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五日想說一說廖亦武的故事
在路上/廖亦武
隔著一張茶几與廖亦武對坐,59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在我們面前斟酒。起初的對答遲疑而謹慎,暗暗的房間,亮晃晃的攝影燈打在作家臉上,簡直是審問。
作家神情略顯不安,硬要拉著編輯廖志峰入鏡受訪,「你過來這兒坐舒服一點。」「這樣的訪談會不會讓你想到監獄問口供啊?」「欸,」作家木訥地應了一聲:「一般採訪之前,我都要喝一點,暈暈浮浮就無所謂了。」語畢,在杯子裡倒上了高粱,推到我面前。
「這次來台灣挺不容易啊,您出發前還被扣在法蘭克福機場。廖志峰在臉書上講這個事,有人還留言說是否梅克爾緊縮難民政策,要逐走廖亦武了?」
他解釋自己拿的是大陸人民進出台灣簽證,可護照卻是德國政治難民護照,2個對不上,在機場被櫃檯扣下來,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在中國有申請出境20次遭拒的紀錄,不免讓人往政治迫害的事實去聯想。
廖亦武是當今國際文壇中深受注目的華人作家,2001年,在中國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視為反動書籍遭查禁,2008年,該書借屍還魂,出版英譯節錄本《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書籍不容於中國書市,卻有英、法、德等20幾種譯本,他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歷年獲獎者有蘇珊‧桑塔格、帕慕克等人,是諾貝爾文學獎前哨站,此後,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他的名字亦屢屢在賭盤上,成了熱門人選。
流亡作家來台不易,出中國更難。2010年,他第16次申請出境獲准,前往德國參加國際文學獎,回國前,友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抱著他哭,勸他不要回去了,但他堅持在母語環境寫作,「劉曉波當時獲和平獎,我認為情況可能要轉好了,沒想到我完全估計錯誤,我一下北京機場,就被請進了北京派出所。」異議分子余杰、冉雲飛三番兩次被刁難,他四次申請出國訪問遭拒,隔年,索性一個登山背包,擺一本《周易》《史記》和一把簫,穿越過中越邊境,逃了。作家始終在路上。
「我在雲南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雲南太熟悉了,我買通黑社會,知道他們在河口經常放人出去,販毒的、大宗賭博、賣淫集團,都可以出去。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偷渡後交錢,他們一邊數錢沒錯,然後放行,」他講一講笑出來:「還好我名聲沒有劉曉波、艾未未來得大,不然肯定是不行的。」他坐火車到河內,待了3天,腦中好幾套劇本:德國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要不行,就給德國駐京記者打電話,讓他寫個新聞,變成國際事件。
他一關闖過一關,最後還是在河內機場給拿下。越南海關見他拿單程機票,要他再買一張返程票,「當時是有點冒冷汗,他們說如果不買,就要把我移送中國海關。那機票特別貴,先後給了黑社會這麼多錢,私下留了一千多歐元,幾千人民幣,不得已把所有錢掏出來。當飛機起飛,著實鬆了一口氣,我當時有點缺鈣,腿都有點抽筋。」許久不寫詩的他,在飛機升空的剎那突然有寫詩的心情:「一個嬰兒誕生在天空。」
重獲自由的一刻他想到的是詩,讓他入獄其實也是詩。他在六四前夕寫長詩〈大屠殺〉,隔年入獄,然而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浪子。詩人1958年出生四川鹽亭,童年在文革中渡過,教書的父母被遊街示眾,他逃家流浪,「像一條狗一樣到處竄來竄去」,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他考不上大學,當過煮飯工,開過大卡車,也開始寫詩。偶然間聽到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的〈嚎叫〉,腦袋轟一聲炸開了,「他的詩第一句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被瘋狂給摧毀』,我就想我們連瘋狂都沒瘋狂過,他媽的還摧毀。」
60年代的美國嬉皮給了80年代中國詩人學習榜樣,他開始路上的生活。他在女人身上踏開一條大道,也四處晃蕩,「四川到北京5天4夜的慢火車,我就鋪報紙睡硬座下面。聽到有人談論詩歌,就從別人的褲襠底下探出頭來,一面看他們的褲襠,一面聽他們談詩論藝,」他恨恨地說:「媽的,那時候中國就是沒有毒品,要不肯定去了。」
1989年初夏,他受邀到北大朗誦,世界正沸騰,而他對天安門上群眾激情與狂歡無動於衷,打道回四川。6月2日,四川涪陵也開始騷動,小街上都是持槍的武警,敏感的詩人覺得惶惶不安,在3日下午寫了長詩〈大屠殺〉:「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
詩歌如籤詩,預言了8小時之後發生的事。隔年,他和一班哥們籌拍詩歌電影《安魂》在重慶被抓,被判4年。「人生前半段只是一個短暫的上午,一個懶覺睡到十點,還沒弄清活著是怎麼一回事,就該吃午飯了。」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嬉皮青春,然而他的人生一下子就天黑了。
黑牢記憶在出走德國後寫成《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該書英文書名叫做《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乍看浪漫的書名來自殘忍的際遇。他在獄中哼歌被獄卒逮到,被罰唱滿一百首,唱不滿,獄卒拿著電棒要他把舌頭伸出來:「精神戀愛不過癮,還是親親歌裡的妹妹吧。」「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30多首就卡殼了,」他回憶道:「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棒戳入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極權要他閉嘴,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是在獄中,或出獄後。他在獄中和高僧拜師學吹簫,出獄後賣唱維生。邊緣人格只能和邊緣人做朋友,他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書籍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來的多半是北京慕名而來的粉絲。書中受訪對象,有底層攪和的朋友,也有獄友的故事,「在監獄那些人不斷地說他們的故事,殺妻碎屍的,從糞坑逃獄的,我夢都夢到他們,他們講了幾十遍,我不可能忘記。像惡夢一樣追蹤我,我只好把他們寫出來。寫出來才能擺脫這個惡夢。」寫作像遺忘,也是見證。
我們看他的手稿,因為獄中紙筆珍貴,文字跟文字之間沒有縫隙,簡直是螞蟻一樣。在中國,他多次遭警察抄家,幾百萬字手稿被奪走再寫,寫了再被奪走,「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抄去手稿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他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而他9月即將出版的小說就是《輪迴的螞蟻》。
