築產業專業內部控管,建議各公會可利用成立性平小組、提供培訓課程,或利用法規說明會等集訓場合納入性平培力宣導。
6. 教育部高教司與學特司應針對建築相關科系學生,在實習前接受性騷擾防治指南與培訓。
雖然全場談論的是一個個讓人心酸痛楚的事件,但這同時也是我舉辦過最最溫暖的一場座談會。
建築人反性騷,We Are One!
員工協助方案問卷 在 宋國鼎律師 苗栗縣議員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是誰讓社工變得更弱勢?】
在準備這次總質詢社工議題時,想起因緣際會下認識一名已離開社工領域的朋友,他跟我分享自己的一段經歷:早在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長年在外的他終於回到家鄉,那時什麼勞權概念、勞基法都不懂,做的是政府委外的兒少保護工作,機構跟他簽約每月三萬塊薪水,後來才知道實際上機構跟政府的委辦方案薪資是三萬三千元,工作一段時間後,便請他跟其他社工簽下差額捐款收據,說是機構有經費困難,捐款是為了這些受虐兒少的活動支應費。
他說曾經有段時間因為假日都在辦活動,連續工作幾週後,硬生生病倒了,請了2天假,還差點讓機構用事假來扣薪。
他說他只覺得不對勁,但,卻還怪自己該有的法律知識不足,事後也不斷檢討是不是自己的體力、心力確實不夠強韌,卻在多年後才知道原來是這個機構的不健全,讓他在面對個案之餘自己也傷痕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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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功德人檯面下的陋習回捐
其實,第一次聽到『回捐』時,我是極度訝異的!雖然我知道社工一直以來普遍低薪,但我詫異的更是社福單位為什麼選擇剝削社工,再讓社工去幫助他人?
首先,我提問處長知不知道各種回捐手法?因為身為主管機關如果不知道機構取巧手段,那麼即便有破釜沉舟的心要禁止回捐,那麼也會是徒勞無功的。
常見的手法是機構以『現金方式』給薪,請社工直接捐款。巧立名目以『指導費』、『認領募款額度』為由。再來就是『薪資高報或浮報』,社工拿到的薪資與政府補助的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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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長承諾禁止回捐
但『強力要求機構』、『問卷調查』,夠嗎?
社會處長斬釘截鐵表示現在苗栗縣內不可能會有回捐,因為縣府強力要求不可以有這種狀況,只要有,社團的社工師(員)們、可以到衛福部系統反應。
當我問處長這樣斬釘截鐵地回答有依據嗎?縣內有做過調查嗎?處長回答:有,補助方案的社工會進行『問卷』以及平常『教育訓練』,鼓勵他們有回捐狀況主動回報。
處長也說回捐是對社工的人格是最大的侮辱。
台東社會處在爆發高雄晚晴協會回捐案之後立刻表態縣內無發生回捐案,但也被基層社工發聲曾經出現回捐狀況。對於社會處長捍衛社工權益的信念我是很認同的,但是,我們也必須體認現實,回捐手法好似層出不窮的詐騙手段,縣府僅以問卷調查這樣的力道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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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薪資新制元年,#社工看得到也吃得到嗎?
今年度中央推行的薪資新制,建立樓地板政策,期望降低社工流動率,目前縣內落實新制,但其他縣市更出現有『社福宣導員』或『轉任教保員』的規避狀況,社會處長強調縣內財政,明年度會運用公彩基金保障社工持續累進加薪,並且強調縣內絕無被迫消失的社工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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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內社工人力負荷
監察院於2019年糾正衛福部,發現社工普遍有低薪、強迫回捐、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等問題,讓服務弱勢民眾的社工,反成為勞動權益中弱勢的一群。
社會處說明縣內社工師執業人員約有280多名,廣義社工大約有450多名。社會處長表示社工人力荒,全台都一樣。以兒少保護社工的載案量來到50幾件以上,更不用說其他類型社工的案量甚為龐大。
人力不足的現實條件下,每個社工的載案量變高了,工作量也變多了。現實條件嚴峻之下,縣府應該做什麼保障社工勞動權益呢?
在總質詢之前,諮詢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討論縣府究竟還能做什麼增強社工專業制度的落實?接下來,我會好好地向社會處追蹤;包含:社會處是否有辦理工作坊、新進社工熟悉相關資訊、勞基法、契約問題…等層面。
近幾年來,看起來越來越重視社會安全與福利,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常常把「社會安全網」口號高聲一擲,好像喊一喊整個社會就變安全了?!
屢屢發生重大社會事件時,總是會有此起彼落聲音出現:社工在哪裡?為什麼沒能阻止悲劇發生?對社工來說社會安全網似乎變成社工的使命必達任務!但不可忽視的是,乘載著每個家庭的負荷與壓力也成為社工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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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社工回捐案之後
機構和政府互相綁架,尤其在小型單位,助人社工還擔心回捐如果吹哨檢舉、機構遭懲處後倒閉,沒有人能服務個案與家庭,『明明是做對的事情,卻變成講出真話的人才是異常的。現在有不少的社工都陷在這種困境循環中。』
社工薪資回捐、高流動率的惡果,最後會由社會福利個案、整個社會來承擔成本,更可能經常出現『永遠是最嫩的社工在處理最複雜的社會問題』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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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委外方案契約合理化
《機關委託社會福利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15條明定:績效良好的廠商獎勵金制度,以不逾契約價金總額或契約價金上限百分之十為限。
縣府委外方案多半是年度契約,建議縣府落實『合理的議價』與『獎賞制度』。當縣府用合理的委託計畫,『合理成本』與『合理盈餘』的雙重思維,讓這些機構能夠不需要偷工減料、又能讓在地的社福產業持續耕耘,不用靠剝削社工也能好好生存。
檢視回捐陋習,造成的負面效應實在很大。一方面壓榨了基層社工、造成社工的消耗與流失;二來:降低捐款民眾對於社福單位的信賴度,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善心反而支持惡待員工的組織;三方面:政府的社福政策也無法順利推動。
這就可能導致三輸局面。
當我們理解社會的個人與群體是需要被好好對待與協助,也努力營造一個『不拋下任何人』的社會,那麼,你我更沒有理由置身事外、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試圖打造三贏局面,社會才有能量前進!
也期待,至少在苗栗的社福運作可以持續往好的路途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