他極其喜歡螞蟻這個意象,人面對浩瀚宇宙,渺小如螞蟻。2014年,他和中國藝評人結婚,生下的女兒就叫書蟻,楊書蟻。「跟著媽媽姓?」「對,螞蟻順著楊樹爬得比較高嘛,那個意象才對,跟著我姓廖,一點意義也沒有。」「但你不需要子女傳宗接代?」「我需要啥傳宗接代,估計知道我的人就很多,有我的書就夠了。」
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問他六四都是近30年前的往事了,不怕後來的人愈來愈不在乎了嗎?他扛出了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當今世道再混亂,也混亂不過春秋戰國,孔夫子都逃亡了13個國家,如喪家之犬,但他還是堅持文化傳承。」他笑了出來:「我因講真話坐牢,但人一輩子還是講真話舒服一點。我講真話,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最終結果也不是太慘是吧?」始終在路上的詩人似乎停下了腳步。他住家旁有德國最大的森林,森林有湖,湖裡有人裸泳,夏日裡,他總是推著嬰兒車,帶女兒散步,女兒睡覺了,他就停下來讀書,整個夏天又讀完一遍《紅樓夢》,他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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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3新譯本 在 蕭詒徽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後來她告訴我,這篇專訪刊出之後,她決定休息一下,空了幾個月,推掉幾個工作。「因為忽然發現自己停在那個樣子很久了。」她說。我聽了覺得很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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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最近傳來的訊息說,她這陣子又開始爆忙。於是,我又沒那麼愧疚了。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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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要在高雄與她對談。想到兩年前,〈無病呻吟〉的 MV 剛出來的時候,我在網誌上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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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源可能是那一年媒體造謠 Kurt 因為吸毒過量而半身不遂,為了嘲諷,Kurt 在巡迴演唱會上坐著輪椅出場,吊著點滴,在歌迷歡呼中猛地站起來開始表演。〈把所有煩都燒了讓它變成煙〉裡 Leo 王也坐著輪椅,無論是不是用了 Kurt 的典故,裝病似乎是被亂貼邊緣標籤的人對所謂『正常』的反擊:你說我病我就病給你看了吧。故意對號入座,只是這個座是輪椅。社會給某一群人的位子永遠是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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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他的歌詞開始會提到才華焦慮,不知道是誰,是什麼事讓他必須如此拮抗。身為同樣開始覺得自己才華不夠用又不願示弱的路人,聽歌時竟然會可悲地見獵心喜。那天聽完歌做了筆記:『什麼是才華焦慮呢?其實就是別人的才華。我們總是先看見別人的才華、然後才看見自己的才華。如果這個世上只有一個人,那個人就是世上最有才華的人了。但要是那樣,他根本就不會曉得才華是什麼東西、是用來幹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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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和佩萱,所以我不斷說服自己:是對談、是對談,所以我沒有打破自己不辦講座的誓言。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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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很緊張,因為她太有才華了。而且這個世界有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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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子,就只有她,站在台北某一條路邊哭。那是 2010 年,剛從高雄北上的郭佩萱 18 歲,不知道自己在哪裡。「真的,我那時候就真的哭出來,想說台北到底是怎樣,為什麼公車那麼多?根本看不懂要去哪裡。在高雄,我們家附近只有一班公車,只有一個號碼。我只需要坐那個號碼、去它會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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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輔大旁還沒有捷運站,郭佩萱手上也還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 Google Maps。但這些並不是當時的她時常迷路的全部理由。爸媽都是老師,高中大學都上第一志願的哥哥受到的管教還稍微鬆一些,郭佩萱卻連去離家最近的 7-11 次數都用手指就數得出來。她數學不好,考高中時分數剛好在雄女門檻,但單科沒達標,進了高師大附中;填大學志願時,文組的她順著父母的意,把政大每一個系都填上了。心想:好,志願表前半部就讓給你們,但政大以下要是我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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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終究沒有鐵了心。說是自己想要,手仍默默照著學校分數高低把眼前的岔路排了順序。想走藝文、傳播相關科系,而輔大分數「對家長而言還是比世新高」,因著這樣一份隱隱願意降順上一代期望的念頭,郭佩萱進了輔大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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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來,彷彿一直都不是她選路,而是路選她。但,無論高師大附中還是輔大影傳,都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結束了郭佩萱的階段性迷路——進高中第一天,她看見如今是大象體操吉他手的學長張凱翔坐在樓梯間大彈大唱,覺得這個人是瘋了嗎?然後又覺得,這樣很帥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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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因為他才決定加入熱音社的。那時候入社還要筆試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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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張凱翔出給學弟妹的其中一個題目是:你覺得音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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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覺得,如果要說可以拯救世界的,就是像他這種人。」28 歲的郭佩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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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張凱翔,她人生看的第一場演出可能不會是滅火器加馬猴的不插電。從小學古典鋼琴的她,可能也不會成為社內的吉他教學,和現在大象體操的鼓手涂嘉欽組團;沒有這份和音樂的聯繫,說不定兩年後成為她高中學弟的 Leo 王與她便少了一些話題。要是 Leo 王與她因此稍微疏遠一點,郭佩萱的 MV 導演之路就不會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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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台北就在路上哭,也不是突然。讀過高師大附中/師大附中者,或許會懂得附中病的滋味,何況郭佩萱的附中經驗是和將來的大象體操一起度過的。高師大附中校園就在高師大內,高中部脫掉制服走出校園也不會有人管,大學部搞什麼事、高中部也都看在眼裡。等上了大學,許多附中人發現同學瘋的事情自己早就瘋過,難免曾經滄海難為水,其他新生對大學生活滿是新鮮與過份積極的表情,讓見怪不怪的附中生反而顯得是異類了,「他們到底在 high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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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看附中病離群索居,其實那症狀本質只是物以類聚。「我會說自己在系上很邊緣,但我說的邊緣,是不覺得有人跟我興趣很像。所以我一直往外跑。」大一大二,她到遠在輔大 12 公里外的早秋咖啡打工,只因為覺得和自己有連結的是早秋的人。「就逃去那個地方。比較不想待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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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因為作品,她被冠上「怪奇」「鬼才」「kiang」的標籤。她自己卻後知後覺,大概因為習慣了這種遠。2017 年和鄭宜農到紐約拍片,脖子掛著相機,嘴上抽著草,迎面兩個男人走過來邀請她到一座陸橋上幫他們拍照。她不疑有他,沒想到一上橋就觸動警鈴,NYPD 圍上來,若非她一臉無辜觀光客,就被帶走了。「怪人怪事吸引機」,郭佩萱那陣子在 IG 貼文上這樣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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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以為紐約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結果宜農說,沒有,她之前在那邊,完全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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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她才開始懷疑怪事聚攏和自己有關,「我就問凱翔說,會這樣,是不是因為我自己也很奇怪啊?凱翔就說,咦妳是現在才發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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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這倒是附中病識感中迷人的一塊了:我並不奇怪,我只是做自己,結果讓別人覺得我奇怪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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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每個人的本質都很怪,差別只在有沒有表現出來。我真的有很怪嗎?我覺得大家說我怪的時候,都還是把怪當成某種『潮』;但真正的怪,比如說在公園對著樹打拳的阿伯,那種怪是沒有人理解的。當一個人很真誠地表現自己,他就有可能『被當成怪的』,那對我而言不是真正的怪。」真正的怪,是和盤托出之後仍不被理解;自我風格的展現,在郭佩萱的尺度裡算不上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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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她的風格何來?其中一支脈絡仍與離家有關。自稱高中畢業之前在家中「像照著課本過活」,北上就學獨居脫離管教,郭佩萱一口氣大解放:「我想要看這個世上所有負面的東西,看 B 級片、變態的片;網路上列的什麼十大禁片,我全部都要找到、我就是要看。從書上找那種最黑暗的東西⋯⋯」除了打工,她就窩在沒有對外窗的租屋看片,分不出白天夜晚。作家言叔夏在散文裡寫過看電影到日日不見天日,反正我很閒鍾佳播談他那醒來看片睡著做夢的大半年,竟與郭佩萱的大學生活不約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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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脈絡,則是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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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交通各有潛規,郭佩萱摸不透市民大道和忠孝東到底哪邊不能騎機車,傻傻騎著騎著,好幾次被警察攔下。偶爾上錯橋,機車下不來,一人一車在陣中不知所措,卻又不能停下,因為停下來更蠢,更危險。安全帽下表情淡定,是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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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台北騎士經驗既是真正發生的處境,也是處事的隱喻。「在台北會有某種自卑感,某天發現潮流不是自己想的那樣,發現我的 fashion、設計感,根本和別人不同。猛一回頭,發現自己 sông sông 的。一開始,我會覺得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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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能停,停了更蠢,「後來在 MV 創作上,我知道要創造精緻的美感要有很強的美術,但隨便一個設計科系的人都可以做出比我漂亮的 MV,那我的 MV 到底好在哪?我需要的並不一定是把自己變得和別人一樣。我需要的,反而是誠實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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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的,爛爛的,但又好像沒有完全那麼粗糙。想著:算了啦,就這樣啦,雖然很爛但照樣弄出來⋯⋯到了某個程度,反而覺得,欸,好像那個東西打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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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還是有在聽,但影傳系學生畢竟要拍片。原想繼續玩團的郭佩萱沒有足夠的時間,在大學中後期以拍攝短片為重心。以為會與音樂漸行漸遠,高中學弟 Leo 王這時正好從巨大的轟鳴轉戰饒舌,找上她拍影像作品〈唐伯虎點秋香〉,場景就在郭佩萱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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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成本新台幣 32 元,用來購買兩大張綠色的紙,貼在她房間牆上當綠幕,燈光用家裡的檯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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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就想說,好,沒錢,要爛我們就要爛到超屌,把爛東西全部弄上去。那不能單純說是裝作嚴肅或刻意幽默,主要還是那份真誠。如果你有一點點意圖精緻、做作的感覺就會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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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生哲學,也是導演心法,騎錯橋也要騎下去的覺悟,仍能從郭佩萱如今的作品中見得。在她的 MV 裡,雖然會採用實景,但在美術或取鏡上,畫面往往並不極端寫實,留有刻意讓觀眾感受到非寫實空間的破綻,例如〈你朝我的方向走來〉中半實半虛的電影院票口,例如〈Hotel〉中亦真亦假的日式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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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的演出,也被調整在類似的狀態,一方面在早期案子經費不多,讓素人或音樂人親自演出能有效壓低預算,另一方面,素人演出的不協調感,與上述郭佩萱的影像美學確實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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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也影響她撰寫拍攝腳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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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希望在某個地方有幽默感,但我們知道素人一定沒有足夠的演技去表達劇本上寫的『幽默感』,所以我很習慣腳本寫得很清楚、很簡單,簡單到會告訴演員『這個地方你要用某某動作拿水起來喝幾口』這種地步;這種情況下,演員並不需要知道太多情緒,我會來掌控所有動作銜接起來的效果。反而如果是有經驗的演員,他們對腳本上的動作和情緒都有自己的想法⋯⋯這時如果他們的演技沒有到最佳,很容易兩面都顧不好:既沒有素人做不到動作時那種可愛的不知所措,也沒辦法表達腳本要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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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手來演戲,現場可能會尷尬,所以那個東西才好笑,因為那是真的,不是演出來的,」郭佩萱說,「但硬要演尷尬卻演不好的時候,後期再怎麼剪,都不會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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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常對大家說,拍演員最可怕的,就是卡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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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佩萱式的爛到極端,成了她的招牌。最近找上她的業主,不少指定要這樣的風格。今年中,Leo 王發布的其中一支新曲〈時間的奶昔〉,郭佩萱第一次玩 3D 動畫,就挑戰將動畫中的破圖和失真玩到最底。製作時,她站在動畫師螢幕旁,下的指示是「做爛一點!再爛一點!那邊太精美了,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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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郭佩萱的「草口未工作室」圓夢之年:拍到了偶像斑斑(林以樂)的作品〈假期〉,也因黃子軒與山平快〈Hotel〉的機緣請到另一個偶像拍謝少年當演員,還讓拍謝的薑薑穿上女裝。七八月有時間受訪,是郭佩萱刻意拍出空閒給自己。上半年實在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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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曾在路邊大哭的少女,如今成了為了找工作室空間守在電腦前、凌晨三點一看到房訊馬上傳訊息、隔天直接衝到房東面前簽約的行動派。草口未現址落在中山區與大同區交界、獨立書店與五金修繕共存的巷弄裡,一整層樓的老公寓。陌生人來訪,第一句話總是問:這是妳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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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才知道,她是真的少回她真正的家了,有事回高雄時甚至會借住朋友的住處;與家庭的連結淺,郭佩萱的情感支持多半來自友人。自嘲人生會變成這樣都是因為小時候看太多王道漫畫,被灌輸了「在偉大航道上就是要有伙伴」的價值觀。她仍維持著附中人的風骨,縱然被當成異類也要持續尋找同類,除她以外,草口未兩位成員劉政瑋、徐廉傑都是她的大學同學,她開玩笑說是她們是系上唯一有電影夢的人;長期合作的服裝余冠儀是她的高中死黨,也是她少數交好的女性朋友。今年一忙,郭佩萱三番幾次想過擴編,但一想到需要適應不熟悉的對象,又決定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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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案子,是朋友牽的線;偶爾拍到原本不熟悉的樂團,拍攝前就盡量他們聊天,也是為了先把他們變成朋友。「越熟悉的人,我拍得越好。真的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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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就是由朋友構成的啊。」被外界想像為特立獨行女子的她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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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MV 導演,不能不說是受同溫層影響。朋友都在做音樂,所以她拍 MV。從她的職業足跡來看,自然會意外 2017 年受訪時,她說自己的目標依然是拍個人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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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熱愛自己的工作,但,「在 MV 裡,我不是唯一作者,我跟音樂人是一半一半的。我自己不喜歡在 MV 裡把我放得非常重,影像導演太過支配一切、蓋過音樂,MV 就無法感動人。因為這樣,MV 裡我只有一半而已。還是想要建造自己的世界,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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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並非一開始就曉得表達的方法。回到 2008 年的高師大附中。校園裡,熱音社的男同學常常「捉弄」郭佩萱,一個人架著她,另一個騷她癢。說是捉弄,郭佩萱是真不舒服,卻只懂得埋頭逃跑,連老師看到都忍不住對她說:我教妳防身術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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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覺得,這應該是因為當時的我不會表達我的心情。大家看我平常好好的,其實我對於人之間很細微的事情很敏感——如果今天他跟我玩,我生氣了,導致他尷尬的話,我看著他尷尬會比我自己尷尬還難受。而我沒辦法不看到別人因為我而產生的情緒反應,所以我乾脆不表達自己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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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的內隱的情緒,只好反饋回虛構。「我認知到現實生活沒有辦法實現我的想像⋯⋯我想像的世界跟現實是不一樣的。然後,我就會覺得,唯一可以實現我想像中世界的,好像只有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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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是她回應同類的方式,而電影讓她往更深、或許連身在同類之中都不被理解的部份邁去。想起她的譬喻裡那位對著公園的樹打拳的阿伯。郭佩萱真正的怪,還沒有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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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執著,讓她即使忙到連續工作四個月,空閒時仍在想本。也是這份執著,讓原本想成為攝影的她改當導演到如今,「在業界,女生當攝影,意見會很不被看重;還有一些很現實的事,比方男生可以兩個沙包,妳只能扛一個,那沒有攝影師會找妳去當助理,妳就沒有管道可以摸索這個領域。我居然也做過造型欸!因為我是女的,大家找我幫忙,就是問我要不要做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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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當導演與剪接時,她不會感覺自己被身體或身體所被附加的印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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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這個身份,讓我覺得我在想什麼有被重視。這一點還對我來說還滿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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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她的作品中那些注視女性時的微妙視角:MV 裡,女性角色現身時常被郭佩萱給予慢動作、近距離特寫;同時,她會刻意展示女性身體帶有性魅力的細節或動作,例如〈無病呻吟〉裡演員穿著護士裝甩點滴管、〈我朝你的方向走來〉中 9m88 以指節騷後腰、淺堤〈陷眠〉中冒汗的依玲啜飲紅茶冰的唇形,是性感,也帶點過份誇張化雄性凝視的惡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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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她,在作品中放入這些,也和身為生理女性有關嗎?她卻說道,其實她曾經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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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不太知道怎麼跟女生相處。國中時有點懷疑自己喜歡女生,但後來知道不是⋯⋯可是,反而是因為確認自己是異女這件事,讓我開始懂得去欣賞女性。因為有太多事情是生理男無法理解的。當我發現男性無法理解這些事之後,這一點又反饋到我以前恐女時那種『為什麼我不能當男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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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說我想變性,或變成 T 什麼的,不是這樣。是我一直想要擁有很多男生會有的那種中二眼光。那種眼光是因為沒有體驗過社會上女生的遭遇才能保有的。我的作品很多中二視角,應該是一種彌補心態吧?我當不了中二的男生,但是我可以去重現我想像中的那種還沒有被破壞的、看世界的眼中,應該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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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自己的眼光不要這麼敏銳,卻反而捕捉到了最微小的地方。許多地方,身為直男的攝影師沒什麼特別感覺,是郭佩萱在攝影機旁喊:「你要拍那個脖子!那裡男生會覺得很好看!你是性冷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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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時說笑,偶爾被當成哥兒們,想過最多以後,看起來反而像沒想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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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是一個很嚴肅的人。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我真的是會跟人家說我想死的那麼低潮。可是到了最底,我想到最負面的事的時候,我發現我的身體反而是笑出來的。聽起來很荒謬,但或許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吧?然後我才發現笑這件事對我來說好重要喔,笑的時候我好像別人,像一個旁觀者,看所有痛苦都是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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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真實的途徑可以是誇張與虛幻。她說,她最喜歡的創作者都是能將現實和虛幻結合得非常好的人。「純粹的虛幻,是你腦中想什麼就是什麼;可是,真實是需要發現的。當對事物的了解深到一定程度,才有辦法將兩者結合在一起,讓人從腦子想的東西裡發掘出真實來。我還是想要保留我的想像世界,但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這是我現在想要創作出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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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通過張凱翔的考驗,進了熱音社,是這一切的開始。音樂能不能改變世界?16 歲的郭佩萱對著景仰的學長回答:「人們所有戰爭、衝突,都是人類思想的發表。而音樂,也包含了人類的思想。如果說戰爭可以改變世界的話,那麼,音樂也可以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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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她又試著逗我笑:我只有自己回答得好的事情,才會記得這麼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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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啦,就這樣啦 ——
專訪導演郭佩萱:那邊太精美了,麻煩再爛一點
https://bit.ly/3l0DZ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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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洪以樺 Chair Hong
責任編輯_ 溫若涵、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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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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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南方 —— 以百年之名:文學沙龍系列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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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文學館二樓: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 39 號
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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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8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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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2:00
楊佳嫻 VS. 騷夏:從身體出發由詩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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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5:00
鄭秉泓 VS. 鄭烱明、曾貴海、陳坤崙、彭瑞金、鍾鐵英、鍾鐵鈞、鍾舜文等:點亮臺灣文學的火炬,我們眼中的葉石濤、鍾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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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8:00
凌性傑 VS. 楊子霈 VS.沈信宏:你家與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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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 21:00
鄭聿 VS. 徐珮芬,林達陽主持:痛並快樂著,廢且慢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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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9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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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2:00
蕭詒徽 VS. 郭佩萱:尋找最理想的誤解:文字/影像作為現實的兩種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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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5:00
陳雋弘 VS. 任明信,林達陽主持:寫詩的我與不寫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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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18:00
林達陽 VS. 張嘉真:青春書寫的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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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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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3新譯本 在 對我說髒話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八九年六四前夕,廖亦武寫了一首長詩《大屠殺》,坐了四年的牢。
香港維園連續辦了三十年的紀念活動,今年也不獲准舉辦。像是小說《1984》那樣,回憶是有罪的。
大規模的記憶清洗工程就要開始,哪怕是用血也要洗刷乾淨。
明天,自由廣場紀念活動,能多記住一天是一天吧。
《在路上/廖亦武》
隔著一張茶几與廖亦武對坐,59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在我們面前斟酒。起初的對答遲疑而謹慎,暗暗的房間,亮晃晃的攝影燈打在作家臉上,簡直是審問。
作家神情略顯不安,硬要拉著編輯廖志峰入鏡受訪,「你過來這兒坐舒服一點。」「這樣的訪談會不會讓你想到監獄問口供啊?」「欸,」作家木訥地應了一聲:「一般採訪之前,我都要喝一點,暈暈浮浮就無所謂了。」語畢,在杯子裡倒上了高粱,推到我面前。
出國頻被拒 帶史記和簫偷渡
「這次來台灣挺不容易啊,您出發前還被扣在法蘭克福機場。廖志峰在臉書上講這個事,有人還留言說是否梅克爾緊縮難民政策,要逐走廖亦武了?」
他解釋自己拿的是大陸人民進出台灣簽證,可護照卻是德國政治難民護照,2個對不上,在機場被櫃檯扣下來,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在中國有申請出境20次遭拒的紀錄,不免讓人往政治迫害的事實去聯想。
廖亦武是當今國際文壇中深受注目的華人作家,2001年,在中國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視為反動書籍遭查禁,2008年,該書借屍還魂,出版英譯節錄本《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書籍不容於中國書市,卻有英、法、德等20幾種譯本,他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歷年獲獎者有蘇珊‧桑塔格、帕慕克等人,是諾貝爾文學獎前哨站,此後,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他的名字亦屢屢在賭盤上,成了熱門人選。
流亡作家來台不易,出中國更難。2010年,他第16次申請出境獲准,前往德國參加國際文學獎,回國前,友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抱著他哭,勸他不要回去了,但他堅持在母語環境寫作,「劉曉波當時獲和平獎,我認為情況可能要轉好了,沒想到我完全估計錯誤,我一下北京機場,就被請進了北京派出所。」異議分子余杰、冉雲飛三番兩次被刁難,他四次申請出國訪問遭拒,隔年,索性一個登山背包,擺一本《周易》《史記》和一把簫,穿越過中越邊境,逃了。作家始終在路上。
「我在雲南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雲南太熟悉了,我買通黑社會,知道他們在河口經常放人出去,販毒的、大宗賭博、賣淫集團,都可以出去。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偷渡後交錢,他們一邊數錢沒錯,然後放行,」他講一講笑出來:「還好我名聲沒有劉曉波、艾未未來得大,不然肯定是不行的。」他坐火車到河內,待了3天,腦中好幾套劇本:德國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要不行,就給德國駐京記者打電話,讓他寫個新聞,變成國際事件。
學嬉皮浪蕩 像條狗竄來竄去
他一關闖過一關,最後還是在河內機場給拿下。越南海關見他拿單程機票,要他再買一張返程票,「當時是有點冒冷汗,他們說如果不買,就要把我移送中國海關。那機票特別貴,先後給了黑社會這麼多錢,私下留了一千多歐元,幾千人民幣,不得已把所有錢掏出來。當飛機起飛,著實鬆了一口氣,我當時有點缺鈣,腿都有點抽筋。」許久不寫詩的他,在飛機升空的剎那突然有寫詩的心情:「一個嬰兒誕生在天空。」
重獲自由的一刻他想到的是詩,讓他入獄其實也是詩。他在六四前夕寫長詩〈大屠殺〉,隔年入獄,然而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浪子。詩人1958年出生四川鹽亭,童年在文革中渡過,教書的父母被遊街示眾,他逃家流浪,「像一條狗一樣到處竄來竄去」,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他考不上大學,當過煮飯工,開過大卡車,也開始寫詩。偶然間聽到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的〈嚎叫〉,腦袋轟一聲炸開了,「他的詩第一句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被瘋狂給摧毀』,我就想我們連瘋狂都沒瘋狂過,他媽的還摧毀。」
60年代的美國嬉皮給了80年代中國詩人學習榜樣,他開始路上的生活。他在女人身上踏開一條大道,也四處晃蕩,「四川到北京5天4夜的慢火車,我就鋪報紙睡硬座下面。聽到有人談論詩歌,就從別人的褲襠底下探出頭來,一面看他們的褲襠,一面聽他們談詩論藝,」他恨恨地說:「媽的,那時候中國就是沒有毒品,要不肯定去了。」
寫詩入黑牢 獄卒惡整電肛門
1989年初夏,他受邀到北大朗誦,世界正沸騰,而他對天安門上群眾激情與狂歡無動於衷,打道回四川。6月2日,四川涪陵也開始騷動,小街上都是持槍的武警,敏感的詩人覺得惶惶不安,在3日下午寫了長詩〈大屠殺〉:「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
詩歌如籤詩,預言了8小時之後發生的事。隔年,他和一班哥們籌拍詩歌電影《安魂》在重慶被抓,被判4年。「人生前半段只是一個短暫的上午,一個懶覺睡到十點,還沒弄清活著是怎麼一回事,就該吃午飯了。」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嬉皮青春,然而他的人生一下子就天黑了。
黑牢記憶在出走德國後寫成《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該書英文書名叫做《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乍看浪漫的書名來自殘忍的際遇。他在獄中哼歌被獄卒逮到,被罰唱滿一百首,唱不滿,獄卒拿著電棒要他把舌頭伸出來:「精神戀愛不過癮,還是親親歌裡的妹妹吧。」「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30多首就卡殼了,」他回憶道:「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棒戳入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極權要他閉嘴,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是在獄中,或出獄後。他在獄中和高僧拜師學吹簫,出獄後賣唱維生。邊緣人格只能和邊緣人做朋友,他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書籍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來的多半是北京慕名而來的粉絲。書中受訪對象,有底層攪和的朋友,也有獄友的故事,「在監獄那些人不斷地說他們的故事,殺妻碎屍的,從糞坑逃獄的,我夢都夢到他們,他們講了幾十遍,我不可能忘記。像惡夢一樣追蹤我,我只好把他們寫出來。寫出來才能擺脫這個惡夢。」寫作像遺忘,也是見證。
獄中紙如金 字跡細小如螞蟻
我們看他的手稿,因為獄中紙筆珍貴,文字跟文字之間沒有縫隙,簡直是螞蟻一樣。在中國,他多次遭警察抄家,幾百萬字手稿被奪走再寫,寫了再被奪走,「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抄去手稿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他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而他9月即將出版的小說就是《輪迴的螞蟻》。
他極其喜歡螞蟻這個意象,人面對浩瀚宇宙,渺小如螞蟻。2014年,他和中國藝評人結婚,生下的女兒就叫書蟻,楊書蟻。「跟著媽媽姓?」「對,螞蟻順著楊樹爬得比較高嘛,那個意象才對,跟著我姓廖,一點意義也沒有。」「但你不需要子女傳宗接代?」「我需要啥傳宗接代,估計知道我的人就很多,有我的書就夠了。」
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問他六四都是近30年前的往事了,不怕後來的人愈來愈不在乎了嗎?他扛出了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當今世道再混亂,也混亂不過春秋戰國,孔夫子都逃亡了13個國家,如喪家之犬,但他還是堅持文化傳承。」他笑了出來:「我因講真話坐牢,但人一輩子還是講真話舒服一點。我講真話,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最終結果也不是太慘是吧?」始終在路上的詩人似乎停下了腳步。他住家旁有德國最大的森林,森林有湖,湖裡有人裸泳,夏日裡,他總是推著嬰兒車,帶女兒散步,女兒睡覺了,他就停下來讀書,整個夏天又讀完一遍《紅樓夢》,他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抗議諾貝爾 斯德哥爾摩裸奔
嬉皮講孔子,以為老了,但他把杯子換成碗公,斟酒,推到我面前,喝開了,講起2012年為抗議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共產黨員莫言,在斯德哥爾摩裸奔的事。他在商場電梯脫光衣服,順著停車場竄出來,「我跑了60米,衝上台階才讓國王的衛隊給拿下,當我赤身裸體穿越斯德哥爾摩廣場,我感覺特別high,警察的呼喊聲特別遠,星星月亮都在天上,我當時很得意,我終於超越自己,」老嬉皮對自己做的事充滿激情,他嘿嘿笑了2聲:「結果被關了一晚,我可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牢都坐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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